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駐日使團與甲午戰(zhàn)前的中日關系

內容概要

　　《晚清駐日使團與甲午戰(zhàn)前的中日關系（1876～1894）》由戴東陽著，以晚清對日外交重要機構駐日使團作為切入點，以甲午戰(zhàn)前清政府對日政策的三大中心問題琉球問題、朝鮮問題和修改條約問題為基本框架，以這一時期中日關系的重大歷史事件為經，以歷屆使團的外交思想和外交交涉活動為緯，以清政府對日政策和日本對華政策為背景，深入考察了甲午戰(zhàn)前歷屆駐日使團的日本研究、對日交涉、政策建議及其淵源，以及對清政府對日政策尤其是甲午戰(zhàn)前中日關系的重大影響。

作者簡介

戴東陽
女，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歷史學學士、碩士(1990、1993年)，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2000年)。1998～1999年日本新溻大學留學；2001～2003年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研究所訪學；2009～2010年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訪問學者。現(xiàn)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近代中日關系史、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fā)表論文多篇。

書籍目錄

導言
第一章 何如璋使團與早期琉球案
 第一節(jié) 出使
 第二節(jié) “琉球三策”
 第三節(jié) 東京交涉與“照會事件”的由來
 第四節(jié) 提請美國調停
 第五節(jié) “照會事件”的放大與澄清
 第六節(jié) 重議球案的努力
第二章 日本修改條約交涉與何如璋的條約認識
 第一節(jié) 對日本修約交涉的評介
 第二節(jié) 協(xié)定關稅與治外法權是不平等條約中的兩大主要條款
 第三節(jié) 中國亟應謀改約
 第四節(jié) 朝鮮借鑒日本修約模式與各國訂立條約之建議
 第五節(jié) 《朝鮮策略》中的“防俄”與“結日”
 第六節(jié) 日本對華修約要求之應對
第三章 《日本國志·鄰交志·泰西》篇與《日本外交始末》
 第一節(jié) 《泰西》篇三大部分對《始末》的征引
 第二節(jié) 有關簡單超出部分的解釋
 第三節(jié) 《泰西》篇初刻本與改刻本的差異及其與《始末》的關系
 第四節(jié) 初刻本《泰西》篇與《始末》關系的分析
 第五節(jié) 黃遵憲的條約認識及影響
第四章 黎庶昌使團與壬午派兵
 第一節(jié) 二次出使概論
 第二節(jié) 壬午兵變與黎庶昌三請派兵
 第三節(jié) 清政府的響應
 第四節(jié) 與日方的交涉
 第五節(jié) 兵變后黎庶昌對朝鮮問題的新關切
第五章 甲申事變前后黎庶昌使團的琉球策略
 第一節(jié) 甲申事變前“存球祀”之努力
 第二節(jié) 甲申事變與“琉球·朝鮮交換論”的提出
 第三節(jié) “琉球·朝鮮交換論”的發(fā)展、放棄及日清同盟說的提出
第六章 徐承祖與中日《天津條約》
 第一節(jié) 提前赴任
 第二節(jié) 與井上馨會談及撤兵建議的提出
 第三節(jié) 關于伊藤來華之報告及兩大新建議
 第四節(jié) “諜者”辨析
 第五節(jié) 天津談判與撤兵建議的實施
 第六節(jié) 中日《天津條約》簽訂后的朝鮮問題
第七章 李經方使團與朝鮮問題
 第一節(jié) 出使
 第二節(jié) 伊藤來華傳聞與丁汝昌軍艦訪日
 第三節(jié) 增開平壤口岸問題
 第四節(jié) 奧朝議約案
第八章 歷屆使團與金玉均
 第一節(jié) 黎庶昌與金玉均論修治街道
 第二節(jié) 黎庶昌、徐承祖建議由朝鮮政府出面引渡金玉均
 第三節(jié) 徐承祖與井上馨的拘金交涉
 第四節(jié) 金玉均被刺與李氏父子、中國駐日使館及陸奧宗光關系之辨析
第九章 甲午開戰(zhàn)前夕汪鳳藻的撤兵交涉
 第一節(jié) 署理與正式出使
 第二節(jié) 東學黨起義與清政府依約派兵
 第三節(jié) 依約知照日本與清政府的“速平韓亂以退日兵”策
 第四節(jié) “亂定”之后的“照約撤兵”交涉
 第五節(jié) 更革韓政與“照約撤兵”交涉的中止
 第六節(jié) 列強調停與最后的撤兵交涉努力
 第七節(jié) 日本率先開戰(zhàn)與使團撤離
代結語
 一 清政府對歷屆駐日使團的評價
 二 歷屆駐日使團對日本國情政情的考察
 三 歷屆駐日使團人員的去就
附錄一 甲午戰(zhàn)前歷屆駐日使團人員名錄
附錄二 甲午戰(zhàn)前歷屆駐日使團在日本各地駐在情況
征引文獻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   何如璋的琉球三策，包括可行三策、“無策”即“失策”幾個層面。可行三策又分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一面辯論，一面派兵船責問琉球，征其貢使，暗示日本以必爭。中策是先據(jù)理與爭，止之不聽，再約球人對抗日本。下策則是完全采用外交談判的方式。所謂無策，就是“坐視不救，聽日滅之”，何如璋明確反對這一對策。指出，如果數(shù)以萬計的琉球人被日本訓練成士兵，驅使為寇，則不出數(shù)年，福建沿海先受其禍，這“非特無策，又將失計”，所謂“一日縱敵，數(shù)世之患，非所宜也”。 可行三策中，何如璋傾向上、中兩策。至于下策，他認為僅憑口舌之爭，要想恢復原有兩屬關系，恐怕不易，不過是“籌一結局”而已。對此，他又具體提出三種方案：一是退一步，維護琉球與中國次一層面的關系，或者貢而不封，或者封而不貢，以維系中國與琉球的名分。