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13-1 出版社: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作者:張清華,曹霞 頁數(shù):391 字數(shù):4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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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如何“看莫言”?張清華2012年10月9日,也就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前兩天,關于他可能獲獎的消息已經(jīng)炒得很熱,我在接受一家報紙采訪的時候,曾回答他們說,“假如不考慮意識形態(tài)的因素,而真正考慮文學的因素”,假如評委們“在堅持人文主義普世價值標準的同時,也對我們的民族文化有一定理解的話,那么我認為此獎最應該授予的就是莫言”。果然,兩天后消息公布,莫言終于如愿折桂,一時間國人欣喜若狂。中國人自然有理由高興,因為按照某些邏輯,甚至按照某些常理,中國作家要得這個獎是不會順利的,然而在莫言這里卻是出乎意外地順,在他57歲的時候,讓他拿到了這個讓全世界的作家夢寐以求、讓全世界的讀者翹首矚目的獎,確實不易。而為了這個獎等到耄耋之年、甚至終生錯過的作家在全世界絕非個例,更何況,在中國作家頭上,還罩著另外的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這些年,我們所聽到的對中國文學與中國作家的批評聲音實在是太多了。這些批評有的當然是對的,但有的則是想當然的求全責備。因為在某些人那里,他們對于作家和文本的批評從來都不是出于悉心和認真的閱讀,而是出于想當然的厭惡——在他們看來,中國什么都壞,文化是粗鄙的,道德是低下的,文學是浮躁的,作家是缺少教養(yǎng)的……自然創(chuàng)作就好不到哪里。不止國內(nèi)的某些批評家,國外的學者也來湊熱鬧,如德國的漢學教授顧彬,即在很多場合說到“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莫言余華的小說在德國是通俗文學”云云??芍^里應外合,鳴奏出一個互相呼應、很有陣勢的合聲。這些批評當然也是有道理的,沒有哪個國家和哪個時代的文學是沒有問題的,特別是在近代以來,文學變成了同商業(yè)和政治密切合謀的東西之后,文學的泡沫化與市場化變成了常態(tài),這自然是人們詬病它的一個基本原因。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也應該看到,低劣的東西從來也沒有真正妨礙和淹沒一個時代最珍貴的東西,人們?nèi)匀荒軌驈拇罅康呐菽姓业近S金,從形象與故事中找到人文主義的精神和靈魂。莫言的小說就是這樣的作品——盡管從風格上他并非適合所有人。曾和許多文學圈內(nèi)的朋友討論,為什么是莫言得獎而不是別人?確乎他有幸運之處,因為中國作家中還有不少優(yōu)秀者,有較大國際影響的也不止是莫言一人,但最終獲此殊榮的卻是他。自然大家見仁見智,但有一點是公認的,那就是——他的東西是“原始”的,比一切講究人工和智慧的創(chuàng)作更有“原始的靈性”和“原始的情境”,更有民間的、粗蠻的、生機勃勃和莽莽蒼蒼的的氣質(zhì),而這些最終超越了人工,也超越了思想層面的東西。形象永遠大于思想,這是文學中的定律,形象的東西、原始的形象的東西所生發(fā)出的詩意、可闡釋出的思想,永遠大于概念和思考本身。莫言正是沾了這個光,占了這個便宜。所謂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民間故事”“歷史”“當代經(jīng)驗”等,這些授獎詞中的關鍵詞,都是從這種原始性中生發(fā)和解釋出來的。當然,莫言的優(yōu)點和好處決不僅僅是這一點,他是有思想的,而且還一直在以自己的創(chuàng)作追趕中國現(xiàn)代最優(yōu)秀的作家們的思想,比如魯迅的思想。事實上,中國當代所有最優(yōu)秀的作家,或多或少地在追比魯迅的思想,如他對國民性的針砭,對人性弱點的洞悉,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批判,而且在尖銳和深入的程度上他們還有所前進,在這方面,莫言可謂是范例。他的《檀香刑》不就是對魯迅小說中“圍觀主題”“嗜血主題”的深化么?甚至,在對中國文化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的分析方面,他比魯迅的看法有了更精細和傳神的表達——比如關于孫丙的描寫,在封閉自足的文化狀態(tài)下,他原本是一個正面的符號,一個美男子,一個貓戲名角,長著一副美髯,唱得一口好戲,他分明就是古老的東方式“田園牧歌”的標志性符號。