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通鑒（共20冊）

前言

歷史是已經(jīng)消逝了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的匯集。各個階級、各個群體、各個人物在歷史舞臺上進行活動，扮演種種不同的角色，或則偉大，或則渺小，或則光采，或則丑陋，給后世的人們造成繼續(xù)生存和發(fā)展的新環(huán)境。由此世代延續(xù)，流淌而成漫長、曲折的歷史長河。人們總是要回顧這條長河的源頭，現(xiàn)實包孕在過去之中，是從過去發(fā)展而來，要正確地認識現(xiàn)實，必須追溯源頭，了解過去。我們的祖先怎樣在漫長的歲月中披荊斬棘，拚搏奮斗，歷盡艱險，才取得進步，創(chuàng)造了今天的新天地。歷史向我們詳盡地訴說這一切，訴說先輩們的苦難和憂慮、探索和努力、挫折和成就、經(jīng)驗和教訓。因此，歷史是一部生活的教科書，人們總是從先輩的經(jīng)歷中學會如何面對今天的問題，去開辟未來的道路。一個國家和民族，為了更好地前進就必須經(jīng)常溫習歷史，回顧過去。當然，歷史的條件、場景迅速在變換，不可能出現(xiàn)一模一樣的人和事。因此，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不能一成不變地生搬硬套。但滾滾流淌的歷史長河中又會不時地出現(xiàn)許多相似之點，某些歷史場景在不同的條件下會一再重復(fù)出現(xiàn)。因此，治理邦國，整飭吏治，建立制度，制定政策，進行戰(zhàn)爭，運用戰(zhàn)略，保護良善，懲治邪惡，發(fā)展生產(chǎn)，整頓社會又有著普遍的規(guī)律和共通的法則。人們從學習和研究歷史中了解并熟知這些規(guī)律、法則并加以運用，推動著歷史的前進。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歷史和光輝傳統(tǒng)的國家，歷代中國人勤于修史，善于學史。宋朝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鑒》，開創(chuàng)了通鑒體歷史著作。宋神宗御制序言中稱：“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guī)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奸宄，厥有履霜之漸。詩云：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鑒?！狈饨ㄉ鐣腥藗冄芯亢妥珜憵v史的目的和今天不完全一樣，但以史觀政，以史褒貶，以史為鑒，以史育人則是一樣的。

內(nèi)容概要

《清通鑒》是按照《資治通鑒》的體例寫作的第一部編年體清史，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清史，使我國古代的“通鑒體”編年史終成完璧。按照我國的史學傳統(tǒng)，往往是后繼的政權(quán)為前朝修史，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民國政府在短暫的38年間，沒有也不可能完成清史的編纂任務(w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毛澤東、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lǐng)導人就提出了新中國要完成“隔代修史”的任務(wù)。    《清通鑒》用淺易文言書寫，文風力求簡明扼要。所謂簡明，即文字簡練，干凈，不艱澀，不枝蔓，眉目清楚，盡可能生動；所謂扼要，即分清主次，抓住要害，不東拉西扯，讓人讀后不知所云。全書文字風格雖大體定位在“淺易文言”，由于時代不同、史料不同以及作者主觀條件不同，可能會有，也允許存在文風上稍許差異，特別是鴉片戰(zhàn)爭以后各朝。    《清通鑒》的出版，將對完成“隔代修史”的任務(wù)奠定良好的基礎(chǔ)。本書與《資治通鑒》、《續(xù)資治通鑒》、《明通鑒》等編年史一脈相承，是廣大讀者了解清代300年歷史的最佳讀物，是各地圖書館、資料室和文史愛好者的必備圖書。

書籍目錄

清通鑒（1） 明萬歷十一年起 太宗天聰四年止清通鑒（2） 太宗天聰五年起 世祖順治五年止清通鑒（3） 世祖順治六年起 世祖順治十八年止清通鑒（4） 圣祖康熙元年起 圣祖康熙二十二年止清通鑒（5） 圣祖康熙二十三年起 圣祖康熙四十五年止清通鑒（6） 圣祖康熙四十六年起 世宗雍正元年止清通鑒（7） 世宗雍正二年起 世宗雍正十二年止清通鑒（8） 世宗雍正十三年起 高宗乾隆十五年止清通鑒（9） 高宗乾隆十六年起 高宗乾隆三十三年止清通鑒（10） 高宗乾隆三十四年起 高宗乾隆五十二年止清通鑒（11） 高宗乾隆五十三年起 仁宗嘉慶八年止清通鑒（12） 仁宗嘉慶九年起 宣宗道光元年止清通鑒（13） 宣宗道光二年起 宣宗道光二十一年止清通鑒（14） 宣宗道光二十二年起 文宗咸豐四年止清通鑒（15） 文宗咸豐五年起 穆宗同治二年止清通鑒（16） 穆宗同治三年起 穆宗同治十二年止清通鑒（17） 穆宗同治十三年起 德宗光緒十年止清通鑒（18） 德宗光緒十一年起 德宗光緒二十年止清通鑒（19） 德宗光緒二十一年起 德宗光緒二十七年止清通鑒（20） 德宗光緒二十八年起 宣統(tǒng)三年止清通鑒  附錄一清通鑒  附錄二

