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變的媒體

前言

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卡萊（James W.Carey）在短文《新聞教育錯在何處》中提出三個原則：（一）新聞或新聞教育不能和廣告、傳媒、公關或廣播視為一體；（二）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實踐，新聞不能和媒體（media）和傳播（communications）混淆；（三）“新聞是民主的另一個名字”--沒有民主就沒有新聞。卡萊教授認為，這三項原則是新聞學的金科玉律（axious）--真是振聾發(fā)聵、發(fā)人猛省之言，當然也必定引起爭論。且暫時不說第三項，前二項就和中國香港及世界大部分國家和地區(qū)的新聞實踐大相徑庭。新聞不是傳媒是什么？卡萊的論點，有一個人文主義的基礎：他認為新聞教育本應該屬于人文學科或有人文味的社會學科，而不是科技，因為新聞主要的對象是人和其社會環(huán)境；他并且認為美國新聞教育的錯處就在于把它視為傳媒。傳媒至多只不過是一種傳達意義的工具，科技、組織結構，如果把新聞當作傳媒，就等于“把魚的故事和魚混為一談”。對我而言，這段話的展示是：新聞變成傳媒后，已經(jīng)失去了它原有的存在理由；它已經(jīng)不再是探討人的社會實踐，而變成了另一種嘩眾取寵的商品。商品的生產(chǎn)和消費以市場為出發(fā)點，所以報紙的銷量和電視的收視率成為媒體關注的目標，而不是社會和人生。

內容概要

　　《畸變的媒體（修訂版）》內容包括：第一章激變的媒體與畸變的媒體——市場經(jīng)濟中新聞的運作與功能，一、回避重大新聞、二、商業(yè)利益取代公共利益、三、窺視新聞學與新聞退化、四、公司新聞學取代公正新聞學、五、好新聞與新聞的未來等。

作者簡介

李希光，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兼任香港大學、四川大學客座教授。曾任哈佛大學新聞政治與公共政策中心研究員、新華社高級記者、 《華盛頓郵報》訪問記者、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 “絲綢之路青年學者”。近著有《新聞學核心》、 《媒體的力量》、《找故事的藝術》等。

