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債與晚清政局
出版時間：2011-10 出版社：社科文獻 作者：馬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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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要
外債是清代與近代中國史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它具有“雙面刃”特征，一方面它是帝國主義列強對華實行政治控制和經(jīng)濟剝削的手段；另一方面又在客觀上緩解了清政府財政困境，推動了經(jīng)濟增長，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過程。這一課題向為學界所矚目，但存在兩種傾向，或側重批判其負面影響；或持肯定態(tài)度，認為其促進了中國經(jīng)濟現(xiàn)代化。
《外債與晚清政局》作者馬金華為歷史學博士，長期從事財政史研究，具有較為扎實的研究功力。本書突破了或肯定或否定的傳統(tǒng)模式，試圖結合國際國內政治的大背景對晚清外債進行深入探討，著力揭示外債與晚清政局的互動關系。不僅對清代和近代財政經(jīng)濟史研究具有填補空白作用，對于當今我國外債政策的制定及處理中央與地方財政的關系也有一定參考價值；《外債與晚清政局》運用資料豐富，收集了大量國內外檔案資料，并參考了許多國內外論著，是一部既有學術價值，又有現(xiàn)實意義的專著。
作者簡介
2004年畢業(yè)于中國人民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2006～2009年在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從事應用經(jīng)濟學(財政學)博士后研究工作，現(xiàn)為中央財經(jīng)大學財政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財稅史、中外財政史比較等方向的研究，著有《中國外債史》，參與《中國財政史》《中國賦稅史》《中國財政思想史》《中國農村稅費改革》《新中國農業(yè)稅歷程》《財政百年》等多部教材、著作的編寫，參加課題十余項，并在《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清史研究》等刊物上發(fā)表論文40余篇。
書籍目錄
導論
第一章 晚清外債概況
第一節(jié) 外債的定義、起源和債項
第二節(jié) 外債的起因、分類及概況
第三節(jié) 晚清外債的特點和性質
第二章 外債與晚清財權下移
第一節(jié) 舉債鎮(zhèn)壓農民起義與地方勢力的增長
第二節(jié) 西征舉債與“權力交鋒”
第三節(jié) 外債攤還與“光宣爭權”
第四節(jié) 財政改革與財權轉移
第三章 外債與晚清政治斗爭
第一節(jié) 海防外債與塞防外債的較量
第二節(jié) 借債筑路之爭
第三節(jié) 外債權限之爭
第四章 外債與晚清改革風潮
第一節(jié) 外債與洋務運動
第二節(jié) 外債與清末新政
第三節(jié) 外債與金融改革
第四節(jié) 外債與憲政運動
第五節(jié) 外債與路政改革
第五章 外債與晚清國權淪喪
第一節(jié) 列強與外債舉借自主權的喪失
第二節(jié) 赫德與清海關行政管理權的喪失
第三節(jié) 外債抵押和攤還與國家稅權的喪失
第四節(jié) 實業(yè)外債弊大于利
第五節(jié) 外債償還與國計民生
結語
附錄一 總表一 甲午中日戰(zhàn)爭前清政府外債統(tǒng)計表
總表二 甲午中日戰(zhàn)爭至辛亥革命時期清政府外債統(tǒng)計表
附錄二 主要參考資料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插圖：2.20世紀50～60年代的晚清外債史研究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學進入了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新時代。在政府的支持下，學術研究工作有計劃、有組織、有重點地開展起來，建立了新的研究隊伍，取得了較多的研究成果。