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風骨

前言

自序二十年來，公安派、三袁、袁宏道，總是有意無意、或隱或顯地縈繞在我的心頭，揮之不去，欲罷不能。時間，實在是拖得太長了，對此，我必須有一個交代與“了結(jié)”——對自己，對故鄉(xiāng)，當然也是對三袁，特別是三袁之一的袁宏道。作為明代晚期的一個重要文學流派，公安派不僅開創(chuàng)了一代新的文風，主宰著當時的文壇，而且影響深遠，實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先導(dǎo)與前驅(qū)，直接開啟了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推動著它向縱深發(fā)展，橫掃、蕩滌封建專制的污泥濁水。但是，在今日喧囂浮躁，文學退潮且日益邊緣化的社會，了解公安派的人肯定不多。公安派主要成員十多人，開創(chuàng)者為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音zhòng）道，簡稱“三袁”。因他們?yōu)楹惫部h人，所以這一流派稱為“公安派”。與公安派結(jié)緣，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我的出生之地湖北省公安縣鄭公渡與三袁故鄉(xiāng)孟溪鎮(zhèn)雖然隔著兩條河流，但實際距離只有十多公里。不過呢，直到我十八歲離開故鄉(xiāng)考入公安縣師范學校之前，對三袁知之甚少。在縣城斗湖堤鎮(zhèn)學習、工作的近十年時間里，于公安派、三袁聽得就多了，但也沒去認真研讀他們的作品，對這一文學流派的淵源、發(fā)展、內(nèi)容也不甚了了。至今回想起來，當時與三袁有關(guān)的兩件事情印象最深，一是在油江河邊見到了一塊刻有“袁中郎故里”的石碑，題字者為袁宏道好友蘇惟霖（字云浦），只是這碑早已不是原物，而是清嘉慶元年（1796年）的復(fù)制品；另一件是1987年5月，縣城舉辦了一次規(guī)模較大的公安派文學討論會，我雖然無緣與會，但輾轉(zhuǎn)得到了一冊會議論文選編《晚明文學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從頭到尾認真地讀了一遍，還對重點句子、段落，用藍色圓珠筆做了不少記號。說實話，在公安老家時，我與公安派，與三袁，并未有過什么實質(zhì)性的聯(lián)系或“瓜葛”。沒想到1990年正式離開公安，調(diào)到湖北黃石市從事專業(yè)創(chuàng)作后，卻有了一次走近、了解、研究公安三袁的機會。那是1993年的事了，某出版社策劃一套《荊楚十大文化名人叢書》，所選人物為屈原、弘忍、袁宏道、李時珍、李四光、陸羽、熊十力、胡風、黃侃、聞一多。負責叢書組稿、統(tǒng)稿等工作的編委之一，是我在湖北師范學院歷史系求學時的老師盧昌德先生，盧老師希望我能承擔袁宏道的創(chuàng)作任務(wù)。既然老師盛情相邀，兼與傳主又有同鄉(xiāng)之誼，我二話沒說，當即應(yīng)承下來。無論是文學理論的開創(chuàng)，還是創(chuàng)作實踐及影響，三袁兄弟成就最大者，當數(shù)老二袁宏道，也即袁中郎。古人對相伴一生的名字十分看重講究，不僅有名，還有字，有號。宏道為名，中郎為字，又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石頭道人、空空居士。宏道者，弘道也，可見父輩對他寄予多大期望！古人一般以字相稱表示尊重，故“中郎”之字，長期以來，比其本名更加響亮。中郎之意，一為官職，二乃次子。作為官職，指宮中護衛(wèi)、侍從，長官稱中郎將，簡稱“中郎”。袁宏道作為一介文人，從未擔任過“中郎將”之類的武官職務(wù)，顯然取其次子之意——他出生時，哥哥袁宗道已有八歲。于是，我不得不撇開其他俗務(wù)，花了大半年時間，全身心地投入到積累資料、系統(tǒng)閱讀、認真研究等準備工作之中。還專門回了一趟公安，在縣城斗湖堤鎮(zhèn)拜訪《三袁傳》作者、時任縣文聯(lián)主席的李壽和先生，就有關(guān)創(chuàng)作問題當面請教；然后前往三袁故鄉(xiāng)孟溪鎮(zhèn)搜集素材、尋找靈感，其詳細經(jīng)過，我已寫入《寂寞與熱鬧》一文（見附錄一），在此即不贅述。一部十萬字的文稿很快就完成了，但我心頭，有關(guān)公安派，有關(guān)三袁，特別是與袁宏道相關(guān)的一切，卻怎么也割舍不下?！白鳛橐幻踩?