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華僑華人史

內容概要

《澳大利亞華僑華人史》主要內容：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對外研究的重點基本上放在兩極上，即第一世界的美蘇和第三世界的亞非拉。研究前者主要是為了與之對抗；探討后者是要建立反對世界霸權主義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明確的政治目的也使研究本身偏重于政治、軍事和國際關系方面，對文化、經濟和貿易的探究則退居次要地位。幾年來，華東師范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一方面擔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澳大利亞課程教學，另一方面積極從事研究活動，舉辦了國內首次懷特作品討論會、第三屆中國——澳在利亞研究國際討論會、澳中經濟國際討論會和澳大利亞書籍出版國際會議。

書籍目錄

第一章 淵源久遠的中澳關系第一節(jié) 遠古至魏亞南北朝時期中國與大洋州的關系第二節(jié) 唐宋以前中國人對澳洲的認識與交往第二章 鴉片戰(zhàn)爭至1949年間的中澳交往與中澳關系第一節(jié) 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人對澳洲了解的增多第二節(jié) 清政府在澳設領與早期中澳關系……

章節(jié)摘錄

在這一時期，華工入澳是比較自由的，入澳后也受到了比較平等的對待。澳洲各殖民區(qū)政府對華移民政策相比較寬松，對華人入境是默許、支持的，沒有制定限制華人的法律條例。采取這種對華移民政策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華人剛開始進入澳洲，人數(shù)還很有限，沒和白人移民產生競爭。二是澳洲處于早期開發(fā)時期，勞動力緊張，雇工尋找工作非常容易。三是白人移民多為歐洲下層人，不少人剛從貧團中掙扎出來，還保持著勞動者的同情心和助人品質。長期以來，由于清政府的閉關鎖國，中國朝野上下對“外國之情，一概茫然”；更談不上對地處甫半球的澳洲的認識了。清人真正了解澳洲可以說是鴉片戰(zhàn)爭以后的事。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西方列強用炮艦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清政府被推上了世界外交舞臺，中國對外關系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自19世紀40年代起，隨著清政府開放五口通商，廣東、福建等沿海省份的華工去澳洲謀生者日增，國內外知識分子介紹澳洲的書籍日多，逐漸打開了國人的眼界。當然，此前刊行的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和湯若望繪制的地球圖對清人知曉澳洲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李明徹的《地球正背面圖說》，都沿襲了利瑪竇等人的敘述。1842年刊行的魏源的《海國圖志》所記載的有關澳洲的情況，材料亦基本錄自《職方外紀》。 中國人最早使用澳大利亞一名，并介紹澳洲地名由來和地理移民情況的著作當推清人梁廷枏的《海國四說》。該書成書于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其序中曰：“萬歷以后，西人遵海遠求荒僻，又得亞墨利之北，移人實之；既又沿沂而得其南，終更 冒險以抵極南生火之地。雖不可居，而墨瓦蠟泥加之名，緣是起焉。”滾書《蘭*偶說·卷四》又曰：“澳大利亞洲，即西人所稱天下第五洲者。即墨瓦蠟泥加州， 自古不通人蹤之處，獸蹄鳥爪，地野人稀，無君長、城廓、宮室、倫理者，亦聽民駕舶徙家于洲之東、南、西三方。凡愿遷者，官資其費，而徑其界焉?！眱赡旰?，即1848年， 原福建巡撫徐繼畬又利用翻譯的國外資料，撰成《瀛環(huán)志略》，概要介紹了澳洲的輿地、民俗和移民情勢，并引用了西班牙人和荷蘭人的叫法，將澳大利亞“名之曰墨瓦蠟泥加”和“澳大利亞”與“新荷蘭”。其書曰：“前明時，西班牙遣使臣墨瓦蘭由亞墨利加以南，西駛再尋新地。舟行數(shù)月，忽見大地以為另一乾坤，地荒穢、無人蹤，入夜磷火亂飛，命名曰火地。