以此為契機，晚清外債史研究也取得了較大的發(fā)展，相繼出版了一些著作和資料叢刊，出現(xiàn)了專門論述晚清外債的著作，并逐步形成了兩個研究重點：一是突出揭露外債的經(jīng)濟侵略性和政治上的反動性，二是較多研究鐵路外債；同時，部分學者繼續(xù)從橫向角度研究外債與財政、外債與戰(zhàn)爭等的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從1954年起，由嚴中平負責著手主編了“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參考資料叢刊”，在1966年之前先后編輯出版了《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統(tǒng)計資料選輯》，并開始了各項專題研究。其中叢刊的第六種——徐義生編寫的《中國近代外債史統(tǒng)計資料（1853~1927）》（中華書局1962年版），是較早問世的專論外債的著作。該書使用統(tǒng)計方法，既有各時期按年編列的外債表，也有若干專題性統(tǒng)計表，充分利用了《清實錄》、《籌辦夷務始末》、《籌辦夷務始末補編》、《清代外交史料》、《北華捷報》，清政府有關抄檔、奏稿及各國檔案，便于查核。但該書屬資料性質，沒有充分闡述晚清外債研究的全局性問題。同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劉秉麟編著的《近代中國外債史稿》是目前僅有的一部述及晚清到民國時期外債的專著，該書內有“清政府時期的外債”、“北洋軍閥政府時期的外債”和“國民黨反動政府時期的外債”三編，其中第一編論及晚清外債。它在相當長時間內是國內學者研究外債史的代表性著作，可視為全面進行中國近代外債史研究的濫觴之作，至今依然是研究外債問題的重要參考文獻。
編輯推薦
《外債與晚清政局》是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研究叢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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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論 (總計1條)
- 外債是一種以國家信用為主體的特蘇財政分配方式，同時也是金融國際化的一種表現(xiàn)。在世界歷史發(fā)展的進程中，舉債曾經(jīng)是很多國家加速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杠桿；同時，它又曾是大國強國控制、壓榨小國弱國的一種政治手段。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研究叢刊最新推出了的馬金華著《外債與晚清政局》，便是結合國際國內政治的大背景對晚清外債進行深入探討，揭示外債與晚清政局的互動關系的一部力著。
在世界近現(xiàn)代歷史上，舉債成為很多國家加速經(jīng)濟發(fā)展的重要杠桿。如荷蘭通過吸收西班牙、葡萄牙的剩余資本而努力趕超這兩個老牌資本主義強國，成為17世紀的“海上馬車夫”。18世紀初，荷蘭的商業(yè)資本和借貸資本大大推動了英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和工業(yè)革命的進程，強大后的英國又開始對外廣泛貸款，以此達到控制全球的目的，19世紀和20世紀英國的貸款幾乎遍及世界各個角落，外債猶如強心劑，幫助英國建立起了橫跨世界五大洲的“日不落帝國”。美國曾是英國的殖民地，直到19世紀上半期，仍被稱為“從英國接受商業(yè)信用和資本信用最多的國家”，但20世紀美國借助外債不但擺脫了英國的控制，而且一躍成為世界主要債權國。俄羅斯、日本也通過引入法國、英國、比利時的資金在短時間內快速擠進世界強國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許多新獨立的國家把舉債作為發(fā)展民族經(jīng)濟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并取得相當成績。
然而，事實卻不盡相同。在近現(xiàn)代國際交往中，國家之間的借貸本是一種正常的經(jīng)濟現(xiàn)象。但隨著全球分裂為宗主國和殖民地及附屬國，帝國主義在全球進行瘋狂擴張，外債作為資本輸出的一種重要方式，在帶動商品輸出的同時，又成為帝國主義侵略、控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財政經(jīng)濟命脈的重要手段。很多國家借債不但沒有起到促進本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作用，反而陷入借新債還舊債和受控于債權國的困境。19世紀上半葉，希臘和西班牙由于借債利率高、折扣大，陷于英國的控制中，英國貸款使得希臘萎靡不振，使西班牙陷于癱瘓。19世紀末，希臘被迫默許由幾個大國創(chuàng)辦的國際金融委員會監(jiān)督其財政金融活動。同樣，埃及政府從1863年開始借款到1876年宣布違約償款，一直未能擺脫外債的包圍，最終使得本國財政陷入國際共管的境地。
