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學

前言

高等教育出版社在2007年針對青年學生出版了一套《傳世經典隨身讀》的系列叢書，社會反響很大。在此基礎上，2009年又選擇了康有為、梁啟超、李大釗、晏陽初、陳獨秀、張元濟、梁漱溟、魯迅等近代文化名人，篩選其在人格修煉、道德塑造方面的文章、著述和講演稿，分別選編成冊，并給予簡單注釋，附以導讀文字，作為近代文化名篇系列編輯出版，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我們生活在一個科技迅猛發(fā)展、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樣化的世界中。從19世紀中葉以來，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振興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時刻，將在21世紀實現(xiàn)。今天中國在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濟建設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但道德倫理文化的不足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而中華文化中的剛柔相濟、天人相分、厚德載物、和而不同、經世致用、生生不息等等寶貴的文化思想價值觀，在今天都是振興民族精神、樹立社會正氣的有效良藥。近代文化名篇的這些作者，都是有愛國熱情、有世界眼光、有深厚文化學術造詣的先行者。通過他們的著作，青年朋友們可以了解到他們在文化思想方面的創(chuàng)造與探索，以及為中華民族復興作出的重大貢獻；讀了他們的著作，我們將更加珍惜現(xiàn)在的歲月，努力實現(xiàn)前輩們的理想。不過，也應當理解，任何人都有他自身的歷史局限，對于我國思想文化界的前輩也是如此，對此是不可以苛求的。對于高等教育出版社而言，甘愿冒市場風險出版這樣一套叢書，也體現(xiàn)了一種文化責任的擔當。在21世紀的今天，中華文化要對世界產生更大的影響力，或者用一句當下學界都在講的話——“文化軟實力”建設，沒有一個遠大氣魄和開闊胸襟是不行的。要實現(xiàn)魯迅提出過的目標“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任務重大，需要我們繼續(xù)努力。但愿這套書能夠得到廣大青年的喜愛，是為序。張豈之2010年6月12日于清華大學

內容概要

《仁學》一書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晚清維新志士、思想家譚嗣同的代表作。該書以佛教哲學為理論框架，糅合中國傳統(tǒng)與西方學術，欲將宗教、哲學、科學冶為一爐，以“沖決羅網”為號召，在晚清有志于改造中國的維新派、革命派群體中影響巨大，時人曾譽其為“維新運動的《圣經》”。本書在周振甫先生選編的《譚嗣同文選注》中的《仁學》注釋基礎上，參考了印永清先生的評注《走出不仁的中世紀——仁學》一書，對《仁學》的原文給予簡注，并輔之以譚嗣同的生平、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的導讀文字，使廣大讀者能夠更透徹地掌握這本寫于115年前的啟蒙思想經典的主旨，從而為當下社會流行的“國學熱”、文化價值觀討論提供思想借鑒。

作者簡介

作者：（清代）譚嗣同 叢書主編：張豈之 合著者：姚彬彬

書籍目錄

《仁學》導讀  一、譚嗣同生平與《仁學》的寫作  二、《仁學》的思想史背景  三、《仁學》的哲學結構和內容提要  四、有關本書注釋的說明《仁學》簡注  自敘  仁學界說（二十七界說）    仁學一  仁學二參考文獻