書籍目錄

新聞不等于傳媒（代序） 李歐梵上編 專 文第一章 激變的媒體與畸變的媒體——市場經(jīng)濟中新聞的運作與功能一、 回避重大新聞二、 商業(yè)利益取代公共利益三、 窺視新聞學與新聞退化四、 公司新聞學取代公正新聞學五、 好新聞與新聞的未來第二章 新聞不是另一個星球上的故事一、 新聞不是宣傳1. 僵硬的宣傳模板2. 令人麻木和窒息的宣傳語言二、 新聞不是另外一個星球上的故事1. 中國新聞文風的癌癥：沒有直接引語2. 重大新聞不提供背景，百害而無一利3. 客觀報道的大忌：時刻不忘記者“我”4. 解剖一篇宣傳式新聞作品三、 新聞不是謠言第三章 好記者要超越一夜風流一、 寧要沒有電視的報紙，不要沒有報紙的電視二、 羅素的風格：講述普通人的普通故事三、 斯諾的風格：講述代表時代發(fā)展趨勢的故事四、 超越倒金字塔五、 高情感場景與案例第四章 誰是現(xiàn)代媒體的核心人才？一、 對新聞定義的不同理解二、 對待丑聞的不同態(tài)度三、 對新聞策劃的不同態(tài)度四、 新聞記者面向公眾，傳媒人才面向受眾五、 現(xiàn)代媒體解決方案之一：平衡與公正原則六、 現(xiàn)代媒體解決方案之二：突出新聞人才的作用第五章 下一代記者的課堂一、 把新聞課堂搬到雪山草地上二、 在真實的世界里培養(yǎng)下一代記者三、 在普通人身上找故事四、 誰有資格記錄真實的故事?第六章 不做新媒體的奴隸一、 堅持網(wǎng)絡新聞學是傳統(tǒng)新聞學的一個分支二、 堅持人文精神第一、媒體技術第二三、 如何進行網(wǎng)絡新聞學教育？第七章 一個敢說皇帝沒穿衣裳的記者一、 CBS資深記者泄露了美國新聞媒體的秘密二、 媒體的偏見來自哪里?1. 報道不平衡，不能充分反映沖突雙方的意見2. “政治上正確性原則”3. 游說和利益集團的壓力4. 媒體的偏見來自大公司的控制5. 傳媒大腕們與現(xiàn)實生活嚴重脫節(jié)三、 你是否存在誤導受眾的偏見?第八章 利益多元時代記者意見的表達一、 如何巧妙地運用客觀手法二、 獲得新聞“客觀性”的方法1. 引用雙方信源2. 巧妙地加入記者的意見、立場3. 通過專家學者的口說出記者想說的話4. 盡量使用中性、平衡的動詞第九章 借用數(shù)學家的頭腦觀察新聞一、 長而短的電視、短而深的報紙二、 錨地、光環(huán)與概率論三、 學會用數(shù)字觀察新聞四、 線性、混沌、蝴蝶效應五、 復雜性理論、說謊者悖論六、 “瓶子里的妖精”七、 呈指數(shù)增長的新聞價值、倒金字塔第十章 什么樣的報道是“好科學新聞”？——北京國際數(shù)學家大會報道斷想一、 誰來監(jiān)督科學家?二、 新聞界是否在與科學界聯(lián)手制造“媒體明星”?三、 科學家與新聞記者有分歧嗎？四、 記者與科學家有共同點嗎?第十一章 “9·11”后的全球傳播一、 畫面、直播與倍增的傳播效果案例一：“9·11”畫面和CNN的影片《記住9月11日》二、 恐怖牢籠與失去思考的媒體案例二：中國媒體對“9·11”的報道三、 感情宣泄與一邊倒的輿論案例三：美國媒體的復仇言論四、 從一種聲音到新聞自由的被侵蝕案例四：CNN——“9·11”后的愛國主義案例五：好萊塢——愛國主義題材電影案例六：美聯(lián)社——中美撞機后美國的愛國主義案例七：阿富汗戰(zhàn)爭報道案例八：巴以沖突案例九：核查伊拉克與準備伊拉克戰(zhàn)爭案例十：CNN主持人：總統(tǒng)的話就是證據(jù)！五、 全球新聞傳播的結構與議程設置六、 全球傳播的戰(zhàn)略與技巧：形象、情緒、政策案例十一： CNN報道中國駐南使館被炸案例十二： CNN報道南海中美撞機事件案例十三： 美國報紙有關北京申奧成功的報道第十二章 全球傳播意味著什么?——推介Kamalipour教授的觀點和其新著第十三章 誰在設置中國媒體重大國際報道的議程?一、 研究理論與方法二、 中國媒體是如何確定重大國際新聞報道的?三、 美國媒體關于阿富汗戰(zhàn)爭的報道四、 美國媒體關于巴以沖突的報道五、 美國媒體努力重塑國家正面形象第十四章 恐懼來自病毒，還是媒體?——有關非典報道的透視觀察一、 觀察點一：符號學二、 觀察點二：風險傳播三、 觀察點三：數(shù)字方法第十五章 新新聞：中國新聞變革趨勢一、 “換一下思維方式”二、 “美女就是壞女人”三、 正面宣傳四、 一面新鏡子五、 關注底線六、 增加透明度七、 調查性新聞第十六章 網(wǎng)絡解放了中國媒體第十七章 后網(wǎng)絡時代的傳媒產(chǎn)業(yè)一、 中國媒體市場的總體評價二、 未來全球媒體的發(fā)展方向下編訪談錄 第十八章 中國媒體未來的改革之路——與半島電視臺對話實錄一、 關于西方媒體的主導地位二、 半島電視臺成功的原因三、 西方主流媒體與西方以外的媒體的沖突核心在哪里?四、 國際輿論中中國媒體的地位第十九章 媒介新環(huán)境與中國的新聞改革——作客新浪實錄 一、 中國會不會出現(xiàn)像《紐約時報》這樣的媒體？二、 商業(yè)報紙興起對中國傳媒業(yè)的沖擊如何？三、 誰是中國媒體新環(huán)境中的意見領袖？四、 中國還有沒有代表弱勢群體的媒體？五、 如何看待妖魔化與解妖魔化這兩種力量？六、 美國在“9·11”后采取的媒體策略是什么？七、 什么樣的記者是你理想中最合格的記者？八、 如果您要辦一張報紙，會設定什么樣的版面？九、 你怎么看待WTO后的中國媒體市場開放？十、 你是如何嚴格要求你的學生的？十一、 你怎么評價京派、海派和南派不同的特點？十二、 你怎么看待十六大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十三、 普利策新聞獎對中國有什么啟示意義？第二十章 媒體娛樂化、商業(yè)化與知情權——訪李希光教授第二十一章 講真話、報真情與中國的穩(wěn)定第二十二章 李希光談新聞改革——2002年春天接受廣州電視臺《都市在線》節(jié)目采訪第二十三章 24小時新聞頻道：新聞媒體的進步?倒退?一、 是“新聞頻道”，還是“宣傳頻道”?二、 “新聞頻道正在成為真相埋葬者”三、 “新聞頻道”與制造公眾情緒四、 是“新聞頻道”，還是“娛樂頻道”?第二十四章 公正、平衡是好記者的第一標準——中央電視臺評論員楊君訪李希光一、 最簡單的東西是最美的二、 新聞是不停地在路上尋找美麗的故事三、 最重大的新聞是那些與老百姓密切相關的故事四、 新聞的力量來自報道的視覺化五、 國際化視角來自哪里？六、 如何解釋中國海外媒體面臨的困境？七、 再談“妖魔化”八、 為什么媒體人不等于記者？九、 做記者型教授,不做學者型記者十、 媒體危險的敵人：不懂新聞學基本原理第二十五章 在戰(zhàn)爭中學習新聞與傳播學——談伊拉克戰(zhàn)爭中的傳播藝術一、 伊拉克戰(zhàn)爭中雙方的新聞傳播和宣傳戰(zhàn)二、 策劃新聞用語和設置議程三、 真實的報道來自：描寫!描寫!再描寫！四、 中國新聞記者何去何從？第二十六章 如何認識全球傳播時代的美國媒體?——與清華大學“西方媒體涉華報道課題組”談話錄修訂版增補篇記者，不要忘了你與讀者的契約媒體讓北京失去想象力——威尼斯的啟示帝國傳播時代朝我們走來為什么網(wǎng)絡媒體難以建立公信度新傳播與舊宣傳的終結新聞課堂與好記者的沖突呼喚全球性新聞自由附錄：煤礦頑童李希光

