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學問題

前言

給譯者造成很多麻煩的總是一些小詞。比如這本書英文標題中的冠詞“the”和“a”。剛開始的時候，我還不想出如何把這本書的書名“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翻譯為中文后，而不使其不意味著“中國美學中的問題”（Problems in Chinese Aesthetics）——這個題目太籠統(tǒng)了?！爸袊缹W問題”（Problems of Chinese Aesthetics）也可能并不是這本書比較好的書名，因為我這本書并未涵蓋中國美學中遇到的所有問題，乃至很多問題。而且，本書并非關于大而化之的美學的，而是關于主要在西歐的思想中，又不僅僅在西歐的思想中，與審美思維中和中國有關的特有的方法、模式或結構的。所以與其把這本書命名為“中國美學問題”，不如直接稱之為“一個中國美學的問題”。但這又會造成一種印象，就是這本書是在定義明確的“中國美學”領域中討論一個問題，這其實也并不正確。我想表達的是“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美學的問題”，但這又太噦唆。準確地說，本書講的是能否找到一個詞來界定“中國美學”的問題——界定就是說，這個詞與政治、宗教、道德或教育是不同的，也與希臘美學、印度美學等等是不同的。

內(nèi)容概要

《中國美學問題》是美國比較文學學會現(xiàn)任會長、耶魯大學蘇源熙（Haun Saussy）教授關．于比較文學的名著。作者通過討論中國的《詩經(jīng)》注釋史，從而廣泛地探討了存在于其中的比較詩學的課題?！吨袊缹W問題》采用解構主義的修辭閱讀方法，重構了中國儒家對于《詩經(jīng)》詩歌的注釋方式，將其視為一種“諷寓性”的古典美學模式；又以同樣的修辭閱讀法，重新解讀了17-18世紀歐洲傳教士關于中國哲學問題的爭論和黑格爾對中國歷史的哲學論述．并將這兩者與儒家注經(jīng)者并置。把他們的工作視為可資比較的、以美學模式建構中國歷史的創(chuàng)造。另一方面。此書在《詩經(jīng)》研究上也頗多新見。具體分析了《詩經(jīng)》從“詩言志”到“詩以言志”中得到“諷寓性”意義的過程．指出《國風》諷寓意義的獲得與漢儒將注釋《雅》《頌》的傳統(tǒng)施加到《國風》上有關，又分析了《詩大序》及其理論來源《禮記·樂記》兩者差異中表現(xiàn)出的意義，而在對《詩經(jīng)》具體文本的細讀中也能發(fā)現(xiàn)重大的理論問題。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蘇源熙 譯者：卞東波 解說詞：張強強 朱霞歡

書籍目錄

譯者的話中文版序謝辭導論第一章 中國諷寓的問題第二章 諷寓的另一面第三章 《詩序》：作為《詩經(jīng)》的介紹第四章 《詩經(jīng)》：作為規(guī)范的解讀第五章 黑格爾的中國想象第六章 結論：比較的比較文學參考文獻附錄：《詩經(jīng)》中的復沓、韻律和互換索引譯后記

