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誰主沉浮

前言

撕開的黎明：狂飆為誰從天落    公元1919年5月3日的深夜，國立北京大學雄渾而沉重的紅樓內(nèi)，燈火通明，人聲鼎沸。禮堂內(nèi)外擠滿了北京各高等學校的學生代表。一位名叫邵飄萍的記者朗聲道：“現(xiàn)在民族命運系于一發(fā)，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救亡，而只有淪亡了。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應(yīng)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fā)動起來，救亡圖存，奮勇抗爭。”眾人聽了，悲憤交加，有的頓足捶胸，痛哭失聲。一個學生走上前去，激動得說不出話，只見他“吱啦”一聲，撕下一大塊衣襟，舉起中指，一咬而破，揮指在衣襟上血書下四個大字：“還我青島”。    第二天，便爆發(fā)了響徹整個中國20世紀的五四運動。    如果說“五四”是20世紀中國的黎明，那么這個黎明到來的時候，20世紀已經(jīng)過去了將近五分之一。黎明期究竟有多長，從未有人界定過。假如沒有呼喚，沒有吶喊，黎明會不會自動到來？當人們呼喊過，撕裂過，沖鋒過，仆跌過之后，這便成了一個值得冷靜思考的課題。    “五四”的意義，遠非趙家樓的一把火所能概括。如果站在“五四”高潮甫歇的1921年來近距離地回瞥“五四”，就會發(fā)現(xiàn)，剛剛過去的五六年，已然從文化穹廬上撕下了一塊遮天蔽日的血腥之幕，這才使得20年代的中國，開始呈現(xiàn)出一片“初日照高林”的早春氣息。所謂“五四”，并不是公元1919年春夏之交的一個日子，而是古老的中華文明“靈童轉(zhuǎn)世”，進入一個生機勃勃的嶄新文化時代的胎動期。    提到“五四”，人們都會想起魯迅、胡適、陳獨秀、李大釗。但還有一個同等重要的名字決不能忘記，那便是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一字孑民，浙江紹興人，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并不是新文化運動的發(fā)起人，但卻是這場運動最有力的支持者。1916年，蔡元培到北京大學擔任校長。他對北大進行了一系列整頓改革，實行教授治校，鼓勵學術(shù)研究，為新文化運動開辟了一個寬廣良好的言論空間。    蔡元培說：“北大者，為囊括大典，包羅萬眾之最高學府?！彼霓k學方針是：“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薄盁o論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fā)展?！?   蔡元培的治校方針，實際上為新思潮、新文化開拓了陣地。他當了北大校長后就聘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陳獨秀任文科學長，李大釗為圖書館主任。還有胡適、劉半農(nóng)、錢玄同、周作人、魯迅以及一批留學回來的自然科學家都曾到北大任教。但同時，北大也有一批以劉師培、辜鴻銘為代表的所謂舊派教授。經(jīng)常有這樣的情況，上一節(jié)課的教員西裝革履，下一節(jié)課的教員則長袍馬褂。比如辜鴻銘，他講的是英國文學，腦后卻拖著一條辮子，因為他是擁護滿清帝制的……    事實上，絕對平等的空間是不存在的，任何平等都必然有其現(xiàn)實傾向性。在蔡元培這位國民黨元老的“平等空間”里，實際獲益的乃是一批中國共產(chǎn)黨開天辟地的領(lǐng)導人。    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人。早在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之前，他就已經(jīng)是文化界赫赫有名的領(lǐng)袖人物，以至于一些害怕他、仇視他的人把他叫做“陳獨獸”或“陳毒蝎”。他在1904年創(chuàng)辦《安徽俗話報》，致力于喚醒民眾。曾加入孫中山領(lǐng)導的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在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斗爭中，陳獨秀被捕入獄，險些遇難。雖然共和代替了帝制，但萎靡不振的五色旗下，整個國家仍處于內(nèi)憂外患的交相煎熬之中。一次次革命的失敗，使陳獨秀為代表的一代知識分子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陳獨秀認為，以往的歷次運動，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而中國要成為真正的現(xiàn)代強國，需要一場自下而上的普遍的國民思想革命。    1915年9月，《青年雜志》在上海創(chuàng)刊，五四新文化運動由此揭開了序幕。