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史研究

內(nèi)容概要

　　《翻譯史研究（2012）》主要內(nèi)容包括：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中的譯者、下篇：英方的譯者、大英帝國、漢學及翻譯：理雅各與香港翻譯官學生計劃（1860-1900）、19世紀至20世紀的英華辭典與英和辭典的相互影響——中日近代新詞往來的渠道之一、廣告與跨國文化翻譯：20世紀初期《申報》醫(yī)藥廣告的再思考、宮崎滔天與20世紀初期中國的“革命想象”：以章士釗“譯錄”的《孫逸仙》為中心、臺灣日治時期的譯者群像、譯學新芽、外國翻譯史論文選譯等。

作者簡介

　　王宏志，香港大學文學學士及哲學碩士，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哲學博士，主修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及翻譯。現(xiàn)任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人文學科講座教授、翻譯研究中心主任、香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兼任教授及博士生導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副院長、人文學科研究所所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文學院院長、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主要研究范圍為20世紀中國文學、晚清以來中國翻譯史、香港文化研究。出版專著包括《重釋“信達雅”：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魯迅與左聯(lián)》、《文學與政治之間》及《翻譯與文學之間》等共十余種。

書籍目錄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中的譯者　　
下篇：英方的譯者
The Translators/Interpreters In the First Opium War,
1839–1842
Part Two: Translators/Interpreters of the British Camp 王宏志
大英帝國、漢學及翻譯：
理雅各與香港翻譯官學生計劃（1860–1900）
British Empire, sinology and translation: James Legge and
the interpreter Cadetship in Hong Kong (1860–1900)
關詩珮
19世紀至20世紀的英華辭典與英和辭典的相互影響
——中日近代新詞往來的渠道之一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and
Chinese-Japanese Dictionary through 19th to 20th Century
陳力衛(wèi)
廣告與跨國文化翻譯：20世紀初期《申報》醫(yī)藥廣告的再思考
Medical Advertisement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 Case of Shenbao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黃克武
宮崎滔天與20w世紀初期中國的“革命想象”：
以章士釗 “譯錄” 的《孫逸仙》為中心
Miyazaki Toten and the Revolutionary Imagination in Modern China:
An Inquiry of Zhang Shizhao's translation of Miyazaki's
autobiography My Thirty-Three Years' Dream 潘光哲
臺灣日治時期的譯者群像
A portrait of the interpreters in Taiwan During Japanese Rule
楊承淑
譯學新芽
“上帝” 的爭端——理雅各與譯名之爭的余波（1877–1880）
A Controversy on the Chinese Name of “God”:
James Legge and the Term Question, 1877–1880 潘琳
《愛的教育》前一章：從Cuore到《馨兒就學記》的轉譯史
Predecessors of Aide jiaoyu (Education of Love):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from Cuore to Xin'er jiuxueji (Xin's Journal about School
Life) 陳宏淑
外國翻譯史論文選譯
近代早期歐洲的多種翻譯文化
Cultures of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彼得 ? 伯克（著）
關詩珮（譯）
馬來世界里的翻譯——不同的群體，不同的議題
Translation in the Malay World
——Different Communities, Different Agendas 多麗絲 ? 葉杰姆斯基（著）

章節(jié)摘錄

　　隨著理雅各于1875年獲得首屆法國漢學界儒蓮獎（Prix Stanislas Julien）殊榮，在19世紀中期才緩緩起步的英國漢學，終獲歐洲大陸承認。理雅各的成就，令英國人驕傲不已。在一百年后亦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1945年，在一片解殖民的呼聲中，大英帝國外交部（ Foreign Office）檢討英國東方學、遠東學以及漢學發(fā)展時，討論到繼承自19世紀倫敦大學大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及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中文課程而來的倫敦大學亞非書院（School of Orientaland African Studies）的定位，有內(nèi)部文件就指，“在傳教士當中，馬禮遜——特別是（“more particularly”）理雅各，是這國家培養(yǎng)出來最優(yōu)秀的漢學家。”　　長期以來，學術界只關注理雅各翻譯經(jīng)典的工作，但卻忽視了理雅各另一項重要貢獻。對于中英關系、對于大英帝國如何部署及規(guī)劃在東方的長遠利益、穩(wěn)定亞洲各地事務及政情，理雅各其實有更大的影響。這在于他提出了影響中英關系甚深的香港翻譯官學生計劃（Hong Kong interpreter cadetship scheme）。這個計劃為大英帝國在亞洲最龐大的跨國譯員培訓計劃，培訓的對象，均為英國頂尖大學最優(yōu)秀的學子，英國社會中精英中的精英。就計劃跨度及幅度而言，涉及地方之廣、人員之豐、規(guī)模之大，今天看來仍令人震驚。整個香港翻譯官學生計劃以香港為基地，然后由南到北伸展，派員到廣州及北京接受訓練；計劃實施對象，跨越了亞洲最重要的城市，并從香港南下到海峽殖民地（檳榔嶼[今稱檳城]、新加坡、馬六甲）及鐋蘭（今斯里蘭卡），演變成囊括更多亞洲地區(qū)的“東方翻譯官學生計劃”（Oriental/Eastern cadetship scheme），這實在有可能是世界翻譯史上數(shù)一數(shù)二的譯員培訓課程。而由這計劃培訓出來的翻譯人才，從1861年每地區(qū)每年2-3人計算起，人數(shù)之多，也是史上難找到匹敵的。　　……

編輯推薦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翻譯研究中心成立于1971年，致力于向西方讀者推介中國文學，自1973年起出版《譯叢》半年刊，專門刊登中國文學英譯作品。近年著力推動中國翻譯史研究，除每年舉辦一次“宋淇翻譯研究論文紀念獎”評選活動外，每兩年舉辦一次“書寫中國翻譯史：中國譯學新芽研討會”及“閱讀中國翻譯史：中國翻譯史研究暑期班”，并出版《翻譯史研究論叢》及《翻譯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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