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梁啟超

前言

“追憶逝水年華”，此乃人之常情。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古往今來，多少騷人墨客，為此臨風灑淚.其實，不必借山川草木起興，單是往事如煙，就足以讓千古文人感慨嘆息。“感慨”不足以盡興，于是又有了許多落在紙上的“追憶”。對往日風流的追憶，與其說是為了記住歷史，不如說是為了展望未來。人們只能記住那些應該記住、或者說希望記住的——包括人和事.作為學者而被追憶，不只是一種歷史定位，更意味著進入當代人的精神生活。因為，人們總是以當下的生存處境及需求為支點，借助于與歷史對話來獲得思想資源與工作方向。選擇對話者，其實已經內在地規(guī)定了對話的內容、傾向以及情調。選擇康有為、蔡元培、章太炎、粱啟超、王國維等作為追憶的對象，或者說邀請其參與當代中國的文化學術建設，基于如下幾方面的考慮。首先是基于這些學者自身所獨具的魅力；這種魅力，既源于其學術成就，更來自其精神境界——這是較好地體現了古與今、中與西、學術與思想、求是與致用相結合的一代。

內容概要

“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揅哲理譜新知”，這是梁啟超先生的《自勵詩》，也是他一生的寫照。梁氏早年因主筆《時務報》、宣傳維新變法而聲名鵲起，因戊戌政變流亡日本、致力于西學引入而影響廣泛。梁之政治功過，非短論所能勝任，因此本書的追憶文章，更偏重于梁氏的學術生涯。文章分為四輯：第一輯為傳記、行狀、祭文、軼聞；第二輯是梁氏學生集中撰寫的評述文章；第三輯側重于梁之政治經歷；第四輯乃追憶其晚年著述講學之情狀。基本都是與梁啟超有過交往者所寫，且以晚年講學時代的學生為主：既有胡適、梁漱溟、熊佛西、劉海粟、黃濬，又有梁實秋、吳其昌、謝國楨、周傳儒，等等。行文之中，既有景仰之情，又頗具理性審視意識；既有字斟句酌的嚴謹，又可見真性情；可充史料，亦可賞讀，讓后人得以再睹一代大師的風范。

書籍目錄

總序三聯增訂版序梁啟超小傳梁任公先生行狀祭梁任公先生文梁任公先生傳梁啟超梁啟超先生評傳（節(jié)錄）黨人列傳·梁啟超星廬筆記·梁啟超祭文記梁任公先生軼事梁啟超故鄉(xiāng)述聞《飲冰室合集》序梁任公先生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悼梁任公先生我國學者與政治生活悼梁卓如先生（1873—1929）悼梁任公先生梁任公別錄跋《梁任公別錄》  （附）談梁任公先生梁任公先生別錄拾遺談梁任公梁任公先生印象記梁任公先生遺事（少年時代）萬木草堂憶舊（選錄）  書院應課  任公軼事梁啟超乙未會試被黜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后復江翊云兼謝丁文江書戊戌前后康、梁史料補遺救快男兒梁啟超革命?；蕛牲h之沖突（節(jié)錄）革命逸史（選錄）  橫濱《清議報》  梁任公之情史  日人德富蘇峰與梁啟超在上海（一九○四——一九一○）[一]《藝蘅館詞選》自序梁啟超與林獻堂《梁任公先生演說集》序記新內閣戊戌變法側記（選錄）花隨人圣盒摭憶（選錄）梁任公先生人桂紀行滇桂紀行梁任公推翻洪憲軼聞民國初年的幾任財政總長·梁啟超梁啟超任北洋財政總長時二三事記梁任公先生紀念梁任公先生  （附）伏卵錄（選錄）梁啟超二三事《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前言（節(jié)錄）我眼中的梁啟超（1873—1929）回憶梁啟超先生憶梁啟超先生胡適的日記（選錄）六十年前學術界的一段佳話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憶梁任公先生憶東南大學講學時期的梁啟超無據談往錄·梁啟超記梁任公梁任公先生印象記我所認識的梁啟超與王國維記梁任公先生二三事曼殊室填詞梁啟超父子一二事病院筆記“盡信醫(yī)不如無醫(yī)”回憶梁啟超先生史學大師梁啟超與王國維（節(jié)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跋大師禮贊（節(jié)錄）我的治學經歷（節(jié)錄）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記回憶梁啟超先生《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序《論七略別錄與七略）跋《跋稼軒集外詞》后記祭先師梁啟超文病床日記梁任公得病逝世經過胡適的日記（選錄）梁任公死時各方挽聯憶述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后記

