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文學史

用戶評論 (總計6條)

•   　　近年常謂友人，吾喜周作人文章尚勝魯迅。又曰，若生亂世，或當別論。
  　　作人之筆調才情，吾之贊也。
  　　作人嘗做漢奸，難逃其咎，然不可因人廢文。
  　　作人之文字，頗見情致真知，讀之會心，可得安寧。
  　　魯迅之文字，多作憤怒之色，讀之，常感不安。
  　　又，魯迅當年之批評，如今看來，難免偏激，亦時見不分青紅皂白之辭，恐傷人亦累己也。
  　　作人此書，著于1917到1918年間，用半文言寫成。
  　　《知堂回想錄?五四之前》記：“這是一種雜湊而成的書，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國文學史，文人傳記，作品批評，雜和做成，完全不成東西，不過在那時候也湊合著用了?！?br /> 　　可謂之“編譯”，少個人見解，但也可謂“博采”眾多外文資料了。今之文學史著作，我所讀者，不下十種，“雜湊”之狀況，有增而無減也。而今之外國文學史著作，許多作者甚至只參考中文資料，而對第一手之外文資料敬而遠之。治學如此，學界之悲也。作人所處之時代，西學東漸未久，資料匱乏，又趕“寫期”，速成此書，諸多欠缺，尚可理解。而今國門大開，外國文學之資料，得之易甚。學人不借此以求發(fā)現，一味互相抄襲，惡劣風氣越演越烈，殊可悲也。
  　　嘗謂：無學術之心、無學術之力，可作小文，娛人亦自樂，何苦強寫洋洋大著？中國學術，先天不足已成定局，唯望后天補救。奈何中國學人，多營營碌碌，著述乃為評職稱，充數即可，何須認真誠懇？
  　　閑話且住，言歸正傳。
  　　嚴格而言，作人此書，并非純粹之文學史。作人于書中，論及哲學、歷史著作之處甚多，如蘇格拉底、柏拉圖、孟德斯鳩等人學說或著作，皆言之甚詳。
  　　作人此書之一大特點，乃是所有人地名，皆不用音譯，而用原文，書名亦大抵如是。如此做法，國內甚少見，而國外之嚴謹之學術著作，如此為之者，似乎極為普遍。此之做法，優(yōu)劣參半，但用原文之法似乎更見功力。又，作人寫此書時，很多譯名未見通用者，如此為之，恐亦有不得已之處。
  　　作人此書，分三卷，曰“希臘”、“羅馬”、“中古與文藝復興”（第三卷之第一篇）、“十七與十八世紀”（第三卷之第二篇）。如此分卷，與書之原版略有不同，卻更為明確合理一些。據校訂者止庵言，該書尚有缺失部分，已不可尋。就所見部分言，作人之取舍詳略，與今之歐洲文學史，不合之處甚多。竊以為，文學史之著作，亦可有個性，亦可有個人之喜好。治史求同，學界之凡例也。然而，求同太甚，個人見解漸失，讀此書如讀彼書，難有創(chuàng)見，更無發(fā)現。求同之文學史，死人之文學史也。人之天賦各異，受教亦多有不同，文學之見，難免分歧。而文學者，并無絕對之價值標準，任何說法與判斷，皆可為一家之言。以一家之言強為大家之言，恐有霸道或強奸他人意志之嫌。于是故，我力倡各文學史家寫“一個人之文學史”。非史家者，憑一己對文學之赤誠，亦可作“一個人之文學史”也。假以時日，吾感文學益深，諸多肺腑之言，不吐不快，乃可作“一個人之文學史”也。
  　　作人之行文，根基功底，今人難逮也。作人的文字，務求簡潔。文人之生平、作品之概括，作人三言兩語即盡言之，絕不拖泥帶水。
  　　此書雖為連貫順序之作，卻又可謂片斷式之作品。吾最喜片斷式之作品，行文自由活潑，閃光之處隨處可拾。如尼采、維特根斯坦之哲學著作，多為片斷式之作品，雋永深刻、妙語橫生，不類一般之哲學著作倔及敖牙、面目可憎。文學著作，20世紀以降，先鋒作品大行其道，片段式之作品亦甚普遍，國內的石康的作品，多是如此寫成的。吾謂此類作品之寫法為“斷章式寫作”。