二是若封貢關系也難以維持，則以“存球祀”為目標，建議邀請各國公使約定，讓琉球世世代代為日本外藩，日本不得廢藩改郡，使球祀不絕。三是若球祀也不能存，就采用西方各國的易地或償金原則，將兩屬的琉球全歸日本，像日本與俄國互易樺太一樣，交換領土，或者賠償金錢。但索要領土和償金并非本意，目的是讓日本理屈，然后放棄賠償，為將來的交涉留一口實。他稱這些均為“無可奈何之辦法”，但總較當時的“隱忍不言，失體敗事”為好。 何如璋主張爭琉球，主要是基于他對日本國情的觀察和分析。何如璋到日本后，發(fā)現(xiàn)廢藩后日本的眾多失業(yè)者日益貧困，藩閥對立，怨望日深，禍亂迭起，國用匱乏，通貨膨脹，陸海軍裝備訓練均不足。他感覺“中土雖弱，猶勝日本”。加上日本當時的執(zhí)政者不是主戰(zhàn)派，因此，他斷定日本還不敢“妄開邊釁”。 當時，清政府內部對于阻貢事件存在種種疑慮。有人懷疑日本派兵是球人求救于日本，其中有詐；有人懷疑日本挑起球事，又暗中放縱球人來中國求救，是觀察中國的態(tài)度，“以此挑釁”。對明朝以來倭寇騷亂的歷史，以及幾年前的臺灣事件，朝中人也心有余悸。對此，何如璋一一釋疑。他指出，球人抄給日本的咨文，與原件多有“隱約”或隱瞞之處。駐東京球使自由來往于中國使館，日本未嘗禁止，可見其所吐情實，并非受逼而來。至于當初倭寇騷亂中國沿海而無力處置，是因當時中國尚無軍艦，但現(xiàn)在情形已經不同。臺灣事件則是西鄉(xiāng)隆盛等主戰(zhàn)派所為，但主戰(zhàn)派已經失勢，執(zhí)政的是非戰(zhàn)派。何如璋推定，日本在對琉問題上顧慮徘徊，是因為顧忌中國。他強調，此時“隱忍容之，養(yǎng)虎坐大”，進而將危及朝鮮、臺澎，后患無窮?？傊J為琉球問題不能不爭。 何如璋的分析與判斷說動了總署。不過，總署鑒于其與何璟等人意見相左，決定先與李鴻章函商。 總署來函相商時，李鴻章已收到何如璋來信，并已在總署來函之前回復何如璋?；匦胖校J同何如璋對日本國情的分析與判斷，認為爭論球案不至開邊釁，且于理于情均相宜，但由于還不了解總署的立場，因此主張“仍候總署核示辦理”。信中，他還向何如璋傳授諸項機宜：一旦展開交涉，一是援引中日《修好條規(guī)》第一、第二兩款，“與相駁難”；二是商請總署轉咨札部，將琉球數(shù)百年朝貢成案鈔備崖略，如此“可以應答不窮”。接總署商議函之后，李鴻章開始明確支持何如璋主張爭球案了。只是，對于何如璋的琉球三策，他認為上策和中策“小題大做”，主張采用其下策。何如璋的下策具體包括三種方案，李鴻章不贊成最后一種易地償金案，認為中國無此體制，而支持前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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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東陽有相當強的研究能力。她研究的大課題是晚清駐日使團，她以深入考察歷任駐日使臣（何如璋、黎庶昌、徐承祖等）的重要活動（寫出多篇專題研究論文），帶動對駐日使團情況的全面了解，成功地寫出專著《晚清駐日使團與甲午戰(zhàn)前的中日關系（1876～1894）》，表明她會抓問題、提問題，有本領解決問題?！　　獜堈聒|（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在近代中日關系史研究中，相比較甲午戰(zhàn)爭史與抗日戰(zhàn)爭史而言，甲午戰(zhàn)爭以前的中日關系史的研究，還是一個相對薄弱的領域，尤其是能夠充分利用中日雙方的外交檔案、文獻資料進行系統(tǒng)、深入、扎實研究的成果更不多見。戴東陽的專著《晚清駐日使團與甲午戰(zhàn)前的中日關系（1876～1894）》，可以稱得上是這個研究領域一部高水平的力作，同時它也是作者十余年來潛心鉆研、勤奮耕耘、“十年磨一劍”的結晶?！　　鯐郧铮ū本┐髮W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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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駐日使團與甲午戰(zhàn)前的中日關系(1876-1894)》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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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東陽有相當強的研究能力。她研究的大課題是晚清駐日使團，她以深入考察歷任駐日使臣（何如璋、黎庶昌、徐承祖等）的重要活動（寫出多篇專題研究論文），帶動對駐日使團情況的全面了解，成功地寫出專著《晚清駐日使團與甲午戰(zhàn)前的中日關系（1876～1894》），表明她會抓問題、提問題，有本領解決問題。 ——張振鴟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在近代中日關系史研究中，相比較甲午戰(zhàn)爭史與抗日戰(zhàn)爭史而言，甲午戰(zhàn)爭以前的中日關系史的研究，還是一個相對薄弱的領域，尤其是能夠充分利用中日雙方的外交檔案、文獻資料進行系統(tǒng)、深入、扎實研究的成果更不多見。戴東陽的專著《晚清駐日使團與甲午戰(zhàn)前的中日關系（1876～1894）》，可以稱得上是這個研究領域一部高水平的力作，同時它也是作者十余年來潛心鉆研、勤奮耕耘、“十年磨一劍”的結晶。 ——王曉秋（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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