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自東方來

內容概要

穿越浩瀚的文化時空，借助東方之光的朗照，一路巡游：東西兩種文明由陌生、誤解、會通乃至互補、交融的圖景撲面而來；一幅幅中法智者邂逅、撫摩、親近或是拒絕的場景歷歷在目。源遠流長的中法文化交流星光璀璨。靜心聆聽權威學者對中法文化文學關系的愷切之論，我們的視野被霍然照亮，兩種運行著的文明就這樣被燭照、“打通”。 
本書作者繼《法國作家與中國》后，再次以大量翔實的原文資料為基礎，勾勒出法國作家在價值層面上對中國文化的交流、誤解乃至膜拜，為你步人中法文化交流與對話的歷史時空，提供了更為詳細和生動的導游圖。在今天這個文化沖突硝煙彌漫的世界，這些苦心孤詣的文化對話與交流的文字，大有深意……

作者簡介

錢林森，江蘇泰興市人。1937年9月生。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yè)，1966年畢業(yè)于北京外語學院法文系?，F(xiàn)為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中文系教授、比較文學與法語言文學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文化書院跨文化研究院副院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理事、國際雙語論叢《跨文化對話》執(zhí)行主編、中國作協(xié)會員。曾出版《中國文學在法國》、《法國作家與中國》、Dialogue Transculturel（主編），《二十一世紀世界文化熱點叢書》（主編）、《牧女與蠶娘》、《中國之歐洲》（合譯）等著作與譯作。

書籍目錄

借東方佳釀，澆西人塊壘    ——關于法國作家與中國文化關系的對話程抱一錢林森光自東方來：法國作家對中國文化的發(fā)現(xiàn)1．有朋自遠方來    基督教文化與儒家文化相遇    “如果你未曾遇到過我，那么你就不會尋找我”    “你不同于我，我不同于你”：中法文化首次相遇的    失落對話2．“我知道什么呢?”    蒙田對中國文化的陌生感與親和力    塔樓上的沉思：蒙田對中國文化的親和力      塔樓上的文化反饋：蒙田《隨筆》與中國現(xiàn)代作家3．“相逢何曾相識?”    西方“哲人”初識東方“孔圣人”    “萬世師表”的“東方圣哲”：十七世紀法人眼中的孔夫子    “摩西”與“中國”，“偏執(zhí)”與“寬容”：帕斯卡爾、    培爾初交中國政治烏托邦：啟蒙作家的中國文化觀1．“歐洲的孔夫子”    伏爾泰與儒學精神的接納與張揚    “良俗美德”的“理想國”：伏爾泰在孔夫子故鄉(xiāng)的發(fā)現(xiàn)    “仁政德治”的“哲學家國王”：伏爾泰與孔夫子“結緣”    《中國孤兒》：“孔子后裔”給法國人上道德課2．“專制”、“恐懼”、“榮譽和品德”兼而有之?    孟德斯鳩負面看中國    專制?禮治?孟德斯鳩矛盾的中國觀    “偏見”與“卓識”的混合：孟德斯鳩中國文化觀的產生    孟德斯鳩與伏爾泰：觀照中國雙重價值的支柱3．在仰慕與排斥之間    阿爾讓斯與中國文化    中國人游歐洲：阿爾讓斯的“欲望旅程”    中國人的“哲學課”：阿爾讓斯眼里的“中國思想”藝術烏托邦：法國作家對中國文化的構想1．“意義世界”的烏托邦    馬拉美與中國文化    接近馬拉美詩學：中國作為烏托邦    純詩與妙悟：馬拉美對西語的破除與東方詩意之美    意義何求：馬拉美象征主義的東方旨趣2．借得“玉笛”輕輕吹    女詩人朱笛特譜寫的中華音符    象牙塔里的“中國人”：永遠的東方主義者朱笛特    “玉笛”吹奏“中國夢”：《玉書》中的唐宋詩詞    浪漫烏托邦與激情世界：朱笛特作品中的文化中國“和而不同”：20世紀法國作家與中國文化對話1．大清王朝廢墟中的“淘金者”    徘徊于對抗和對話之間的綠蒂    從大洋那邊來的“海盜”?綠蒂在北京    對古老衰亡的文化迷戀：綠蒂的中國夢……