  　　作人的作品，此前散讀甚多，集中閱讀即未曾有之。作人作品，選本甚多，所選作品亦大同小異，所謂代表作是也。竊以為，公認之代表作，恐未必為吾之心水之作。故讀舊人之書，吾更愿意讀其原本，最好是作者所編?！稓W洲文學史》為“周作人自編文集”之一種。閱“周作人自編文集”之目錄，計有36種37冊。周氏自編其文集，于己之趣味，把握自然勝于外人。讀其書，更易見作者之真精神。初見此文集，即喜甚。愿自此書始，逐本讀之。又盼其他作家之自編文集亦能陸續(xù)出版。
  　　
  　　 2005
•   　　該書依次介紹了希臘，羅馬及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
  　　后半章是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各國的文學。
  　　歷史短了點，但是對于歐洲文學來說覆蓋的面也是足夠多了。
  　　按時間的順序依次比較各國著名的文學代表及作品，也是屬于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必讀書目之一的。
  　　作者寫作本文時使用的語言是偏古文，古樸，精煉，很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美感，敘述條理非常清晰，沒有拖沓的痕跡。
  　　但是，介紹這些著名作家的時候，名字都是未經翻譯的，讀來頗有晦澀的感覺。
  　　從整體而言，還是一部值得品讀的好書。
•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學界熱議“沒有晚清，何來五四”，除了晚清文學呈現的更多元更豐富的可能性，作為學術史家與思想家的五四學人與清學傳統(tǒng)的關系也頗值得關注。關于魯迅與清儒師承的關系，蔡元培、陳平原等均有精彩的論述，可以說，輯錄?？惫艜瓦M行學術著述是魯迅繼承清學的主要方式，只是醉心于鈔古書的魯迅與雜文中不遺余力反禮教的魯迅多少有點不協(xié)調。周作人的學術興趣與其兄多有類似之處，畢竟他們從小深受浙東文化的影響，成年后又共同受業(yè)于章太炎先生門下。兩人看書擇書都采取非正宗的別擇法，關注正史以外的野史和子部的雜家，對小學、金石的興趣更多有疊合。合作翻譯的《域外小說集》試圖以古奧的語言磨礪民族的精神，不用說是受到了章太炎以復古為革命的文字觀的影響；兩人都熱心于鄉(xiāng)邦文獻的輯集，魯迅輯錄的唐以前的越中史地書——《會稽郡故書雜集》序文署名“會稽周作人記”，盡管周作人謙虛地說僅僅是“查書的時候我也幫過一點忙”，但他多年來也一直對鄉(xiāng)賢著作孜孜尋訪，并在散文中對越中風土的一再追憶。
  　　
  　　但細細辨擇，兩人的取徑仍有差異，除了《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周作人很少進行專門的學術著述，因此清理他的學術思路主要從大量散文尤其是文抄公時期的文章中辨認。不僅對希臘神話和日本文化的研究后人難及，他對清學傳統(tǒng)角度獨特的吸納也頗有意味。章太炎對小學和史學的看重直接影響了周作人的學術視野和興趣，而他的原始儒家觀念更得益于戴震以降的新理學，“文抄”式的行文方式多少得益于清學的考據文章及筆記著作。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他退居書齋，更自覺地對學術傳統(tǒng)進行辨擇和清理，從中分疏出一些他認為于世道人心有用的理路。周作人將學術——文章——思想融為一體，并有意識而又有系統(tǒng)地把來自于西方文化的基礎范疇，用中國固有的觀念來使之脫胎換骨。不過，他復活的并不是清學的正宗，而是已經在進行著自我更新并具有新的生長點的清學傳統(tǒng)。本文并不打算完整勾勒周作人的學術脈絡，我更感興趣的是在新學眼光的參照下，周作人發(fā)掘了傳統(tǒng)學術尤其是清學傳統(tǒng)中哪些曾經被人忽視甚至至今我們仍掉以輕心的因素，以及新舊、中西、學術與現實處境之間那部分未能化解的沖突。