《青年雜志》從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隨主編陳獨秀遷至北京大學，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重要的核心刊物。    陳獨秀在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敬告青年》一文，指出新陳代謝是宇宙間的普遍規(guī)律，“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庇纱讼蚯嗄晏岢隽c希望：    一、自由的而非奴隸的。    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這六點希望包含了民主、科學、開放、革新等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nèi)容。    陳獨秀號召20世紀的青年，徹底清除做官發(fā)財思想，“精神上別構(gòu)真實新鮮之信仰”。他主張當今的教育方針是：    第一，當了解人生之真相。    第二，當了解國家之意義。    第三，當了解國家與社會經(jīng)濟之關(guān)系。    第四，當了解未來責任之艱巨。    陳獨秀期望培養(yǎng)出一代“意志頑狠，善斗不屈，體魄強健，力抗自然，信賴本能，不依他為活，順性率真，不飾偽自文”的新國民。    在《我之愛國主義》一文中，陳獨秀指出：    今日之中國，外迫于強敵，內(nèi)逼于獨夫……而所以迫于獨夫強敵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有以召之耳，試觀國中現(xiàn)象，若武人之亂政，若府庫之空虛，若產(chǎn)業(yè)之凋零，若社會之腐敗，若人格之墮落，若官吏之貪墨，若游民盜匪之充斥，若水旱疫癘之流行；凡此種種，無一不為國亡種滅之根源。    由此，陳獨秀提倡“勤、儉、廉、潔、誠、信”幾個大字，作為“救國之要道”。    一旦發(fā)生了亡國滅種的危機，那么，不論這個文明曾經(jīng)有過怎樣的光榮，都不能不使人深刻反省它的積弊。    從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運動將近80年的時間里，中國人一方面努力變法圖存，另一方面也努力用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去抗擊和消解外來的西方文化。齒輪上的新油和舊泥交融在一起，掛鐘上的1234和子丑寅卯并列在一起，北洋水師的德國大炮上晾曬著禽飛獸走的大清官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論使許多人仍舊沉醉在中華文明天下第一、外國鬼子都縣無君無父的禽獸的迷信之，中。    然而，洋務(wù)運動搞了幾十年，中國還是一次接一次地戰(zhàn)敗。圓明園的火光中，大清士兵被砍瓜切菜般屠殺的哀號和叫罵中，不平等條約像雪片一樣地堆積起來。義和團運動幾乎把所有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都抬了出來，從孔子的“尊王攘夷”，到佛家的如來濟世；從陰陽五行八卦，到畫符念咒作法；從桃園三結(jié)義，到唐僧四師徒。集合了姜太公、諸葛亮、趙子龍、岳飛、梨山老母、西楚霸王、九天玄女、托塔天王、濟公、武松、黃天霸、秦瓊、楊家將、觀音菩薩直到玉皇大帝這樣一支強大得無以復加的隊伍。結(jié)果，還是一敗涂地。這便使20世紀初年的有識之士認識到：對于我們所珍愛的文化傳統(tǒng)，必須進行一番認真的清理和變革了。魯迅說：“不能革新的人種，也不能保古的?！钡牵@一本來并不深奧的道理，中國人直到今天也并不明白。能夠懷著“保古”的目的去“革新”，就已經(jīng)算是開明之士了。于是，大多數(shù)人都感到了“撕裂”。    其實，就在“五四”前后，統(tǒng)治中國人大腦的，還是綱常名教和鬼狐報應(yīng)。辛亥革命驅(qū)逐了滿族的皇帝，但并未觸及中國人大腦中的皇帝。1916年袁世凱要稱帝，1917年張勛要復辟，這些“壯舉”并非是毫無民意基礎(chǔ)的純鬧劇。擁護帝制的壯士中，不乏辛亥革命的功臣。曾經(jīng)被視為激進黨的康有為，此時卻大力宣傳要把孔教定為國教、列入憲法。在失去了皇帝的人心惶惶中，人們對心中的皇帝的依賴變得更急迫、更虔誠了。陳獨秀在《舊思想與國體問題》一文中說：“腐舊思想布滿國中，所以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國國體，非將這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凈凈不可。否則不但共和政治不能進行，就是這塊共和招牌，也是掛不住的。”    針對各地興起的祭孔讀經(jīng)熱潮，五四新文化運動集中鋒芒批判了這股逆流。最早反對把孔子學說定為一尊的文章是易白沙的《孔子平議》，隨后更多的人投入進來。巴金和茅盾等人的小說里，描寫過“五四”時期閉塞保守的四川人文景觀。