讓我們把視野放回中國，19世紀末的晚清政府同樣也因為籌措軍政費用、償還賠款、實業(yè)支出等向外舉債。但是外債并沒有使中國如英、美等國那樣依靠外債實現(xiàn)經(jīng)濟起飛，也沒有使中國如埃及、希臘等國一樣因過分依賴外債而導致國際共管。 作者認為，“外債作為晚清政府干預經(jīng)濟強有力的財政手段，不可否認對于晚清政治改革起了重要的資金儲備作用，最終卻使清政府陷入萬劫不復的債務深淵，外債轉而成為消解晚清政府統(tǒng)治的催化劑。”
就洋務運動而言，這種從生產力方面開始的“撞擊式”改革從一開始就遭遇資金困難，新式企業(yè)的創(chuàng)辦，“非有大宗巨款，不能開辦；非有不竭之財，無力持久”。洋務派在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利用各種方式向西方在華洋行、銀行舉借大量外債。其中四大軍工企業(yè)的創(chuàng)辦都與外債結下了不解之緣，借債筑路的大討論為鐵路建設開通了思想的閘門。洋務外債在對資本主義原始積累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時，也在有形無形地吞噬和瓦解著僵化的政治體制。盡管洋務派根本意識不到“工業(yè)領域一受到刺激，其后果是無窮無盡的”這一科學真諦，但經(jīng)濟運行的內在規(guī)律把清政府推進到“變亦變，不變亦變”的激流中。無論他們如何標榜“中體西用”，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洋務企業(yè)的存在和發(fā)展都必然會沖擊封建政治的外殼，導致社會政治領域中各種社會力量的重新配置，在洋務事業(yè)中壯大的地方勢力集團成為與中央分庭抗禮的強大力量。
甲午戰(zhàn)爭后，西方列強通過大規(guī)模的政治借款逐步控制了中國的財政。緊接著是庚子賠款轉化為外債，中國陷入空前的財政危機?！皣鴰煲回毴缦础钡呢斦顩r和日漸衰微的中央權威迫使清政府從1901年開始推行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全方位的新政改革，但資金問題嚴重制約著新政的實施與進展。當清政府無力用經(jīng)濟杠桿支撐自己設計的改制門庭時，只好走向它的對立面，實行了更加對外開放和大量舉借外債的政策，此時已不是清政府想不想借外債的問題了，而是形勢逼迫其必須借的問題了。地方外債的再度勃興，成為高度集權的專制財政體系區(qū)域瓦解的一個標志。新政中由經(jīng)濟變革引發(fā)的集權改革，其目的就是將各省重新置于中央各部之下，改變中央、總督、巡撫三者之間的關系。但這已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由經(jīng)濟運作和經(jīng)濟利益分配所形成的地方自主的局面，不可能達到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制約平衡，反而加強了地方與政府的離心離德，導致階級矛盾和沖突不斷升級。加之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的新興社會力量迅速壯大，清政府的政權體系內離析之情更加明顯化。在舊政權危機四伏的情況下，清廷準備實行“預備立憲”，從體制和制度上調整改革以恢復權威，然而它鑲嵌推進的可能性已經(jīng)微乎其微了，因為它不僅無法改變業(yè)已形成的權力下移問題，而且隨著經(jīng)濟利益的多元化出現(xiàn)了政治權威的多元化，各種既得利益勢力乘機而起成為參與政權的力量，固有的政治秩序已被突破。形勢需要清政府進行政治改革來聚合調整各種政治資源，在現(xiàn)有的統(tǒng)治秩序中容納新興的政治勢力，但皇族內閣的政治聚合功能失效，無力維系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以載灃為首的統(tǒng)治勢力又沒有能力化解社會矛盾，消除政治紛爭，因而走向更加孤立無援的境地。因此，路政改革一出臺，各種政治勢力都摻雜進來，最終匯合成為巨大的力量，站在了清政府的對立面，經(jīng)濟利益的沖突上升到政治層面，充分暴露了清末經(jīng)濟和政治體制的重大危機。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所激起的民變如洪水破堤，一瀉千里，最終震蕩國基。從此，巨額外債的包袱、國家財政的衰竭長久地影響著以后的民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