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號街車
出版時間：2012-2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作者：張閎 頁數(shù)：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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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概要
本書對當代中國多個領域的流行文化符號進行了批判性釋讀，解析了這些文化符號深層次的象征意義，并評價了它們的歷史和現(xiàn)實作用。
作者把學術思想的嚴謹性和大眾媒體的靈活簡約特征結合在一起，文風熱烈浪漫而又繁復多變，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符號學和解構性的批判風格，為我們理解中國當代文化提供了新的啟示。
作者簡介
張閎，文學博士，文化批評家，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文化哲學與文化批評，倡導文本細讀和精確的意識形態(tài)符號解析，其文章以犀利的風格和詩意的表達為批評界所矚目，為新生代批評家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聲音的詩學》、《文化街壘》、《黑暗中的聲音》、《感官王國》、《烏托邦文學狂歡》、《鐘擺，或卡夫卡》等。
書籍目錄
第一輯 欲望地圖
一、時尚密碼
二、上海元素
第二輯 國家代碼
一、現(xiàn)代國家的聲音生產(chǎn)和消費
二、社會主義的身體技術與身體主權
三、中國結：新世紀的國家圖騰
四、作為國家意志和權力表征的標語
五、“造反文藝”與暴力美學
六、無用功，或勞動的神話及其終結
第三輯 世俗神話
一、陳逸飛，一個“文化理發(fā)師”的葬禮
二、欲望號街車：三十年的文化變遷
三、我就要走在老路上，或《在路上》的精神史
四、“憤青”的變遷
五、作為世俗神話的電視文化
六、“娛樂至死”的文化
七、看圖說話：圖像符號批判
第四輯 文化征候
一、血吸蟲病與政治衛(wèi)生學
二、憂郁的精神分析
三、淡藍色的藥片，或生與死
四、文化意識形態(tài)批判書
【代跋】訪談：文化精神的解剖學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插圖：但反叛的藝術家，那些被壓抑的和被剝奪的外省青年，在這里找到了革命的動力、熱情，也找到了他們自我解放的真理和同志。這正是上海城市的復雜性和豐富性之所在。正如19世紀的巴黎是波德萊爾們的樂園一樣，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則是左翼文人和前衛(wèi)藝術家最好的家園。復雜而又混亂的現(xiàn)代城市空間，使得這些波希米亞化的現(xiàn)代藝術家找到了他們的棲息地，也找到了他們的藝術素材。他們是上海城市的幻想和詩意的光華。與許文強式的冒險家不同，波希米亞式的藝術家并非出入于別墅、洋樓和各種交際場所的摩登人士，也不是混跡于碼頭、車站和娛樂場所的街頭流民。藝術家們的傳奇往往在一些隱秘的空間里展開?？臻g，尤其是與人群棲居相關的建筑空間，是關涉上海城市文化精神的最為重要構件。在一百多年來的城市生成史中，上海的居民一直為居住空間的逼仄所困擾，城市發(fā)展同樣也嚴重受制于土地面積的局限。逼仄空間的焦慮，深深影響了城市的文化精神和市民性格。那些隨著人口膨脹而不斷被分割的窄小住宅，把上海市民性格推向了人性的極限。對空間的爭奪就變成小市民日常的功課。它培育出小市民的第一特性——爭奪。首先是對生存空間的爭奪。這種空間的極度逼仄導致了小市民的爭斗性格的形成，這是小市民性格的核心。外省人對于上海市民精打細算、寸土必爭的怪異性格感到大惑不解，那是他們沒有看到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上海人的生存狀況的殘酷現(xiàn)實。