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教育史

出版時間:2005-10  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作者:格萊夫斯  譯者:吳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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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概要

本書可以讓你知道西方文明進化的線索,在中世紀并不會完全消滅,其中盡在許多文明史上不朽的成績存在;因之“黑暗時代”之稱號,實為不公。以后四個反動革新的世紀當中之各種覺悟運動,實導源于中世紀。各種教育而由各種覺悟運動,又產(chǎn)出其特殊教育制度之精神;以是蟬聯(lián)入于近代。則知教育進化的程敘,始終未曾斷絕,即其對于文明史上的貢獻,未嘗一日懈怠。第一個時期的教育制度,既是它的環(huán)境產(chǎn)物,所以其制度的組織,務求適于環(huán)境的需要,無時無處不依時代的要求而修正或改造其制度。
就中尤以末一條為最重要。因為時代環(huán)境的變遷無盡,一種制度,適于舊日的,末必宜于今日,宜于今日的,末必合于來日;于此欲使其常能適應時代的潮流,必有賴于“不絕改造”的功效。擔任教育改造事業(yè)的人,亦須審其所處時代環(huán)境的情形,而為相當?shù)母母铮簯壳碍h(huán)境的需要,導未來進化的先河,不作無謂的犧牲,才有貢獻的實際。那么這本書對于今日談“教育改造”的我們,很可以作一部“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鑒”的重要參考書。

作者簡介

吳康博士傳略
林子健
先生諱康,字敬軒,生于民前十五年(1897年),祖籍廣東省平遠縣東石鄉(xiāng)钖水村,宅第環(huán)境極富田園山水之勝,故號稱錫園主人;曾祖父甲公、父德壽公均在鄉(xiāng)務農(nóng)為生,皆以仁德名鄉(xiāng)里。先生幼時聰穎好學,以修道志學為事,視宦途功名淡如水也;先生于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十九日逝世于臺北臺灣大學溫州街寓所,享壽八十有二,畢生勤儉簡樸,以教學及辦教育為職志,享譽中外。
先生少年時即聰穎名鄉(xiāng)里,平遠為窮鄉(xiāng)僻壤之地,學校設備匱乏,惟文風極盛,文人輩出,學生多能刻苦自修勤學;先生于平遠中學畢業(yè)后即赴京參加科試及第,以優(yōu)異成績?nèi)氡本┐髮W文科攻讀,于民國九年畢業(yè),十一年歸任廣東高師文史部教授,十三年該校改制后擔任廣東大學文科教授兼學長(即文學院長),十五年以公費保送法國巴黎大學研究獲文學博士學位。
民國二十一年先生任國立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長,前后歷時二十余年之久。其間先生兩度以客座教授名義應聘赴捷克及比利時大學講學,主講「中國古代哲學史」,因教學績效卓越,曾獲捷克國立東方學院「名譽會員」榮銜。三十八年初至香港,并在香港與朱夢曇等人籌組中華文化大學設校事宜,于民國四十年再由香港來臺受“教育部”聘為“部聘教授”,擔任臺灣大學文學院哲學系教授,其間一度擔任政治大學代理文學院長,及受聘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建?;I備委員會委員及研究所哲學系客座教授、逢甲工商學院(現(xiàn)為逢甲大學)客座教授多年,作育英才遍及兩岸與國內(nèi)、外,堪稱桃李滿門,畢生從事教育事業(yè),栽成無數(shù),蜚聲國際。