但是,當外來的文明以鋼鐵的、強勢的、侵犯性的方式出現(xiàn),且在中國人的生存和中國文化內(nèi)部引發(fā)了巨大危機的時候,他就變“丑”了,變成了謊稱“岳大將軍神靈附體”的裝神弄鬼者。他注定會反抗,但結(jié)局自然也就只有兩個——要么變成洋槍洋炮之下的犧牲品,要么變成失敗的內(nèi)部統(tǒng)治者的替罪羊和替死鬼。這就是中國文化內(nèi)部的裂變,孫丙的死和阿Q的死是如出一轍的,但與魯迅相比,莫言卻將這一出戲演到了極致。莫言的好處當然不止這一點,他的優(yōu)點還有很多,比如他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看法就不止是采取了魯迅的視角,而且還獲得了一個“反進化論”的視野,比如他對于更早先的中國文化的理解就不止是“吃人”,而是有充沛的生命力、有“結(jié)構(gòu)性活力”的一種文化。在《紅高粱家族》中,他所展現(xiàn)的“爺爺奶奶”的生活就是如此。他們出入于紅高粱大地,“既殺人放火,又精忠報國”的性格,便是在被主流與正統(tǒng)文化規(guī)訓之前的狀態(tài),而這種對歷史的想象,其實就是對于“將來好過現(xiàn)在,現(xiàn)在好于過去”的簡單進化論的歷史觀的一種反動。這是他更“現(xiàn)代”的地方。從“爺爺奶奶”,到“父親母親”,再到“我”,歷史不是呈現(xiàn)了我們習以為常的“進步”,而是一種可怕的倒退,一種生命的衰變和文化的頹圮。這一點,雖然不能說是莫言的獨創(chuàng),卻是他比中國當代的革命作家們所描寫的“進步論神話”的一個反撥與補正,同時也是對于那些優(yōu)秀作家所表現(xiàn)出的反思精神的一個深化與承續(xù)。有人說,莫言和很多當代中國的作家有對“暴力”的嗜好,乍看起來確乎存在這類問題,但與此相連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是莫言憑空捏造了這些暴力的敘事嗎?如果不是,那么一個作家面對歷史上和現(xiàn)實中屢見不鮮的暴力,是如同魯迅所說,“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還是無視暴力的存在,并努力做裝飾與美化的美容師?答案當然不言自明。還有人說,暴力可以寫,但作家一定要“有態(tài)度”,這也對,但是作家的“態(tài)度”既可以站出來表達,自然也可以以隱含的方式讓讀者自己去感受。我相信讀者在讀了《檀香刑》之后,不會對暴力產(chǎn)生迷戀和喜好,而會有深深的惡心和恐懼。還有,莫言的小說中還呈現(xiàn)了強烈的倫理傾向——對于民間倫理的托舉,和對于政治概念的壓抑。我之所以堅持認為他的《豐乳肥臀》是“一部偉大的漢語小說”,就是因為他在這部作品中張揚了傳統(tǒng)民間社會的美好與詩意。如果用最簡單的話語來概括,這部小說所表現(xiàn)的題旨,就是“中國傳統(tǒng)民間社會在20世紀被侵犯和被毀滅的過程”,母親所代表的人民與民間世界,在一切外來的政治與權(quán)力因素的合謀下,在一切外來力量的侵犯下,最終遭到了從肉體到精神的毀滅。僅就他所刻畫的人物看,我也認為,說他寫出了偉大的小說絕不是夸張。寫到這里似乎該打住了。關于莫言和他作品的認知,這本書里的專家們要遠比我所討論的高明。我要說的是,關于莫言的研究,在當代中國文學和作家的研究中將會成為一個久遠的“顯學”,過去就很重要,今后將會更加顯要。這當然不是就“趕熱鬧”的意義上而言,而是就莫言的重要性而言的。某種意義上,如果說中國的漢語新文學誕生以來迄今有“兩個最重要的作家”的話,那么無疑就是魯迅和莫言了,不管你承認與否,這一點將會逐漸成為不可動搖的事實。莫言的作品將會被作為經(jīng)典反復討論,其經(jīng)典化的程度將會越來越高,其意義也會越來越被放大,其研究也將會越來越多——那么這本書的價值也就會越來越明顯,雖然它只是一部應急的書,一部還沒有來得及認真和全面甄選的書?!叭绾慰茨浴保以谧詈筮€是得回答這個難以回答的問題,“看莫言”的方式有一千種,就像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千個讀者有一千部《紅樓夢》,但歸根結(jié)底看莫言的方式又只有一種,那就是“看作品”。不看作品只看熱鬧是沒有意思的,莫言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文學世界,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豐富而龐大的人物譜系,為我們提供了許多種不同的敘事風格,也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獨屬于他自己的想象方式。這些,只有通過認真的閱讀,才會有真切的體會。我們要向以往所有莫言小說的研究者、批評者和闡釋者們表示敬意,他們對于文學的敏感和對于作品的解釋能力,對莫言如此迅速地產(chǎn)生出巨大的國際影響力,也具有不可或缺的推動作用。某種意義上,是莫言和批評家以及讀者們共同創(chuàng)造了他的那些作品,也共同創(chuàng)造了“莫言”這個符號。因此,“看莫言”對于批評家們來說也是看自己,對于讀者來說則是從閱讀中尋找自己的文學理解。這本書不可能提供完全和最終的答案,但卻可以是一個小小的契機,一條通往莫言和我們自己的文學世界的花間小徑。它很有風景。2012年11月,于北京清河居
