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正義

出版時間:2008-05  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  作者:[美]王冠華  頁數(shù):225  譯者:劉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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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概要

在仍然受家庭、家族和地方觀念束縛著的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為什么能夠發(fā)生1905—1906年抵制美貨那樣同仇敵愾的愛國運動?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很難回答。本書超越主要從民族覺醒角度進行的傳統(tǒng)解說,一方面到社會結構性變革過程(如市場聯(lián)系的擴展、信息傳播的近代化以及各種市民團體的出現(xiàn)等)之中去探討運動的時代特征,一方面注意考察參加運動的不同群體的不同利益,尤其是海外華人和上海商人的合理私利,從而對運動的起源、策略、斗爭方式和結局做出了更為令人信服的解說。有理由認為,本書以其寬闊的學術視野和社會運動理論的運用,為中國近代民眾運動研究開辟了新路向。

作者簡介

王冠華  山東大學學士、南京大學碩士、美國密執(zhí)安州立大學博士。現(xiàn)任美國康涅狄格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上海大學文學院、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中文作品有《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合譯),《愛國運動中的“合理”私利:1905年抵貨運動夭折的原因》(《歷史研究》)等。

書籍目錄

譯者的話導言第一章  中國移民與美國排華第二章  晚清政治話語中的移民第三章  抵制運動前的大眾行動第四章  商人與抵制美貨運動的起源第五章  初始階段:確定抵制策略和支持者第六章  強權與公理:抵制運動的思想意識第七章  第二階段:大眾采取行動第八章  鎮(zhèn)壓與轉化結語主要參考書目譯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第一章 中國移民與美國排華  盡管有著復雜的社會起源,抵制美貨運動仍然是_個針對單_問題的運動。在美國的中國移民人數(shù)并不多,.到。世紀最初幾年大約有l(wèi)0萬人左右,不到整個中國人口的0.02%。這些移民大都來自中國南部廣東省和福建省的一些縣(Tsai l971:200,Hunt l983:61)。然而,如果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中國移民聯(lián)系起來,中國人在美國受到的歧視就變得重要起來。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在1894--1895年中日戰(zhàn)爭和l899—1901年義和團起義中屈辱地被日本和其他國家戰(zhàn)敗的歷史,其意義就更為重要?! 〉种七\動爆發(fā)前官方和公眾對中國人移居海外的認識,經(jīng)歷了幾個階段。19世紀中期以前,和吸食鴉片、走私食鹽以及秘密教派活動一樣,移居海外在中國沒有合法地位,在出國移民較多的地區(qū)之外也沒有引起任何關注。但是清政府在19世紀50年代屈從了西方人提出的“自由自愿移民,,的要求,由此,它便開始承擔起管理中國人移民海外事務的責任。到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保護海外華人成為清政府的一項政策。當改良派、革命派和出版業(yè)在20世紀初年開始影響到更為廣泛的公眾時,海外華人的生存狀況便成為一個公共問題,具有了深遠的經(jīng)濟意義和政冶恿義。  直到抵制運動于20世紀初年爆發(fā)之際,關于海外華人一直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而又相互關聯(lián)的看法。一種比較流行的看法強調(diào)道德觀念,對海外華人持批評態(tài)度。這一看法認為,移民出國的根本目的是為了金錢,他們在海外遭受的痛苦,部分是咎由自取。按照這種看法,移民海外的行為應該予以制止,移民應該返回祖國。另一種意見比較現(xiàn)實,也比較具有同情心。持這種看法的人認識到一部分中國人移居海外在經(jīng)濟上是不可避免的,并建議中國政府為它在海外的國民提供保護。到19世紀末,隨著中國人對外部世界認識的加深,后一種看法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支持。 、  移民潮  中國有著悠久的移民歷史,但在19世紀以前,中國人的移民并不具有太大的社會和經(jīng)濟意義。中國人在19世紀大量移民海外,基本原因是國內(nèi)人口的急劇增長和持續(xù)的動亂。對此,歷史學家們已經(jīng)做過許多論證(如Yen l985,朱國宏l994)。這一時期中國人移民海外,也受到了世界范圍的殖民化和資本主義化的強烈刺激(Hclly l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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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論 (總計6條)

 
 