，能為袁中郎這位三百八十多年前的同鄉(xiāng)立傳，當然是一件十分快慰的事情。在整個創(chuàng)作過程中，自有一種不可言說的愉悅充斥于胸?！蔽以?994年11月11日完篇的《袁中郎傳》“后記”中如是寫道。而愉悅之余，更多的則是意猶未盡。受叢書篇幅、體例的限制，傳記“要以荊楚文化作為貫穿全書的線索”，每冊十萬字，且交稿時間緊迫，大有“囫圇吞棗”之嫌。于是，就想對袁宏道作一番認真細致的全面研究，然后好好地創(chuàng)作一部書稿，不是為了“交差”。歲月荏苒，真如白駒過隙，十八年時光一晃而過，我當時怎么也沒有想到會拖得如此之久！十八年來，我雖然忙于其他方面的創(chuàng)作，以及工作的調(diào)動與適應(yīng)，還有日常生活的諸般瑣事，但對袁宏道，卻一直縈繞于心，做了大量準備工作，盡可能地將書齋研究與田野考察結(jié)合在一起：搜集資料，沉下心來，廣泛閱讀，鉤沉索隱；實地探訪相關(guān)名勝、遺跡如當陽玉泉寺、公安二圣寺、袁中郎墓等，特別是探訪中郎墓時，可謂充滿曲折，第一次“單槍匹馬”沒有找到，第二次“興師動眾”好不容易才探得墓址，并意外地見到了字跡漫漶得難以辨識的袁中郎墓碑（見附錄二《尋找袁中郎》）。在此，我想提及一下資料的占有與使用，這對歷史人物的創(chuàng)作來說尤為重要。這些年來，只要涉及袁宏道的相關(guān)資料，全在我的視野與搜求之列，有的來自友人處，有的從圖書館借出復(fù)印，有的淘自古舊書店、個體書攤，還有不少則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下載或購買。文學家、思想家的一生，最好的注腳就是文本（作品），在他們的生命與文本之間，就某種程度而言，是可以劃上等號的。因此，袁宏道的所有存世作品最起碼得搜集齊全才是。比如他的《西方合論》，當初應(yīng)約創(chuàng)作《袁中郎傳》時，只見到錢伯城《袁宏道集箋?！分泄?jié)選的《引》與《第一剎土門》，第二至第十無從查找，后來，我搜求到了《西方合論》的兩種全文版本；而最令我高興的是，長期以來被認為失傳了的袁宏道兩部禪學著作《金屑編》與《珊瑚林》，也弄到了它們的影印本。此外，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xiàn)，既有如《公安派的文化精神》、《公安派結(jié)社考論》、《晚明公安派性靈文學思想研究》等專著，也有發(fā)表于報刊的相關(guān)論文。三袁新的文本及新的研究成果，從不同側(cè)面與角度，或多或少地豐富、加深了我對公安派的認識與理解，也糾正了過去的不少觀點與偏差。比如三袁與李贄之間的關(guān)系，不少學者以袁中道的《柞林紀譚》為據(jù)，認為李贄曾在公安縣與三袁兄弟會晤對談，其實李贄從未到過荊州，更不用說前往公安了；袁宏道與李贄之間的友誼，因思想的分歧，也經(jīng)歷了由親密無間到保持一定距離的過程。在資料的使用方面，最令我感到頭疼的就是大量研究論著或論文中的舛誤與硬傷，可謂比比皆是。有的是論者弄錯，有的是在四百多年的流傳過程中以訛傳訛，還有的則是三袁兄弟自己記混了，我不得不大量檢索、認真查對、嚴加考究，生怕不慎踩了“地雷”。而在引證三袁詩文時，我更是小心謹慎，擔心轉(zhuǎn)引出錯，總以錢伯城先生的《袁宏道集箋?！窞榈妆?，而就是這一嚴謹、規(guī)范而權(quán)威的版本，經(jīng)李健章先生考證而出的舛誤與疑問之處，就達一百多條。而有些無法考證、確定之處，我只得經(jīng)過一番比對之后，采用較合邏輯與情理的說法。比如中郎的上學年齡，有四歲、六歲、七歲、八歲四種說法，并且都是當事人——三袁兄弟的文章所記，對此我必須有所取舍。這一年，三袁母親去世，中郎與弟弟小修同時上學念書。若以中郎八歲發(fā)蒙為準，這對天資聰慧的他來說肯定遲了一點；如果是四歲或六歲，而小他兩歲一同入蒙的弟弟小修還只兩歲或四歲，這么小的年齡上學不太合乎情理；于是，我取了七歲之說，并且這一說法是比中郎大八歲的哥哥伯修所記，他當時的記憶力，肯定比兩位年幼的弟弟要可信、可靠一些。關(guān)于袁宏道的傳記，以前只有李壽和先生的《三袁傳》及周群先生的《袁宏道評傳》。《三袁傳》是一部三袁兄弟的合傳，正文近九萬字；《袁宏道評傳》不僅以評為主，還有副篇《袁宗道評傳》、《袁中道評傳》等，涉及袁宏道傳的部分不到三萬字。因此，為袁宏道作傳，便帶有一定的開創(chuàng)意義，僅年代、事實的確證便耗去了我大量時間與精力。近年來，隨著袁宏道的《西湖游記》、《滿井游記》、《虎丘記》、《徐文長傳》等作品長期入選多種版本的大學、中學語文教材，因此，凡受過中等教育者，對他還是有所了解的。當然，也就略知一二而已。