  　　
  　　壹
  　　
  　　周作人回顧少時的閱讀經驗時談到：“我所喜歡的舊書中有一部分是關于自然名物的，如《毛詩草木疏》及《廣要》，《毛詩品物圖考》，《爾雅音圖》及郝氏《義疏》，汪曰楨《湖雅》，《本草綱目》，《野菜譜》，《花鏡》，《百廿蟲吟》等。”它們大多是周氏兄弟十幾歲時在故鄉(xiāng)紹興接觸到的讀物，“大抵并非精本，有的還是石印，但是至今記得，后來都搜得收存，興味也仍存在”。這份愛好之心始終未變，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后期周作人思想發(fā)生重大轉變，宣告文士早已歇業(yè)，僅對于天地萬物尚有些興趣，“草木蟲魚”系列成為其后散文創(chuàng)作 中重要的一部分，“文抄公”時期抄錄并加以闡發(fā)的古書也頗多涉及以上諸書。除了題材方面顯見的承襲，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一學術興趣和周作人思想革命的關系，“因為最初有這種興趣，后來所以牽連開去，應用在思想問題上面”。
  　　
  　　名物研究是一門古老的學問，本是經學中的一個分支。它主要是對《詩經》、《爾雅》和三禮等經傳中出現的禽獸草木及其它物品的名稱與用途進行對照考查，進而研究相關的典章制度風俗習慣?？梢哉f，名物學的產生和發(fā)展與訓詁學和考據學密不可分。按照青木正兒的說法，名物學經歷了從名物之訓詁到名物之考證的過程，從早期對語言文字進行簡單的訓詁發(fā)展到清代，考據學者們已經能夠綜合運用文物、本草、園藝、方志、詩文等多方面的知識梳理源流、辨明性狀、考證風俗。
  　　
  　　名物制度的考訂是清代學術尤其是乾嘉以來漢學陣營經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伴隨著經學中考證學的興盛，作為其副產品的考證名物學隨之產生。自顧炎武以來學者們從考證經史文獻提到的名物入手，重建古代社會生活的原貌，以此沖破宋明理學的束縛。從事于字義、制度、名物的考訂，而知治亂之源，成為他們的一個共識。經學大師江永的《鄉(xiāng)黨圖考》通過對經傳中圖譜、圣跡、朝聘、宮室、衣服、飲食、器、容貌、雜典九類制度名物的記錄進行整理，對周代知識階層的生活進行闡發(fā)。其后戴震、程瑤田、焦循、俞樾等人的嘗試表明，考證學開始把注意力從小學部分轉向古代名物。經學考證的對象不再是抽象的教條，而是依存于風俗、禮樂之中的道德規(guī)范，而通過對名物、典章、制度的研究亦使經學與歷史、社會的互動得以呈現。
  　　
  　　對草木鳥獸蟲魚的興趣貫穿了周作人終身，他再三致意于留心名物研究的經學大師，認為“對名物大有知識”是“思想明通氣象闊大”的一個表現。“對于人生與自然能巨細都談，蟲魚之微小，謠俗之瑣屑，與生死大事同樣的看待”是他尤為欣賞的境界。他稱贊朱舜水“關于瓜蔬樹竹，禽鳥鱗介各門”多有論述，“對名物大有知識，異于一般儒者”；而郝蘭皋的《記海錯》中對當地風物考證之多，“非貫徹經史蒼雅博極群書者不能也”；并特別標舉孫仲榮的《與友人論動物學書》，認為其“不但看出著者對于名物的興趣，而且還有好些新意見，多為中國學者所未曾說過的?！?br /> 　　
