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史稿

內(nèi)容概要

我不治史學，但自有記憶以來，身歷八十餘年不斷的內(nèi)亂外侮。
我雖從未有政治性的活動，但自然而然的養(yǎng)成強烈的國家民族觀念。
1983年冬，我任職中央研究院。一日在與近代史研究所同仁會談中，提出希望同仁中，有人有興趣考慮從事一部敘事客觀、分析深入的「中國近代史」之編著工作。我解釋這項工作的意義，和我的企望如下：
所謂「中國近代史」的「近代」年代問題，數(shù)十年來我們大都接受1920年代末蔣廷黻氏在南開大學首次講授「中國近代史」的斷代觀點，指「近代」始自1840年代鴉片戰(zhàn)爭。蔣氏以來(至1980年時)，中國近代史在臺已有十餘種不同版本，大都始自鴉片戰(zhàn)爭而止於民國肇造，亦有敘至抗日戰(zhàn)爭前夕的。我這裡所指的時期，乃自鴉片戰(zhàn)爭甚至應提前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拒絕英國特使馬戛爾尼提出的要求，至目前(1990年)為止的兩百年。這段時期中，我國由幾乎與外隔絕的情形而開放，外強的侵入，我國的「自強」運動，中日甲午之戰(zhàn)，民國之建立，軍閥之割據(jù)，國民政府之成立，中共的興起，日本在東北及華北之侵略，抗日戰(zhàn)爭，國共戰(zhàn)爭，國民政府之遷臺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以至目前兩岸對峙之情形。
這是一個有數(shù)億人口、五千餘年歷史文化的國家：在短短的一百數(shù)十年間，尤其是在最近六、七十年間，所作的「脫胎換骨」的變化──在政治、社會思想、觀念、體制、生活水準、思維方式、宗教信仰、學術、藝術……方面的改變。這些改變不純是我國由文化接觸交流而自然的改變，而多是由列強的經(jīng)濟、政治之侵略，強加我國而改的；這些改變的「基本性」和「劇烈性」，幾乎使我國為列強所瓜分，幸而有列國間的競爭，救了我們。
這樣的一部客觀而深入的「中國近代史」，目前還未出現(xiàn)。國人的著作中，最大的問題，是國共兩方的偏頗觀點。目前大陸五十歲以下的人，對我國近六、七十年的歷史的知識和了解，顯然是不盡客觀的。臺灣在國民政府治下，則有另一偏頗。一是臺灣受日本管轄五十載，無疑產(chǎn)生極深的影響。例如目前六、七十歲以上的人，其基礎教育是日本的，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沒有認同感，亦是自然的事。
國民政府遷臺之初，因曾挫敗於中共，對中共有過度的恐懼和敵視仇恨，更由此而對臺獨過度敏感，從而引致某些不幸的愚昧的政策或措施。政府在全力著重經(jīng)濟發(fā)展政策之下，在教育方面，忽略了了解臺灣因日據(jù)所留下的影響；忽略了增強人民對祖國文化傳統(tǒng)的欣賞認同。近年來「本土化」觀點的提倡，是脫離我國文化意識的示標。一個民族，語言文字生活風俗，連媽祖都來自大陸，但因政治而堅持否定其本身的文化淵源，是可悲的事。
在中研院近史所與同仁的會談中，我希望能有一部「中國近代史」(近兩百年中國史)，一部國人皆可讀的、客觀信實而分析深入的書，使國人皆知我國民族歷史文化之發(fā)展，尤其近百數(shù)十年的迅速變遷之因果，希望這有助於我中華民族對自己有較深的認識。
1991年雙十節(jié)日，我將上述構想在《民生報》寫了一篇短文，頗獲得一些贊同。翌年我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申請一些補助，聘請歷史學者劉廣京氏(在美)、張玉法氏及陳永發(fā)氏(中研院近史所)三人主持此計畫，並聘何炳棣、余英時、黃仁宇先生為顧問。
1997年，三位作者分別成稿三冊，總名為：《最近兩百年中國史》，內(nèi)分：
上冊，晚清篇，劉廣京著；
中冊，民國篇(另名《中華民國史稿》)，張玉法著；
下冊，中共篇(另名《中國共產(chǎn)革命七十年》)，陳永發(fā)著。
三冊各單行出版。
三篇各約六十萬言，皆盡客觀，不具黨見偏頗，然三篇約共二百萬言，具學術嚴肅性，或不易卒讀。故我與劉、張、陳三位著者商請合著普及本，以十餘萬言為度，使凡我國民皆易覽閱。
劉、張、陳三位各以五、六年時間精力，成此「劃」時代大著，有助於我國民族的自檢，助我個人達成數(shù)十年的企望，茲謹以此序為劉、張、陳三氏賀並致謝意。
吳大猷謹識
民國八十七年四月

作者簡介

張玉法（1936年2月1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生平
張玉法，是臺灣著名歷史學家，出生于中國山東，因國共戰(zhàn)爭而成為流亡學生，輾轉自山東南下，1949年入澎湖防衛(wèi)司令部子弟學校，在那并親身目睹了不少以其師長為對象的白色恐怖事件，后來考上國立臺灣師范大學史地系。
現(xiàn)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專研中國近現(xiàn)代史。著作等身，作品有《清季的立憲團體》、《清季的革命團體》、《民國初年的政黨》、《辛亥革命史論》、《中國近代史》……等十多部。他的《中國現(xiàn)代史》是臺灣各大學歷史課程的常用教科書。1977年，張玉法交由東華書局出版《中國現(xiàn)代史》，因太過于暢銷，竟遭檢舉。當時警總質(zhì)疑他：“在書中為何用西元而不用民國紀年？”
作品
《先秦時代的傳播活動及其對文化與政治的影響》 （臺北嘉新基金會 1966年 206頁）
《先秦的傳播活動及其影響》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3年 272頁）
《清季的立憲團體》 （近史所?？?8 1971年 554頁）
《清季的革命團體》 （近史所?？?2 1975年 746頁）
《中國現(xiàn)代史》 （臺北東華書局 1978年 769頁）
《中國近代現(xiàn)代史》 （臺北東華書局 1978年 469頁）
《中國現(xiàn)代史略》 （臺北東華書局 民1978年 300頁）
《歷史學的新領域》 （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 1979年 228頁）
《中國現(xiàn)代化的區(qū)域研究--山東?。?860-1916）》 （近史所專刊之43 1982年 885頁）
《民國初年的政黨》 （近史所?？?9 1985年 584頁）
《中國現(xiàn)代政治史論》 （臺北東華書局 1988年 309頁）
《歷史講演集》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1年 446頁）
《近代中國工業(yè)發(fā)展史》 （臺北桂冠圖書公司 1992年 298頁）
《辛亥革命史論》 （臺北三民書局 1993年 6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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