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與托爾斯泰

前言

譯者序托馬斯?曼被認為是他那個時代的德國文學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無可爭議的經(jīng)典作家，他占有著他那個時代的市民德國最高的思想文化，而且他自己也覺得他以他“世俗的德意志品格”，站在德意志文化的前沿崗位上，是一種向世界開放的德意志人道情懷和精神的代表。一九四九年歌德誕生兩百周年之際，他接受當時分裂的西德和東德的當局的邀請，分別在歌德的出生地西德法蘭克福和他的逝世地東德魏瑪?shù)募o念會上作主題報告，盡管七月二十三日即將啟程之時，他在蘇黎士他下榻的飯店曾表示：“我覺得似乎在走向戰(zhàn)場。”但據(jù)稱，這時他也曾說：“凡我所在就有德國存在?！比欢?，他在德國文學中的這個崇高地位并非毫無爭議。北德意志廣播電臺文化編輯部在一九七五年為紀念托馬斯?曼一百周年誕辰曾就托馬斯?曼令人感興趣的所在，對青年作家的影響和他作為他那個時代偉大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為二十世紀德語文學唯一無可爭議的經(jīng)典作家這一評價的正當性三個方面詢問了許多德國作家，并將訪談作為專題播放。一九七六年，慕尼黑的《文本與批評》將這次訪談中的三十七位作家的談話在它的托馬斯?曼專輯發(fā)表。其中多數(shù)人的回答是否定的，或者稱得上是肯定性回答卻有所保留。作出完全肯定的回答者只是少數(shù)。看來，出身于有教養(yǎng)的市民家庭的托馬斯?曼的個人性格缺乏親和性，他跟這些大都跟他隔代甚至隔兩代的作家們存在“代溝問題”是一大原因，但從根本上講，還是思想和審美傾向的差異。比如一位女作家，她首先對這次詢問調(diào)查就不贊成，她說：“看來在這個國家似乎有人擔心，文化批評界對他的評價過分單調(diào)，為了使之再次成為話題，不得不將這具尸體抬出來讓人羞辱一番?！苯又岢鲋肛煟骸胺Q得上罕有，但畢竟令人見到一次的一種精神訓練是，托馬斯?曼居然能夠?qū)⑺?jīng)歷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將兩次革命——近處的德國革命和較偏遠的俄國革命，將他在美國的居留，或者將重返遭到狂轟濫炸的德國的經(jīng)歷干干凈凈地排除于他的作品之外?！边@位論者大概忘記了托馬斯?曼是將藝術(shù)與政治截然分開的。與布萊希特不同，他絕不將藝術(shù)與政治混在一起。他借以表達他的政治信念和愛國情懷的是他的文章、講話和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他發(fā)表《一個不問政治者的看法》。在這里他作為保守的專制體制支持者和反民主的城市貴族的代表捍衛(wèi)德意志文化，認為它與歐洲西部的文明有別并優(yōu)于后者。但他同時又沿襲著當年歌德不反對拿破侖的態(tài)度，對戰(zhàn)爭保持非政治的，甚至反政治的立場。當然這是徒勞的，以致跟包括他的兄長亨利希?曼在內(nèi)的德國反戰(zhàn)的知識界陷于沖突。直到一九二二年他發(fā)表《論德意志共和國》的演說，這一沖突才得到化解。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他發(fā)表《呼吁理性》一文和中篇小說《馬里奧和魔術(shù)師》，矛頭直指日益猖獗的法西斯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他流亡美國，當時他發(fā)表的五十六篇《對德國的廣播講話》和一些文章表明，他作為藝術(shù)家是他那個時代的代表，同時又對它提出指控。一九四五年三月間他在一封信中寫道：“這個德國‘被掌握在了魔鬼的手里’，沒有哪個德國人有權(quán)避開罪責，只有一個選擇：共同承擔德意志的不幸?！倍?，他是一個有責任感的藝術(shù)家。六月間他以《德國和德國人》為題在華盛頓國會圖書館作的報告中重又提出“德國人的罪”的問題。只是他絕不在他的敘事作品里表達政治立場。不少被詢問者認為，若說一個時代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或者經(jīng)典作家，卡夫卡或者布萊希特同樣應(yīng)該，甚至更有資格擁有這類稱號。這類人認為，托馬斯?曼已成過去，他的作品中所表現(xiàn)的有教養(yǎng)的市民階層的思想和行為方式是歷史的見證，但并非榜樣。