章節(jié)摘錄

五、好新聞與新聞的未來新聞自由不是少數(shù)媒體公司或利益集團的自由，而是每個公民的新聞自由。好新聞帶來的是平民參與和平民政治，而不是精英政治。好新聞是一種公共服務?！度A盛頓郵報》執(zhí)行總編雷奧·唐尼和總編輯羅伯特·凱撒最近合著的《關于新聞的新聞》中寫道：“好新聞通過提供構成共享經(jīng)驗的信息和畫面，在危機時刻能把各個社區(qū)凝聚起來。當災難來臨時，新聞媒體不僅給讀者觀眾提供賴以生存下去的東西--事實，而且為了幫助人民應付未知的災難，向人民提供解釋和討論……好新聞并不經(jīng)常意味著推翻一位總統(tǒng)，好新聞更在于改變市民的生活?！侣劽襟w’通過每天對重要選題如教育、交通、住房、就業(yè)、娛樂、政府服務和公共安全的報道使公共社區(qū)得到改善。揭露政府的無能和腐敗將會改變低劣的政策、節(jié)省納稅人的錢、解除行為不端的公共官員的職位。披露不道德的商業(yè)行為’，將會節(jié)省消費者的錢和保障他們的健康。曝光環(huán)境、衛(wèi)生、食品和產(chǎn)品中的危險，將會拯救生命。檢查社會對待窮人、無家可歸的人、犯人、受虐待的人、弱智人的方式，將給無聲的人以聲音……好新聞無論出自哪里，或者是報紙雜志廣播電視，或者網(wǎng)絡媒體，通過提供給人民與他們日常生活有用的信息，給他們一種在更廣闊的世界參與的意識，豐富美國人的生活。好新聞在公民之間制造一種合作的可能，而這一點對于一個文明的社會是至關重要的。公民們只有就他們的生存環(huán)境、他們的鄰居、他們的政府部門、他們的體育代表隊，甚至他們的天氣共享信息。