就在此時的四川，卻產(chǎn)生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批孔急先鋒，他的名字叫吳虞。    吳虞（1872—1949），字又陵，四川新繁人。他1905年留學日本，回國后在成都任教?！缎虑嗄辍纷畛醢l(fā)行到成都時，只有5份，吳虞和他的學生各買了1份。吳虞深深地為《新青年》所吸引，積極投身這場文化變革。他發(fā)表了《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jù)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辨孟子辟楊墨之非》、《對于祀孔問題之我見》、《吃人與禮教》等文章，對封建舊文化舊禮教進行嚴厲的批判。他說：．    二十四史，徒為帝王之家譜，官吏之行述，陳陳相因，一丘之貉?！芯鞫恢袊?，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恢張君權(quán)，崇闡儒教；于人民權(quán)利之得失，社會文化之消長，概非所問。歷史即為朝廷所專有，于是舍朝廷之事，別無可記。    嗚呼！孔孟之道在六經(jīng)，六經(jīng)之精華在滿清律例，而滿清律例則歐美人所稱為代表中國尊卑貴賤階級制度之野蠻者也。    天下有二大患焉：日君主之專制，日教主之專制。君主之專制，鈐束人之言論；教主之專制，禁錮人之思想。君主之專制，極于秦始皇之焚書坑儒，漢武帝之罷黜百家；教主之專制，極于孔子之誅少正卵，孟子之拒楊墨。    吳虞犀利地指出了儒教與專制的關(guān)系，特別對封建統(tǒng)治者借做護命符的孔子學說進行了勇敢的質(zhì)疑和批判，打破了封建圣人的偶像，因此被胡適稱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始人中的“南陳北李”，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人。他發(fā)表的《孔子與憲法》、《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鄉(xiāng)愿與大盜》等文，反對把孔教列入憲法，指出儒家“三綱”是“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是“專制政治之靈魂”。但同時李大釗說明：“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也?！?   其實這是新文化運動先驅(qū)們的共識。他們都認為孔子本人在歷史上是圣哲，是偉人。陳獨秀曾規(guī)勸青年要以孔子、墨子為榜樣，吳虞也說過孔子是當時之偉人，李大釗說孔子是其生存時代之圣哲，其學說亦足以代表當時之道德。還說孔子如果活在今天，會創(chuàng)造出新的學說以適應(yīng)現(xiàn)代社會?？梢娝麄儾⒎窍窠裉煲恍o知學者憑空想象的那樣全盤否定孔子，而是認為孔子的許多思想不適應(yīng)于今天，并且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不能定為一尊，陳獨秀、易白沙、吳虞等人都很推崇墨子的思想。在“五四”先驅(qū)的意識里，國學的范圍要比孔學的范圍大得多。在今天，特別應(yīng)該糾正的是，“五四”時代并沒有“打倒孔家店”這句被后人誤傳的口號。實際上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由多種思潮組成的，有比較激進的，例如《新青年》；有比較保守的，例如學衡派，但學衡派也是贊成改革的；還有主張兼容并包的，例如蔡元培。他們都主張改革傳統(tǒng)文化，但誰也沒有完全否定和拋棄傳統(tǒng)文化。    陳獨秀說：“孔教為吾國歷史上有力之學說，為吾人精神上無形統(tǒng)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絕對承認之，而不懷絲毫疑義?！?   “我們反對孔教，并不是反對孔子個人，也不是說他在古代社會無價值。不過因他不能支配現(xiàn)代人心，適合現(xiàn)代潮流，還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來壓迫現(xiàn)代人心，抵抗現(xiàn)代潮流，成了我們現(xiàn)代進化的最大障礙?！?   吳虞也說：“我們今日所攻擊的乃是禮教，不是禮儀?！?   新文化運動猛烈地抨擊舊思想舊道德，大力介紹自由平等學說、個性解放思想、社會進化論等各種西方思潮，尤為突出地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根據(jù)民主（Democracy）、科學（Science）兩詞的譯音，當時又稱為“德先生”與“賽先生”，“五四”先驅(qū)們認為，中華文明所急需輸入的新鮮血液非這兩位先生莫屬。