內(nèi)容概要
本書講述
張藝謀、大江健三郎、余華、劉再復、從維熙、何鎮(zhèn)邦、葉開、李敬澤、王堯、帕慕克、基蘭?德雷達、李潔非、季紅真、朱向前、孟悅、陳曉明、孫郁、張檸、謝有順、邱華棟、張新穎眼中的莫言,由權(quán)威解讀莫言的代表作。
作者簡介
張清華,1963年10月生,文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文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與批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主要從事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在《中國社會科學》、《文藝研究》、《文學評論》等學術期刊發(fā)表理論與評論文章300余篇,出版《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思潮論》、《境外談文-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歷史敘事》、《天堂的哀歌》、《文學的減法》、《存在之鏡與智慧之燈》、《猜測上帝的詩學》等著作10部。另有散文隨筆集《海德堡筆記》《隱秘的狂歡》等。曾獲省部級社會科學一等獎、南京大學優(yōu)秀博士論文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2010年度批評家獎等。曾先后應邀講學德國海德堡大學(2000-2001)、瑞士蘇黎世大學(2006)/新加坡新躍大學(2007)。
書籍目錄
自述 莫言
饑餓和孤獨是我創(chuàng)作的財富——在斯坦福大學的演講莫言
《豐乳肥臀》解莫言
作為老百姓的寫作——在蘇州大學“小說家論壇”上的演講莫言
話說莫言從維熙
我與莫言何鎮(zhèn)邦
莫言,一杯熱醪心痛劉毅然
感覺莫言張志忠
開篇:莫言傳葉開
我拍《紅高粱》張藝謀
有追求才有特色——關于《透明的紅蘿卜》的對話
徐懷中 莫言 金輝 李本深 施放
向中國古典小說致敬莫言李敬澤
從《紅高粱》到《檀香刑》莫言王堯
選擇的藝術莫言大江健三郎張藝謀
作家之間可以互相理解莫言帕慕克基蘭?德賽
小說的倫理與要素——訪問莫言莫言張清華
游魂的復活——評《紅高粱》雷達
褻瀆的神話——《紅蝗》的意義丁帆
莫言小說里的“惡心”李潔非
被記憶纏繞的世界——莫言創(chuàng)作中的童年視角程德培
憂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論之一季紅真
莫言小說“寫意”散論朱向前
誰是我們共同的母親余華
莫言近年小說民間敘事陳思和
千言萬語,何若莫言王德威
莫言:戀乳的癡狂鄧曉芒
荒野棄兒的歸屬——重讀《紅高粱家族》孟悅
莫言文體多重結(jié)構(gòu)中傳統(tǒng)美學因素的再審視張清華
莫言與中國精神李敬澤
人畜混雜、陰陽并存的敘事結(jié)構(gòu)及其意義陳思和
莫言長篇小說《生死疲勞》——鄉(xiāng)土中國的寓言化敘事陳曉明
敘述的極限——論莫言張清華
莫言:與魯迅相逢的歌者孫郁
文學與民間性——莫言小說里的中國經(jīng)驗張檸
顛倒的鄉(xiāng)村——再讀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程光煒
刑場背后的歷史——論《檀香刑》洪治綱
當死亡比活著更困難——《檀香刑》中的人性分析謝有順
不馴的疆土——論莫言李靜
故鄉(xiāng)、世界與大地的說書人——莫言論邱華棟
人人都在什么力量的支配下——讀《生死疲勞》札記張新穎
章節(jié)摘錄
版權(quán)頁: 人們究竟在這一場面中看到了什么呢?我認為是20世紀70年代中國鄉(xiāng)村秩序的無常與混亂。這顯然是作者莫言的視角,因為這就是他心目中“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鄉(xiāng)村。他安排劉副主任、小石匠、黑孩在這里出場,是要用人物關系來暗示那即將崩潰的年代。廣大“公社社員”的精神狀態(tài)已經(jīng)松散,“悠悠逛逛地走到滯洪閘上”,村民只能通過強制手段,才肯離開村落去“出官差”,而且權(quán)力掌握者的形象也接近虛擬,“他的胳膊忽而揚起來,忽而垂下去”……我們就不得不問了,莫言這樣寫到底要做什么? 