媒體關注與評論

代序新聞不等于傳媒(代序)                              哈佛大學  李歐梵    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卡萊(James W．Carey)在短文《新聞教育錯在何處》中提出三個原則：(一)新聞或新聞教育不能和廣告、傳媒、公關或廣播視為一體；(二)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實踐，新聞不能和媒體(media)和傳播(communications)混淆；(三)“新聞是民主的另一個名字”——沒有民主就沒有新聞。卡萊教授認為，這三項原則是新聞學的金科玉律(axious)——真是振聾發(fā)聵、發(fā)人猛省之言，當然也必定引起爭論。且暫時不說第三項，前二項就和中國香港及世界大部分國家和地區(qū)的新聞實踐大相徑庭。新聞不是傳媒是什么?卡萊的論點，有一個人文主義的基礎：他認為新聞教育本應該屬于人文學科或有人文味的社會學科，而不是科技，因為新聞主要的對象是人和其社會環(huán)境；他并且認為美國新聞教育的錯處就在于把它視為傳媒。傳媒至多只不過是一種傳達意義的工具，科技、組織結構，如果把新聞當作傳媒，就等于“把魚的故事和魚混為一談”。對我而言，這段話的展示是：新聞變成傳媒后，已經(jīng)失去了它原有的存在理由；它已經(jīng)不再是探討人的社會實踐，而變成了另一種嘩眾取寵的商品。商品的生產(chǎn)和消費以市場為出發(fā)點，所以報紙的銷量和電視的收視率成為媒體關注的目標，而不是社會和人生。這一個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我認為至少有三個因素值得考慮：其一是新聞從業(yè)者的自我職業(yè)認同問題——新聞這行“專業(yè)”到底是什么?它在社會領域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是什么?其二是新聞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是否尊重新聞?其三是新聞和媒體的關系。我認為新聞勢須依賴傳媒，但其功用應該和傳媒不同，媒體急驟轉變——由印刷轉向視覺和網(wǎng)絡——新聞應該重新定位。如何重新定位?這當然是新聞界自我反思的第一個大問題。像一般的香港文化人一樣，我每天看兩份報紙，得空也看電視新聞。我發(fā)現(xiàn)香港的報紙在形式上越來越形象化：圖片越來越多，也越大，“相形”之下，內容也愈見貧乏，本地新聞多，世界新聞少；除了少數(shù)報紙(如《信報》)，評論的文字更嫌不足，而卡萊教授心目中像芝加哥社會學派那樣對于都市人文環(huán)境的深入淺出的采訪和探討，更是絕無僅有。換言之，香港的報紙早已放棄了新聞所原有的社會調查、思想啟蒙、開擴讀者知識和見聞領域的目的，反而變成了與公關和廣告相差無幾的媒體和商品。然而，令人感到反諷的是：香港的年輕人很少看報，每天看電視新聞的恐怕也不多。即使在我目前任教的香港大學，全班五十多個學生中只有三個人常閱報紙；但是他們對于數(shù)碼文化和通俗電影的課卻趨之若鶩。在這種新的媒體文化的影響之下，香港的年輕人似乎已經(jīng)不知“新聞”為何物。如果卡萊來港任教，可能也要擲筆三嘆!我想在卡萊的心目中，新聞的真正“媒體”還是文字和書寫，所以他再三指出美國大學的新聞教育在開創(chuàng)時期和英文系的關系，往往是幾個學生在英文系教授指導下學如何在校園中辦報寫文章，反而在新聞變成專業(yè)后才和英文系和英文寫作分道揚鑣。但是他沒有提到新聞媒體本身的轉變——從文字、印刷逐漸向視覺和網(wǎng)絡，這一個轉變，不只為新聞也為整個社會帶來前所未聞也難以想像的影響。這一個影響所造成的就是一個更廣泛的人文危機。就以香港的大學生為例，在數(shù)字或形象上的表達能力不落人后，但對于文字(不論是中文或英文)的駕馭能力，卻每況愈下。但這個事實的背后原因，卻不宅全和教育制度和學生的能力有關；換言之，我覺得這一代香港的大學生的自我定位產(chǎn)生了巨大的變化：對于語言文字，非不能也，乃不為也；他們不像我們這一代人對于印刷文化——書報雜志——如此執(zhí)著，也不把文字語言的表達(我心目中的“傳播學”)視為天經(jīng)地義。香港一家中文書店的老板告訴我：該店的基本顧客，不是學生，而是各種行業(yè)的職業(yè)人士。所以我得到一個結論：書到用時方恨少；但書的用處——正好像印刷文化之對于視覺文化一樣——往往和自己的專業(yè)無關，而是在專業(yè)實用價值以外感到有某種需要，所以才買書看書。這也是一種香港人文危機的表現(xiàn)。也許我們可以把卡萊的寓言改為：在香港，不是沒有魚吃，而是吃了魚卻不知如何說魚的故事。而媒體每天都以為在釣大魚，但吃了卻不知其味，當然也忘了社會上千千萬萬條小魚的故事。    (此文原載《亞洲周刊》2002年3月10日，經(jīng)作者同意作為本書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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