陳獨秀在《新青年》六卷一號發(fā)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表示“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正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千鈞棒所掃出的一片玉宇中，文學革命的朝陽噴薄而出了。    李大釗在他擔任總編輯的《晨鐘報》創(chuàng)刊號上說：    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而新文藝之勃興，    尤必賴有一二哲人，犯當世之不韙，發(fā)揮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權(quán)威，    為自我覺醒之絕叫，而后當時有眾之沉夢，賴以驚破。    文學是思想文化、倫理道德的重要載體，要革新舊文化，就必須革新舊文學。    陳獨秀說：    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禮教，禮法，貞節(jié)，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shù)，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于是，一場反對文言、提倡白話，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文學革命勢不可免地發(fā)生了。這里，需要介紹那位著名的紳士派領(lǐng)銜主演了，他就是在北京大學當過校長、文學院院長和五個系的系主任，在全世界獲得過幾十個名譽博士頭銜，熱心搜集五大洲怕老婆的故事，還曾經(jīng)夢想出任中華民國總統(tǒng)的胡適。    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在安徽這塊舊文學的正宗——桐城派的風水寶地上，卻產(chǎn)生了胡適和陳獨秀這樣兩位舊文學的掘墓人。陳獨秀被罵為“獨獸”、“毒蝎”，胡適之這個名字則被一位著名的大學者在出試題時用做“孫行者”的下聯(lián)，因為“猢”與“猻”都是猴子的意思?？傊遣粚儆谌祟?。而在古文大師林琴南的影射小說《荊生》中，胡適的名字叫做“狄莫”，“狄”與“胡”，都是蠻夷之輩，總之還是非我族類。就是這兩位被許多人視為輕浮少年的一胡一陳，共同揭起了文學革命的中軍大旗。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人手”。這“八事”是：    一、須言之有物。    二、不模仿古人。    三、須講求文法。    四、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務(wù)去濫調(diào)套語。    六、不用典。    七、不講對仗。    八、不避俗字俗語。    這“八事”被陳獨秀稱贊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    陳獨秀隨后發(fā)表了態(tài)度更為明確堅決的《文學革命論》，“以為吾友之聲援”。陳獨秀氣宇軒昂地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義：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    建設(shè)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    建設(shè)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    建設(shè)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的三個“推倒”，并不是全面否定古代文學。他所要推倒的古典文學，其實是指仿古的文學。就在《文學革命論》這篇文章里，陳獨秀用了大量文字贊美古典文學的優(yōu)秀部分，說《詩經(jīng)》中的“國風”、楚辭都是“斐然可觀”的，魏晉以下之五言，改變堆砌之風，在當時可謂文學的一大革命，韓柳崛起，一洗前人纖巧堆砌之氣，元明劇本、明清小說，“乃近代文學之粲然可觀者”。他主要批判的是六朝的靡麗文風、明代一味仿古的前后七子，以及桐城派的一些人物，稱這些無病呻吟的人為“十八妖魔”。    胡適、陳獨秀的文學革命主張?zhí)岢龊螅玫搅隋X玄同、劉半農(nóng)、周作人、魯迅等人的積極響應(yīng)。    錢玄同（1887--1939），號疑古，自稱疑古玄同，浙江吳興人，文字音韻學家。劉半農(nóng)（1891--1934），原名劉復，江蘇江陰人，文學家和語言學家。錢、劉二人為了使文學革命激起更大的反響，發(fā)表了著名的“雙簧信”。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匯集了各種攻擊新文學和白話文的言論，致信《新青年》，然后由劉半農(nóng)作《復王敬軒書》（即《奉答王敬軒先生》），逐條進行批駁。這個子虛烏有的王敬軒，不但代表了頑固守舊派的觀點，而且還引起了不少復古思想者的共鳴。    