章節(jié)摘錄

書摘塔樓上的文化反饋：蒙田《隨筆》與中國現(xiàn)代作家    蒙田在塔樓上竟日冥思，“向紙傾訴”，揮灑成篇，寫就了三卷美文《隨筆》，開創(chuàng)了一代文風。他運用塞尼卡式的輕松筆調和“豐富、活潑、簡潔、有力”的語言，“描寫自己”，寫自己所思所感，寫自己身邊的事，寫“平凡無奇的普通生活”，娓娓而談，自成一體，形成一種“詼諧、私語”的文體和風格。蒙田這種獨特的思想和藝術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在他辭世不久就有不少模仿者和追隨者，或贊美他的文風，或崇拜他的思想。17世紀前半期，自由思想家拉摸特·勒瓦耶（La Mothe Le voyer，1588—1672） 就在蒙田的影響下寫下了關于懷疑主義的對話，他率先在西方將蘇格拉底和孔夫子進行平行比較②，也與這位懷疑論者對蒙田文化相對論的迷戀分不開。17世紀后半葉，蒙田仍然是法國思想界無法繞過的課題，不消說，作為蒙田信徒的新教哲學家培爾(Pierre Bayle，1647—1706)是如此，即便對蒙田持批評態(tài)度的帕斯卡爾和笛卡爾派哲學家，也還是要細心地研究蒙田的作品，將蒙田的一些觀點甚至語句，融匯到自己的思想構架中。到18世紀，蒙田作為人文主義前驅更贏得了啟蒙運動作家伏爾泰、狄德羅和盧梭等一致的贊譽。蒙田的聲名在17世紀已蜚聲異邦，在英國，培根的《散文集》就深受蒙田的啟發(fā)，到19世紀，蒙田隨筆體的散文更在英倫三島得到了輝煌的發(fā)展，其中以個性畢露、披肝瀝膽地談論自我而酷似于蒙田的蘭姆，取得了最為耀眼的成就，被公認為“一位地道的屬于蒙田一派的隨筆作家”②。在德國，蒙田也不乏崇拜者，尼采就稱贊過蒙田文化相對論和那種“勇敢、快活的懷疑主義”，并希望在這方面超過蒙田③?！?   對中國文化有著本能的親和力的蒙田，他的思考，他的美文，何時“降臨”到中國?與中國思想、中國文學“攜手”、“親和”，而發(fā)生怎樣的關聯(lián)?這是一個值得細究的問題：一如蒙田生前無緣直面中國文化的對話，只能通過早期傳教士的讀物間接獲取中國知識，中國人與蒙田“攜手”、“親近”，也是通過中介者而進行的。首次傳進中國的蒙田著作是《為雷蒙·塞邦辯護》，那是17世紀耶穌會士金尼閣神父由海路運進中國七千冊西方圖書中的一種④。    由于隨后而來的歲月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漫長、多事的世紀，蒙田這篇美文究竟為多少中國讀者所閱讀卻不得而知，但蒙田卻藉此率先進入了中國。蒙田的中國之旅是寂寞的，漫長的，即使20世紀曙光升起，“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fā)，適逢其會的蒙田，似乎也沒有受到廣招外來賢士的新文學作者熱情接納①。只是在他誕辰400周年的時候，“蒙田”的名字，才第一次體面地出現(xiàn)在中國的報章雜志上②。正如蒙田之于中國文化，陌生中蘊藏著親和，相異中存在著匯通，中國現(xiàn)代作家與不相識的蒙田，也存在著這種根深蒂固的“親和力”和“匯合點”，而兩者之間之所以存在這種“親和”與“匯通”，只能從他們其人其文的個性特征的相似中得到說明。中國人并沒有直面撲向蒙田，蒙田對中國文化的反饋是通過中介而進行的，即由英倫三島“蒙田式”的隨筆作家(如蘭姆等)為媒介而實現(xiàn)的。中國新文學作者正是通過翻譯、閱讀上述作家的美文而結識蒙田的思想和藝術，并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作出了積極回應，由此與蒙田拉起手來。只要對他們稍加比較，我們就不難發(fā)現(xiàn)兩者之間的淵源關系，無論在個人氣質上，還是創(chuàng)作風格上，或者是審美趣味上，這些新文學作家都與蒙田有相似或相通的地方。我們想到的是“五四”時期絮語散文的一些作者，特別是周作人。    