然而，也正是在這種嚴酷的生存環(huán)境下，上海人顯示出了特殊的生存智慧和藝術性。一些特殊的建筑樣式和空間設計，把這種生存智慧變成了市民精神的細微夢想。三層閣——舊上海特有的建筑。附加在石庫門住宅之上的一處小閣樓，再往上就是屋頂。中間部分尚有約一人高，人在其中勉強能直立，而隨著屋頂?shù)钠露韧鶅蛇?，只能供人躺臥。三層閣實在是建筑物的一段“闌尾”。但對于大多數(shù)老上海市民來說，這個“闌尾”建筑是他們的夢魘空間。許多人必須終生生活于其中。逼仄和壓抑，盤繞在他們的睡夢中，成為他們文化性格的一部分。它與上海灘富豪人家的公館沙龍形成對照，三層閣構成了另一社會階層的生活空間。
編輯推薦
《欲望號街車:流行文化符號批判》是明德書系?潛望鏡文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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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論 (總計5條)
- 有點深刻哦，得非常靜心的時候才能讀得進去
- 就是對一些可能習以為常的現(xiàn)象進行解毒，么有看完，感覺吸引力不那么大了，有點看不下去了。。。
- 把各種流行文化元素作為符號進行深層的解讀和大眾文化符號潛臺詞的揭示是很有啟發(fā)的，但稍顯主觀色彩過重，比如說卡布基諾上邊那一層泡沫像婚紗所以很受小資女性青睞，我覺得這只是男性作者的主觀想象，恐怕有失公允，說卡布基諾是小資喜愛的鏡像性符號我同意，但小資就小資，有必要分男女嗎？
- 張閎老師用自己獨特視野，解讀了當下一些流行文化的背后寓意。讀罷此書，會對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認知流行文化有較好的幫助。
- 零年代以來，文化批評這個西方的學術舶來品在中國始終方興未艾。它憑借著跨學科的優(yōu)勢，躋身為人文社科領里的顯學，不少有著中文系背景又深諳西方哲學和文化研究理論的學者紛紛搖身一變，從文學批評家升級成了文化批評家。他們散居在各地，猶如璀璨的群落，彼此分屬不同的學科領域卻有著同氣連枝的精神脈絡與學術旨趣。從地域上進行版圖劃分，頗具典型性的有上海的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群體，坊間模擬“耶魯四人幫”的美譽，把朱大可、張閎、張念和王曉漁戲稱為“同濟四人幫”；廣州有供職于廣州美院的馮原與楊小彥；北京則顯得人數(shù)眾多而山頭林立，北外的汪民安、中國傳媒大學的徐敏、北師大的張檸與北京電影學院的崔衛(wèi)平。
可以說，上述幾位均是文化批評領域的佼佼者。他們長期出沒在文化江湖，并且各懷絕技。其中，張閎最為出彩的武功招式大致有三種：文本細讀（起手式）、意識形態(tài)符號解讀（過度式），以及隱喻式詩性寫作（最終式）。這些招式在收錄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潛望鏡文叢”的《欲望號街車——流行文化符號批判》一書中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值得一提的是，該文叢還囊括了張檸的《白堊紀文學備忘錄》、馮原的《被壓迫的美學》與楊小濱的《無調(diào)性文化瞬間》，仿佛一場小規(guī)模華山論劍的文化批評群展。
