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上海

前言

李天綱博士的《人文上?！忻竦目臻g》是一本彌足珍貴的書。其實這是兩本書的合集：一部分是畫冊《老上?！返膱D片和說明文字，另加李天綱的幾篇文章。全書以老上海的社區(qū)生活作主軸，總結1949年以前的上海風貌。全書的一個主要論點是上海曾經有過一個不錯的市民社會和公共空間?，F(xiàn)在關于“老上海”的研究似乎已成顯學，這是否和目前正在發(fā)展的“新上海”有某種歷史的辯證關系，尚未見有充分的研究。一般有關老上海的出版物多以“懷舊”為主旨，然而懷舊背后的文化意義為何？似乎也只有少數(shù)學者開始留意。這本書則另辟捷徑，以“市民社會”和“公共空間”為理論基礎，并舉出不少實例——譬如愚園、張園和徐園——證明上海的園林其實就是一種“公共空間”，并“進而成為建立市民社會的議政場所的最為典型的例子”。這兩個理論名詞源出于哈貝瑪斯，當然原意和中國的歷史實況相差甚遠，是否可以跨過文化疆界而“拿來”用之，也一直是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我個人的觀點一向是把這個理論的一部分——即“公共空間”，而不全是“公共領域”（Publicsphere是一個抽象的名稱）——將之具體化后再與原理論作個“調整”（Mediation）。所以，“空間”（spaces）可以作多數(shù)，也較具體，所指的也可以是讓市民在作種種公共文化活動的地方。從這個折衷的觀點看來，上海的幾個園林，不論原來是共是私，都有這個“公共空間”的作用。然而這個折衷的定義仍嫌空泛，因為哈貝瑪斯的原意與“理性論政”有關，所以如果在張園可以有各類人士聚在一起討論時政，則仍可勉強視為“公共空間”的一種，但一般市民消費娛樂的地方（如電影院）等，是否仍可算作“公共空間”？

內容概要

　　上海市民在近代歷史上曾經承受過最深刻、最痛苦的沖擊。在激烈的社會競爭和頻繁的成敗得失中，他們的心態(tài)曾經充滿了恐懼、憂患和絕望，但也在這種環(huán)境中養(yǎng)成了一些追求進取、克勤克儉、尊重知識、長于謀略、精曉商品的現(xiàn)代市民素質。

作者簡介

李天綱，1957年生，上海市人。畢業(yè)于復旦大學歷史系，獲博士學位。長期從事上海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國基督教研究?，F(xiàn)為復旦大學哲學系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美國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著作有《文化上?！贰独仙虾！贰吨袊Y儀之爭》《心同東西》《大清帝國的城市：十九世紀英國銅版畫》（《馬相伯與近代中國的思想》（英文，與朱維錚、陸永齡等合著）。