章節(jié)摘錄

自維新派與革命黨為政敵，革命成而維新派被目為罪魁，而不知二者表相反而里實相成也?！皣窀锩保ù嗽~始見于《同盟會宣言》，今黨軍名國民革命軍，殆即本此）運動，實行先于言論，黨人最著名之機關報，曰《蘇報》，曰《民報》，然《蘇報》始于癸卯，旋被封禁，上距《時務報》（梁任公在上海初辦之報）之創(chuàng)辦已七年矣；《民報》始于乙巳，上距《清議報》（梁任公在日本初辦之報）創(chuàng)辦已六年矣，視《新民叢報》之發(fā)刊亦后四年矣。《蘇報》、《民報》以前，黨人蓋未嘗明目張膽以言論學說昭示國人，國人之于革命黨，不過視為洪、楊之繼起者而已，自乙未至乙巳十年間，肩我國思想解放之任者，實唯康、梁，雖其解放之程度不如黨人，然革命學說之所以能不旋踵而風摩全國者，實因維新派先解去第一重束縛，故解第二重束縛自易易也，且梁任公自逃亡日本后，在《清議報》及《新民叢報》中，掊詆滿洲執(zhí)政者不留絲毫余地。清室之失去國人信用，梁任公之筆墨實與有力焉，清室既失去國人信用而朝廷上又無改革希望，故革命勢力日增也，此又梁任公無意中間接幫助革命之一端也。吾故曰維新黨與革命黨表相反而里實相成也。自乙巳同盟會成立于東京，而維新黨遂成過去之陳跡，波瀾起伏，前后相推；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個人之得失，何預于其歷史上價值哉？嗟乎！此固未易為今之以標語為金科、口號為玉律者言也。自任公亡命日本后，誦習日文，因間接得窺西洋名哲之學說，而識力日擴。此時之梁先生，已非康南海所能范圍。自述曰：（《清代學術概論》第二十四節(jié)）。啟超自三十以后，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ㄒ詾椋┲袊枷胫蠹泊_在“好依傍”及“名實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偽書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論，顏元幾于墨矣，而必自謂出孔子；戴震暗合西洋思想，而必自謂出孔子；康有為之大同，空前創(chuàng)獲，而必自謂出孔子；乃至孔子之改制何必托古，諸子何為皆托古，則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啟超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論既屢與其師不合，康、梁學派遂分。自戊戌至辛亥間先生之所貢獻于國人者，除應時之政論及激發(fā)國民愛國心之宣傳外，尚有三焉；一則介紹西方學問。國人之得聞亞理士多德、倍根、笛卡兒、斯賓挪莎、康德、盧梭、霍布士、邊沁諸家之學說，實自先生之著作始也，雖間接稗販，每多隔膜與秕謬，然微先生之力，當時孰知除帖括詞章考據以外，除堅船利炮鐵路銀行之外，除法律憲典之外，形而上者，尚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耶？其于形上之學激發(fā)好奇之心，引起探討之興趣，實為此后新文化運動之伏線矣，二則以新觀點批評中國學術。換言之，即我國學術之第一次重新估價，其論周秦諸子，其論管子、墨翟，其論商鞅，其論王安石、論孔教、論佛教，皆一掃傳統(tǒng)觀念，而為今日吾人大多數對于此諸家之觀念之所基。此時先生批評中國學術之結晶，尤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長文，此實第一部有統(tǒng)系之中國學術史，一氣呵成，前無憑借，非有絕偉之識力，其曷能與于斯？胡適自言其立志治中國思想史，實受先生此文之影響，則民國六、七年后“新漢學”之興起先生蓋導其源矣，三則以新觀點考察中國歷史，而提出史學革命方案，始倡于官報及帝譜而外，別刨以民族及文化為對象，借國民之照鑒之歷史。其于《新民叢報》中，《新史學》、《中國史敘論》，已發(fā)其凡，于《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及《趙武靈王傳》、《張博望班定遠合傳》、《王荊公傳》、《鄭和傳》、《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等篇中，復示其例。后有作近代中國史學史者，不能不以先生之名冠其篇矣。從學術史上觀之，自辛亥至戊午七年間，實為先生一生最不幸之時期。蓋自辛亥革命成功后，先生在政治上實與康南海同為落伍之人物。歷史上之趨勢如此，非人力所能轉移。為先生計，使自此時以后絕跡仕途埋頭著述，則其所貢獻于中國學術者當如何！乃不出此，挾其歷史上寶貴之地位旅進旅退于軍閥官僚、奸雄宵小之間，卒無補于國，而學亦荒，豈不惜哉！此時期先生在政治上之主張，可以一言蔽之。先從民智民德方面著力，而以溫和漸進之方法改善其政治上及經濟上之地位。惟其側重民智民德，故于政治及經濟上無具體而堅執(zhí)之計畫；惟其采溫和漸進之手段，故易于優(yōu)容軍閥。民國以后先生在政治上得失之林，可得而論也。及歐戰(zhàn)甫終，西方智識階級經此空前之大破壞后，正心驚目眩，旁皇不知所措；物極必反，乃移其視線于彼等素所鄙夷而實未嘗了解之東方，以為其中或有無限寶藏焉，先生適以此時游歐，受其說之熏陶，遂確信中國古紙堆中，有可醫(yī)西方而自醫(yī)之藥。既歸，力以昌明中國文化為己任。而自揆所長，尤專力于史。蓋欲以余生成一部宏博之《中國文化史》，規(guī)模且遠大于韋爾思之《世界史綱》，而于此中寄其希望與理想焉。天不假年，抱志以歿，實中國史學史上之一大損失已，然其已見之主要成績可得言焉：（一）《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雖未達西洋史學方法然實為中國此學之奠基石，其舉例之精巧親切而富于啟發(fā)性，西方史法書中實罕其匹。（二）關于學術史者，《先秦政治史》及《墨子學案》、《老子哲學》等書，推崇比附闡發(fā)及宣傳之意味多，吾人未能以忠實正確許之，惟其關于中國佛學史及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之探討，不獨開辟新領土，抑且饒于新收獲，此實為其不朽之盛業(yè)。（三）先生《中國文化史》之正文，僅成《社會組織》一篇，整裁猶未完善，然其體例及采裁（材），（全）空依傍，亦一有價值之創(chuàng)作也，（四）關于文學史者，除零篇外以《陶淵明》一書（內有年譜及批評）為最精絕，報載其作《辛稼軒年譜》，力疾屬草，實成絕筆，他日此書印行，當為我國學術史上與人印象最深之紀念物也已。近兩年來先生在寰病中，醫(yī)者禁其著作，已久與中國史學界絕緣。而我國史學界亦日冷落，至于今而益甚，不學無術之人因緣時會，憑借結納，亦且披猴冠而登壇坫焉，不知我國史界之剝，何日始復也。