中國是散文的國度，流派林立，傳統(tǒng)悠久。誕生于新舊文化轉型期的中國現(xiàn)代散文，在“五四”“人的文學”旗幟下，逐步從“載道教化”的古文傳統(tǒng)中解放出來，嬗變?yōu)閺垞P自我意識、抒發(fā)個人情性的文學新樣式，這就是盛極一時的絮語散文，在五四時期曾為一些新文學作者趨之若鶩。這類散文最重要的特點是，以沖淡平和的調子，敘自己身邊的事，寫自己心里話，不拘格套，獨抒性靈，既承載著明代公安文學的遺風，又浸染了英倫小品文的風韻，以致被周作人奉為中國現(xiàn)代散文的正宗，認為其源流是“公安派與英國的小品文兩者所合成”①。周作人無疑是這種新興散文的積極倡導者和創(chuàng)作者。早在1921年，他在提倡這種新興美文時，便率先向新文學界介紹蘭姆、歐文、愛迭生(艾迪生)、吉欣(吉辛)等“英語國民”的美文作家，并強調了他們的散文夾雜敘事與抒隋的特點(《美文》)。后來，周作人又把蒙田、蘭姆等人的隨筆特點概括為“說自己的話”(《再談俳文》)，他不止一處地這樣宣稱：散文是“個人文學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敘事說理抒情的分子，都沉浸在自己的性情里”(《近代散文抄·序》)；現(xiàn)代散文作者應該是“只想說個人私事”(《苦雨》)，“要在筆尖下留下他們自身的一部分”(《(自己園地)自序》)，而“自身的一部分”便是作者的個性，“個性是個人唯一的所有，而又與人類有根本上的共通點”(《個性的文學》)。周作人對散文的這種個性追求與蒙田如出一轍，蒙田在《隨筆》中也不止一次地聲言：“我要不停地描述自己”(《隨筆》中卷第6章)，“我要展示給公眾的是一幅完整的自我形象”(《隨筆》下卷第6章)；“我為別人描繪自己”，“與其說我塑造了書，毋寧說書塑造了我”(《隨筆》中卷第18章)，目的在于“讓世人通過我的書了解我本人，通過我本人了解我的書”(《隨筆》下卷第5章)?？梢?，周作人所倡導的獨抒性靈的美文，與蒙田“描寫自己”的“私語”追求一脈相承。蒙田在《隨筆》中，不僅描寫自己，更重要的是探索自己，研究自己，進而了解人、認識人，這是通向蘇格拉底式的智慧追求。蒙田說：“好幾年來，我只把目標對準我的思想，我只檢驗和研究自己”(《隨筆》中卷第6章)；“我研究別的課題不如研究自己多。這就是我的形而上學，這就是我的物理學”(《隨筆》下卷第13章)。蒙田這種研究自己、研究人的個性主義、人文主義吁求，在周作人那里也得到了回響：為了促進“人的自覺”，周作人在“五四”后提出了“全面認識人的”的任務。他認為，當“人”不能認識自己，是“決不會發(fā)生真的自己解放運動的”，只有“個人對自己有了一種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當?shù)娜说纳睢?《婦女運動與常識》)。據此，他以“認識人”為中心展開了全面的知識探討，一如蒙田那樣，研究人類學、民俗學、生理學、心理學，從身心兩方了解“個人”，并致力于為文的個性化的追求，在西方自由主義和個性主義文化傳統(tǒng)中“充分地發(fā)現(xiàn)、把握與表現(xiàn)自己”，與蒙田不期而遇。“以自我表現(xiàn)為中心”的絮語散文及其首倡者和創(chuàng)作者，就這樣由著英國小品文的中介和橋梁通向了蒙田，與這位法蘭西人文主義者所開創(chuàng)的“私語”隨筆“親和”、“匯通”。    周作人和他所倡導的美文與蒙田的“親和”、“匯通”，不僅停留在“說自己的話”這樣一個“自我本位”的層次上，而且還表現(xiàn)在他們之間深層的文化氣度和審美底蘊的文化層面上，這是蒙田得以對中國接受者實施文化反饋的精神渠道。研究周作人的散文和蒙田的《隨筆》，我們發(fā)現(xiàn)中法這兩位作家，無論在個人的文化氣質上，還是在他們的審美格調上，或是藝術情趣上，都存在著驚人的相似性：他們在各自動蕩的社會中都主張“自由”和“節(jié)制”，在生活態(tài)度上都追求均衡適中，在審美向度上都趨于沖淡平和。……