即使文學界，談得上真正了解的，為數(shù)恐怕也不甚多。其實，于公安派領(lǐng)袖袁宏道，包括過去的我在內(nèi)，對他的創(chuàng)作天賦、突出成就及其影響，還是有所忽視，缺少客觀、完整而深刻的認識。袁宏道只活了四十三歲（虛歲），但創(chuàng)作數(shù)量之多，令人驚嘆不已。粗略計算，《袁宏道集箋?！啡齼灾?，其詩文約八十萬字；未編稿三卷及佚文《西湖總評詩》等十多篇，約一百萬字；歷經(jīng)三年編纂而成、現(xiàn)已失傳的《公安縣志》，未知的散軼文稿等，約一百萬字；加上《花事錄》兩卷等其他散存文稿，字數(shù)達三百多萬。此外，他還編輯、參校、參閱、評點了不少著作，如編輯《青藤書屋文集》，編選《韓歐蘇三大家詩文選》、《六祖壇經(jīng)節(jié)錄》、《宗鏡攝錄》，為《西漢演義》題序，評點《徐文長文集》、《四聲猿》、《虞初志》，參?！都t梅記》、《古事鏡》、《唐詩訓(xùn)解》，參閱《東坡詩選》、《三蘇文選》等。古人著書寫字，用的是毛筆，還得不時停下研磨墨汁，速度遠遠不如今天，而天寒地凍之時，更是大打折扣。袁宏道之刻苦勤勉，由此可見一斑。與他給世人留下的游山玩水、參禪打坐、逍遙閑適判然有別。當然，這只是數(shù)量，而袁中郎的作品質(zhì)量，更是經(jīng)歷了時間的淘洗與歷史的考驗。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性靈說”的文學理論橫空出世，開創(chuàng)了一代文學新風，一掃前后七子復(fù)古之陰霾；他對通俗文學極力推崇，提高了小說、戲曲、傳奇的文學地位；他于詩歌、游記、雜感、小品、傳記、尺牘、疏、策、論等體裁的創(chuàng)作，堪稱一流，而尤以散文（包括游記、尺牘、雜感、小品等）最為突出，位居中國古代十大散文家之列；他在佛學領(lǐng)域的貢獻，至今仍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他由禪入凈，禪凈雙修，于禪宗、凈土宗皆有深入研究，創(chuàng)作、編著了《珊瑚林》、《金屑編》、《西方合論》、《宗鏡攝錄》、《壇經(jīng)刪》等佛學著作。凈土宗九祖藕益大師選定的佛教經(jīng)典《凈土十要》，他的《西方合論》不僅選入其中，還予以特別評點，袁中郎的佛學造詣由此可見一斑。其研究之深，著述之多，成果之豐，在中國古代文學家中首屈一指，無人能出其右。袁宏道沒有留下真實的畫像，見得到的也是出自后代畫家、雕塑家之想象。隨著認識與了解的日漸深入，中郎的形象在我眼前日漸凸顯——中等個子，面容清癯，為人極其灑脫，兩袖常呈飄逸之狀；為官清正廉潔，超然物外，從不妄取他人一錢；極其能干，游刃有余，卻無意于經(jīng)濟仕途；很懂生存策略與處事藝術(shù)，但楚人的率性豪放之風，常使得他在關(guān)鍵時刻拍案而起；廣交天下士人，極重友情，雖未視金錢如糞土，卻也不甚看重，如丘坦之手頭拮據(jù)，他當即解下腰上銀帶相贈；為人處世極有氣度涵養(yǎng)，總以善意的眼光看待世界，?？燎笞约?，卻不計較他人過失，有門客負他，仍善待如初；酒量不大，飲時大呼小叫，興之所至，通宵達旦，喜飲不善飲，喜酒不嗜酒，但精于酒道，品酒、評酒極其內(nèi)行；不苛刻自己，曾吃素三年，后來禁不住嘴饞，便又開葷了；遇悲則大慟大哭，遇喜則大歡大笑，毫不掩飾，是一個真正的性情中人，瀟灑并非出自表面，而是內(nèi)心的自然流露；極喜讀書，讀到會心之處，哪怕深更半夜，也要大聲呼叫，將仆人從夢中驚醒；嗜好茶道，能準確分辨各種名茶的細微差別；極喜游歷，縱情山水，賞花玩竹，對插花藝術(shù)尤有研究；隨和而諧趣，常出幽默之語，令人捧腹；天賦極高，靈感須臾而至，詩文于談笑間一揮而就；生就“懶癖”，發(fā)起懶來什么事都不想做，卻又透有著一股難得的勤勉、追求與執(zhí)著……我最為推崇的，是中郎身上所體現(xiàn)出來的一種適度與適意。比如修禪，他追求禪凈結(jié)合，沒有當時流行的狂禪之風；受晚明時代士風影響，他娶小妾，挾妓女，好孌童，并直言不諱地說自己有“青娥之癖”，但不任情，不放縱，節(jié)制有度，不像同時代的屠隆那樣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他的性格，既無李贄的偏執(zhí)孤傲，更無徐渭的怪誕狂放，為人既豁達又嚴謹，既非道貌岸然、迂腐酸朽，也非放浪行跡、狂蕩不羈，而是疏密有致、放逸有度；他認為人生天地之間，不外乎入世、出世、玩世、適世四種，儒家的入世、佛教的出世是兩種極端，而道家的玩世又點不恭，遂取一種適世而稱心的姿態(tài)，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做“凡間仙，世中佛，無律度的孔子”，將道、佛、儒三者結(jié)合在一起；他獨善其身，追求個性，彰顯自我，卻表現(xiàn)得自然而隨意，散淡而通達……唯有適度，才不致于走火入魔墮入極端，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與理智的行為；而適意方能得意，得其意忘其形，才能進入一種超然的境界。