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11-8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作者:莫言 頁數(shù):187 字數(shù):1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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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國,“小說”一詞使用已久,最早見于繼子》,《漢書·藝文志》說是“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涂說之所造也”。小說的雛形是神話傳說的簡略記錄,后來發(fā)展到《搜神記》一類志怪小說和《世說新語》一類志人小說,結構都很簡單。及至出現(xiàn)唐人傳奇,宋元話本,小說乃由粗具梗概變得枝繁葉茂起來。魯迅指出:“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就是說,小說創(chuàng)作的自覺意識直到這時方始建立,結果是:小說有了中篇的規(guī)模,題材有所拓展,最突出的是情節(jié)性大大加強,而語言也趨于通俗,更富于表現(xiàn)力。明初《三國演義》、《水滸傳》的制作,標志著古典小說趨向成熟;隨著清代《紅樓夢》的出現(xiàn),達致巔峰狀態(tài)。盛極而衰,緊接著,變革時代也就適時而至了。 宋元“說話”中有一類名為“小說”,指的是話本中的短篇故事,與我們現(xiàn)今使用的概念相去甚遠。我們說的“小說”,實際上是晚近的舶來品,可以說,是由歐洲的小說觀念再命名的。 在歐洲,小說發(fā)展的道路與我國大體相似,即由神話而傳奇而故事,由短篇而中篇而長篇。至十九世紀,長篇小說十分鼎盛,致使黑格爾斷言極限來臨。及世紀末,現(xiàn)代主義小說很快出現(xiàn),傳統(tǒng)的主題和寫法被打破了。其實,十八世紀末以前,歐洲小說的體式已經(jīng)相當完備,只是小說之名(novel)遲至此時才正式流行起來罷了。 幾乎與此同時,有了中篇小說(novelette或novella)的名目。中篇小說是中型的敘事散文作品,一般而言,以篇幅的長短劃界,但因此也就有了相當?shù)膹椥?,需要把所敘的事件的?guī)模、時間長度、結構的復雜與完整的程度同時作為參照。綏拉菲摩維奇的中篇《鐵流》,論結構,可以算作長篇;莫泊桑的《俊友》本是中長篇,意大利作家莫拉維亞卻是把它當作注水的短篇來看的。 五四新文學運動把中國文學分為前后兩截。語言由文言改為白話,表面上是語言層面的變革,實質上是一場帶根本意義的文學觀念的革命。胡適寫《白話文學史》,所說的白話,仍是古典的白話,與五四時期語法相當歐化的白話很不相同。五四的小說,一、凸顯文學的主體性,自覺性,叛逆性,個性解放與人道主義成為小說的主旋律;二、題材和主題有所擴展,社會問題進入小說,“神圣勞工”及知識分子形象組成了新的人物畫廊。三、小說結構基本上是西式的,塊狀的,自由組合的,而非線性的、連環(huán)組接的傳統(tǒng)章回體。除了思想觀念,還有形式技法,都是現(xiàn)代的,面向西方,學習西方,而有了東方式的創(chuàng)造。 現(xiàn)代小說仍以短篇先行,幾年后,中長篇相繼產(chǎn)生。1922年,魯迅的《阿Q正傳》正式發(fā)表。以中篇的篇幅容納了一個革命的時代,統(tǒng)攝了一個民族的靈魂,這確實是一個奇跡,尤其出現(xiàn)在新文學的發(fā)軔期。當時,郁達夫、廬隱、廢名等都有中篇問世,但多流于粗淺。 直到三十年代,一批作家和作品掙脫自敘傳性質而向廣大的社會面開拓,開始走向成熟。茅盾除了長篇《子夜》,又以中篇《林家鋪子》、《春蠶》反映中國社會的變動。鄉(xiāng)土題材聚集了眾多作家,蕭紅、沈從文、王魯彥、吳組緗、沙汀,還有廢名,都有相當數(shù)量的作品。其中《生死場》和《邊城》,或凄厲,或幽婉,更富于鮮明的藝術特色。左翼作家蔣光慈、葉紫、丁玲,均著有反映革命斗爭的中篇,對于充斥著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而且往往有著“大團圓”結局的傳統(tǒng)小說來說,本身也不失為一種革命。其中,蔣光慈較早揭示革命與人性的沖突,并因此遭到內部批判,作為文學史上的一個典型案例,是很可注意的。柔石的《二月》,寫大時代里的邊緣人,有所批判,有所省思,也有所顧惜,是另一種筆墨。丁玲從《莎菲女士的日記》到《水》,從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宿命般地顯示了中國現(xiàn)代作家群體角色的演變過程。