對于這類人而言，“《約瑟和他的兄弟們》只是單純的論辯和智慧的空談。凡是出于這種理由遠離托馬斯?曼的人，就會走近布萊希特”。托馬斯曼缺少追隨者的另一個原因在于，“他的全部作品達到了幾乎令人嘆為觀止的嚴整和完美，凡是出于這種理由遠離他的人就會走近卡夫卡”。可以說，托馬斯?曼的全部重要作品都是完整的，《騙子菲利克斯?克魯爾的自白——回憶錄第一部》的寫作開始于一九一○年，被擱置四十年之后重又補寫完成，于一九五四年，即他去世前一年出版。而卡夫卡的主要作品幾乎全是未完稿。托馬斯?曼非常勤奮，他的女兒埃麗卡說，別人工作是為了生活，而他活著是為了工作。他一直到晚年仍然筆耕不懈，因為他知道：只要他在寫作，他就活著。甚至他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他完美地實現(xiàn)了他為自己所提出的要求。他的敘事風格真正是不可超越的，因而便不再是值得模仿的。一個范例被評價得越高，它就越是不可作為范例。于是最終便只好顛倒過來加以歪曲?！边@位論者話說得有一點兒刻薄，但的確說出了譯者在閱讀一些被詢問者不無妒意的回答時的感受。有位被詢問者提到托馬斯?曼作為敘事者的傲慢態(tài)度，敘事者像上帝般端坐于他所支配的情節(jié)之上。譯者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感覺到，作者是居高臨下鳥瞰般地觀察和敘述人間的事和人的，這里談不上“傲慢”，只是跟客體拉開距離進行觀察和評說的一種敘述方式，或者說，“他的語言更多是照亮事物，而不是讓事物發(fā)光”。他讓讀者自己觀察和思考被展示于他們面前的人和事。瑞士作家穆什克也是被詢問者之一，他就托馬斯?曼與歐洲文明的關(guān)系解釋托馬斯?曼的敘事特點，頗耐人尋味：“托馬斯?曼與他所代表的歐洲文明的關(guān)系，大致如一個國家法教師與國家的關(guān)系。他表述指導性原則，權(quán)衡、比較最后達到的諸觀念，重視保護少數(shù)人，考察現(xiàn)有的利益是否可被視為合法，以及處于怎樣一種先后順序。但他在他所擬定的畫面中作為行動著和相關(guān)的主體本身卻并未出現(xiàn)。充其量他只是偶爾對促使人們思考的一個論題發(fā)表某些令人信服和無懈可擊的意見。于是便產(chǎn)生了在始作俑者缺席的情況下各方都受到約束的印象，可以說，始作俑者本人出于審慎悄然溜走了；這樣一種情況時而讓人驚嘆，時而讓人不耐煩，因各自處境不同而異，人們習慣上將這種情況稱為諷喻?！敝S喻（Ironie）這個詞在德語中的含義是置根于諷刺的一種態(tài)度或者意見，它意之所指者是它所說出者的反面，即它所說者是反話，進而對它所針對的東西提出疑問，如果它使人感覺到理應(yīng)所是的東西，這種態(tài)度或者意見便具有了道德傾向。托馬斯?曼是使用諷喻修辭手段的高手，所以，這才引發(fā)穆什克這一段議論。盡管一些二三流作家對托馬斯?曼的議論出言不遜，但德國的兩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伯爾和格拉斯以及倫茨仍然遵循托馬斯?曼的將政治與文學明確分離開來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傳統(tǒng)，尤其《鐵皮鼓》和《狗年月》的作者拉格斯，采用的雖然是當代歷史題材，表現(xiàn)方式卻是非政治的，其中沒有政治性的分析與論斷。他的做法恰如托馬斯?曼，他只在文章和演說中表達他的政治信念。盧卡奇在他對托馬斯?曼的最后一部長篇小說《浮士德博士》的評論中談到托馬斯?曼的思想發(fā)展和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現(xiàn)實主義時說，托馬斯?曼的發(fā)展不僅從保守的專制體制擁護者達到民主主義，而且甚至也承認社會主義的不可避免，但這種可能性卻被排除于他所創(chuàng)作的這部重要作品之外。不過在這里應(yīng)指出，托馬斯?曼的“社會主義”卻并非盧卡奇寫作此文時所看到的“社會主義”。一九四四年，托馬斯?曼本人在《命運與使命》一文中寫道：“中世紀終止之時的宗教性的人民運動便具有一種關(guān)于世界終極命運的和共產(chǎn)主義的品格；當時就主張土地、水、空氣、野獸、魚和鳥為一切人所共有……可見共產(chǎn)主義比馬克思和十九世紀更加古老?！蓖旭R斯?曼相信人們能夠超越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當前的殘暴現(xiàn)實。