近代著名學者、翻譯家林紓發(fā)表《荊生》、《妖夢》兩篇小說，攻擊新文化運動是“禽獸之言”。又發(fā)表《致蔡鶴卿書》，規(guī)勸蔡元培保全名教，說“大學為全國師表，五常之所系屬”，不應(yīng)該“覆孔孟，鏟倫常”。又說如果提倡白話文，那么小商小販就都可以當教授了。    蔡元培回答說，倫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北京大學除了反對封建君臣這一倫外，“從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鬩、夫婦無別、朋友不信，教授學生者”。北大還有一個進德會，其基本戒約有不嫖、不納妾等，這都是與孔孟之道不相違背的。    蔡元培又說，北京大學也沒有“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國文課本、中國文學史和文字學講義，都是文言。    當一位日本學者指責北京大學不尊孔子、廢除講經(jīng)時，蔡元培答道：“北大崔適教授講《五經(jīng)要義》、《春秋復始》，陳漢章教授講《經(jīng)學通論》，黃節(jié)、沈尹默教授講《詩經(jīng)》，梁漱溟教授研究孔家哲學，北大何嘗廢講經(jīng)？”不過北大對于各家學說“均一視同仁”，這才是北大的胸懷。    李大釗則發(fā)表了《新舊思潮之激戰(zhàn)》，認為“宇宙的進化，全仗新舊二種思潮，互相挽進，互相推演，仿佛像兩個輪子運著一輛車一樣；又像一個鳥仗著兩翼，向天空飛翔一般。我確信這兩種思潮都是人群進化必要的，缺一不可?！矣执_信這二種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獨守的堅操?！?   時代的要求，加上先驅(qū)者的奮爭，白話文學的主張取得了勝利。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規(guī)定白話為“國語”，通令全國中小學采用白話課本。從那時開始，中國兒童的啟蒙教育不再是他們似懂非懂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和“上大人孔乙己”，而是他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最適合于他們的東西。    白話文運動并不是文學革命的全部。李大釗在《什么是新文學》一文中說：    我的意思以為剛是用白話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學；剛是介    紹點新學說、新事實，敘述點新人物，羅列點新名詞，也算不得    新文學。    魯迅說，白話文學“倘若思想照舊，便仍然換牌不換貨”。    所以，新文學的建設(shè)沒有停留在胡適所講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要求上，而是進一步致力于文學內(nèi)容的革新。在這方面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貢獻的，就是中國現(xiàn)代文化史上著名的周氏兄弟。    周氏兄弟是浙江紹興人，長兄周樹人（1881—1936），筆名魯迅等，二弟周作人（1885—1967），筆名知堂等。這兄弟二人的思想和文字，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樹人”和“作人”，產(chǎn)生了磁化般的影響。    周作人在文學革命中發(fā)表了《人的文學》和《平民文學》等重要文章，提出要從“靈肉一致”的生活角度去創(chuàng)造“人的文學”、“人性的文學”、“個人的文學”，又提出文學“為人生”的主張。他說：    我們不必記英雄豪杰的事業(yè)，才子佳人的幸福，只應(yīng)記載世    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    周作人提出“以真為主，美即在其中”的藝術(shù)主張，這是對虛偽粉飾的仿古文學的有力矯正。20世紀的中國文學中，“純美學”、“純藝術(shù)”的傾向始終不能占據(jù)主流，這與本世紀中國直面現(xiàn)實的需要高于一切是密切相關(guān)的。    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也發(fā)表了一系列深刻犀利的文章，猛烈抨擊封建倫理道德，為文學革命吶喊助威。魯迅以他堅定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立場和堅韌持久的戰(zhàn)斗精神，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流砥柱和整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精神代表。而在新文化運動初期，魯迅影響最大的則是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實績。    