自盧溝橋事件后,日本侵略野心暴露,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談話會,宣示抗戰(zhàn)決心,與會者有各省高級首長及學術界人士,各大學院校校長,先生亦應邀參加,共商國是,且先生二度應邀參加會議,并先后提出書面議案:抗戰(zhàn)除軍事外,后方文教工作亦極重要,青少年人血氣方剛,富于幻想,易被美言誘惑,先生所提建議,均切中時弊,議案終獲通過。
抗戰(zhàn)期間,中山大學由穗遷滇,后再遷粵北坪石,先生除主持中山大學文學院外,另一方面創(chuàng)辦中華文法學院,收容國立大學額滿見遺之學子,俾青年學子不致因無就學機會而走向淪陷區(qū),被敵人誘惑而入歧途,故先生創(chuàng)辦私立學院之初衷,即是實踐其在廬山會議提案之旨趣。
在堅苦卓絕的環(huán)境中創(chuàng)辦中華文法學院
先生在艱難困境中創(chuàng)辦中華文法學院經(jīng)過:于中日戰(zhàn)爭時期,在廣東粵北樂昌坪石創(chuàng)辦中華文法學院,以實踐其所主張之新人文教化理論,提倡參歐美之科學,振興中華之文明為其理論基礎??箲?zhàn)勝利復員后,遷校址于廣州紅花崗,稱中華文法學院,并于三十六年經(jīng)教育部核準備案后易名為中華文化大學;抗戰(zhàn)方酣因流亡失學學生無學校收容,隨部隊四處流竄滋生事端,先生宅心仁厚,為實現(xiàn)其理想興學兼協(xié)助政府收容失學學生不為敵方所用,辦學不辭辛勞,兩度赴陪都重慶與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晤面,商討籌設文化大學事宜,在坪石設校招收湘、桂、贛各省失學青年,隨戰(zhàn)事輾轉(zhuǎn)遷徙,對于戰(zhàn)爭時期青年作育工作著有卓越貢獻也。
抗戰(zhàn)勝利后不久,先生于三十七年春,派人赴香港籌設分校事宜,由副校長朱夢曇、廖英鳴教授(曾任臺灣逢甲大學校長及董事長)、黃純?nèi)式淌?、朱光振教授等人負責籌劃,先生則留守紅花崗校本部。
三十八年遷校香港,為聯(lián)合書院成員之一,嗣香港政府依據(jù)富爾頓調(diào)查報告成立中文大學時將之歸并入,后來先生主張文大應脫離中文大學,成為獨立的文大書院,俾收容大陸流亡學生。
吳博士愛國立場堅定不為勢劫
吳博士為我國一代哲人、教育家,然世人僅知其知識淵博,而鮮知其有強烈愛國熱忱,平生疾惡如仇,其持節(jié)之嚴謹,人格之崇高,令人肅然起敬,茲將先生不為人知或知而未詳者三件小故事贅述如下:
先生于民國九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后即無意于仕宦之途發(fā)展,立志于教育及學術文化事業(yè),初任教于江蘇省無錫國專,嗣應鄒海濱(魯)先生之邀回粵任教廣東高師(時監(jiān)察院余前院長俊賢先生在該校修業(yè)為學生,故余院長生前稱先生為老師);民國十四年以教授身分率領該校畢業(yè)生十名,(前任總統(tǒng)府秘書長鄭彥棻)赴巴黎大學攻讀研究所,先生于十九年畢業(yè)于法國巴黎大學獲博士學位后,赴英國、德國再從事歐洲哲學研究二年,對「康德學說」特有研究心得,自后即成為我國研究康德哲學之最高權威;之后廣東高師改制為廣東大學再改制為中山大學,鄒海濱先生繼任為校長后,又一再電邀先生返國任教兼文學院長,返國后再以休假一年赴法國接受巴黎大學之聘主講中國哲學史,其間分赴捷克、比利時等著名大學并以客座教授身份主講我國古代哲學課程,二十五年始回國復任中山大學教職,此其一也。
民國二十六年抗戰(zhàn)方酣,有位張某某者,以同鄉(xiāng)之誼,不時赴吳府造訪,然語多閃爍,來意不明,先生常對夫人道:此人外貌忠厚內(nèi)藏奸詐非君子……須多提防之。迨廣州淪陷前數(shù)日,張君始暴露出其真正面目,赫然為一大漢奸也;他開口勸阻先生不必離粵,并謂日本政府擬以教育廳長任命……先生聞言盛怒、嚴詞斥責,并曉以民族大義,促其醒悟,嗣知其迷途難返已無藥可救矣!于是毫不客氣下逐客令,命其夫人李漱六師母即時送客,并囑張君不必再枉顧了。先生平日待人接物極重禮貌,即對下女或仆從亦從不疾言厲色,然對此不肖之徒則不假顏面,視若仇雔,其嚴正不阿有如是者,此其二也。
……
畢生致力中西文化研究著作態(tài)度嚴謹?