他在《藝術(shù)家與政治》一文中又說：“共產(chǎn)主義是一種思想，其根系比馬克思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扎得更深，它的純凈的實現(xiàn)將永遠作為要求和使命提到人類面前。而法西斯主義并非思想而是丑惡行徑，但愿一個民族不論大小永遠不要再沉迷其中。”關(guān)于托馬斯?曼的現(xiàn)實主義，盧卡奇寫道，托馬斯?曼是“罕有的忠于現(xiàn)實，甚至膜拜現(xiàn)實的現(xiàn)實主義者”，他的現(xiàn)實主義之偉大的力量是，“他只創(chuàng)作在德意志的現(xiàn)實中實際存在著，而并非單純作為要求提出的東西；他描述這些東西直抵其深層根系，絕沒有作者先聲奪人般的未來預(yù)言”。有的論者認為，在托馬斯?曼身上將詩人與思想家這兩種品格區(qū)分開來是困難的。他在《一個不問政治者的看法》中全面表達了他保守的和反民主的唯美主義。當時他對歐洲西部的一切都持反對態(tài)度，認為德意志的文化有別于西部的文化并優(yōu)于它，這是作為其突出代表的德意志城市貴族的基本信念。他的《約瑟和他的兄弟們》四部曲的情節(jié)介于圣經(jīng)故事與神話之間，寫成于德國人與猶太人共存現(xiàn)象遭到破壞之時，他是如此行事的少數(shù)“純德意志的”詩人之一。我在翻譯他的這部以《高貴的精神》為標題的散文集的過程中第一次感覺到，他是偉大的作家，但也是思想家。他在對瓦格納的評論文章中提到，瓦格納說他的作品不是讓人娛樂的，而是促使人進行思考的。我想，這想必也是托馬斯?曼對他自己的作品尤其是散文作品的要求。作為《高貴的精神》這部散文集的中譯文的一部分的標題的《歌德與托爾斯泰》寫成于一九二一年，這表明，他已經(jīng)從因發(fā)表《一個不問政治者的看法》（一九一八）而跟反戰(zhàn)的知識界發(fā)生的沖突的窘境真正脫身出來，不再寫《主人與狗》和《幼兒的歌》（一九二九）之類的閑書。當然，最終使他與反戰(zhàn)派取得和解的是他在一九二二年發(fā)表的《論德意志共和國》的演說?！陡璧屡c托爾斯泰》首先于一九二一年九月間在盧俾克的福音傳教士學校宣讀，在隨后的幾年里被多次修改、潤飾，一九二三年以單行本形式在亞琛出版。一九三二年幾經(jīng)修改又以《歌德與托爾斯泰——人文論題未完稿》為題在柏林出版，十年間不斷涌入本文的新的思想甚至改動了他的長篇小說《魔山》的構(gòu)思。中譯本在這一標題下收入的部分文章是關(guān)于這兩位偉大作家及其主要作品和不屬于十九世紀的作家、作品的評論，其余文章則收入《多難而偉大的十九世紀》?！陡哔F的精神》散文集的完整標題是《高貴的精神——人文問題十六論》，一九四五年在斯德哥爾摩出版。中譯文依據(jù)的是柏林建設(shè)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的《托馬斯?曼全集》第十卷《高貴的精神——人文問題二十論》其中增加了一九四五年以后寫的《關(guān)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適度評說》（一九四六）、《我們的經(jīng)驗體認的尼采哲學》、《關(guān)于歌德的幻想》和《試論席勒》（一九五五）。中譯文分兩卷出版是出于技術(shù)上的原因，即篇幅較大，而且從篇目內(nèi)容上看這種分卷原則大體上也說得過去。翻譯托馬斯?曼的著作是譯者翻譯工作的回歸。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我曾譯出他的《馬里奧和魔術(shù)師》，當時已臨近“文革”，找不到可發(fā)表的刊物，“文革”初期出于恐懼和絕望將手稿付之一炬。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我翻譯的題材很雜，文學、哲學、基督教神學以及所謂政治哲學皆有，而后兩類東西耗我時間和精力尤多?？晌业呐d趣更在文學和哲學的經(jīng)典作品。所以，當我從周運先生那里接手托馬斯?曼散文集的譯事時，一位老友得知后對我說：“這才是你做的事！”正是他這句話使我頓生回歸之感，盡管此前不久我應(yīng)朋友之托剛剛譯完托馬斯?曼的《多難而偉大的理查德?瓦格納》。與我交誼多年的周運先生不僅給予我這次回歸的機會，而且編書、出書追求盡善盡美的他，從眾多版本的托馬斯?曼的散文集，選取其中一個詮注最詳細的版本，將其文獻注釋補入中譯，又多方蒐集和精心挑選了一些圖畫和照片映襯與論說相關(guān)的人與事。此書若能得到讀者認可，他功不可沒。我們期待著方家的教正。朱雁冰二○一二年清明節(jié)重慶歌樂山麓