媒體關注與評論

序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對外研究的重點基本上放在兩極上，即第一世界的蘇美和第三世界的亞非拉，研究前者主要是為了與之對抗。探討后者是要建立反對世界霸權主義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明確的政治目的也使研究本身偏重于政治、軍事和國際關系方面，對文化、經濟和貿易的探究則退居次要地位。   澳大利亞屬于第二世界，當時與中國的關系又不密切，所以理所當然地落到了研究的聚焦點之外。出現(xiàn)的研究成果多屬編譯一類，停留于淺層次的概況介紹，且又零打碎敲，沒有系統(tǒng)。研究力量分散單薄，難成氣候。平民百姓對澳大利亞則更少關注。盡管就地理位置而言，澳洲比歐美更靠近中國，但對大多數(shù)中國人來說，澳大利亞是一個帶有某種神秘色彩的遙遠國度。    對澳大利亞較為深入全面的研究始于改革開放以后，并由急劇的雙向變化所引發(fā)。一方面中國敞開了經濟開放的大門，派遣了經過精心挑選的學人，深入澳大利亞高等學府，苦心孤詣地鉆研澳大利亞的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全方位地對有關知識領域進行了科班式的修煉。這批學者回國之后，猶如當年取經回國的玄奘，紛紛建立研究中心，集結隊伍，營造氣氛，腳踏實地開始了對澳大利亞的研究，并有多種成果問世。與此同時，澳大利亞對自身在國際事務中的歸屬也作了重新調整，把目光從歐美移向亞洲，越來越多地介入亞洲事務，甚至公開聲稱把自己的，未來寄托于亞洲。而中華大地經濟勃發(fā)所透出的魅力，更吸引了曾一度觀望的澳大利亞投資者，以前所未有的熱情，融入中國的經濟大潮，在工業(yè)、農業(yè)、科技和教育等方面與中國攜手合作。澳大利亞需要了解中國，中國也需要了解澳大利亞。人們已不再滿足于光知道袋鼠和悉尼歌劇院，不希望止步于“騎在羊背上的國家”那種原始印象?，F(xiàn)實的需求進一步推動了我國的澳大利亞研究，尤其是把探究的領域從前期的社會和文化研究擴展到對經濟、貿易、科技和國家關系的審視，由務虛到務實，乃至虛實結合，使研究更為深入，也更具力度。最能說明問題的是，自1988年始每兩年一次的中國—澳大利亞研究國際討論會內容所發(fā)生的變化。1988年的第一屆會議上宣讀的文學論文之多，使人誤以為這是一次澳大利亞文學研討會。兩年后的第二屆會議的側重點仍是文學，自1992年的第三屆會議起才開始顯出各個領域研究的平衡態(tài)勢。以研究的深度而言，首屆會議上尚可見到稱不上論文的膚淺的介紹性文章，到了后來，不但此類東西漸次銷聲匿跡，而且還出現(xiàn)了不少為中外學者所稱道的見解獨特、頗有深度的論文。中國的澳大利亞研究正在向廣度和深度發(fā)展；這是研究走向成熟的一個標志。    幾年來，華東師范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一方面擔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澳大利亞課程教學，另一方面積極從事研究活動，舉辦了國內首次懷特作品討論會、第三屆中國——澳大利亞研究國際討論會、澳中經濟國際討論會和澳大利亞書籍出版國際會議。此外，還出版了《澳大利亞文學史》、《澳大利亞文學論》、《澳大利亞文學選讀》、《澳大利亞文化簡論》、《澳大利亞歷史》、《澳大利亞經濟》、《當代澳大利亞社會》、《澳大利亞教育》等多部著作，撰寫了有關論文五十余篇；現(xiàn)在我們又向廣大讀者推出這套“澳大利亞研究叢書”，內中包括《澳大利亞政治》、《澳大利亞貿易》、《澳中關系史》、《澳大利亞華僑華人史》等著作。我們感謝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正是這種熱情與慷慨，使這樣一些不易出版的著作雖歷盡波折，最后終于與讀者見面了。                                （中國澳大利亞研究會副會長、華東師大澳研中心主任）                                                               黃源深                                                 1997年2月于華東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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