說實話，當初我滿腔熱忱地為他作傳，既有老師的難辭之請，也有紀念、宣傳鄉(xiāng)賢之意。近些年來，隨著閱讀、研究的不斷深入，中郎的形象在我心中不僅越來越明晰，而且越來越高大，其意義與價值，早已突破鄉(xiāng)賢的范疇，上升為一個符號、一種象征——他的身上，集中體現(xiàn)了晚明時代知識分子所特有的風骨，是中國古代文學史、文化史、宗教史上不可或缺的一個璀璨亮點！當然，人無完人，中郎也有他的“軟肋”與不足，這是世上任何一個人所不可避免的。比如受傳統(tǒng)文化的局限，他與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過從甚密，據(jù)袁中道《游居沛錄》卷四所記：“竇與縉紳往來中郎衙舍，數(shù)見之?！痹诋敃r，中郎與徐光啟、李贄等人，是與利瑪竇有著較多交往的開明士人，但西方文化在他身上似乎沒有留下過多的碰撞與影響，他留存的詩文中竟無一處提及。這對好學善思的他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遺憾。比如他的詩文，因追求“性靈說”的文學革新主張，矯枉過正，有時靈動到了飄逸的程度，沒有往內(nèi)里深掘，免不了直白淺露，不夠深刻深遠。中郎為文之不足，與他不急不躁、不溫不火、適意豁達的個性特征及生活態(tài)度多少有些關(guān)聯(lián)，人生沒有大起大落，文字缺少大氣魄、大氣象。后來雖有改進，特別是典試陜西后創(chuàng)作的《華嵩游草》，詩文格局大變，袁中道稱其“深厚蘊藉，有一唱三嘆之趣”，惜乎英年早逝，無以繼續(xù)拓展……資料充實了，生命線索清晰了，中郎的形象也如浮雕般凸顯而出了，當我感覺著準備得差不多了動手重寫之時，新的問題又出現(xiàn)了：以何種體裁表達最為合適呢？最先想到的是長篇歷史小說，有虛有實，虛實結(jié)合，能夠盡情發(fā)揮?？墒?，文學家、思想家比不得政治家、軍事家那樣轟轟烈烈充滿傳奇色彩，可以寫得跌宕起伏曲折有致。文學家、思想家無甚驚天動地的社會事件，他們留給世人的，只是閃光的思想與作品，人生歷練則顯得相對平淡，送別、出行、游覽、看書、寫作及其他瑣碎之事居多，虛構(gòu)、想象的空間十分有限，以歷史小說的形式切入，缺少波瀾壯闊的氣勢與大起大落的情節(jié)，恐怕很難入“戲”吸引讀者。那么，還是寫成傳記吧，與過去相比，充實豐滿多了?？墒?，若按傳統(tǒng)傳記形式，受體例的限制與約束，只能在既定的框架內(nèi)循規(guī)蹈矩、一五一十地寫來，根本就放不開“手腳”，難以反映晚明的社會現(xiàn)實與時代風貌，無從敘寫公安派變革的歷史淵源，不便描摹袁中郎的內(nèi)在精神情狀，而最“致命”的是，許多內(nèi)容根本無法展開論述，更不用說表達自己的思想與認識了……創(chuàng)作一旦受到束縛，先自“心虛氣短”，根本就別指望寫出什么好文。而我最欣賞最喜愛最愜意的“筆耕”，便是袁中郎所提倡的“以心攝境，以腕運心”，“不拘格套，獨抒性靈”。經(jīng)過一番三易其稿的折騰與躊躇，我決定在不失嚴謹學風、嚴密考證、冷靜思索、客觀敘述的前提下，打破某一固定體裁的限制，盡情抒寫，就像黃遵憲所說的那樣“吾手寫吾心”。只要能夠很好地厘清事實、闡明原委、塑造人物、反映時代、表達思想，即使人物傳記、論著、紀實文學、文化散文等體裁的元素兼而有之，哪怕弄成一個“四不象”，我也在所不惜。其實，前行途中，若能找準合適而理想的“路徑”，也就意味著目的在即，成功可期了。當然，不論何種寫法，只有得到讀者的認可，才算成功。最后，我要特別感謝盧昌德老師當初的盛情相約，感謝公安三袁研究院院長李壽和先生、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左東嶺先生、公安派資料收藏家李明柱先生、武漢大學副教授戴紅賢女士提供相關(guān)資料，感謝公安縣美術(shù)家協(xié)會秘書長、公安縣文化局辦公室主任侯麗女士搜集、提供相關(guān)照片，感謝黃學農(nóng)（雪壟）兄、李鈞兄、黃秋葦兄、胡長明兄、鄧正清兄對本書創(chuàng)作予以的熱情鼓勵與支持。2012年2月于廈門

