執(zhí)拗的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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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
我把這次的講座題目定為“執(zhí)拗的低音”，所指的其實不只是底下我提到的那幾個層面。演講時，我在口頭上提到“后見之明”作為一種歷史思考方式所遇到的困難、提到歷史解釋中設想歷史人物是處在“無限理性”狀態(tài)的謬誤、提到如何重新了解“風”，及這種史學思維可能給我們歷史研究帶來的新養(yǎng)分。其實還有更多的問題，比如在新史學中，“歷史”與“意義”如何分道揚鑣？它何以仍是一個揮之不去的老問題？不過，在這個對談中，我想集中討論我在演講中提到的一兩點：幾年來，關(guān)于新舊文化的爭論，大部分都把“史實的重建”和“價值的判斷”混在一起。新派人因為對舊派人思想價值的鄙棄，所以對他們的歷史觀點也一概否定。舊派也常常反過來做同樣的事情。這一百年來，新派逐漸成為主流論述，舊派對歷史文化的看法，因為其思想保守而常常被連帶地掃到歷史的邊緣，被否定，或成為隱蔽的層面，但并不一定是不存在。我一向認為，同一時間的歷史發(fā)展是由多個層次構(gòu)成的，有些是主調(diào)，有些雖然存在，卻成了執(zhí)拗的低音。
對這些“低音”需要“重訪”。我想做的工作之一，是從問題遮蔽的那一面看主流與邊緣的分叉點。
列奧·施特勞斯覺得十八世紀以來，西方受到科學主義與歷史主義的影響，忽略了古希臘、羅馬文本的許多深義。如果做歷史研究，創(chuàng)造轉(zhuǎn)化本身的“消耗”就很大。當我們回過去看，會發(fā)現(xiàn)有些東西沒有被表述和彰顯，有些東西慢慢成為低音。Pierre Hadot的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認為，現(xiàn)代人對古希臘哲學的研究，其實加上了太多現(xiàn)代的框架，經(jīng)過幾度抽離，那些帶有生命實踐的部分被抽離了。經(jīng)過Pierre Hadot重訪之后，更能把握其精微的復雜性。就像維科擺脫笛卡兒思維的影響，發(fā)現(xiàn)了古希臘很多后人感到陌生的東西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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