上海一批作家,如施蟄存、劉吶鷗、穆時英等,不重現(xiàn)實而重審美、重感覺、重印象、重情調,以中產(chǎn)階級趣味烹制都市文學。在此期間,巴金、老舍、張?zhí)煲矶际怯杏绊懙男≌f家,且都有中篇制作。巴金后來寫的《憩園》,一種挽歌調子,似乎與他早年激越的文字頗異樣。 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學是一種新型文學,但是實質上,在“為政治服務”和“為工農(nóng)兵所利用”的背后,卻混雜了不少傳統(tǒng)主義、民粹主義的因素,意識形態(tài)代替了個人思想,形式——所謂“民族形式”——比較單一。趙樹理小說《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在當時可以看作是一種具有方向性的作品。此間,丁玲的《在醫(yī)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時候》,對個人理想和女性主義作最后的堅持,可謂彌足珍貴。在“國統(tǒng)區(qū)”,包括抗戰(zhàn)時的“淪陷區(qū)”,張愛玲寫下《金鎖記》、《傾城之戀》,以第三只眼看人世,著意經(jīng)營現(xiàn)代傳奇。還有師陀,他的《落日光》、《果園城記》,在藝術上非常講究,很有特色。青年路翎異軍突起,寫作《饑餓的郭素娥》,從形象、情節(jié)到語言,則明顯地帶有一種野性,富含力的美。 1949年以后,小說家同其他作家和知識分子一樣,經(jīng)歷了長達三十年的思想改造的過程;而創(chuàng)作,隸屬于這一過程而基本上成為被改造的產(chǎn)物。一些著名小說家停止了小說寫作,如進入領導層的茅盾、巴金;一批“國統(tǒng)區(qū)”作家對新政權心存疑懼而逃逸,如張愛玲;而沉默,如沈從文;而改變作風,如老舍?!敖夥艆^(qū)”作家一路高歌猛進,柳青的長篇《創(chuàng)業(yè)史》名重一時,還有趙樹理的《三里灣》、《鍛煉鍛煉》等;然而到后來,也遭到了批判,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這樣的語境中產(chǎn)生的小說,主題基本上是“寫中心”的,因此很難具備優(yōu)秀的品質,中篇的數(shù)量也不大。 五十年代中期,出現(xiàn)了一批中短篇作品,主題有所開拓。其中,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是有代表性的。青年作者是嚴肅的,敏銳的,小說揭露官僚主義者的丑惡,閃耀著一個“少布”的理想主義的光芒。宗璞的《紅豆》,忠實于對校園知識分子愛情生活的描寫,無意中涉入禁區(qū)。但是,這些頗有“離經(jīng)叛道”傾向的思想和作品,很快銷聲匿跡。像路翎、丁玲這些出色的小說家,在“肅反”及“反右”斗爭中,先后遭到整肅,給中國文學帶來很大的傷害。 至七十年代末,一場浩劫過后,社會思想包括文學思想活躍一時,一批作家解除了荊冠,恢復了寫作的權利;另一批青年流放者從農(nóng)村歸來,正式練習筆耕,小說家隊伍于是迅速壯大。這時,西方大批思想文化讀物及文學經(jīng)典,包括現(xiàn)代小說被介紹進來,大型文學刊物紛紛創(chuàng)刊,這就給中篇小說的繁榮準備了溫床。 繼“重放的鮮花”之后,一批帶有創(chuàng)傷記憶的作品問世,其中有《天云山傳奇》、《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大墻下的紅玉蘭》、《綠化樹》、《一個冬天的童話》、《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等。敘述知青生活的小說不斷涌現(xiàn),形成了一個小小的浪潮。其中大多數(shù)把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當成一場人生劫難來描寫,像張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駿馬》這樣作積極的浪漫主義的回顧,表達對土地和人民的靈魂的皈依者為數(shù)極少。王小波屬于明顯的異類,他的《黃金時代》表現(xiàn)“文革”的禁錮與荒誕,想象大膽、奇特,在形式上有很大的獨創(chuàng)性。至于阿城的《棋王》,體現(xiàn)一種道教傳統(tǒng)文化的逍遙心態(tài),恐怕是唯一的。很快地,小說開始向現(xiàn)實生活掘進,一類著重于生存困境的揭示,如描寫技術知識分子的《人到中年》,描寫農(nóng)村青年男女的《人生》;一類傾力表現(xiàn)中國面臨的社會變遷,包括農(nóng)村的責任承包,城市的企業(yè)改制,等等。