章節(jié)摘錄

五月初八日（6月23日）12鄭成功卒。鄭成功（1624－1662），初名森，又名福松，字明儼，號大木。福建南安人。其父鄭芝龍明季入海從盜，后降明，以捕海盜及攻紅毛（指荷蘭）功累擢總兵。清初擁立明唐王聿鍵，進平國公。成功乃其長子，以諸生受其引謁，唐王寵異之，賜姓朱，為更是名，人稱“國姓爺”。尋封忠孝伯。順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諫阻其父降清不果，遂如南澳（今屬廣東）募兵數(shù)千。翌年還，仍奉唐王隆武號，自稱招討大將軍，舉旗抗清。六年（南明永歷三年，1649），遣入朝桂王，始改奉永歷號，受封延平公。改中左所為思明州（今廈門），設(shè)六官理事，遙奉桂王，且月上魯王豚米，厚廩瀘、溪、甯、靖諸王，禮待遺臣，貯賢養(yǎng)士。與李定國互為聲援，率部屢次重創(chuàng)浙閩粵清軍。與張名振兩次合師北上，攻入長江。十六年（南明永歷十三年，1659），親與張煌言合師北入長江，取瓜州，克鎮(zhèn)江，攻江寧（今南京），拜祭明太祖。江南儀真、浦口、蕪湖等鎮(zhèn)相繼歸附，清廷震撼。旋因連勝輕敵，敗歸思明州。十八年（南明永歷十五年，1661），率戰(zhàn)船四百余艘、將士二萬五千余名，經(jīng)澎湖東征臺灣。自鹿耳門港登陸，圍赤嵌城，敗荷蘭援軍。翌年，荷總督揆一降，遂復(fù)臺灣全島。以赤嵌為東都，設(shè)一府二縣，立法建制，修整軍隊，屯田墾荒。成功既以臺灣為抗清根本之地，遂嚴令官將眷屬遷之，犯者雖親信無赦。成功不以為然，曰：“法貴于嚴，庶無積弊，后之守者，自為易治。是故子產(chǎn)治鄭，孔明治蜀，莫不用嚴。況臺灣為新創(chuàng)之地，非嚴無以治軍，非嚴無以統(tǒng)眾，惟在制宜而已?！庇嘘惐?，身短精悍，號“三尺陳”，守南澳二十年，數(shù)違令，拒不遷眷，成功派兵討之，陳豹遂入廣東降清。上年（1661）十月，清廷以成功無降意，將其父鄭芝龍及其兄鄭世恩、鄭世蔭等十一人照謀叛律族誅。成功得兇信，頓足擗踴，望北而哭曰：“若聽兒言，何至殺身。然得以茍延今日者，亦不幸之幸也！”令文武官員各掛孝。旋林英自滇歸，告永歷帝被俘狀，成功益居常郁悒。時成功世子鄭經(jīng)留鎮(zhèn)廈門，與乳母通，生子。鄭經(jīng)妻為唐顯悅孫女，與經(jīng)不相得。唐致信譏成功，內(nèi)言：“三父八母，乳母亦居其一。令郎狎而生子，不聞飭責，反加賞賚。此治家不正，安能治國乎？”成功以復(fù)國無望積憤于心，又以父兄被害憂戚于內(nèi)，至聞此言，氣塞胸膛，令董昱、洪有鼎至廈門，諭鄭泰以治家不嚴之罪斬其妻董氏并其子經(jīng)、乳母陳氏及所生孫。諸將大驚，又聞成功病，謀以保全之策，遂殺陳氏及所生子，代董夫人及鄭經(jīng)請罪。成功不從，解佩劍令鄭泰監(jiān)斬經(jīng)及董氏。適蔡鳴雷至廈遷家眷，稱藩主之意不可回，且欲除諸將，已有密諭交周全斌相機行事。諸將推鄭泰為首聯(lián)合抗命，旋執(zhí)周全斌囚之。成功得諸將抗命公啟，閱至“報恩有曰，候闕無期”語，憤悶不能語，病轉(zhuǎn)沉重。雖然，仍曰登將臺，執(zhí)望遠鏡眺澎湖。至是，氣噎而卒，享年三十八歲。