章節(jié)摘錄

3.今文經學運動所謂“今文經學”，其名始于西漢。兩漢經學有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分。因為歷經秦始皇焚書與秦末戰(zhàn)亂，至漢代初期，儒家經典大都沒有先秦舊本。今文經是指漢初由儒生憑記憶口傳，并用當時流行的隸書記錄下來的經籍。古文經指漢代前期從民間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間所發(fā)現(xiàn)的用先秦文字寫成的經籍。由于今古文經的內容多有差異，導致學派分野，對于儒家經典的理解和闡釋亦多不同。今文經學認為，六經皆孔子所作，視孔子為托古改制的“素王”；注重闡發(fā)經文的“微言大義”，主張通經致用；以董仲舒、何休等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傳》。古文經學崇奉周公，視孔子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師；偏重訓詁，與現(xiàn)實政治問題聯(lián)系較弱；以劉歆、賈逵等為代表，最重《周禮》。漢武帝時期重視今文經學，所立五經博士皆為今文學派，今文經學長期壟斷漢代官學。后今文經學逐漸陷入了僵化和煩瑣的桎梏，且又經董仲舒的發(fā)揮，多講“天人感應”，并與讖緯迷信結合，流于妄誕，西漢后期漸漸衰’落。此時，古文經學卻不斷發(fā)展壯大，王莽當政時一度得立學官，東漢后期漸成古文經學的天下。東漢末，古文經學家馬融、鄭玄兼采今、古文之說，平息門戶之爭。直至清代，今文經學復興，并與立足正統(tǒng)的古文經學再起爭端。清代的今文經學可分為三期。第一期為清代中期常州學派的出現(xiàn)，代表人物有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等。他們以《春秋公羊傳》為依據，講求“微言大義”，所謂“微言大義”，從理論上說，是要發(fā)掘孔子隱藏在六經中可為萬世師法的深奧微妙的道理，但實際上，用現(xiàn)在的話說是一種“詮釋學”的路徑，也就是立足于現(xiàn)實，借用經書中的文句，自由解釋而發(fā)揮自己的個人看法，對現(xiàn)實狀況進行批判或逢迎。就清代今文經學而言，與漢代今文經學主要作為權力附庸的思想工具不同，在多數(shù)情況下，他們借用這種“六經注我”的方式，來發(fā)泄自己對當時學界和政治狀況的不滿。第二期今文經學以龔自珍、魏源為代表。他們公開利用今文經學抨擊朝政，并借鑒西法，較全面地提出了從內政到外交各個方面的改革要求，以今文經學與現(xiàn)實政治密切結合，在學術界、思想界的影響日益增大。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今文學之健者，必推龔、魏……后之治今文學者，喜以經術作政論，則龔、魏之遺風也?！钡谝?、二期今文經學除了都借甩“微言大義”來批判現(xiàn)實和傳統(tǒng)之外，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他們都利用《公羊傳》的“三世說”立論，這些學派特色，被第三期今文經學也就是梁啟超所說的以康有為為中心的“今文學運動”繼承。公羊學家把歷史的發(fā)展分為“據亂”、“升平”、“太平”三個依次發(fā)展的階段，愈變愈進步，這種“三世”說到了康有為手中，和《禮記》中所表達的儒家的“小康”、“大同”理想結合起來，構成了他自己關于社會發(fā)展三個階段的學說。這些觀點融入他《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中，作為他鼓吹變法維新的理論依據。他提出了兩個主要觀點：第一，東漢以來占據主要地位的古文經學，其經典全是王莽篡漢時期劉歆所偽造，只有今文經才是可靠的真經，以此說明他借以發(fā)揮維新變法理想的、屬于今文經的《春秋公羊傳》的三統(tǒng)三世說是儒學的真諦，必須被奉行。第二，孔子是一位改革家，是一位雖不在王位卻為萬世立法的“素王”，六經就是孔子改革主張的寄托，其用意在于以此說明其維新變法合乎圣人之制。據說譚嗣同初次聞知康有為的這些“微言大義”時，深感驚訝和興奮，“竟與嗣同所冥想者，十同八九”（譚嗣同：《壯飛：樓治事·第十》），梁啟超則在《仁學序》中回憶，他與譚嗣同“其為學也，同服膺南海（康有為）”。甚至說：“《仁學》何為而作也？將以廣大南海之宗旨，會同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眾生也。”這里固然有些梁啟超為張揚師說而夸大其詞的因素，但也并非沒有道理。據周振甫先生考證，《仁學》一書中，將名字隱去而留下空格之處，多數(shù)為引用康有為之言，康有為的三統(tǒng)三世之說，也是貫穿于《仁學》全書的社會政治理想。書中涉及訓詁與解經之處，亦多采今文家“微言大義”的方式，甚至連康有為誤解和詆毀荀子為法家權謀之術、誣古文經為劉歆偽造的這些于學術史上武斷乏據的說法，《仁學》中亦一并接受，由此可見“今文學運動”對譚嗣同思想影響之深。

編輯推薦

《傳世經典隨身讀系列·仁學》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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