內(nèi)容概要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號石公，湖北省公安縣人，明代文學家，公安派代表人物。反對盲目擬古，主張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他的散文極富特色，影響極大。
《晚明風骨?袁宏道傳》為明代晚期文學流派——“公安派”領(lǐng)袖袁宏道的第一部傳記。講述了袁宏道的一生，同時還展現(xiàn)了晚明社會士人的精神世界。

作者簡介

曾紀鑫，國家一級作家，《廈門文藝》主編，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公安三袁研究院顧問。近年在海峽兩岸出版、再版的主要作品有文化歷史散文《千秋家國夢》、《永遠的驛站》、《歷史的刀鋒》、《千古大變局》、《一個人能夠走多遠》，長篇小說《楚莊紀事》、《風流的駝哥》，中篇小說選《人鼠之戰(zhàn)》，文化論著《沒有終點的涅槃》，戲劇作品選《人生是條單行道》、《蕭何落難》，個人選集《歷史的可能與限度》等。

書籍目錄

自序  晚明風骨
第一章  生命底色
第二章  儒學禪學
第三章  忘年之交
第四章  南平文社
第五章  再訪麻城
第六章  新官上任
第七章  文學革新
第八章  尷尬縣令
第九章  縱情山水
第十章  葡萄文社
第十一章  公安流派
第十二章  伯修暴卒
第十三章  柳浪煙波
第十四章  禪凈雙修
第十五章  吏部革新
第十六章  典試秦中
第十七章  英年早逝
第十八章  余音繞梁
附錄一  寂寞與熱鬧
附錄二  尋找袁中郎
附錄三  袁中郎大事記
附錄四  主要參考資料

