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力起源

內(nèi)容概要

　　徐沖編著的《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力起源》主要討論“（歷史）知識的生成與表達”與“權力”之間的復雜關系，旨在揭示這一歷史時期各種形式的歷史書寫在正當化王朝權力方面所承擔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解明中國古代王朝在構建政權正當性方面所進行的多種實踐。

作者簡介

　　徐沖，1980年生，成長于山東省東營市。1999年入北京大學，2008年獲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F(xiàn)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講師。研究領域為魏晉南北朝史，對漢魏制度變革、中古歷史書寫與北朝石刻史料尤為關注。在《歷史研究》、《文史》、《國學研究》等刊物發(fā)表論文多篇。譯有渡邊信一郎著《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

書籍目錄

書系緣起
序
前言
單元一：“起元”
小引
第一章 魏晉國史書寫的“禪讓后起元”
一、“從泰始為斷”：西晉國史書寫的“起元”問題
二、“禪讓”與魏晉王朝的皇帝權力起源“
第二章 南北朝國史書寫的“起元”前移
一、“起元義熙，為王業(yè)之始”：劉宋國史的“禪讓前起元”“
二、“取平四胡之歲為齊元”：北齊國史的“禪讓前起元”“
三、結語“
第三章 西魏北周無年號紀年考
一、問題的提出
二、西魏北周無年號紀年的時代面貌“
三、無年號紀年與魏、周禪代
單元二：“開國群雄傳”
小引
第一章 “開國群雄傳”小考
一、三國至南朝前期“開國群雄傳”的存在。
二、“驅除”觀念的變化
三、南北朝后期“開國群雄傳”的缺失
四、結語
第二章 《舊唐書》“隋末群雄傳”形成過程臆說
一、五代修《舊唐書》立“隋末群雄傳”
二、韋述《唐書》立“隋末群雄傳”
三、令狐德棻《國史》不立“隋末群雄傳”
四、關于“隋末群雄傳”進入唐代國史的一個推測
單元三：“外戚傳”與“皇后傳”
小引
第一章 漢代的“外戚傳”與外戚權力
一、漢代的“外戚傳”
二、漢代外戚權力的“正當”與“不正當”
第二章 魏晉南朝“皇后傳”的成立
一、魏文帝《甲午詔書》與“漢魏革命”
二、魏晉南朝“皇后傳”的成立
三、結語
第三章 新出北魏《李暉儀墓志》與魏收《魏書》：北朝外戚書寫的一個斷面
一、前言
二、《李暉儀墓志》序文與魏收《魏書》的外戚認識
三、魏收家族與隴西李氏的姻戚關系
四、結語
單元四：“隱逸列傳”
小引
第一章 漢代的隱逸書寫與隱逸理解
第二章 “處士功曹”小論
一、關于《隸釋》所載《繁陽令楊君碑》與《楊君碑陰》
二、繁陽令楊君碑碑陰題名者的身份與“處士功曹”
三、不應辟命場合“故吏”身份的擴張
四、地方社會的“新秩序”
第三章 “二十四賢”與曹魏王朝的隱逸書寫
一、《四八目》所載“二十四賢？的史料價值
二、“二十四賢”的構成與漢魏革命
三、曹丕彰表“隱逸”的建安背景：兩例個案
四、曹魏王朝的隱逸書寫
第四章 兩晉南朝“隱逸列傳”的成立
一、《三國志·魏書》的隱逸書寫。
二、兩晉南朝“隱逸列傳”的成立
三、“新秩序”下的王權與隱逸。
附錄一：兩晉南朝“白衣領職”補論
一、東晉前期的“白衣領職”
二、魏晉時期的“白衣領某職”
三、東晉末南朝“白衣領職”與“免官”的并列
四、余論
附錄二：漢唐間的君臣關系與“臣某”形式
一、問顥的提出
二、漢代情形的再確認
三、魏晉南朝“第二次君臣關系”下的“臣某”形式
四、魏晉南朝“第一次君臣關系”下的“臣某”形式
五、結語：對漢唐間“二重君臣關系”的反思
附錄三：川騰羲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評介
一、前言
二、內(nèi)容簡介
三、京都學派？——學術史中的川膀史學
參考文獻
索引