內(nèi)容概要

《歌德與托爾斯泰》作者托馬斯?曼說瓦格納的作品“不是讓人娛樂的，而是促使人進行思考的”，他的作品亦然。《歌德與托爾斯泰》書如其名，托馬斯?曼中對歌德、托爾斯泰、席勒等幾位偉大文學家及其作品進行了闡釋，如歌德的《浮士德》、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席勒的《華倫斯坦》等，通過比較他們思想與性格的異同，為這些文學巨匠們描繪了一幅幅生動的文學與思想肖像。

作者簡介

作者：（德國）托馬斯?曼 譯者：朱雁冰托馬斯?曼（ Thomas Mann，1875—1955），是20世紀最著名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和人道主義者。其長篇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的出版，使其25歲就進入德國重要作家行列，并于192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他重要作品還有《魔山》（1924）和《浮士德博士》（1947）等。朱雁冰，德語教授，1960年畢業(yè)于南京大學外文系，曾任1986至1992年度高等學校外語專業(yè)教材編審委員會委員和1992至1996年度高等外語專業(yè)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國際日耳曼學聯(lián)合會（IVG）會員。上世紀80年代在德國沃爾芬比特圖書館作儒家思想在德國的接受（至18世紀末）的專題研究，發(fā)表論文《耶穌會與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中文）、《萊布尼茨與朱熹》（德文）、《赫爾德、歌德和席勒著作中的儒家思想》（德文）等九篇。譯著涉獵哲學、基督教神學和文學等十幾種。

書籍目錄

001 譯者序009 歌德與托爾斯泰——人文論題未完稿133 歌德——市民時代的代表173 歌德作為作家的生涯203 論歌德的《浮士德》251 論《安娜?卡列尼娜》——為一個美國版英譯托爾斯泰作品集寫的序271 關(guān)于歌德的幻想——為一個美國版英譯歌德作品選寫的序313 論萊辛——在普魯士藝術(shù)科學院萊辛紀念會上的講話333 試論席勒——為紀念席勒一百五十年忌辰而作427 越洋之旅中讀《堂吉訶德》