章節(jié)摘錄

版權(quán)頁：   袁宏道在《敘咼氏家繩記》中說：“吾邑不言文，而恥言文。”當“公安派”橫空而出、席卷文壇之時，有人大惑不解，戲說公安縣又偏又遠，那里不過長著一片黃茅、白葦而已。何以突然冒出三顆光耀文壇的星辰？對此，兄長袁宗道“吃水不忘挖井人”，在《送夾山母舅之任太原序》中稍予回應(yīng)：“蓋謬疑開辟蓁蕪自我兄弟，而不知點化熔鑄，畢舅氏惟學先生之力也?！?當然，“點化熔鑄”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環(huán)境的熏陶，也有家人師長、親朋好友的引導(dǎo)，而三袁兄弟從小所置身的歷史文化氛圍，也不容忽略。 春秋戰(zhàn)國時期，公安縣屬古楚國腹地。從縣境北渡長江，不過十多公里，就是楚國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卉郢都（紀南城）。我國第一個浪漫主義詩人屈原，正是在這里，寫下了許多瑰麗奇幻、優(yōu)美動人、流傳千古的偉大詩篇。楚文化在以郢都為中心向四周的強力輻射與傳播過程之中，公安縣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中轉(zhuǎn)站”——一處抵達并影響湖南的必經(jīng)之地。 隨著楚國的滅亡，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中心位移，公安縣變得邊緣化起來，但早期濃厚的文化底蘊積淀著，總有一天會開花結(jié)果，只不過時間遲早罷了。 若論公安縣最早的文人名士，便是東晉時期的吏部尚書車胤。他勤學不倦，博學多通，其名字與成語典故“車胤囊螢”是連在一起的。據(jù)《晉書》記載，車胤兒時異常聰穎，但家中十分貧窮，晚上想繼續(xù)用功，無奈買不起燈油。夏天，他就準備一個白色袋子。里面裝著捉來的數(shù)十只螢火蟲兒，借助那微弱的光亮苦讀， “以夜繼日焉”。車胤囊螢的故事被寫進古代啟蒙讀物《三字經(jīng)》，激勵無數(shù)讀書人奮發(fā)向上。 車胤之后的另一“大腕”級人物名叫智額。智□，又稱智者大師、天臺大師，陳、隋年間高僧，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宗派——天臺宗的真正創(chuàng)始人。天臺宗是印度佛教本土化結(jié)出的第一個碩果，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沒有智□的圓融整合，也就沒有此后影響深遠的禪宗、凈土宗等各宗各派佛教的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天臺宗經(jīng)鑒真和尚東渡傳入日本，風行一時。 日本僧人最澄入唐求法，回國之后，還在智□天臺宗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立了日本天臺宗。此后，公安“出產(chǎn)”的文人名士甚多：名列北宋全國第一名士的公安人張景，一生著書甚多，現(xiàn)存有《洪范》、《王霸》、《張晦元集》共二十卷，后代學者贊他“茫茫兮安究，尚立言兮不朽”；明成化年間任右副都御史、大理寺卿的王軾，執(zhí)法不徇私情，時人稱之為“椎頭”，不僅鏟除了百姓痛恨的貪官污吏，還奉旨制定司法條例。王軾后升任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率兵征剿貴州苗民起義，封賜伯爵，死后贈太保、謚襄簡，著有《平錄二卷》等；明嘉靖六年（1527年）任戶部尚書的鄒文盛，為官清正，崇尚儉樸，不阿權(quán)貴，除奸去弊，政績卓著，曾領(lǐng)兵作戰(zhàn)，屢建戰(zhàn)功。經(jīng)常詩酒唱和，著有《瑣圍奏議》、《黃山遺稿》等。死后皇帝詔令祭葬于公安縣牛浪湖畔（今章莊鋪鎮(zhèn)章莊村），墓地現(xiàn)存石碑、石人、石馬，為公安縣規(guī)模最大，保存最為完好的一處文化遺跡…… 公安縣歷史悠久，文化深厚，人杰地靈， “三袁”在這片肥沃的土地上“破土而出”，既是偶然，也屬必然。

編輯推薦

《晚明風骨:袁宏道傳》編輯推薦：明代晚期文學流派——“公安派”領(lǐng)袖袁宏道的第一部傳記。不僅可以了解袁宏道，更可以了解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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