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講演錄

用戶評論 (總計10條)

•   　　
  　　西閃/文
  　　莎士比亞在他的名劇《麥克白》里借主角之口感慨：“人生就是一個荒唐的故事，由白癡講述，充滿著喧嘩與騷動，卻毫無意義。”兩個世紀之后，小說家?？思{以此為題寫下了名篇《喧嘩與騷動》。上世紀70年代，學者雷蒙?阿隆在法蘭西學院的課堂上再度引述了這句著名的臺詞。只不過他著眼的不是蘇格蘭的貴族爭斗，也不是美國南方的家族悲劇，而是一個比個人生活更宏大的詞語：“歷史”。
  　　難道到那個時代，歷史為何物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以至于需要厚厚一本《歷史講演錄》（上海譯文出版社）來探討它？要回答這一問題，有必要對現(xiàn)有的歷史觀重新加以審視。
  　　本質上講，歷史就是人生——無非是過往時空當中的人生而已。更重要的是，歷史與人生一樣，必須以價值判斷作為脊梁。沒有意義的人生不值得過，沒有意義的歷史不值得書寫。如果不憑藉意義的燈塔，回望過去，后世之人看到的，要么是一團迷霧，要么是癡人囈語，充滿難以理解的怒吼和噪音。
  　　然而說到歷史的意義，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誰”的意義？這涉及一個重要的學術表述：“誰是歷史的主體？”同一段過去，在有的人眼中是開國史，在另外的人看來卻可能是敗亡史；同一段記憶，一撥人稱之為解放，另一撥人視其為抵抗。這都是主體轉換導致的常見情形。事實上，由于人類很晚才成為一個相互關聯(lián)的整體，所以“人類歷史”的敘述出現(xiàn)得也相當遲。蠻荒時代，所謂“人”往往指的是自己部族里的成員，部族之外的那些直立行走的動物根本就是食物或天敵。即便進入文明，古人常說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也分明包含著這層意思。
  　　真正把人類當作一個整體來考察的歷史觀出自基督教神學：創(chuàng)世紀、伊甸園、墮落與放逐、原罪與拯救。圍繞著罪與罰，普世的意義誕生了，歷史中的喧嘩與騷動從此就不難理解。即便出現(xiàn)踏平歐陸的阿提拉，或者肆虐一時的成吉思汗，歐洲人也能用“上帝之鞭”予以解釋。東方的情況有些不同。例如中國也有創(chuàng)世造人的神話，但從來沒有以此建立起一個信仰的體系。在傳統(tǒng)的歷史觀中，天命才是關鍵詞。圍繞得道與失德的主題，歷史成為天命予奪的循環(huán)，這幾乎構成了二十四史的全部內容。這種天下興亡的歷史觀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普世意義，足以用來解釋王朝更迭、異族統(tǒng)治、農(nóng)民叛亂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從文藝復興開始，一直到啟蒙運動，人類的觀念發(fā)生巨大改變。神祗隱退，人性高張，理性的進步成為歷史最重大的意義。與這一主潮相對的，另一股思想也涓匯成流，這就是歷史主義（historisme）。德國史學家梅尼克認為，對理性主義的順從，對因果關系的服膺使得人類的內心成了一塊任憑觀念涂寫的白板，喪失了本該有的激情與自覺。而歷史主義對個體意識、特殊性和多樣性的強調則可以幫助人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人類精神，從而賦予歷史嶄新的意義。（《歷史主義的興起》，譯林出版社）然而他沒有挑明的是，按照歷史主義的邏輯，歷史總是特定人群的歷史——特定的個體，然后是特定的階級、民族、國家等等。這個邏輯包含的危險，歷史已經(jīng)給出了證明。
  　　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硝煙中，理性進步的歷史觀徹底動搖了，精神至上的歷史主義遭遇的失敗更加可怕——對理性的蔑視使它徹底否認普世價值的存在，最終產(chǎn)下納粹思想與種族主義的異形。就像歷史學家卡洛?安東尼所說，在崇拜歷史的同時，歷史主義傷害的是個人的權利、正義以及人道。（《歷史主義》，格致出版社）
  　　在《歷史講演錄》中，阿隆思考的背景大致如此。在書中，他針對的主要是歷史主義的變種，即馬克思主義和存在主義，并試圖用批判理性主義去搭救它們。在我看來，他的嘗試未必成功，但毫無疑問，這種努力是非常貼近現(xiàn)實的。因為那時候的阿隆剛從六七十年代的思想風暴中脫身出來，其親身經(jīng)歷必已化入思緒。
  　　阿隆的反思對于我們觀察中國現(xiàn)實也不無裨益。事實上，由于政治的強大影響，中國的歷史研究一直處境尷尬，中國人的歷史觀更是大有問題。一方面，我們要反省規(guī)律至上的歷史決定論，這種觀點造成的傷害實在太多了；另一方面，我們要警惕勃興的歷史崇拜，任其泛濫必會產(chǎn)生極端的非理性。我個人認為，《歷史講演錄》是幫助人們消褪迷思的一劑清涼藥。
  　　