  •   對于抵制美貨真的有了不一樣的看法啊
  •   這個系列的書好像都不錯。。。開眼看世界。。。
  •   這是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的博士論文,考察清末抵制美貨的社會運動。本書將這一所謂愛國運動置于當時全球化的背景,從利益、觀念、社會結構等多角度,開展了深入的研究。
  •   書本身的內(nèi)容不是很感興趣,但海外學者能在一件事上做出如此深入的研究分析,其方法令人敬佩。
  •   隧道燈sgs豐富等
  •     如果說1899-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是國人——尤其是下層民眾——針對東西方列強“侵華”而作出的一次最激烈的回應,那么5年以后那場波及中國沿海大部分地區(qū)的抵制美貨運動,則可以說是國內(nèi)民眾在面對同樣危機時作出的相對理智的一次回應。在這場運動中,紳商、城市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擔當了領導者的角色。整個過程中,組織者和參加者幾乎摒棄了一切暴力手段,采用相對溫和的方式表達了對國家和民族正當權利的訴求。一個飽受欺凌,在對外事務中習慣了以暴易暴的民族,在這場中國有史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城市民眾運動中,竟然如此冷靜并將抵制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nèi),和5年之前使天下大嘩的“拳亂”相比確實是不可同日而語。
      
      美國康涅狄格大學歷史系王冠華教授的著作《尋求正義:1905—1906年的抵制美貨運動》,詳細地考察了這場由“排華法案”所引發(fā)的對美貨進行全民抵制一事的來龍去脈。他指出了先前流行的解釋這個大規(guī)模、跨地域的民眾運動的兩種主流觀點——“階級利益說”和“民族覺醒說”——的缺陷。對于前一種觀點,他指出,盡管運動的矛頭指向排華法案,但是運動絕大多數(shù)組織者和參與者“并不能從排華法案中直接受益”。而對于后一種觀點,他指出,幾乎每個社會階層都卷入了這場運動,由于他們各自不同的目的和動機導致他們在運動中的表現(xiàn)也不盡相同。所以,在作者看來,“民族覺醒說”不過是這個事件的大前提,即自鴉片戰(zhàn)爭以后,國人就一直在經(jīng)歷著一個不斷覺醒的過程。它具有普遍性,而不具備特殊性。
      
      作者著重強調(diào)了“網(wǎng)絡和組織的存在”,即在1905年以前,包括商會、讀書社、婦女組織和學生組織在內(nèi)的大量團體如雨后春筍般出現(xiàn),這些團體的成員本身就是社會上的活躍分子,具有敏銳的國家和民族意識。同時也由于這些組織中的個人或組織之間的關系網(wǎng)絡的存在,使運動得以在較大的范圍內(nèi)展開,在無序之中蘊含著有序的跡象。作者還強調(diào),由于現(xiàn)代印刷業(yè)的發(fā)展和通俗大眾宣傳的開展,使這場運動的初衷和目的廣為人知,并大大激發(fā)了廣大民眾對“海外同胞”的同情心,使運動獲得了源源不斷的發(fā)展動力。
      
      《尋求正義》一書最大的特點就是竭力避免將研究對象簡單化。在作者看來“愛國主義、私利、其他人的壓力、無知、尋求刺激”等動機,都是促成運動爆發(fā)的重要原因。同時由于不同階層的這些不同的目的,使運動呈現(xiàn)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復雜性:對于廣大青年學生和城市知識分子而言,可能對運動強國御侮的目的更為強烈,完全受一種愛國主義情懷的驅(qū)使而投入到運動中去。而對于商人階層而言,則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出于外界壓力而挺身而出的因素———盡管抵制運動會給他們帶來損失,但又不得不迫于愛國熱情而隨聲附和。同時對于那些普羅大眾和市井小民而言,受到宣傳的鼓動、出于樸素的正義、無知或是尋求刺激,無疑是他們參與運動的重要原因。將考察重心分散到社會的各個群體中,“強調(diào)地理分布廣闊的各個不同群體之間的互動”,這是本書超出其他同主題研究著作的特別之處。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運動的組織者實際上對促使美國修改或廢除排華法案并無信心,他們反倒更重視由運動激發(fā)的“民氣”的巨大效用。在民族覺醒的大背景下,運動本是由排華法案而起,卻超出了真正的爭取廢除排華法案的范疇;本以抵制美貨為形式,目的卻未局限于抵制,而是希望以此為契機,實現(xiàn)廣大民眾的團結和更多的平等訴求。這是抵制美貨運動不同于以往的群體性事件的一個最大的特點。
      