后記

作梁啟超研究有年，原以為編此卷乃是駕輕就熟，又總覺梁氏交游甚廣，回憶文章肯定字數可觀。殊不料結果全然兩樣。1929年1月，梁啟超在北京以五十七之齡溘然去世，京滬兩地的追悼會倒也開得隆重，名流紛至，一時稱盛，而當年9月，其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授業(yè)學生張其昀即已慨嘆：“自梁先生之歿，輿論界似甚為冷淡?！保ā兜苛喝喂壬罚﹤€中原因，張氏并未深究。1935年，吳宓印行詩集。末附《空軒詩話》，亦對此一現象迷惑不解：“梁先生為中國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響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無聞，未能比于王靜安先生之受人哀悼。吁，可怪哉！”王國維從始至終只是一介書生，且為人落落寡合，梁啟超則親朋密友眾多，其人在政界、學界又均享盛名，而粱之身后寂寞，當日似只有天津（益世報）于3月4日出版過春季特刊“粱任公先生紀念號”（因系隨報附送，已難尋覓），反不及王氏尚有多種紀念?？惺溃拇_顯得不可思議，好像生死榮衰。人世的情誼是這樣靠不住。不過，如此理解，多少存在著誤會。其實，梁啟超1月19日病逝。第二天，其晚年“最愛護的學生”（胡適語）徐志摩即寄快信給胡適，商量《新月》雜志出梁任公先生紀念專號事；三日后又追加一信，仍談此話題，并確定專號為第二卷第一期，“三月十日定須出版”。據倌中言，徐氏已著手進行。派與胡適的工作是：“一是一篇梁先生學術思想的論文；二是搜集他的遺稿，檢一些能印人專號的送來，三是計畫別的文章?！?/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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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梁啟超(增訂本)》人選學者獨具魅力，至今仍為學界和普通讀者津津樂道。這種魅力，既源尹其學術成就，也來自其精神境界一這是較好地體現了古與今、中與西、學術與思想、求是與致用的結合的一代。在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與學術轉型中，這些人都曾飽領風騷、獨開風氣，因而成為時人和后人的追憶對象。本集所選追憶文章，兼有史學價值與文學韻味，剔除了許多過分專業(yè)化的、需要特別知識準備才能閱讀的“準論文”。希望這些有專業(yè)而又不囿于專業(yè)，能文章而不只是文章的基本風貌，讀來或莊重，或瑣碎，或灑脫，或俏皮.或長篇大淪，或三言兩語，卻有助于顯示傳主生命歷程及精神境界的不同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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