  　　名物學的主干是對《詩經》和《爾雅》的名物訓詁研究?！墩撜Z?陽貨》篇中孔子列舉了學詩的七條益處，最后一條是“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诳鬃拥脑娊蹋对娊洝返拿镅芯繗v來受到特別重視。后世出現了不少研究《詩經》的名物的著作，被稱為“多識之學”。周作人對《詩經》名物學的研究頗有心得，“我所記得的書頂早的是一部《毛詩品物圖考》，其次是毛詩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隨后更細細辨析各家的源流：“明毛晉的《廣要》，清趙佑的《校正》，焦循的《陸疏疏》，丁晏的《校正》，以及羅振玉的《新校正》。但我喜歡的是焦氏的編法，各條校證列注書名，次序悉照《詩經》先后，似更有條理?！焙绿m皋的《爾雅義疏》亦是周作人格外欣賞的一部名物研究著作，他引用郝氏《曬書堂文集》的一段話說明喜愛的緣由：“嘗論孔門多識之學殆成絕響，唯陸元恪之《毛詩疏》剖析精微，可謂空前絕后，蓋以故訓之倫無難鉤稽搜討，乃至蟲魚之注，非夫耳聞目驗，未容置喙其間，牛頭馬髀，強相附會，作者之體又宜舍諸。少愛山澤，流觀魚鳥，旁涉夭條，靡不覃研鉆極，積歲經年，故嘗自謂《爾雅》下卷之流，幾欲追蹤元恪，陸農師之《埤雅》，羅端良之《翼雅》，蓋不足言?！敝茏魅岁P注到郝氏《爾雅義疏》的箋注與眾不同，講蟲魚多依據耳聞目驗，并常引用民間知識及俗名，在別人書中不能見到。世儒“箋注蟲魚之通病”即在于“泥于章句，不暇向老農老圃細細商榷，妄逞臆說”，缺乏客觀的觀察和記錄。他特別看重來自于觀察和經驗的記錄，這一方法已經非常接近近代西方的生物學了。
  　　
  　　但一直以來，名物學始終作為經學的附庸而存在，不曾發(fā)展成一門獨立的學問。名物研究“在從前只附屬于別的東西，一是經部的《詩經》與《爾雅》，二是史部的地志，三是子部的農與醫(yī)。地志與農學沒有多少書，關于不是物產的草木禽蟲更不大說及，結果只有《詩經》《爾雅》的注箋以及《本草》可以算是記載動植物事情的書籍?！狈N種考證畢竟是箋疏而非批評，定名乃是為了“決經義之疑”。這就難免將自然現象作為禮教道德的圖解，“中國人拙于觀察自然，往往喜歡去把他和人事連接在一起。最顯著的例，第一是儒教化，如烏反哺，羔羊跪乳，或梟食母，都一一加以倫理的附會。第二是道教化，如桑蟲化為果蠃，腐蟲化為螢，這恰似仙人變形，與六道輪回又自不同?！敝茏魅怂f的儒教化和道教化，前者大抵是指倫理化的自然觀，把自然現象與忠孝節(jié)烈的禮教道德聯系起來，后者近于談玄，即今人所謂的迷信，語多及怪力亂神。
  　　
  　　區(qū)別于傳統(tǒng)名物學倫理化的自然觀，周作人把自己的“草木蟲魚”系列的根基建立在生物學的基礎上，即“倫理之自然化”。這是根據現代人類的知識調整中國固有的思想，使其在根基處發(fā)生轉化?！拔覀€人卻很看重自然研究，覺得不但這本身的事情很有意思，而且動植物的生活狀態(tài)也就是人生的基本，關于這方面有了充分的常識，則對于人生的意義與其途徑自能更明確的了解認識?！倍嘧R鳥獸草木之名的生物學“未始不可以為整個的人生問題研究之參考資料”。作為五四倫理革命先驅的周作人試圖“由生物學通過之人生哲學”，即通過蟲魚風月的取材，窺知“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
  　　
  　　他在五四時期寫的《祖先崇拜》中這樣寫到：“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經典，可以千百年來為人類的教訓的，只有記載生物的生活現象的Biologie（生物學）才可供我們參考，定人類行為的標準?！痹?944年總結自己一生知識構成的《十堂筆談》中他仍堅持：“我至今還是這樣想，覺得知道動植生活的概要，對于了解人生有些問題比較容易。從這里看出來的生活現象與人類原是根本一致，要想考慮人生的事情便須得于此著手。”在周作人看來，主要的目的一是在于只有從生物學的立腳地來看，才能了解中國國民原始的生存道德由此而來的意義之深厚。其次是希望利用這些知識，去糾正從前流傳下來的倫理化的自然觀。人禽有別，人類自有倫理，重點是只須“自己多多反省，勿過徇私欲，違反自然，多做出禽獸所不為的事，如奴隸及賣淫制度等，斯已足矣。”這與純粹的自然科學的旨趣仍相去甚遠，他更看重的還是自然里的人事，因為“愛物與仁人很有關系”。