1918年5月，《新青年》開始全部采用白話。魯迅就在這一期上發(fā)表了新文學小說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記》。這是一篇反對封建禮教的戰(zhàn)斗檄文，小說中的“狂人”象征著一代還不能被多數(shù)民眾理解的文化先覺者，是一個英勇孤獨的戰(zhàn)士。他通過痛苦的反思，得出了一個振聾發(fā)聵的結(jié)論：封建宗法制度“吃人”。小說結(jié)尾，說將來的社會“容不得吃人的人”。魯迅沉痛地寫道：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救救孩子……    魯迅在《狂人日記》之后，“一發(fā)而不可收”，寫出了《孔乙己》、《藥》等著名小說，深刻揭示了封建傳統(tǒng)思想給人們造成的精神創(chuàng)傷。他解剖中華民族國民性的弱點，意在暴露社會的病根，以引起療救的注意。幾年后，他把自己這一時期的小說結(jié)集時，取名《吶喊》。“吶喊”二字，正是“五四”黎明期總體姿態(tài)的寫真。那聲音，直到1921年前后，還依然嘹亮。    在這片剛剛撕開的天宇上，一雙雙幼稚的手開始勇敢地“涂鴉”了。剛寫了幾首《老鴉》、《鴿子》和“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的胡適，1919年居然寫出了《談新詩》，還發(fā)表了一部獨幕劇《終身大事》。1918、1919兩年，《新青年》、《每周評論》連環(huán)掌般推出了一系列戰(zhàn)斗力極強的雜感，如魯迅的（（我之節(jié)烈觀》、陳獨秀的《偶像破壞論》、李大釗的《新的！舊的！》、劉半農(nóng)的《作揖主義》等。這些雜感仿佛武俠小說中的“分筋錯骨手”，進一步撕裂著舊世界的鐵幕，進一步鼓動著新世界的狂飆。    小說界的動作也非?？?。還在新文學小說的奠基作《狂人日記》問世之前兩個月的1918年3月，胡適就在北京大學作了題為《論短篇小說》的演講。4月，周作人在北京大學作了題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fā)達》的演講。若從時間上看，1917年的6月，陳衡哲在《留美學生季報》的新4卷夏季2號上發(fā)表的《一日》，目前被認為是新文學的第一篇白話小說。但這篇小說對于當時的國內(nèi)文壇并無較大影響，作品本身也淺白直露，倘一味強調(diào)其“白話”價值，則恐怕上溯起來，在此之前，白話作品多矣。    1919年，是“問題小說”之年。羅家倫的《是愛情還是痛苦》，冰心的《誰之罪》，題目就是帶著問號的。剛爬出礦井的工人，不容易辨清方向；剛撕開鐵幕的斗士，則滿眼都是疑惑。這些在今天看去顯得十分幼稚的作品，在當時卻令中國人開始明白什么叫做“問題”。中國人開始思考“人為什么活著”、“人生的意義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愛情是什么”、“社會是什么”、“國家是什么”等以前幾乎根本不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有沒有答案是無關(guān)緊要的，但有了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才算是跨進了“現(xiàn)代”的大門。    從1915年開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由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危機所引發(fā)的一場大規(guī)模的思想啟蒙和文化革新運動。它使中華民族克服了這場危機，倡導并確立了20世紀中華民族新的語言方式、思維模式和文化結(jié)構(gòu)，使這個古老的文明得以完成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化的轉(zhuǎn)變，創(chuàng)造出一個既保持了民族特色，又能與世界先進國家平等對話的新中華文明。以往對新文化運動的認識，更多地強調(diào)它為1919年5月4日發(fā)生的五四學生愛國運動提供了思想基礎(chǔ)和文化背景，為馬克思主義和各種先進的文化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建造了輿論陣地和生存環(huán)境，直接促成了1921年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為中國共產(chǎn)黨和整個現(xiàn)代中國的建設(shè)事業(yè)造就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這些固然都是正確的，但對于20世紀以后整個中國的發(fā)展來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更廣泛的意義在于，它是一個新的文明誕生之前的一場“狂飆”。