媒體關注與評論

前言1    “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或外國作家與中國、在中國，外國文學在中國、與中國)，這一類跨文化語境下的比較文學命題，并非當代新設的課題。事實上，自中國文化進入異域他鄉(xiāng)，特別是18世紀以降，中國文化步入基督教文化圈，東西方全然不同的兩種文明發(fā)生真正實質性的碰撞之后，“異域作家與中國文化”，便鮮明地提到了中外學界面前，成為前輩學者不斷關注和探討的話題。    雖然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外學者才以自覺的比較文學意識來正視這個命題，但經過漫長歲月的積累、開掘，它已發(fā)展為國際比較文學界長盛不衰的傳統(tǒng)課題。面對中國文化對外國作家所引發(fā)出的愈來愈大的沖擊，對外國文學所產生的愈來愈深的影響，每一個敏銳而自覺的比較文學學者在自己的學術探求中，事實上也難以回避這一課題。且不論，與中國有著悠久交流傳統(tǒng)的周邊國家如日本、朝鮮、越南等國，融于周邊文化的儒道佛各家，經過演化融合已經成為周邊各民族文學和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即如處于地球另一端的西方國家，當17世紀來華傳教士把中國文化帶回歐洲大陸之后，對歐陸啟蒙運動所產生的影響，及由此而形成一股席卷整個歐洲的“中國文化熱”，這已是人所共知的歷史事實。    歐美許多大作家和思想巨子，如伏爾泰、孟德斯鳩、萊布尼茲、列夫，托爾斯泰、歌德、席勒、愛默生、梭羅、龐德、奧尼爾、哥爾斯密、黑塞、卡夫卡、布萊希特、克羅岱爾、謝閣蘭、圣—瓊·佩斯、亨利·米修……等等，都在不同層面和不同角度，接受了中國文化的滋養(yǎng)。國內外學者就此提供的研究成果可說是難以數(shù)計，單就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學界始作俑者而言，就有粱宗岱之于中法、范存忠等之于中英、陳銓之于中德、季羨林之于中印、戈寶權之于中俄等均有卓具建樹的奉獻。其中，如陳受頤的《18世紀英國文化中的中國影響》、方重的《18世紀的英國文學與中國》、范存忠的《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錢鍾書的《17、18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陳銓的《中德文學研究》等便是這方面的開山之作。    前驅們這些學術開拓，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都為我們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提供了效法的榜樣。新時期我國年輕的比較文學學者，在錢鍾書、季羨林、范存忠、楊周翰、賈植芳等這些先驅者的帶領和鼓舞下，在前輩開拓的領域里辛勤耕耘，結出了相當豐碩的果實，致使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關系的研究也成為我國比較文學界所樂于探求的重要課題。    時代在前進，學術在發(fā)展?！巴鈬骷遗c中國(文化)”這一近乎古老而傳統(tǒng)的課題，之所以在新世紀要特別重新提起，那是近代人類文明交流發(fā)展的態(tài)勢所決定的，是時代和學術發(fā)展所使然。我們認為，對中外文學與文化關系進行整體研究，及由此而對人類文明交流發(fā)展作總體歷史審視的時機已經到來。我所以誠邀海內外學界同仁共創(chuàng)紗卜國作家與中國文化》這套大型叢書，正出于這種認識。    一方面，我國比較文學界前輩在他們的拓荒開創(chuàng)中，已經為我們樹立了從事這方面研究的活生生的榜樣，為我們進行整體研究積累了可資借鑒的經驗和仿效的范例；另一方面，時代前進的腳步和學術發(fā)展的態(tài)勢，不僅催發(fā)著我們要為新的時代需要不斷地開拓前進，同時也要解決時代源源不斷地向我們提出的新的思想資料和新的問題，亟待我們進行深入的思考、探索。研讀前驅者們的相關研究成果，我們注意到，他們下力最多貢獻最大的，主要集中于18世紀前后這一段時期中外文化與文學遭遇、匯通的歷史梳理與發(fā)掘，但對19世紀以后東西方文化更為波瀾壯闊的撞擊交流的史實卻涉及甚少，甚至尚未觸及，這就為我們要進行的總體研究留有拓展的廣闊空間。    在剛剛走過的20世紀的途程中，伴隨著東西方文化日趨頻繁而密切的交往與對話，伴隨著新的思維觀念、開放的文化視野和新的方法論的突破，特別是伴隨著全球一體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洶涌澎湃的歷史潮涌，所有這一切，事實上也為我們對人類文明交流發(fā)展的歷史審視和整體研究，廓清了道路，拓開了一個絕佳的學術場地。正是這兩方面的“遇合”，才助咸了我們創(chuàng)設這套叢書的學術期待，即通過國別作家與中國文化關系的疏理，力圖展現(xiàn)中外文學與文化在不同歷史時期相互碰撞、交融的精神實質，從而在人類文明交流發(fā)展、互補共存的大背景下，揭示出中外文學關系史中某些帶有普遍意義的東西。    ……

編輯推薦

穿越浩瀚的文化時空，借助東方之光的朗照，一路巡游：東西兩種文明由陌生、誤解、會通乃至互補、交融的圖景撲面而來；一幅幅中法智者邂逅、撫摩、親近或是拒絕的場景歷歷在目。源遠流長的中法文化交流星光璀璨。靜心聆聽權威學者對中法文化文學關系的愷切之論，我們的視野被霍然照亮，兩種運行著的文明就這樣被燭照、“打通”。 本書作者繼《法國作家與中國》后，再次以大量翔實的原文資料為基礎，勾勒出法國作家在價值層面上對中國文化的交流、誤解乃至膜拜，為你步人中法文化交流與對話的歷史時空，提供了更為詳細和生動的導游圖。在今天這個文化沖突硝煙彌漫的世界，這些苦心孤詣的文化對話與交流的文字，大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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