  　　
  　　“格物”就是周作人用來調和西方的生物學和附屬于儒家經學的名物學或博物學的范疇，將科學尤其是生物學在中國本土的知識架構中進行安置，突出“格物致知”為“修齊治平”的基本功夫。周作人說：“有人序《百廿蟲吟》云：誠以格物之功通于修齊治平，天下莫載之理即莫破所由推……大旨我實在是同意的”。換句話說，他并沒有完全拋棄儒學中“格致”功夫的道德實踐含義，只是他以更低調的態(tài)度對“性”與“仁”的命題進行重新解讀，用生物學為傳統(tǒng)經學所具有的道德規(guī)范注入了新的因子，從草木蟲魚中探討道德的起源和倫理的應有姿態(tài)。以生物學為基礎，周作人秉持的是低版本的人性觀和道德觀：“應當根據生物學人類學與文化史的知識使得我們道德的理論與實際都保持水線上的位置，既不可不及，也不可過而反于自然，以致再落到淤泥下去?！?br /> 　　
  　　與五四時期高歌凱進的倫理改造不完全一致的是，他的倫理觀更加低調?！拔疫@所謂格物可以有好幾種意思，其一是生物的生態(tài)之記錄，于學術不無小補，其次是從這些記錄里看出生物生活的原本，可以作人生問題的參考。我們觀察生物的生活，拿來與人生比勘，有幾分與生物相同，是必要而健全的，有幾分能夠超出一點，有幾分卻是墮落到禽獸以下去了：這樣的時常想想，實在是比講道學還要切實的修身功夫，是有新的道德的意義的事?！比饲葜媸侨鍖W的一個基本命題，周作人在借用這一傳統(tǒng)命題的同時使其重心發(fā)生了轉移，對“性”的理解逐步脫離了神性或高尚的一面，更突出人與動物相類似的方面：“我也承認人禽之辨只在一點兒上，不過兩者之間距離卻很近，仿佛是窗戶里外只隔著一張紙，實在乃是近似遠也?！鄙锏姆秶軓V，無一不可資觀察，但是周作人仿佛更偏重蟲豸這類微小的生物，“見了昆蟲界的這些悲喜劇，仿佛是聽說遠親——的確是很遠的遠親——的消息”。也更重視弱者的道德，更留意人類道德的底線：“不可太爬高走遠，以至與自然違反?！?br /> 　　
  　　周作人 著：《周作人自編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
  　　
  　　本文刊于【讀品】98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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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年前，在先鋒買的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以為小便容易讀。常隨身帶著，卻沒想到一直拖到現在都沒能讀完。
  　　 為什么呢？
  　　 周大人是堅持原名不譯的主，而我們一直接受的那些譯名又和原文發(fā)音有不小的差距，于是乎，讀來就感覺吃力了。雖然原先學過歐洲文學史的，面對原名，還是覺得有些距離啊。
•   感覺外國人嘅名字譯成中文字好怪，所以支持原名不譯
•   小便容易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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