章節(jié)摘錄

歌德與托爾斯泰——人文論題未完稿施托澤在魏瑪，本世紀初，還生活著一個名叫尤利烏斯?施托澤，以教書為業(yè)的人。當他還是一個學生，一個十六歲的文科中學學生的時候，與艾克曼博士住在距歌德寓所僅幾步之遙的同一幢房舍里。施托澤與跟他同住的一個同學有時當老人坐在他的窗下時，偶然會伴隨著怦怦心跳瞥見他若明若暗的身影。兩個孩子懷著真正從近處仔細看他一眼的熱切愿望，求助于這個與他們同舍居住的助手，懇請他無論如何要為他們尋找這樣一次機會。艾克曼天性和善可親；他讓兩個孩子在一個夏日從后門進入這個著名寓所的花園，他們惴惴不安地站在那里等待著歌德，讓他們大吃一驚的是：他確實也走了過來，身著一件淺色外衣——大概是我們所知道的那件法蘭絨睡衣——每逢這一時刻在這里漫步，由于他看見了這兩個孩子，便向他們走去，散發(fā)著eau-de-Cologne（科隆香水）的香味，自然是背著手，挺著腹，面帶一副帝國直轄市法律顧問的表情，借以掩飾——這已被證明是可信的——他的尷尬，他站在他們面前，問他們的名字和要求——很可能同時問兩個孩子，若果真如此，這就顯得很嚴肅了，而且?guī)缀醪蝗葑鞒龌卮?。由于他們有點兒吞吞吐吐，老人建議他們努力學好功課，他們也許將這領(lǐng)會為：這勝似在這里張著嘴巴發(fā)呆，他們最好是坐下來做好自己的功課，——接著他繼續(xù)走下去了。這是全部過程，事情發(fā)生在一八二八年?！暌院蟮哪程熘形缫稽c鐘，當時已經(jīng)成為一個優(yōu)秀的、懷著愛獻身于自己職業(yè)的中學教師的施托澤，在二年級教室正要開始上課，這時，師范學校的一個學生推門探頭進來報告說，一個外國人求見施托澤先生。這個外國人隨即走了進來，比老師年輕很多，蓄著不太長的絡(luò)腮胡子，顴骨突出，一雙灰色的小眼睛，黑黑的眉毛之間有兩條皺紋。他沒有自我證明或自我介紹，而是立即問，今天下午上什么課；當他得知，先是歷史，接著是德語課時，他認為這真是太好了，并說，他走訪了南德意志、法國和英國的學校，現(xiàn)在也想了解一下北德意志的學校。他講話像一個德國人。人們必定認為他是一個教師，基于他提出的專門性的和感興趣的問題以及發(fā)表的見解，同時他不停地在他的筆記本上作記錄。他旁聽了一節(jié)課。當孩子們在他們的本子上就一個題目寫了一篇文章，即一封信以后，這個外國人要求允許他帶走并保存這些“作文”；這些東西對于他最為有趣?？墒┩袧蓞s覺得這要求有些幼稚。誰補償孩子們的練習本呢。魏瑪是個貧窮的小城……他委婉地表達了這層意思。但這外國人回答說，這總會找到辦法的，說著就走出教室。施托澤讓人請校長到教室來。他讓人說這里發(fā)生了一件非同尋常的事。他這么做是對的，他后來才完全理解，他當時傳達這個消息是多么得體。因為在當時，當外國人挾著一包書寫用紙回來后，向校長和他說出了自己的名字：“來自俄國的列夫?托爾斯泰伯爵”，這對于他可能沒有多大意義。——但施托澤老師活到很大年紀，因而他有時間看到，他當時結(jié)識的是什么人。等級問題這個一八一二年至一九○五年生活在魏瑪?shù)娜耍M管一生過得十分平凡，但他卻能夠以個人認識歌德和托爾斯泰這一令人側(cè)目的幸運而自詡——這正是本文以其名字為題的兩個偉大人物。是的，托爾斯泰來過魏瑪！當時，列夫?尼古拉耶維奇伯爵三十三歲，生于使少年施托澤得以與歌德進行交談的那一年，他來自布魯塞爾，在那里他首先見到蒲魯東，他相信后者所說，la propriété，c’est le vol（財富意味著盜竊），其次他寫成小說《波利庫什卡》，到德國后訪問歌德居住過的城市。作為有高貴地位的外國人和俄國公使的客人，他獲準參觀當時尚未對公眾開放的婦女廣場邊的歌德故居。但據(jù)記載稱，他更加感興趣的是由弗勒貝爾的一個女學生親自主持的弗勒貝爾幼兒園，當時他正懷著巨大的求知欲望研究她的教育體系。諸位一定明白，我為什么講這些小故事。這是為了使諸位對我報告標題中的“與”字更感興趣，它一定使人第一次瞥見時就疑惑地睜大眼睛。歌德與托爾斯泰，這難道不是一個極其荒謬的、任意性的和不得體的連接？尼采曾就我們德國人在使用“與”這個詞之時特別不當提出指責：我們說“叔本華與哈特曼”，他表示嘲笑；我們同樣說“歌德與席勒”，他表示很擔心，而且我們還說：“席勒與歌德”。叔本華與哈特曼，這且擱置不論。至于歌德與席勒，尼采對兩人的戲劇家和道德家的本色所懷有的極其主觀的惡感原本不應(yīng)誤導他否認一種兄弟情誼，這種情誼并沒有因寓于其中的典型對立因素而受到任何損傷，而且還在所謂受傷害的一方得到其最好的保護。尼采的魯莽和毫無道理的專橫就表現(xiàn)在，他通過他對這個“與”字的嘲諷宣布一個新的等級秩序，或者將之視為理所當然。