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和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可以作為代表。此間,一批描寫民俗,表現(xiàn)人性的作品出現(xiàn)了,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紀事》,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等,另外還有一些無法歸類的小說。 比起前三十年,這個時期中篇小說的數(shù)量陡增,題材變得更加豐富多樣,然而在主題的發(fā)掘方面,多滿足于形象地復制意識形態(tài)結論,整體風格“溫柔敦厚”,缺乏作家個人判斷的獨立性和社會批判的深刻性。關于改革,未及完全跳出長期以來形成的“歌頌”與“暴露”二元對立模式,對現(xiàn)實中的黑暗面、矛盾與沖突的復雜性缺少充分的揭示,主觀意識往往與現(xiàn)存秩序相妥協(xié)。即便如此,喧嘩一時的中篇小說,仍然顯示出為五十年代以來所未有的突破性成就。 及至八十年代中期,小說界的風氣很快偏移了被稱作“思想解放運動”時期所確立的關于人的歷史命運的悲劇主題,出現(xiàn)了一種形式主義的傾向。在此期間,有兩大創(chuàng)作現(xiàn)象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尋根文學”,即從現(xiàn)實生活中尋找人類學、文化學的源頭。從表面上看,“尋根”是現(xiàn)實問題的深化,實際上大多數(shù)作品都脫離了現(xiàn)實政治,否棄了對現(xiàn)存體制的實質性追詢,公式化、符碼化。王安憶的中篇《小鮑莊》,在國民性的探尋中依然保持了生活的飽滿的汁液,是這一路文學中少有的佳作。還有一個現(xiàn)象是“先鋒小說”,旨在形式上做實驗,內容相對單薄,有不少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贗品。但是,無可否認的是,個別小說活躍著新的思想元素,如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徐星的《無主題變奏》;但是大體上,這些實驗小說頗類三十年代的“海派”,作品不求大,不求深,但求領異標新,多少豐富了中國小說的敘事形式。 九十年代小說整體乏善可陳。當此艱難時世,有人倡言“新寫實主義”,“躲避崇高”,“分享艱難”。應運而生的這一類小說,可以說是正統(tǒng)文學的代表,政治力求正確,藝術追摹宏大;個別作家貌似解構正統(tǒng),如王朔,實質上是一種“別裁”,一種補充。由于有著各種權力資源的支持,潛在勢力是雄厚的。但這時,一種相反的文學趨勢也起來了,就是所謂的“個人化敘事”。敘事的個人性,在這里竟成了反社會的一個遁辭;正如有人標榜“女性主義寫作”,卻置換了這個源自西方用語中的自由、平等這樣帶政治學、社會學的內容,而從事純個人題材的寫作,瑣碎、淫靡、空洞,甚至充滿色情描寫。此時,又有所謂“新生代”群體順次登場,批評家為之鼓吹,出版界推波助瀾,呈崛起之勢。其實這批青少年作者普遍缺乏社會生活方面的體驗,也缺乏文學訓練,浮囂有余而堅實不足。 新世紀以來,又有人提出“底層文學”的口號。倘若能夠正視現(xiàn)實,關注底層,對于有著幾千年“瞞和騙”傳統(tǒng)的中國文學來說,應當說是一種根本的轉變。但是,以我們的作家目前的素質和狀態(tài),要高張并堅持一種現(xiàn)實主義的文學精神,并非輕而易舉的事。一些被稱為“大腕”的人物繼續(xù)編造冗長的故事,即使抓住“苦難”作題材,也是隨意編織材料,違背生活邏輯;而且在主體方面,也缺乏起碼的誠愛與同情。作品的“酷”,不僅僅在于技術上的冷處理。具有一定的底層生活經(jīng)驗的作者,作品大多顯得粗糙,因此在總體上比起八十年代,中篇小說創(chuàng)作不見得有長足的進步。較為優(yōu)秀的作品,有尤鳳偉的《小燈》和林白的《回廊之椅》,兩者對土改歷史都有顛覆性的敘述;描寫礦工生活的,有遲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反映農(nóng)村題材的,有劉慶邦的《到城里去》,胡學文的《命案高懸》,以及徐則臣寫農(nóng)民工的“北漂”系列小說。此外,像薛憶溈的《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路程》,鐘晶晶的《第三個人》,則以其哲理性和詩性,在眾多以故事性見長的小說中顯出一種罕有的雜色來。 近百年間,中篇小說從題材、主題、體式、技巧等各個方面,不斷地有所開拓,有所發(fā)展。