章節(jié)摘錄

這個例子反映出傳統(tǒng)《詩經(jīng)》注釋的必要性與弱點。這首詩需要被整合在一起。注釋者通過狼的窘境引發(fā)人思考（“興”），同時縮小“公孫”之義，鍛制了狼主題與公孫主題之間的聯(lián)系。陳奐所發(fā)現(xiàn)的偶然矛盾正是《毛傳》的注釋風格。但周公故事與這首詩的關聯(lián)——這種關聯(lián)對注釋者來說當然是既定的，肯定下來卻沒有用相反的注釋驗證過——對說明詩歌第一節(jié)中“公孫”的形象怎樣有助于贊美成王的叔父周公很重要，而《毛傳》就將“公孫”解釋為成王。高本漢（Betnhard Karlgren）將這一點簡化處理，注釋這首詩為：“一個年青貴族被比喻為一只兇猛跳起的狼?！雹龠@可能就是像高本漢這樣從文本內(nèi)在出發(fā)的讀者從傳統(tǒng)學問中所能“拯救”到的一切（而“拯救”正是合適的詞：沒有背景的讀者也許看到這只皮肉下垂的狼不是兇猛，而是滑稽）。②現(xiàn)在肯定的是：注釋者將詩與周公聯(lián)系在一起，超出了《狼跋》一詩自身在文本上所具有的任何可能的意義；如果這種聯(lián)系是可疑的，那么注釋者傾向于將《國風》中所有詩都解讀為周代君主政治教化的證明（以及成果），注釋者的以上假定與這種傾向相吻合的方法只會使詩歌與周公的聯(lián)系更加確定。這也是長期占統(tǒng)治地位的《詩經(jīng)》解釋學派的特征之一：《狼跋》注釋的意義依賴對此詩前面五首詩的注釋，那些詩轉(zhuǎn)而不斷指涉另外一部經(jīng)典《尚書》。③古老的《詩經(jīng)》中的一切都是交互指涉與互相確證的?，F(xiàn)代讀者不把這部經(jīng)典看作周代的編年史，而是把它看成（再次？）毫無聯(lián)系詩歌組成的總集，但數(shù)世紀以來，它從來不是這樣的總集。希波呂忒：那該是靠你的想象，而不是靠他們的想象。忒修斯：要是他們在我們的想象里并不比在他們自己的想象里更壞，那么他們也可以算得上好人了。兩個高貴的動物登場，一個是人，一個是獅子?！勘葋啞吨傧囊怪畨簟返诹缓喲灾?，比較幸運的是，過去幾年關于“中國諷寓”的爭論對它真實性的關注不如對它可能性的關注那么多。甚至那些樂意給諷寓在中國文學中安一席之地的學者對這個術語也持保留意見——而這些保留意見被別的批評者拿來當作全面擯棄中國諷寓的理由?？梢妴栴}紛繁復雜的程度，它使得在別的方面觀點都相異的批評家，如宇文所安、浦安迪及余寶琳對中國文學世界的結構幾乎持相同的見解。在探討中國18世紀長篇小說《紅樓夢》時，浦安迪觀察到，對于《紅樓夢》所有的“另一層意思”的輪廓描述而言，它“只是沒有讓自己符合諷寓性閱讀，而20世紀的中古研究者一直引導我們用這種類型的閱讀”①。余寶琳更強烈地反對（中國有諷寓的觀點）：對她而言，中國與西方的個案不能看作是單一的、定義非常寬泛的“諷寓”的變體。中國的模式，“盡管表面上（與西方的）相似，但建立在一套與西方的隱喻或諷寓根本不同的前提之上”（頁116）。能區(qū)別歐洲諷寓與會被誤作諷寓的中國類似物的特質(zhì)是什么？我們經(jīng)常會錯誤地將兩者混淆。對所有批評家而言，標準的表述是：諷寓“言此意彼”，它是一種“持續(xù)性的隱喻”。①余寶琳對后一種表述特別心有戚戚焉：出現(xiàn)在諷寓中的東西必先出現(xiàn)在隱喻中。至于后者：由西方隱喻設置及溝通的、最根本的分歧并不僅是言辭上的——它存在于兩種不同的本體論范疇內(nèi)，一個具體而另一個抽象，一個可感而另一個不可感知（頁17）。西方本體論與文學理論（依余寶琳所見，他們一直在西方傳統(tǒng)中運用）的關聯(lián)是完整的。諷寓“創(chuàng)造了有兩個層面、等級式的文學世界，每個層面都保持著自己的連續(xù)性，但只有一個層面擁有終極的主導地位”（頁19）②。隱喻與諷寓兩者都體現(xiàn)了一種無所不在的規(guī)律，即模仿或虛構的規(guī)則：模仿……基于一種根本的、本體論的二元性——這種假設認為：有一種更真確的現(xiàn)實性超越了我們所處的具體的歷史領域，而兩者的關系在創(chuàng)造性活動與人工制品中得到復現(xiàn)（頁5）。③

后記

本書之翻譯歷時兩年多，譯事即將告竣之際，在略松一口氣之時，也不禁想起兩年來逡巡躊躇之艱辛，搜腸刮肚、絞盡腦汁之況味，種種人生的情愫泛上心頭。2007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我接到師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張暉博士的電話，問我愿不愿意翻譯一本美國學者寫的關于《詩經(jīng)》的書。我聽后表示很有興趣，但又些猶豫：盡管我對西方漢學一向抱有很大的興趣，也翻譯過一兩篇英文寫成的漢學論文，但我深知我的英文水平可能無法承擔翻譯一本書的任務。不過出于挑戰(zhàn)自我想法，我還是答應先看看此書再作決斷。不久，我就接到《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主編劉東教授的學生、也是南大校友何恬博士寄來的《中國美學問題》原書的復印件——正是這本復印件，整整伴隨我度過了兩年多的時光，從六朝古都南京，一直到大洋彼岸的波士頓，我?guī)缀跆焯炫踝x這本書。雖然沒有韋編三絕，現(xiàn)在也是朱墨燦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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