其實這種秩序是極其有爭議的，甚至可以說是、而且可能始終是世界最有爭議的事。對這個問題在判斷上的魯莽態(tài)度，完全不是德意志的行事方式。在這一方面，德國人從本能上就避免片面地作出規(guī)定，寧可采取一種“自由行事的政策”，而且，本文的下述思考將為嚴格恪守這個政策提供一切機會，甚至可以說，進行這些思考正是為發(fā)揚這個政策。在“歌德與席勒”這一并列組合中連接的意義正是這種政策而非其他，在這里它對于我們意識而言，是使它所連接著的東西相互對立。人們想必從不曾接觸過德國人經(jīng)典的和無所不包的雜文的思想世界，所以才感覺不出這個“與”字包含著的反命題性質(zhì)；德國人的雜文從根本上將所有其余的東西包含在自身之內(nèi)并使之成為多余——我指的是席勒的《論樸素的與感傷的文學》。另外一個“與”有著類似含義，這是一個遠離我們的、異域的“與”：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間的“與”。倘若人們剝奪連接所包含的反命題權(quán)利，只承認其使命僅限于確定本質(zhì)之相近性，確定本質(zhì)之同一性——那會怎樣呢？那樣一來，在我們的想像中，轉(zhuǎn)瞬間我所提到的一對巨人不就發(fā)生了一次交換和地位轉(zhuǎn)變嗎？席勒與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有歌德與托爾斯泰不就立即離開了深刻的、精神的——不，更正確地說：深刻的、自然的根基走到了一起并跨到另一邊了嗎？顯然諸位不會感到滿意。您回答說：除了本質(zhì)還有等級。您說，尊重反命題，但人們不可以使屬于不同價值等級的東西相互對立起來。我們可以容忍，此一為一個歐洲人文主義者和地地道道的非宗教徒，而彼一是一個無組織的東方原始基督徒。然而，其名字可以與但丁、莎士比亞這些最崇高的名字并列的、德國的世界詩人與不久前在我們自己生活的時代，以自然是很感動人的、成問題的方式結(jié)束了他成問題的生命的自然主義小說家：將他們相提并論是不可以的，這違背貴族的本能，不成體統(tǒng)。讓我們回到諸位可容忍的問題：此一之異教信仰，彼一之基督教信仰！我們也許有機會再次討論這個問題。至于諸位愛說的“貴族的本能”，我立即談?wù)勎业囊娊?，我在這里將兩個人相提并論不僅不違背貴族本能，它恰恰因此而得到贊賞。等級、價值序列？諸位確信在這一點上沒犯觀點上的或其他方面的錯誤？屠格涅夫，在他致托爾斯泰的最后一封信里，即他在巴黎躺在病榻上死前寫的那封信里，懇求他的朋友，擺脫神學的自我折磨，重新回到藝術(shù)，回到文學，——這個屠格涅夫是賦予他“俄國偉大作家”頭銜的第一人，這個頭銜一直是屬于他自己的，這似乎表明，托爾斯泰之于他的國家和人民實際上相當于《浮士德》和《威廉?邁斯特》的作者之于我們。關(guān)于托爾斯泰本人，如人們所指出的，他是徹底的基督徒，但這還不足以使他為過分的謙卑所累，不敢大膽地將自己的名字與那些最偉大的，甚至與那些神話般偉大的名字并列。談到《戰(zhàn)爭與和平》時，他曾說：“無須虛偽的謙遜，它是《伊利亞特》那樣的東西?！标P(guān)于他的處女作《童年、少年和青年》，其他人也聽他說過同樣的話。這是偉人狂？在我看來，恕我直言，這是純粹的和樸素的真話?！爸挥邪T三，”歌德說，“才謙虛?！边@是異教徒的格言。但托爾斯泰喜歡它；他對自己的看法總是具有歷史的卓越品格，他在三十七歲時就在他的日記中將自己的作品，包括已完成的和尚待寫出的，與世界文學名著并列。

編輯推薦

《歌德與托爾斯泰》編輯推薦：“一等的天才搞文學，順便把哲學也給講透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無疑是這樣的一等天才，他的文論《多難而偉大的十九世紀》和《歌德與托爾斯泰》首次被譯為中文，浙江大學出版社4月出版。

名人推薦

“今天當我們回眸遠望時，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稱托馬斯?曼為十九世紀‘遺老’的人已經(jīng)身影模糊，而托馬斯?曼卻作為人類精神林苑中的一株大樹永遠挺拔地兀立著，以其真、善、美滋養(yǎng)著世世代代愛著他的人們的心靈。翻譯此書是艱苦的工作，也是審美的享受，但愿我并未因情害意，我期待著讀者的指教。”——譯者 朱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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