章節(jié)摘錄

　　要確認這一問題無疑是非常困難的。如前所述，唐代所修諸紀傳體國史，就連北宋內(nèi)府似也僅得見韋述《唐書》（130卷本）一種。此前所修的其他諸史，今天欲窺全貌固不可能；就是想在宋人著述中找到如韋述《唐書》般的斷章殘簡，恐怕亦非易事。另外，雖然在《舊唐書》中的“隋末群雄傳”的史文中，可以觀察到不可能出自令狐德菜《國史》的部分文字；但要由此反推整個“隋末群雄傳”都是如此，顯然還是大大不夠的。這樣的史料狀況，決定了只有從其他的間接途徑人手，方有接近答案的可能。讓我們再次把目光轉向本章開頭所引的錢大昕之言，即“自后南、北八史列傳，只述開國功臣，胥用沈法”。所謂“南、北八史”，即《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與《隋書》這八部以南北朝諸王朝為書寫對象的紀傳體王朝史。盡管在王朝更替的暴力過程中并不缺少前代王朝之末世群雄，但是如錢氏所指出的，這八部史書在整體上都呈現(xiàn)出了“開國群雄傳”的結構性缺失，從而與魏晉以來紀傳體王朝史的書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過錢氏的意見中也有不夠準確之處。從“南、北八史”的前端來看，“開國群雄傳”在紀傳體王朝史中的結構性缺失，確實始于南齊永明年間沈約《宋書》對于徐爰撰劉宋國史中桓玄、盧循等“晉末群雄傳”的刊除。然而事實上，徐爰在劉宋大明年間受命修撰國史時，就已經(jīng)提出不為桓玄立傳，而只需作為高祖劉裕之“功業(yè)”，在國史中記錄其被平定的經(jīng)過就可以了。只不過這一主張未被當時的朝廷所采納。徐爰在國史書寫中的這一主張，要到幾十年后沈約修前代史《宋書》時方才得以實現(xiàn)，并進而擴展為南北朝紀傳體王朝史的書寫通則。雖然南北朝諸王朝之國史今無一存，我們?nèi)匀豢梢酝茰y，其中當也呈現(xiàn)了開國群雄傳的結構性缺失。　　而若從“南、北八史”的后端來看，如所周知，《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與《隋書》這五部，都是在唐太宗貞觀年間以官修前代史的形式完成的，即所謂的“五代史”。這幾部書與“南、北八史”中其他幾部一樣，仍然呈現(xiàn)“開國群雄傳”的結構性缺失，提示我們唐代前期可能仍然處于南北朝以來的歷史書寫傳統(tǒng)之中。在這樣的傳統(tǒng)籠罩之下，“前代史”與“國史”共享同樣的結構是非常自然的。具體到唐代初期，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這一問題。一方面，貞觀年間所修的諸“前代史”，都是在前代諸王朝之“國史”基礎上完成的，甚至連相關撰者也存在著明顯的承襲關系。如姚思廉撰《陳書》，主要繼承了其父姚察所撰陳之國史；李百藥撰《北齊書》，憑借的是其父李德林入隋后所撰《齊史》，而此書又來自于德林在北齊所“預修”之國史。另一方面，這五部“前代史”的撰者，與唐代初期“國史”之撰者，事實上又基本是同一群體。如唐代紀傳體國史，就始于“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更具代表性的是令狐德葉。他在貞觀年間除負責《周書》的具體修撰外，“仍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同時兼修國史。高宗即位后，仍“監(jiān)修國史及五代史志”，同時還參與“貞觀十三年以后《實錄》”以及《高宗實錄》的修撰。史言“武德已來創(chuàng)修撰之源，自德橥始也”，又言“德菜暮年尤勤于著述，國家凡有修撰，無不參預”，恐皆非虛言?！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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