先生于教學之余,尤勤于著述,其重要著作有廿余種之多,為當年文、史、哲學界人士所人手一冊者。幸賴其及門子弟廖英鳴先生,時任臺灣逢甲大學校長多年,惟恐先生著作等年久散失,特發(fā)起編印《吳康先生全集》,隨即邀集各書之出版商與中山大學、臺灣大學、政治大學、文化大學等校師生,共商大計,歷時三載,始克竣事,全集內(nèi)容計包羅下列諸書:第一冊|哲學大綱;第二冊|哲學概論、周易大綱、尚書大綱、諸子學概要;第三冊|孔孟荀哲學、老莊哲學、莊子衍義;第四冊|宋明理學、邵子易學、中國現(xiàn)代哲學初編;第五冊|康德哲學、康德哲學簡編;第六冊|黑格爾哲學、柏格森哲學、近代西洋哲學要論;第七冊|人文教育哲學概論、中世教育史、近世教育史;第八冊|法國中等教育、錫園哲學文集。
《吳康先生全集》于民國六十四年九月,由商務印書館、正中書局、華國出版公司聯(lián)合印行,不及二年即全部售罄,擬再續(xù)印,祗因各出版商意見不一,只得作罷。全集出版后因師母李漱六教授,發(fā)現(xiàn)先生遺稿尚多,乃又出版「吳康先生全集補編」一冊,合計九巨冊之多。先生于病榻中展閱全集八冊的出版,面部時展?jié)M足的笑容,長沐春風的各校師生,尤多深刻難忘的感受。
先生畢生致力中西文學研究,以發(fā)揚中華文化為職志,鑒于我國教育文獻之匱乏,首先著手譯述美「格萊芙斯」(graves)的中世紀教育史及近代史兩冊共八十余萬言,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先生對我國古代教育史籍易、書、詩、禮、春秋五部,均以簡易手法改撰為「春秋政治哲學」及「漢籍考源」,并分別用法文翻譯撰寫成冊。其中「老莊哲學」、「漢籍考源」、「宋明理學」、「康德哲學」等古典加以簡編使學習者易懂,及近代西洋哲學論等著作,相繼出版,琳瑯玊笈,馳譽杏壇;先生精通法文、英文、德文、拉丁文四種文字。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教授,稱先生之著作為「名山不朽巨著」,從著作中深深感受先生崇尚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尤其難得者,先生習以「儒家與道家」思想為其研究中心基礎,其畢生為人淡泊寧靜,胸懷曠達,治學嚴謹,吾輩深切惑受和體會先生教誨旨趣,以「博愛」、「審問」、「慎思」、「明辨」為己任。先生畢生治學作育英才,歷盡艱辛、困擾、挫折,仍以堅忍不拔之精神,不阿、不亢、不卑,對國人近數(shù)十年來盲目媚外頗多感慨。
先生在教學或談話中常言道:「中國近半世紀而來,輸入西學,凡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等等,靡不一一以其精思宏論,如大??駷?,先后涌入中夏,使數(shù)千年來積存于閉關自守之國人腦中,忽然間發(fā)現(xiàn)空前未有之新局面,此對于中國以后建設藍圖及文化發(fā)展,影響深遠,助力之大,無俟煩言;是故,使國人于無形中養(yǎng)成一種學術界媚外之習,凡有引論,必以西土作家為準,哲理必蘇格拉底、拍拉圖、亞里士多德,乃至笛卡兒、斯賓塞、洛克、休謨、康德等論述;而不愿意引述「老莊、孔、墨、孟、荀,或程朱、陸象山、王陽明」也;文藝則古之「荷馬、索??恕?。中期則「但丁、德文西、莎士比亞」。近代則「歌德、囂俄、巴爾扎克、托爾斯泰、乃至蕭伯納、紀德或莫札特、羅丹」,而不愿引述國人之「左丘明、屈原、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姜夔、趙孟俯、王翚、惲壽平」等先哲。嗟呼!中華文化之國魂,喪失久矣!茍就此數(shù)十年來之譯述著論而言,設想百年后之史學,考吾人此日之文獻,將見此數(shù)十年中,對于本國學術之研究與認識,竟完全空白,其可笑可嘆,孰有逾于此者。
