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化研究第一輯

內(nèi)容概要

　　北京師范大學古籍所成立于1981年12月1日，是全國建立較早的古籍整理研究機構(gòu)之一。1987年，本所確定以元代文史和元代古籍整理為科研重點。1990年，本所編纂的《全元文》被批準列入古委會“八五”重點資助項目。此后，該項目又被列入教育部“九五”人文社科重點項目，國家《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guī)劃（1991--2000年）》和“八五”計劃、“九五”計劃重點項目（《全元文》已出版1～20冊）。本所根據(jù)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提出的古籍所建設四項標準，結(jié)合《全元文》的編纂，進一步明確研究方向和學術(shù)特色，于1991年成立了元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多有自己的研究專題，并已開始資料收集工作，再加以《全元文》的副產(chǎn)品，計劃編輯出版《元代文史研究資料叢刊》。（該項目已列入教育部“九五”人文社科重點項目）許嘉璐教授主持的《二十四史全譯》，已列入高校古委會“九五”重點項目，該項目由全國數(shù)百名專家共同完成，師大古籍所承擔《元史全譯》。（已完成）李修生教授還承擔了《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的分卷主編。（北京市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已完成）古籍所研究人員完成發(fā)表論文一百多篇，專著及教材二十余種。元代文史研究除上述項目外，還有《元史選譯》《元雜劇史》《元代書院史》《元代史學思想研究》《元史藝文志補》《經(jīng)世大典輯?！贰端_都剌集》等；并出版《元代文史論考》（北京師范大學學報增刊）四期，與《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聯(lián)合出版《元代文化專號》一期?！　?998年9月，本所與中國元史研究會、《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文學遺產(chǎn)》編輯部、《文史知識》編輯部聯(lián)合舉辦國際元代文化學術(shù)研討會，同時，還舉辦了元代文化高級研討班。到會中外專家學者及研究生共一百六十余人，他們來自北京、上海、天津、廣東、內(nèi)蒙、江蘇、山東等23個省市和臺灣地區(qū)，以及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收到論文90篇。原來我們已經(jīng)與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商定出版《元代文化研究》，不定期出版專輯，現(xiàn)決定將這次國際元代文化學術(shù)研討會的?？鳛椤对幕芯俊返牡谝惠嫵霭?。雖然，在會議期間，本所與《文史知識》編輯部已聯(lián)合出版一期“元代文化專號”，有的文章已在專號刊載，但此期出版在選編論文時遇到的最大困難仍是受篇幅的限制，不得不將一些好文章割愛，有的文章經(jīng)過壓縮，有的只能存目。處理不周之處，尚祈諸位代表見諒。　　這本文集得以出版，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秘書處、北京師范大學社科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等給予了多方面的支持，責任編輯唐正才同志辛勤工作，使《元代文化研究（第1輯）：國際元代文化學術(shù)研討會專輯》減少了一些錯誤。謹表示感謝。　　白壽彝先生是古籍所的首任所長，他對《全元文》的編纂和所研究方向的確立，給予了積極的關(guān)注。《全元文》編纂工作開始時，他一再要求注意質(zhì)量，他說：“這項工作對語言、地理、疆域、民族及其他有關(guān)文獻知識所需甚廣，很不容易掌握”“靶子愈大，被擊中的地方愈多（指被人發(fā)現(xiàn)的錯誤）”，一定要認真工作。當《全元文》工作取得一定進展時，他又提出：“現(xiàn)在看來可以正常地做下去了，要注意整理與研究結(jié)合，只整理不研究，整理也做不好。每個研究人員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題目?！痹诓∈徘安痪茫诓〈采线€叮囑我們：“研究要有計劃，要抓重大問題?！敝两穸线€縈繞著他充滿希望的話語。謹以此輯獻給白壽彝先生。

書籍目錄

元代文化芻議元代鄉(xiāng)試與地域文化元代維吾爾族的宗教信仰與文化演變考述從碑記的撰述看宋元交替時期慶元的士大夫元代金華士人的宗族觀--從修譜談起元代陰陽學初探元代的新安理學家元代書院山長的資歷波斯進寶的形象--與財神像的關(guān)系20世紀中國的元史研究論漠北汗廷統(tǒng)治漢地的制度論金元皇權(quán)與貴族政治試探“江南支配論”元代北方水旱災害時空分布特點及國家減災措施述論元朝的“舉守令”元代的收養(yǎng)制度研究元代婚姻制度述論蘇天爵的文獻征實思想關(guān)于元代文學研究的點滴淺見元遺山故國詩叢釋論方回對“江西詩派”的總結(jié)關(guān)于“清新”--讀方回詩論札記之吳澄的理學與文學論元代婺州文學集團的傳承現(xiàn)象論宋詩傳統(tǒng)對元詩的影響元代審美情趣的趨動性特征對《新編五代史平話》的幾點認識記修綆山房本《宣和遺事》元代文言小說傳奇《嬌紅傳》的歷史嬗變軌跡元代說唱文學--貨郎兒論元人散曲超“俗”的俗--兼評鄭振鐸對“俗文學”之界定論元代曲論的務實尚用散曲語言對正宗文學語言的偏離關(guān)漢卿身世考……附錄一　國際元代文化研究討會論文目錄附錄二　元代文化高級研討班紀要

章節(jié)摘錄

　　元代知識分子的地位問題，一直是研究元代文化者關(guān)注的問題。元代知識分子的狀況如何呢？蕭啟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①是一篇重要文章。前人顯然過分夸大了元代儒人身份的低下，實際上他們是受優(yōu)遇的階層。這篇文章具體考述了元代儒戶的問題，元初為了救護儒士，儲存人才，援引僧道免差的先例，設立儒戶。該文根據(jù)《廟學典禮》的記載，知北方儒戶至元十三年為三千八百九十戶，又據(jù)史籍所載浙東道、慶元路、鎮(zhèn)江府、松江府、建康路等五地儒戶所占千分之八點五的比例推算，江南儒戶總數(shù)當在十萬零六百四十七戶。后者為估計數(shù)字。但元代有千分之六以上的儒戶，大致是接近實際的。儒戶在權(quán)利方面有廩餼生料之資（相當獎學金性質(zhì)），又免除科差，優(yōu)免地稅和商稅以外的賦役，惟一的義務是入學以備選用。元代的儒士的問題在出路方面，由于元代科舉久廢，恢復后錄取名額很少，仕進唯重根腳種姓（即家庭背景），路徑窄隘，補吏和教官是占比重很大的出路，因而士人有強烈的失落感。楊維楨在《白云漫士陶君墓碣銘》中記載陶宗儀的父親臨終時說：“吾懷抱利器不后于今之人，而浮沉大寮不得與今之攬權(quán)利者比！年已莫，死將至矣，尚何言哉！”這便是元代文人的悲嘆。文化和知識分子是不可分的。在封建社會中，在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處于壓抑和扭曲的心態(tài)時，以“道”自任是十分艱難的，開拓新路子又談何容易！文化可以成為經(jīng)濟、政治變革的先導，但畢竟文化發(fā)展有賴于經(jīng)濟、政治為基礎(ch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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