既然是狂飆，則難免有一些偏激的言論，有一些不夠成熟、脫離實際的書生之見，例如吳稚暉說“中國文字遲早必廢”，錢玄同把駢體文稱為“選學妖孽”，將桐城派稱為“桐城謬種”，傅思年說傳統(tǒng)戲曲“毫無美學價值”等，但這些都在以后的歷史發(fā)展中有所矯正，只要換一換角度，任何言論都可被看出它的“偏激”來。對“五四’，不妨有“反思”，但如果只是以“偏激”為罪名，那恐怕不是批評，而是贊美了。    孔夫子曾說：“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意思是說，如果沒有管仲當時的變革圖強，我們都要變成披頭散發(fā)的野人了。那么倘若沒有“五四”，則恐怕100年后，中國人還是饑寒交迫、愚昧懦弱的東亞病夫，不但沒有什么“后現(xiàn)代”，大約連“國學”二字，也不知指的是哪國之&T?！拔逅摹笨耧j過后，打掃出一片開闊的搏擊場。要知場上誰主沉浮，則須看1921年的風吼雷鳴了。

內(nèi)容概要

　　本書按小說、詩歌、戲劇等文類體裁分章構(gòu)架，羅列相關(guān)文史事件，引用名家作品原文，以冷靜客觀的眼光回望歷史，用雋永犀利之語言解說文壇，充分挖掘、展現(xiàn)了1921年在中國文學史上獨特而重要的地位。

作者簡介

孔慶東，人稱“北大醉俠”，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央視“百家講壇”著名壇主，新浪文化博客首席博主。1983年自哈爾濱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后師從錢理群、嚴家炎先生攻讀碩士、博士。曾被評為“北大十佳教師”之首。十余年來，孔慶東先后寫出當下中國罕見的酣暢淋漓、嬉笑怒罵的痛快文字，為當今影響最大的思想者之一。其《47樓207》、《笑書神俠》、《千夫所指》、《空山瘋語》、《口號萬歲》等書一直暢銷不衰。

書籍目錄

序章 撕開的黎明：狂飆為誰從天落 
一 地火在運行：亂世圖景 
十次地震——五災(zāi)俱全——兵荒馬亂——南北對峙——內(nèi)憂外患
二 組織起來：計劃文學的萌芽 
文學研究會——創(chuàng)造社——其他文學社團
三 革命還是毀滅：沉重的小說 
《沉思》——《沉淪》——《命命鳥》——《阿Q 正傳》
四 “我把日來吞了”：繁麗的新詩 
《女神》——《湖畔》——《繁星》——《紅燭》
五 大幕為誰開：戲劇在“民眾”與“藝術(shù)”之間 
民眾戲劇社——北京實驗劇社——人藝劇?！虾騽f(xié)社——藝專戲劇系
六 夢醒之后：散文在“戰(zhàn)斗”與“閑適”之間 
隨感錄——語絲體——美文——閑話——冰心體
七 禮拜六的歡歌：調(diào)整期的通俗文學 
言情——黑幕——武俠——偵探——青社——星社
八 潛龍勿用：襁褓中的革命文藝 
共產(chǎn)黨——革命文學——《餓鄉(xiāng)紀程》——《赤都心史》——《新夢》——《哀中國》
九 萬類霜天競自由：文化鏡頭剪輯 
無政府主義——宗教——藝術(shù)——教育——科技
年表（1921-1925） 
參考文獻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一  地火在運行：亂世圖景    公元1921年2月8日，是中國舊歷新年。這一天，中華民國航空署的數(shù)架飛機翱翔于北京的藍天，在總統(tǒng)府、國務(wù)院和航空署上空作低式飛行及其他技術(shù)表演。這一儀式宣告了投機、冒險的猴年業(yè)已結(jié)束，自負、好斗的雞年已展翅登臺。數(shù)十年后，有位偉人寫下“雄雞一唱天下白”的豪邁詩句。其實從第一聲雞叫，到天下大白，還要經(jīng)過漫漫黑夜。1921年的這個雞年——辛酉年，也許正是這個夜晚最黑最冷的時刻。    “1921”這個數(shù)字，在漢語中的諧音是“依舊而已”。    然而1921年的中國，卻再也無法“依舊”下去。這片古老蒼涼的大地，再也掩蓋不住它底層大大小小板塊的劇烈碰撞。沖擊、扭結(jié)、擠壓、吞噬、融合、升降……從巖層到地心，各種力量爭相發(fā)出它們的歡歌或呻吟，它們要顫抖、要燃燒、要爆炸、要噴發(fā)……這一年，中國僅史書明確記載的地震就達10次。這個擁有5000年文明史卻僅有10年民國史的東方大國像觸電的巨人一般震栗著。請看：    2月20日，農(nóng)歷新年后不久，甘肅靈州（今寧夏靈武）發(fā)生大震。城堞全部塌落，房屋大部倒塌，地流黑水，死傷慘重，波及甚廣。    2月22日，農(nóng)歷正月十五，甘肅平羅（今寧夏平羅）發(fā)生強震。地面坍陷，黑水涌流無數(shù)。該縣及鄰邑共壓斃一萬六干余人。    3月19日，午后4時21分，香港發(fā)生劇震。地震女神的魔杖從中國的大西北一下劃到了東南。    4月12日，甘肅平?jīng)?、固原（今寧夏固原）、隆德（今寧夏隆德）地區(qū)又發(fā)生大震，每小時一二次，至13日仍未止息，波及到會寧一帶，六盤山崩裂三十余處。附近田廬、人畜損失無數(shù)，較前幾次地震大大嚴重。    7月13日，下午7時，內(nèi)蒙古清水河地震。由正南向東北，全境皆動，震感強烈。    8月13日，綏遠地震。全境皆動，由正西向東北。    8月30日，上午10時，青海西寧發(fā)生大震。房動屋搖，“門窗裂聲如狂風作勢”。次日及后日又震，損失嚴重。    