老師教誨中常言道:「我國先哲在文化上的遺產(chǎn),不知何等豊富,何等可貴,就老莊而論,識老子有生于無之旨,則柏拉圖個體出于共相之說,可不必亟引也;誦莊子道無不在之言,則斯賓塞、謝林泛神之論,可不必獨貴也」。而莊子是非相因,變化無窮之義,尤能闡發(fā)「相關」之原,通科學玄學而為一;然而國人治名理之學者,寧可誦萬遍赫臘頡利圖、或黑格爾,而不愿一過漆園而問蒙叟第!談哲理者,溯師承于西方流別;講文藝者,取靈感于歐美作家;人之情貴遠而賤近,尊人而賤我,蓋未有若今日中國學林之甚者也;雖然,天道周星,物極必反,民族之傳統(tǒng)精神力,經(jīng)大時代之浩劫后,倘不殂絕,必能復興,還我歷史之雄魂,探究故國之學術,發(fā)揚光大,再造文明,請即以老莊哲學一編,為之隗始!逸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伐柯之則,取之于先哲遺教,明清之論,豈遂出于西土諸賢之后平;世有豪杰之士,察邦家之運會,識時代之精神,力挽狂瀾,簸揚國命,由傳統(tǒng)之學術,納域外之文明,還我國魂,自立宗祖,則今日學術獨立之日,即新中國文化創(chuàng)業(yè)之時云,且主張固守中華文化之國魂。由上所述,足征先生著作等身,豐富無匹,真所謂名山大川,永垂不朽矣。拜讀其皇皇巨著,尤足證老師治學態(tài)度嚴謹及其所持抱負「還我歷史雄魂」要義,由此顯見。
闡釋榮譽與人生〡革命的人生觀?
民國四十年老師應邀發(fā)表專題演講「榮譽與人生〡革命的人生觀」,所講內(nèi)容略以:榮譽是一個價值名詞,由人類高尚的行為所表現(xiàn)的一種評價,這種高尚的評價,由于高尚的人格所產(chǎn)生,而高尚人格的培養(yǎng),其唯一的途徑,就是求學。求學俗言讀書,但讀書或會誤為只限于閱讀書冊文字,而求學則是博求學問,意義涵括廣泛,自較為適當,而切合于事實。繼謂:求學目的:在造成一個「完全的人格」,古代號此種理想的人格為圣人,次一等的為賢人,現(xiàn)在可號為全人或完人。此種全人人格,是一個理想人格,追求這種理想人格的見解,可說是理想的人生觀,在這革命大洪流時代,亦可說是革命的人生觀。從理論觀點言,人有兩種:一為個己人,一為社會人。前者以自我為中心,一切知識鍛煉,以個人利益為歸,后者則從人類社會群體利益中培養(yǎng)出一種高尚的人格,故在倫理學方面,前者為利己主義的人生觀,后者則是利他主義的人生觀。在我們看來,正確的人生觀,應根據(jù)利他主義立場,而兼采利己主義力求自我改進的長處,而造成一個人我兼資,匯合為一的理想的人格。
這種理想的人格,是怎樣造成的呢?從前孔夫子有句名言說:「君子道者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這知、仁、勇三德匯合的實體化便是我們所希冀造成的理想的人格。何以故呢?仁就是人道,知就是智慧和知識,勇是勇氣,乃仁知二者會合镕鑄后的產(chǎn)物,因我們倘能實踐人道,愛己愛人,又能充實廣大的智慧和淵博的知識,自能意志堅強,見理明澈,不怕一切困難,不畏各種外侮,可以大勇克服橫逆而告勝利。子貢稱孔子具備仁知二德,故即是圣人,此即說明具有仁知二德便可養(yǎng)成完全人格的明證。
這種仁和知二者會合造成之理想人格,我們此日要替他換一個名詞,叫做現(xiàn)代新人文主義化的人格或自我。造成這種現(xiàn)代化的理想人格,須有下列三要素:
一、道德:即人道的理想,亦即孔夫子之仁;人道內(nèi)容,是同情、互助、博愛無私,在我們看來,實踐人道有二要點:
修己│進德修業(yè),努力前往,使自己向造成一個完全人格的理想目的而邁進。
服務│盡己之能力,為家庭、為國家社會、乃至為全人類而服務。此即是儒者修己以安人,莊生內(nèi)圣與外王之遠大的理想和任務。
二、智識:這個智識是廣義的,包含智慧和知識,大致言之,智慧注重理解了悟,是屬于哲學的,知識注重記問聞見,是屬于科學的,哲學的智慧大半是理論的,科學的知識則有理論,有應用,所以有理論科學與應用科學之分。因人智進化,科別紛繁,一人精力不能兼通博覽,故學者宜有專業(yè)、有旁涉,專業(yè)以建立其本行學問,旁涉以培養(yǎng)其廣泛常識,二者并進,始能達到其求智識之最終目的。