媒體關(guān)注與評論

書評《清通鑒》與《資治通鑒》、《續(xù)資治通鑒》、《明通鑒》一脈相承，清代300年歷史的詳細記載！    《清通鑒》的學術(shù)意義現(xiàn)在來說還過早，在未來的歲月里，歷史學家們以及對清史有研究的學者們讀了這部卷帙很大的書以后，一定會有公正和準確的評論。不過，談?wù)劤踝x的印象，并將它介紹給史學界，也是應(yīng)當做的。我的印象是：這是一部經(jīng)過學術(shù)群體辛勤耕耘而結(jié)出的豐碩果實，有可能成為傳世之作。     第一，《清通鑒》在編纂體例上有新的創(chuàng)造。固然，通鑒體編年史書早在宋代司馬光《資治通鑒》中就被成功地采用過，在20世紀中國當代歷史學者運用通鑒編年體例編纂清史，既保留這種體例本身的優(yōu)點（如：歷史線索清晰、時間觀念明確，可以論述在同一時間內(nèi)的許多歷史事件和人物活動），又要在史觀上、在取材上、在反映時代精神上和研究成果上、在喚起讀者閱讀的興趣上有所創(chuàng)造和突破，這些是要下很大很深的功夫的。而《清通鑒》很好地體現(xiàn)了通鑒編年體史書的創(chuàng)造性和現(xiàn)實時代性。這就用實際的研究成果說明歷史遺產(chǎn)的繼承性和現(xiàn)實的創(chuàng)造性這二者可以有機地統(tǒng)一起來。     第二，《清通鑒》有深厚的學術(shù)含量。只要翻閱這部書的幾卷，就會有這樣的印象：作者們對于史料的搜集、整理、鑒別、考訂、取舍、剪裁，并非急就率，而是長期積累和研究的結(jié)果。這部著作搜集史料之“完備”，是令人敬佩的。我剛翻讀時，有這樣的印象，它在政治、社會、財政、經(jīng)濟、交通、戰(zhàn)爭等方面是有詳盡論述的，至于思想文化學術(shù)的論述是否比較完備，這就需要“抽查”一下。我自己提出了幾個問題，然后去查《清通鑒》。例一，我記得，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初刻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這是中國封建社會里唯一的一部有理論深度的對于君主專制制度的批判書，不知《清通鑒》中提到?jīng)]有？我很快查到《清通鑒》第4卷1350頁，其中有關(guān)于《明夷待訪錄》的簡潔介紹，并摘錄了該書中最著名的命題。     例二，我想起錢謙益卒于康熙三年（1664年），過去讀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對錢、柳的關(guān)系是很清楚的，不知《清通鑒》是否有記載？我又很快查到，在《清通鑒》第4卷1359頁對錢、柳有精當?shù)慕榻B。     例三，我又想起方以智死于康熙十年（1671年），不知《清通鑒》有無介紹？即或沒有記述，也不是什么缺點。我在該書第4卷康熙十年十月初七中查到，有精當?shù)恼f明，而且對于方氏的死因有小注，可見搜集材料之廣。     《清通鑒》中最有特色的是所謂“考異”，正如此書的作者所說：“考異是通鑒體史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考異精審是本書所追求的重要目標之一。”又說“考異的質(zhì)量最見史學功力，最能突出通鑒特色，在學術(shù)上很重要”。作者所說完全符合實際。全書“考異”甚多，所征引的資料并不限于清朝皇帝的實錄和一般常見的文獻資料，而是大量參照了《滿洲實錄》、《滿文老檔》等。平實地說，使用《滿文老檔》沒有多方面的素養(yǎng)，是很難如愿的，而《清通鑒》卻運用自如，有說服力。     關(guān)于《清通鑒》的行文采用淺顯文言，為了敘述節(jié)省篇幅。這對我們歷史工作者來說，讀起來很有興味。但對于更多的讀者來說，是否有困難，沒有調(diào)查，不得而知。不過，關(guān)于《清通鑒》的文字與有關(guān)清史原始資料的關(guān)系，我沒有來得及對照，這里不能作出判斷和評論，算是提出一個問題供參考。     《清通鑒》這部著作兼有專史、教材、史料學諸種史學著作的優(yōu)點，主編和作者們有勇氣將各種史學著作的優(yōu)長盡力熔于一爐，這種學術(shù)的創(chuàng)新精神是值得學習的。