但是,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現(xiàn)象是,最早出現(xiàn)在現(xiàn)代小說史上的《阿Q正傳》,至今仍然是一座無法逾越的高峰。比起二三十年代的小說來,當代小說雖然在敘述故事和刻畫人物等手段方面,相對顯得嫻熟,但是藝術個性并不突出。首先,表現(xiàn)在文學語言本身,就缺少個人筆調;在現(xiàn)實生活中,長期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個人性受到遏制,或許是根本的原因。同時,語言也缺少優(yōu)雅的氣質,缺少精致,缺少韻味,這同長期推廣“工農(nóng)兵文藝”,以文學為政治宣傳的工具不無關系;擴而言之,同漢語語境遭到破壞,同整個社會語言的粗鄙化有關。在形式上,中國小說滿足于講故事,講究“好看”,缺乏西方小說的那種精神性,缺乏思想深度。 中篇小說的繁榮,從根本上說,有賴于一個民族的文化和文學的繁榮。道路是漫長的,但因此,前景也未嘗不可能說是開闊的。單就現(xiàn)代小說發(fā)展來說,從五四到現(xiàn)在也不過一百年的歷史,具有經(jīng)典性價值的作品極少,而真正堪稱優(yōu)秀的作品也不會很多。在此,我們編選了這套《中篇小說金庫》,旨在集中這類具有較高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的作品,以利于流播;反過來,也可以充作進一步滋養(yǎng)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份泥土和養(yǎng)料。需要說明的是:其中有個別作品,編者并不認為屬于最優(yōu)秀的部分,但是不可否認,它們自問世之后在文學界和讀書界中造成的影響,從文學社會學的意義上考慮,這也未嘗不可以算作是一種“含金量”,因此一并予以收入。 《金庫》分輯陸續(xù)出版,希望得到作家、批評家、文學史家及廣大讀者的大力推薦,以確保它作為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一個文本系統(tǒng)的完整性。
內容概要
1986年發(fā)表的中篇小說《紅高梁》,為莫言的成名之作。書中創(chuàng)造了莫言的文學王國“高密東北鄉(xiāng)”,通過“我”的敘述,描寫了抗日戰(zhàn)爭期間,“我”的祖先在高密東北鄉(xiāng)轟轟烈烈、英勇悲壯的人生故事。這部《紅高梁》同時收入題材或主題相近的其他中短篇,旨在加強讀者對作家莫言的主要的中篇小說,或某一方面的創(chuàng)作思想的了解。莫言1985年發(fā)表《透明的紅蘿卜》,自此引起文壇關注。小說描寫了一個無名無姓的黑孩子,他堅忍地活在苦痛的現(xiàn)實中,以一種自虐的方式表示自己的強大。作品成功寫出了一個孩子的內心世界,以及由此折射出來的外部世界。
1986年發(fā)表的中篇小說《紅高梁》,為莫言的成名之作。書中創(chuàng)造了莫言的文學王國“高密東北鄉(xiāng)”,通過“我”的敘述,描寫了抗日戰(zhàn)爭期間,“我”的祖先在高密東北鄉(xiāng)轟轟烈烈、英勇悲壯的人生故事?!都t高梁》曾榮獲第4屆全國中篇小說獎,被譯成近二十種文字在全世界發(fā)行。據(jù)此改編的電影《紅高梁》獲第38屆柏林電影節(jié)金熊獎。
作者簡介
莫言,山東高密人,1955年生。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著有《紅高粱家族》、《酒國》、《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等長篇小說十一部,《透明的紅蘿卜》、《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說一百余部,并有劇作、散文多部;其中許多作品已被翻譯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韓、荷蘭、瑞典、挪威、波蘭、阿拉伯、越南等多種語言,在國內外文壇上具有廣泛影響。莫言和他的作品獲得過“聯(lián)合文學獎”(臺灣),“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成就獎”,法國“Laure
Bataillin(儒爾·巴泰庸)外國文學獎”,“法蘭西文化藝術騎士勛章”,意大利“NONINO(諾尼諾)國際文學獎”,日本“福岡亞洲文化大獎”,香港浸會大學“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紅樓夢獎”及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等國內外獎項。