杜贊奇對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組織的精彩分析仍然能給我們的研究某種啟發(fā),他說:“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必然需要一定的組織或權(quán)威,這便是習慣法產(chǎn)生的基礎。習慣法即村民們在勞動和生活中達成的一種默契或共識,是一種公認的行為規(guī)范或慣例。為了使契約有效,簽約時要有中人,而這一中人往往由村中的保護人充任。在土地買賣和借貸關系中,因保護人聯(lián)系廣泛,他可以將普通村民與外界人士聯(lián)系一起。在‘當面’關系為主的農(nóng)業(yè)社會中,保護人所擁有的關系網(wǎng)對促進非個人的商業(yè)活動便極為重要。同時,保護人也逐漸建立起自己的擁護網(wǎng),可在文化網(wǎng)絡中為政治或名望目的而加以應用?!雹僭摃竟?jié)是作者專門用來論述“保護人和中間人”在幾千年來中國鄉(xiāng)村社會逐漸形成的“習慣法中的權(quán)威結(jié)構(gòu)”的,這些“保護人和中間人”有的產(chǎn)生于當?shù)?,是村民的“熟人”,有的可能來自外地不遠的地方,與這些村民有這樣那樣的地緣、親緣關系。在長期的勞動和生活中村民達成了一種默契和共識,產(chǎn)生了被行為規(guī)范認可的契約。這種契約支持著某種雇傭和聘用關系,如長工、短工等。然而,這一切“自然關系”在1949年的“土地改革”中走向了終結(jié)。之后緊鑼密鼓般出現(xiàn)的“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等嶄新的村社關系,則把中國農(nóng)村徹底捆綁在國家機器上。事實證明,將村民社會“國家化”的設計是充滿理想色彩的,幾十年來激進的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經(jīng)驗中最為失敗的一種社會實踐,人民公社的勞動形式也是效率最為低下、人民的勞動熱情最為低落的一種文化形式。它最直接的結(jié)果,是導致了當代中國農(nóng)村生產(chǎn)力的嚴重滯后和農(nóng)民的普遍貧困。正因為貧困,莫言對20世紀70年代最深刻的“歷史記憶”就是“饑餓”:“1976年,我應征入伍當兵,從此,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便結(jié)束了。將來會不會再次淪落到吃糠咽菜的地步呢?我不知道。”從這篇小說,包括他后來的《生死疲勞》等許多小說看,他對這種“過于國家化”的鄉(xiāng)村是失望的,尤其討厭那些作為“新的鄉(xiāng)村保護人”的鄉(xiāng)村基層干部。這一歷史觀,直接帶動了我們對“傳統(tǒng)”的“保護人和中間人”與“現(xiàn)代”的“保護人和中間人”歷史關系的比較性分析。 可以明確認為,小說中的劉副主任不是那種“傳統(tǒng)意義”上的鄉(xiāng)村社會關系的“保護人和中間人”。他不是借助“傳統(tǒng)契約”這種中介因素與村民發(fā)生聯(lián)系的,而借助的是現(xiàn)代國家的“行政權(quán)力”。他是“干部”,是以高于村民社會地位之上的“保護人”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作品里的。他并不是杜贊奇所說的在“習慣法”基礎上產(chǎn)生、經(jīng)由在勞動和生活中形成的默契和共識以及通過傳統(tǒng)契約關系而出現(xiàn)的那種被廣大村民自然而然接受的“保護人和中間人”,而是一個通過強勢歷史變動而強加給前者的文化符號。正是在他身上,“人民公社”經(jīng)歷了由盛到衰的歷史巨變,“饑餓”成為他工作的某種副產(chǎn)品。如果說,傳統(tǒng)意義上的“保護人和中間人”由于與“當?shù)厝恕蹦欠N近乎天然的地緣和親緣關系,所以他們與當?shù)厝说纳a(chǎn)關系主要還是借助“契約”建立起來的話,那么劉副主任這種“保護人,,則是與當?shù)厝撕翢o地緣親緣關系(如外地派來的工作隊等),因此,他們對當?shù)厝说纳a(chǎn)關系則主要體現(xiàn)為一種“行政性的強迫”。作為小說中黑孩沒有出場的“原型”,莫言對劉副主任之類的歷史人物可以說是厭惡至極的,他通過目睹傳統(tǒng)村社關系的被破壞,親身體驗了“饑餓”和沒有尊嚴的生活,因此,他才作為黑孩、小石匠等人的“代言人”對之表不了徹底的否定。在他看來,正是這些現(xiàn)代意義上的所謂“保護人和中間人”的出現(xiàn),才導致了他和鄉(xiāng)親們幾十年來物質(zhì)與精神上的“饑餓”,經(jīng)歷了“吃不飽穿不暖”的人間恥辱。
編輯推薦
《看莫言:朋友、專家、同行眼中的諾獎得主》將魔幻現(xiàn)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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