編輯推薦

《清通鑒》與《資治通鑒》、《續(xù)資治通鑒》、《明通鑒》一脈相承，清代300年歷史的詳細記載！《清通鑒》的學術(shù)意義現(xiàn)在來說還過早，在未來的歲月里，歷史學家們以及對清史有研究的學者們讀了這部卷帙很大的書以后，一定會有公正和準確的評論。不過，談?wù)劤踝x的印象，并將它介紹給史學界，也是應(yīng)當做的。我的印象是：這是一部經(jīng)過學術(shù)群體辛勤耕耘而結(jié)出的豐碩果實，有可能成為傳世之作。 第一，《清通鑒》在編纂體例上有新的創(chuàng)造。固然，通鑒體編年史書早在宋代司馬光《資治通鑒》中就被成功地采用過，在20世紀中國當代歷史學者運用通鑒編年體例編纂清史，既保留這種體例本身的優(yōu)點（如：歷史線索清晰、時間觀念明確，可以論述在同一時間內(nèi)的許多歷史事件和人物活動），又要在史觀上、在取材上、在反映時代精神上和研究成果上、在喚起讀者閱讀的興趣上有所創(chuàng)造和突破，這些是要下很大很深的功夫的。而《清通鑒》很好地體現(xiàn)了通鑒編年體史書的創(chuàng)造性和現(xiàn)實時代性。這就用實際的研究成果說明歷史遺產(chǎn)的繼承性和現(xiàn)實的創(chuàng)造性這二者可以有機地統(tǒng)一起來。 第二，《清通鑒》有深厚的學術(shù)含量。只要翻閱這部書的幾卷，就會有這樣的印象：作者們對于史料的搜集、整理、鑒別、考訂、取舍、剪裁，并非急就率，而是長期積累和研究的結(jié)果。這部著作搜集史料之“完備”，是令人敬佩的。我剛翻讀時，有這樣的印象，它在政治、社會、財政、經(jīng)濟、交通、戰(zhàn)爭等方面是有詳盡論述的，至于思想文化學術(shù)的論述是否比較完備，這就需要“抽查”一下。我自己提出了幾個問題，然后去查《清通鑒》。例一，我記得，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初刻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這是中國封建社會里唯一的一部有理論深度的對于君主專制制度的批判書，不知《清通鑒》中提到?jīng)]有？我很快查到《清通鑒》第4卷1350頁，其中有關(guān)于《明夷待訪錄》的簡潔介紹，并摘錄了該書中最著名的命題。 例二，我想起錢謙益卒于康熙三年（1664年），過去讀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對錢、柳的關(guān)系是很清楚的，不知《清通鑒》是否有記載？我又很快查到，在《清通鑒》第4卷1359頁對錢、柳有精當?shù)慕榻B。 例三，我又想起方以智死于康熙十年（1671年），不知《清通鑒》有無介紹？即或沒有記述，也不是什么缺點。我在該書第4卷康熙十年十月初七中查到，有精當?shù)恼f明，而且對于方氏的死因有小注，可見搜集材料之廣。 《清通鑒》中最有特色的是所謂“考異”，正如此書的作者所說：“考異是通鑒體史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考異精審是本書所追求的重要目標之一?！庇终f“考異的質(zhì)量最見史學功力，最能突出通鑒特色，在學術(shù)上很重要”。作者所說完全符合實際。全書“考異”甚多，所征引的資料并不限于清朝皇帝的實錄和一般常見的文獻資料，而是大量參照了《滿洲實錄》、《滿文老檔》等。平實地說，使用《滿文老檔》沒有多方面的素養(yǎng)，是很難如愿的，而《清通鑒》卻運用自如，有說服力。 關(guān)于《清通鑒》的行文采用淺顯文言，為了敘述節(jié)省篇幅。這對我們歷史工作者來說，讀起來很有興味。但對于更多的讀者來說，是否有困難，沒有調(diào)查，不得而知。不過，關(guān)于《清通鑒》的文字與有關(guān)清史原始資料的關(guān)系，我沒有來得及對照，這里不能作出判斷和評論，算是提出一個問題供參考。 《清通鑒》這部著作兼有專史、教材、史料學諸種史學著作的優(yōu)點，主編和作者們有勇氣將各種史學著作的優(yōu)長盡力熔于一爐，這種學術(shù)的創(chuàng)新精神是值得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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