書籍目錄

序“海派” 近代市民文化之濫觴近代上海文化與“市民意識”古城廂 七百年的文化蘊涵十六鋪 開埠前的大埠外灘 西方在華勢力的重鎮(zhèn)洋涇浜 租界內外文化中西江西路 東方華爾街福州路 租界里的華界南京路 近代民族商業(yè)的起源靜安寺 西區(qū)的“樂土”浦東城 市化的壓力虹口 “五方雜處”的平民社會楊樹浦 現(xiàn)代工業(yè)的搖籃閘北 “自治”華界的成功與失敗江灣 “大上?！钡膲粝氚讼蓸?華洋交錯的法租界盧家灣 東方巴黎徐家匯 上海的“拉丁區(qū)”蘇州河 上海的母親河文化中心地位的衰退與重建回歸傳統(tǒng)的新上海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浦東公司、碼頭、工廠沿江一字排開，然而人員、物資、市場都在浦西，流通必借用輪渡。早期輪渡處于自發(fā)狀態(tài)，至清末，方才作為市政公用事業(yè)加以發(fā)展。1910年，川沙縣浦東塘工善后局開辟了從南京路外灘到東溝港的遠程輪渡，這是第一條正式的渡江線。后來，商界和各市政機構合作，成立了市輪渡公司，統(tǒng)一經營市輪渡。至1949年，黃浦江上共有13條客渡線，1條車渡線。在浦東，原來就以渡口留名的地名有爛泥渡、陸家渡、楊家渡、老白渡。近代以來，出名的輪渡站名則有陸家嘴、提籃橋、定海橋、南碼頭等。至于浦東陸間自身的橫向聯(lián)系，上海市政府則在1930年，與黃浦江平行，開造了從陸家嘴到東溝的17公里長的馬路。1944年，又延伸到高橋，即浦東大道。浦東的現(xiàn)代化開始最早，但由于黃浦江的阻隔，加上浦東缺乏廣闊的腹地，又不處于交通要道，所以除沿江之外，發(fā)展很幔。一百多年來，浦東大道似乎就是一條現(xiàn)代化的疆界，一邊是現(xiàn)代工廠企業(yè)，一邊是傳統(tǒng)農田村合。不僅如此，城市化、現(xiàn)代化、工業(yè)化還對傳統(tǒng)生活造成壓力。開始，浦東人的沙船興高采烈地加入中外貿易。隨后，進來的外國海輪越來越大，木殼換成鐵甲，火輪代替了帆檣。又后來，中國人也開了輪船招商局，用火輪船，浦東的沙船敗下陣來。外國輪船運來了英國曼徹斯特的棉布，中國人、日本人也在楊浦、普陀開設紡織廠。浦東家家戶戶轉了幾百年的紡機、織機停了下來。家里的男人、女人干什么，這是個生存問題。浦東能不能跟上上海，這是個社會問題。生存其實沒有問題。近代以來，浦東的男人到上海打工，都干得很成功。上海建筑業(yè)的長期興旺，浦東的建筑工人來上海為外國公司做工，漸漸有自開建筑公司的。蔡路人楊斯盛（1851～1908）的“楊瑞泰營造廠”建造了第二代的江海北關，是中國人第一次獨立承攬西式建筑。以后，有小營房人陶桂松（1879—1956）的陶桂記營造廠建造了南京路永安新廈、中國銀行大樓，以及遠東第一高樓國際飯店。

后記

1983年開始涉足上海史研究，那是大學本科的論文《簡論上海開埠后的社會與文化變遷》（《史林》，1987年第二期）。后來師從朱維錚先生學習中國思想文化史，從1986年完成的碩士論文《基督教傳教與“西學東漸”》，到1997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中國禮儀之爭》，主要興趣已經轉移到中西跨文化交流領域，上海史研究就成為副業(yè)。1986年到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直到2002年離開，其間一段時間在“上海史研究室”，自愿或不自愿地寫了不少有關上海歷史的論文、文章和專著。“副業(yè)”不副，檢查下來，自己寫的最多的文字，居然還是“上海史”。這就造成了一個尷尬：因為沒有花全部的精力來從事，常常還有些應景之作，結果在學術理想和現(xiàn)有成果之間就有很大的差距。80年代“思想解放”的激勵，讓我們那一代人都感到了有建立“新史學”的可能。受當時“文化熱”的影響，覺得歷史研究一定要突破“階級斗爭”的模式（現(xiàn)在多用“范式”一詞，其實二十年間，兩詞的中文涵義變化不大）。當時唐振常先生，接受黎澍先生的建議，主持上海史研究。他的學生盧漢超和葉曉青，提出用“社會流動”和“中外交流”的模式來看近代上海歷史，“文化模式”允為群體間的共識。但是，“文化模式”如果只在理論框架內談概念關系，就容易流入空泛，不合歷史學的志趣，也不能建立一個生動而有說服力的上海史。于是我們后來又提出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方法，從事社區(qū)生活和市民文化的研究，補充“文化理論”的不足。唐先生最是鼓勵年輕人的創(chuàng)見，當我提出”上海近代市民生活的起源”的設想時，他甚至打破了全書的體例，把此內容放進了他所主編的《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并囑為將來擴展成他還將主編的《上海通史》（多卷本）的專著。后來這部分內容擴寫成“幫會與上海社會”、“在吳越文化圈”、“海派：近代市民文化之濫觴”等章節(jié)，收入《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張仲禮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編輯推薦

《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間》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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