9月，四川漢沆地震，馬驛坊西四里朱家灣原有二百方丈之地陷落，此外場東亦有陷落。    10月7日，晚，陜西宜川發(fā)生強震。七郎山之石窯、寶塔均被震倒。洛JlI中部黃陵一帶亦震，伴有地聲，三日之內(nèi)不止。    11月20日，下午2時35分25秒，福建同安地震，震向北偏東，歷時20秒……    春夏秋冬，東西南北，1921年簡直成了中國的“地震年”。然而，其他的災(zāi)神并不甘心讓地震之神獨享這份冠名的榮譽。    最為“當仁不讓”的是水災(zāi)之神。    2月22日，農(nóng)歷正月十五，即甘肅平羅地震的當日，直隸長垣縣因黃河水漲，淹13村，深三四尺，受災(zāi)頗劇。  這不過僅是個序曲。  7月11日，長江大水漲至五十英尺六寸，流速每小時八海里，宜昌東門外崖堤被沖塌，沿岸之地被淹沒一萬多畝，損失甚巨。沙市下游發(fā)水，該市與上海之電報因之中斷。    7月17日，從6月以來就險情不斷的黃河在黃花寺選準了突破口，至18日決堰四十余丈，河水建瓴而下，堰內(nèi)村舍田基悉沒。19日下游公家道、中游楊莊等處亦多處決堤。    7月19日，黃河利津潰決三百余丈，災(zāi)被五千四百平方公里，“淹死、餓死、病死者不可勝數(shù)”。    7月25日，黃河上游決口三處，“自壽張直至陶城埠四十里遠近一片汪洋，盡成澤國，田舍廬墓悉被漂沒”。    8月5日，上海出現(xiàn)“數(shù)年來所未見”之風雨大潮，潮水溢出馬路，天津路、浙江路一帶水深二尺，浦東一帶水深三尺。四鄉(xiāng)田禾，受損非淺。    同日，橫貫曲阜、滋陽、泗水、鄒縣、滕縣的泗河決堤，淹沒六十余村，“為民國以來未有之泗水水災(zāi)”。    8月14日，湖北襄沙潰堤，被災(zāi)12縣?！俺飶]牲畜不計外，人民淹斃當不下數(shù)千，往往全家無一得免?！敝貫?zāi)區(qū)災(zāi)民只能以樹皮草根為食。    同月，皖北18縣因各河飛漲導致“數(shù)十年未有之奇災(zāi)”，“田稼淹盡，房屋沖倒，人畜漂流，災(zāi)民百萬”。    同月，浙江近10縣決堤，山洪暴發(fā)。梓村人口150人，死傷達117人，“其他各村，類此者尚多”。    同月，江蘇暴雨大水，“濱江沿運各縣平地水深數(shù)尺，廬舍傾頹，哀鴻遍野，被災(zāi)至五十余縣之多”。    同月，陜西18縣水災(zāi)，“人畜田廬漂沒無數(shù)”。    高潮過去，還有尾聲。P15-17

后記

這本書寫得太緊張。    緊張到白熱化時，桌下的膝蓋骨咔咔作響——舉鼎絕臏之感。    大刑之下，何供不招？隨著最終交稿期限的逼近，人的潛能被榨取出來——一天竟然能寫出兩三千字，真真令人汗顏。    所以此書的“學術(shù)價值”是不敢談的，昏熱之下的“胡說”倒有一些。倘能從那些“胡說”中尋出一二可取之言，也就算“莫辜負九夏芙蓉”了。    “胡說”之外，多是“常談”。不過因為單取一年做切片觀察，可以談得細一點，碎一點。細碎的斑斑點點合起來，往往仍不免印證了“常談”。當然，也有不少是誘發(fā)了“胡說”。    曾與師友議論過文學史應(yīng)該越寫越厚還是越寫越薄。我以為這是一個螺旋上升的過程。當定論形成之時，便越寫越?。划敹ㄕ摪l(fā)生問題時，便越寫越厚。厚則有縫隙，可以顛覆定論，然后再漸次薄下去。    未來的若干年內(nèi)，我想是應(yīng)該寫得厚一點的時期。    其他年份的情況我不詳知。單看這1 921年，我覺得十幾萬字其實是薄了——何況書中一直扯到1 921年后的好幾年。真有剛開了頭便又煞了尾之感：    我若是導演，真想把“1 921年”拍成幾十集連續(xù)劇，絕對值得。、    這一年較重要的文學事件很多，各個領(lǐng)域都有。因此采取了按文類體裁分章寫作的體例。這樣的框架顯得有些老實和陳舊，但1921年代表的是新文學百廢初興的時期，千頭萬緒，四海翻騰．這是歷史的原貌，所以我想還是老實和陳舊一些為好。這也有利于其他年份寫作的輕靈與創(chuàng)新。本書的有些章較多引用了作品原文，有些章較多羅列了歷史事件，目的就是盡量多地把原始景觀“攤開”。我欣賞博物館的“傳播”方式，材料都擺在那兒，內(nèi)行人自會看出草蛇灰線的軌跡；另外加上的解說，主要是照顧外行的，當然也可博內(nèi)行的一笑。如果一個博物館的每個展廳里都寫滿80萬字的解說，另外零星地點綴幾只殘杯爛盞（可能還是復制品），那無論解說多么精彩，多么嚇人，博物館都遲早要關(guān)門的。    只是本書的材料和解說都不夠精彩，大概僅具有普及意義。寫作是遺憾的藝術(shù)，正如生孩子，生了一個不肖之子，不滿意，再生一個。但再生的已是另一個，原來的不肖之子仍在，他昭彰的劣跡將伴你終生。    寫到此，我很想生活在1 921年，不論當一個革命者、一個藝術(shù)家、一個科學家，還是一個軍閥、一個商人、一個政客，似乎都挺有滋味的。即便做一個愚民，慘死于地震、洪水、饑餓、炮火，好像也并非有多么不幸。人要想“不得好死”，竟是十分的不容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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