《欲望號街車》的第一輯名為“欲望地圖”。在此，曾經(jīng)身為醫(yī)生而后“棄醫(yī)從文”的張閎重拾他的老本行——通過對樣本切片的細致研究進行文化診斷。他從影片《花樣年華》引發(fā)的“旗袍熱”與懷舊癖洞察身體欲望，從卡布奇諾和哈根達斯診察口腔欲望，這些細微的文化癥候在他看來都是時尚密碼，唯有對此進行詳盡的解碼，才能夠最終診斷并治療文化的病癥。盡管他并非土生土長的上海本地人，但是這種顯微鏡式的觀察，同樣令這個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外省青年”能夠洞悉這座欲望之都的秘密。他從一度熱播的電視劇《上海灘》、商業(yè)街上遍地可見的霓虹燈、老城區(qū)石庫門頂樓的老虎窗、社會主義樣板建筑的工人新村、弄堂生活必不可少的木頭馬桶等各色病例入手，透析出上海市民生活的精髓，一言以蔽之“老克勒精神”——這是一種過去完成時態(tài)的文化心理，幾乎不涉及將來，它既是對于基于想象的美好過去流露出的無限感懷，又是對于生活資源有限的當下采取的“多快好省”型經(jīng)濟節(jié)約的體面策略。同時，那些地標性建筑也觸動了張閎敏銳的學術神經(jīng)，“國字臉”的市政大廳示意著國家主義的威權面貌，猶如“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國策，它左邊的市政規(guī)劃廳和右邊的上海大劇院構成了“一手抓物質(zhì)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的又一國策。相比于中心城區(qū)的政治敘事，陸家嘴的摩天樓群無疑是象征著陽具崇拜的經(jīng)濟敘事，徐家匯商圈像漣漪般不斷外擴則標志著消費社會在上海的初步成型，后兩者分別在生產(chǎn)與消費的政治經(jīng)濟學兩大重要環(huán)節(jié)上開辟出了魔都的“性感地帶”。
然而，事實并未如此簡單。任何商業(yè)資本與政治權力都是一雙看不見的意識形態(tài)之手，張閎慣用的書寫策略就是摒棄宏大敘事而采用文本細讀的方式作為起手式，而下一個連貫動作就是抓住幕后的黑手。這正是第二輯“國家代碼”體現(xiàn)的套路。他對于無線電廣播、電臺播音員、便攜式收錄機、流行音樂、譯制片配音和卡拉OK的聲音分析，對于黃帝身體、公民身體、革命身體的身體研究，旨在測試聲音與身體這一標志著人的主體性的表征是如何在國家與社會層面上被界定、規(guī)訓、重塑與消費的。在他看來，作為國家圖騰的中國結、樣板藝術的紅衛(wèi)兵文藝是國家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體現(xiàn)；喇叭褲、踏腳褲、旗袍等時尚服飾，清宮戲、大話類搞笑電影、“超級女聲”、“百家講壇”等娛樂工業(yè)批量生產(chǎn)的影視類節(jié)目則折射出了消費主義意識形態(tài)。這兩者合力鉗制住當下文化的基本走向，它與其說是虛假的，不如說是扭曲的，它并不遮蔽什么，而只是對一切進行著矯飾，而這也恰是意識形態(tài)的可怕之處。它好似一個永不在場的幽靈，卻時時刻刻設計著任何現(xiàn)狀的生成軌跡與呈現(xiàn)方式。它改頭換面地以欲望的樣貌出現(xiàn)，玩弄著內(nèi)在化的戲法，讓人在不知不覺之中就將外在的意識形態(tài)誤會成內(nèi)在的欲望。這才是當下文化的最大病癥——人的主體性喪失殆盡了，你以為你順從了自己的欲望，不料成了意識形態(tài)操縱的提線木偶。
在我看來，單憑這兩個殺傷力強大的招式，張閎仍不足以奠定他一流批評家的地位。進而言之，我最為欣賞他的隱喻式詩性寫作。這是一個所有批評家都必然面臨的悖謬困境——假如批評文本強大到足以消滅被批評對象，那么它也將隨著被批評對象的消滅而被人遺忘；假如批評文本未能一劍封喉，讀者在目睹被批評對象的不定期現(xiàn)身而屢屢重讀它，那么也就說明它的殺傷力尚嫌不足。為了擺脫這一困境，張閎提供了一條書寫策略上的出路，那就是用詩性寫作拉遠批評文本和被批評對象之間的距離，并非使之無關，也非削弱批評的及物性，而是賦予批評文本自身的獨立意義——文本自身就是一個文化樣本，不論被批評對象是殘存，還是陣亡，它都有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張閎的寫作實踐正是如此，它好比一臺顯微鏡：在診斷文化病體的樣本切片時，它不可或缺；縱然是被閑置，它依舊是一臺內(nèi)在結構精密、充滿各種學術原理的文本裝置。
載于2012年7月4日《第一財經(jīng)日報》，發(fā)表時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