      作者指出,當時中國社會廣泛傳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運動主要的思想來源。嚴譯的《天演論》中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名言足以讓所有的有識之士都膽戰(zhàn)心驚。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論體系里,“世界被描繪成一個霍布斯主義的弱肉強食的戰(zhàn)場,如果中國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那就是因為中國是弱小的,而弱小的民族會在無情的生存中滅絕”。本來是弱小的飽受欺凌的民族,卻服膺于殘酷的叢林生存法則,實在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悖論?;蛟S這可以反映出時人的一種急切的心態(tài),甚至希望通過抵制美國,可以達到“畢其功于一役”的偉大效用。
      
      商人,作為抵制運動中最重要的階層之一,對運動的影響至為明顯。所以作者不惜筆墨考察了商人與抵制美貨的起源。通過一系列的分析,作者得出這樣的結論:和后來的五四運動、五卅事件一樣,商人的態(tài)度無不隨著事態(tài)的發(fā)展而自行轉變。以抵制美貨為例,那些美貨的經(jīng)銷商或代理商的態(tài)度始終在國家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游移不定,在正義和利益之間始終處于兩難的境地。同時作為承擔運動領導責任的商會,對廣大商人亦沒有絕對的約束之權,當時甚至出現(xiàn)了一些商人私自和美國方面訂約的現(xiàn)象。也許正如作者所言,“商人的政治行為不具有連續(xù)性,(他們的態(tài)度)取決于不同的問題和環(huán)境?!弊髡哌€將商人概括為機會主義者,認為一部分商人加入運動是出于投機的目的,因為運動可以讓他們贏得很多的聲譽?!岸斶\動開始損害他們的利益時”,則“很快地轉向政府一邊,尋求保護”。
      
      在這里作者對商人階層的認識似乎有失偏頗,這種觀點看起來也更接近于過去階級史學的分析框架下有關商人“軟弱性”和“兩面性”的老話。實際上作者忽視了商人在運動中所起的一個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處于政府、美方、和國內(nèi)民眾三者之間,起到一個居間調(diào)和的作用。他們竭力地控制著運動的進程,以防走上暴力的極端,重蹈過去“拳亂”的覆轍。尤其是那些財力雄厚,具有半官方背景或和官方有著千絲萬縷聯(lián)系的大紳商,他們對運動的認識比其他的階層更為清醒。他們和美國的代表——尤其通過和美國總領事羅志思的接觸,了解到中國的抵制美貨運動實際上對美國并未構成沖擊,美方對此事的反應也異常冷淡,意欲靠單純抵制美貨而使美國修改乃至廢除排華法案幾乎是不可能之事。所以他們及時收手,知難而退,淡出抵制美貨運動的領導層,實際上也是在反復權衡之下做出的理智選擇。而那些參與運動的中小商人,本來就在利益和動機上存在著不一致,缺乏堅強的領導力量,看不到勝利的希望,最后退出運動也是理所當然之事了。
      
      應該值得注意的是,商人階層實際上并未就此消沉下去。一部分商人退出運動,轉而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國內(nèi)的工業(yè)建設當中去,希圖努力發(fā)展實業(yè)而使中國振興,積累足夠的資本和力量之后再言抵制。而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和革命者的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則更值得尊敬,他們甚至沒有一個具體的抵制目標,也不知道什么樣的國人入美條款才更讓人滿意,甚至都沒有認真考慮他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條約。他們的目的,或許正像作者的書名所形容的那樣——尋求正義,以及以正義為契機,謀求更廣泛的社會政治改革,“喚起民氣”,“重新喚醒人民的內(nèi)在力量”。
      
      1905—1906年的這場民氣大演練,更使一部分知識分子看到改革無望,從而轉向革命,謀求推翻清政府的統(tǒng)治,另起爐灶,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6年以后的10月10日,武昌城內(nèi)一聲炮響,標志著一個新的時代噴薄欲出。風雨飄搖中的晚清政府已經(jīng)像唐德剛先生形容的那樣——到了“墻倒眾人推”的地步了。
      
      文/韓戍,載《中華讀書報》2008年10月8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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