書籍目錄
紅高粱透明的紅蘿卜我為什么要寫《紅高粱家族》《透明的紅蘿卜》創(chuàng)作前后漫長的文學夢與《文藝報》記者劉颋對談莫言主要作品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插圖:一九三九年古歷八月初九,我父親這個土匪種十四歲多一點。他跟著后來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余占鰲司令的隊伍去膠平公路伏擊敵人的汽車隊。奶奶披著夾襖,送他們到村頭。余司令說:“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對我父親說:“豆官,聽你干爹的話?!备赣H沒吱聲,他看著奶奶高大的身軀。嗅著從奶奶的夾襖里散出的熱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jīng)鰵獗迫?。他打了一個顫,肚子咕嚕嚕響一陣。余司令拍了一下父親的頭,說:“走,干兒?!碧斓鼗煦?,景物影影綽綽,隊伍的雜沓腳步聲已響出很遠。父親眼前掛著藍白色的霧幔,擋住了他的視線,只聞隊伍腳步聲,不見隊伍形和影。父親緊緊扯住余司令的衣角,雙腿快速挪動。奶奶像岸愈離愈遠,霧像海水愈近愈洶涌,父親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條船舷。父親就這樣奔向了聳立在故鄉(xiāng)通紅的高粱地里屬于他的那塊無字的青石墓碑。他的墳頭上已經(jīng)枯草瑟瑟,曾經(jīng)有一個光屁股的男孩牽著一只雪白的山羊來到這里,山羊不緊不慢地啃著墳頭上的草,男孩站在墓碑上,怒氣沖沖地撒上一泡尿,然后放聲高唱:高粱紅了——日本來了——同胞們準備好——開槍開炮——有人說這個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我曾對高密東北鄉(xiāng)極端熱愛,曾經(jīng)對高密東北鄉(xiāng)極端仇恨,長大后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我終于悟到:高密東北鄉(xiāng)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我的父老鄉(xiāng)親們,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種植。八月深秋,無邊無際的高粱紅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輝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愛情激蕩。秋風蒼涼,陽光很旺,瓦藍的天上游蕩著一朵朵豐滿的白云,高粱上滑動著一朵朵豐滿白云的紫紅色影子。一隊隊暗紅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網(wǎng),幾十年如一日。他們殺人越貨,精忠報國,他們演出過一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地感到種的退化。出村之后,隊伍在一條狹窄的土路上行進,人的腳步聲中夾著路邊碎草的窸窣聲響。霧奇濃,活潑多變。我父親的臉上,無數(shù)密集的小水點凝成大顆粒的水珠,他的一撮頭發(fā),粘在頭皮上。從路兩邊高粱地里飄來的幽淡的薄荷氣息和成熟高粱苦澀微甘的氣味,我父親早已聞慣,不新不奇。在這次霧中行軍里,我父親聞到了那種新奇的、黃紅相間的腥甜氣息。那味道從薄荷和高粱的味道中隱隱約約地透過來,喚起父親心靈深處一種非常遙遠的記憶。
編輯推薦
《紅高粱》編輯推薦:讀莫言,必讀《紅高粱》。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成名作。收入《紅高粱》《透明的紅蘿卜》、照片、創(chuàng)作手記、訪談、作品年表等。闡釋莫言的文學觀,傳達莫言的文學經(jīng)驗。對于解讀莫言,《紅高粱》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名人推薦
莫言在寫作中描寫了他的青春往事以及故鄉(xiāng)的情景,這在他1987年發(fā)表的《紅高粱家族》中尤為明顯……——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授獎詞(節(ji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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