三、藝術:我們的心靈能力,有智、情、意三種功能作用,意志發(fā)為道德,理知建立智識,感情產(chǎn)生藝術。藝術從其廣義言:可分為:1、文學:語言文字是傳達我們思維意念的符號,將此等符號作技巧鍛煉,便產(chǎn)生藝術化的作品,便是所謂文學,文學自量方面言:有散文及韻文之分,自質(zhì)方面言:有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之別。 2、美術:表現(xiàn)純美感的藝術作品,號曰美術,傳統(tǒng)的說法有七種:音樂、繪畫、雕刻、建筑、詩歌、雄辯、舞蹈。在中國則書法、陶瓷亦是美術之列。討論美感之一般性及其功能價值的學問號曰美學。 3、實用藝術:有機械藝術、健康藝術各種。總言之,道德的修養(yǎng)在求善,智識的研究在求真,藝術的創(chuàng)作在求美。理想的人格,必須具備三要件即真、善、美兼?zhèn)鋵嶓w化的完人,乃新人文主義思想所求實現(xiàn)之理想的自我。此高尚完美之人格,必然能夠發(fā)為高尚的行為,而得到榮譽的評價。國父倡導三民主義的革命哲學理論,即在除舊布新,改造社會,建設新中國,以達于未來人類的大同,此種革命的人生觀,必須積極培養(yǎng)上述真、善、美實體化的理想人格,發(fā)為高尚合理的行為,同心協(xié)力,現(xiàn)實三民主義的革命理想,建設未來人類的大同社會,這是我們追求的最終目標」。
聆聽先生演講距今雖已數(shù)十年之久,對當時我們年輕失落的一代而言,在人生價值觀方面,影響十分深遠,至今猶未敢稍忘也。筆者深受老師薰陶,在讀新研所時課余每晚必赴其溫州街臺大寓所,協(xié)助老師整理「康德哲學緒論」及「新人文主義思想」與「孟子之形上思想論」等文稿之謄寫及校對工作,從中學習并身受感染,并兩度蒙召陪侍渠赴“教育部”出席「哲學專題研究會議」借機增廣見識…。筆者自知恩師對己期望甚殷,且對我以后人格發(fā)展影響至巨,因由港來臺設籍已滿一年須受兵役法規(guī)范服役,迫不得己改變初衷走上棄學從公之途,重新規(guī)劃我的人生,經(jīng)僑委會高前委員長人言先生協(xié)助下遣使海外,從此浪跡天涯,未能秉持恩師教誨向「再造文明復興民族」之途進取,一展所志步老師后塵深感遺憾。復于民國六十四年奉召回臺時即赴老師寓居晉見時他已退休多年且臥病在床,師母詢問老師來訪者何人?他睜眼看后呼稱「子健」也,當時師母稱奇相隔多年不見仍然能辨認感到高興呢!次年老師仙逝,隔數(shù)年后師母亦赴美依親,臨行前即將「中華文化大學」校印(經(jīng)“教育部”注冊在案之鈴記,俗稱:關防)當同學林華平、何志堅、潘厲堅等三位學長學姊等見證之下托付本人保管……茲逢吳老師仙鶴二十六周年紀念之際,謹撰此文敬表崇敬追思之意。
本文參考資料:︽敬軒先生傳記︾、︽廖英鳴教授文集︾、︽文大周刊︾及筆者論文資料。
(作者為本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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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論 (總計1條)

 
 

  •      歐洲中世紀恐怕是歷史上爭議最多的時代之一。且不說關于其起始時間定義上的混亂,在向這個詞語深處挖掘的過程中,我們探詢的觸角就遇到了多重的困惑。究竟是心智上的蠻荒還是萌芽,文化上的斷裂還是創(chuàng)造,紛繁雜亂的評價以及根深蒂固的偏見幾乎被同時貼在它身上。這是歷史經(jīng)驗中的“沉默”進入“言說”領域之后所遭遇的必然結(jié)果。
       的確,從西元六世紀到十一世紀初,除了基督教文化的一統(tǒng)天下之外,這段時期呈現(xiàn)給我們的唯一豐富的文化遺產(chǎn),恐怕只有方言史詩里充滿粗獷氣息的民族性格。由于文字史料的相對缺乏,我們無從了解大多數(shù)人的命運和心智生活。而文藝復興對它的偏激態(tài)度被后世繼承下來,冠之以文明/野蠻的二元對立,用其來襯托自身的“進步”。
       作為文明的承載基因,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與否成了歷史學家評定文化進度的最佳參考。很多盛贊中世紀的歷史學家都為十二世紀下半葉至十三世紀上半葉歐洲大陸出現(xiàn)的“文化復興”驚嘆不已。世俗政權的初步鞏固,教會的全面普及和都市商貿(mào)的繁榮,刺激了大學等一系列教育機構(gòu)的繁榮。在最初的大學城里,它所吸納的人群良莠不齊、魚龍混雜,其中充斥著各種“乞丐、酒徒、浪子、紈绔子、饕餮之徒、登徒子以及莽漢”,這與我們通常所認為大學是宗教的禁臠之地截然不同。身份的多樣化和人格的自由化在這里充分地彰現(xiàn)出來,學生之間聚眾鬧事,打架斗毆是家常便飯。我們可以在想象中體驗十二世紀巴黎大學城所具有的年輕活力。陳腐學問與新銳思想并行不悖、漂流生活和談情說愛倍受青睞。此時的大學尚未定型為“為追求知識和學問而聚集起來的專有團體”,只是一個相對松散的知識行會。從這些喧囂聲中我們嗅出了中世紀諸多鮮為人知的民間元素:漂泊學生身上不為一般禮法所允許的種種放縱之樂,游蕩生涯中的感官享受以及對教會條例極盡諷刺之能事。這些放誕行為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個人主義者那里得到了更為夸張的表現(xiàn)。
       當時主宰大學講壇的經(jīng)院哲學成為后一個世紀激烈攻擊的對象。通過文藝復興的再造和重構(gòu),中世紀的大學在后世的印象中變成了枯燥、瑣碎和玄奧的代名詞。教授們只知道死啃書本上的經(jīng)義;而學生就像“被蒙住眼睛,上了套的驢子”,對他們所讀的東西一無所知。如果沒有皮埃爾·阿貝拉爾的出現(xiàn),中世紀大學似乎毫無生趣可言。正是這位經(jīng)院哲學家,因其過人的才賦以及傳奇經(jīng)歷倍受世人矚目,甚至可以這樣說,在他個性魅力的吸引下,大學里的“唯知”運動方才蓬勃發(fā)展起來。此時的大學城充滿了對知識理性及自由個性的崇拜,與我們印象中的經(jīng)院哲學大相徑庭。阿貝拉爾代表了中世紀大學的一個分水嶺,從此之后,知識和個人獨立,成為大學首要的倡導之精神。
       從經(jīng)院哲學中解脫出來的大學,在隨后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兩大運動中,對它的成員們開始了漫長的自我剔除。我們發(fā)現(xiàn),在隨后兩個世紀里,大學和初級學校如雨后春筍,在各地涌現(xiàn)。人文主義者們不遺余力地推崇知識理性,文法學校的出現(xiàn)標志著知識大眾化和普及化。而與此同時,原先充斥在大學城內(nèi)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卻漸漸在公眾的視野中絕跡。中世紀大學所享有的崇高特權以及對民間元素的吸納幾乎是同時開始走向衰頹,大學在近世逐漸蛻變?yōu)閾碛惺浪字R的合法機構(gòu);而文法學校的建立,對公眾閱讀和書寫能力的要求又將中世紀之殘余重新過濾了一遍。大學開始確立其世俗地位,并成為文法學校的進一步延伸:讓更多的人來更深入掌握最精深的奧秘。至此,文藝復興關于大學是破除權威迷信,確立自由人格之地的光輝理想,卻在實踐中一步步走到了它的反面。我們將會看到,祛魅了昔日的宗教光環(huán)之后,知識偶像們又儼然成為大學講壇上新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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