•   　　1983年雷蒙·阿隆去世時，他已經(jīng)是法國公共領域中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無論如何，這樣的榮譽都不算太遲，歷史在經(jīng)過了幾十年的狂熱和激進的革命后，終于恢復了正常的生活軌跡，人們也開始意識到“寧跟薩特錯，不跟阿隆對”的說法是有多么不靠譜了。也難怪，論及二十世紀法國知識分子，阿隆和薩特是最為人并肩稱道的兩位，從早年小同學間的親密友誼到巴黎高師的求學神話，從對哲學的共同癡迷到對 政治立場的不同選擇，從兩人1947年開始決裂到1979年握手言和，這兩位哲人之間的一切都成為了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但是這兩位法國著名的知識分子的待遇卻大相徑庭，薩特的聲望一直高居不下，而阿隆生前大部分時間里都是法國知識分子中的“局外人”。
  　　
  　　1976年，法國《新觀察家》周刊以“70歲的自畫像”為標題刊載了對阿隆的采訪，因為之前也曾經(jīng)有過關于薩特的采訪，記者在采訪中不免要問到這樣的問題：“薩特與阿隆兩人之中究竟誰更能代表他們的時代？”阿隆最初的回答倒是很謙虛，他承認薩特的影響比他大很多。但是當記者繼續(xù)追問在薩特和阿隆之間選擇哪一方才是正確時，阿隆的回答顯得意味深長了：“我認為薩特的災難在于他總有一天要受到世人的譴責，因為他把自己能言善辯的口才和豐富的情感都用來為不合理的事物作辯護，他濫用自己寶貴的才智試圖向人們證明斯大林是不能反對的，人們至少應該向他靠攏。但是今后也許有一天，人們對他和我仍然又興趣，他們會說，我從來沒有為了辯證法的需要去為不合理的事物進行辯護?！卑⒙≡凇独酌伞ぐ⒙』貞涗洠何迨甑恼畏此肌分星逦赜涀×诉@段談話，并強調自己在法國歷史中所占據(jù)的位置：“在知識界看來，我之所以應該受到譴責，正是因為當真理尚未被揭示出來之前，我就做出了正確的判斷。他們譴責我的另一個依據(jù)，是我沒有指出通向良好社會的道路，未能傳授進入這種良好社會的方法，對此，他們并不準備原諒我?！?br /> 　　
  　　當然，某種程度上這樣的說法并不確切，因為并不存在原諒與否的問題，只是經(jīng)過了這么久之后人們才能逐漸發(fā)現(xiàn)誰的思想更為有長久的生命力，也更能作出清醒而獨立的判斷。阿隆的“局外人”身份并不是因為他對法國的公共話題視而不見，二十世紀法國的政治和歷史的發(fā)展，阿隆一直都深入其中，但是他的“介入”一直都是一種旁觀者和清醒者的姿態(tài)，而這種姿態(tài)卻一直被誤解為保守和怯懦，追隨者寥寥。相反，倒是他一直聲稱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小同學薩特在二戰(zhàn)后高度“介入”了法國政治和歷史現(xiàn)實，而且選取了一種頗為激進和狂熱的姿態(tài)。二十世紀的法國，概而論之，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要面對著這種境況：你是選擇共產(chǎn)主義的蘇聯(lián)還是資本主義的美國，在呼吁阿爾及利亞獨立的名單上你簽還是不簽，你是選擇擁抱革命還是鎮(zhèn)壓革命。歷史仿佛成為了一道道非此即彼的選擇題，你只要輕松地選對了立場和陣營，就可以放棄對所有問題的思考和正視。如今我們回首那段歷史，當然可以說那樣的選擇很愚蠢，那是因為我們知道了歷史發(fā)展的結果和真相。而對那些涉入其中的人物而言，我們都是歷史的人質，任何一種選擇都可能帶來嚴重的后果。想想薩特與加繆的分歧，想想與薩特與阿隆的決裂，歷史往往需要許久才能為你撥正衣冠。
  　　
  　　阿隆曾在《歷史哲學導論》中宣稱，歷史是一種我們一邊活在其中，一邊進行建構的東西。1938年，他用這篇描述歷史意識的文字作為博士論文進行了答辯，震驚了答辯委員會的哲學家和社會學家。阿隆的《歷史哲學導論》力圖駁斥過于理性的“進步哲學”，而贊同一種采納了德國社會學和現(xiàn)象學的更為現(xiàn)實的路徑。在他看來，我們對歷史的理解不能與企圖理解歷史的人的立場和局限割裂開來，人自身在他試圖描述和闡釋的歷史進程中所處的位置都會對歷史學家的認識產(chǎn)生影響。這種對歷史頗為辨證的看法現(xiàn)在看來已經(jīng)稀松平常，但是很難想象當時的阿隆遭到了多大的阻力。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阿隆在法蘭西學院開設了兩門關于歷史的課程，一門是1972-1973年間的“從德國歷史主義到分析的歷史哲學”，另外一門是1973-1974年間的“歷史世界的建立”，后集結為了《歷史講演錄》一書出版，書中延續(xù)的仍然是他三十年代的歷史意識的反思，只不過從當初的初見雛形到如今經(jīng)過了多次政治、戰(zhàn)爭和歷史的歷練后更為成熟，他闡述了自己的歷史觀，即是說不是那種純粹理念的歷史，分析的歷史，而是一種行動的歷史，現(xiàn)實的歷史，實踐的歷史，人的歷史。
  　　
  　　對阿隆而言，他的歷史觀首先意味著一種切身觀察，既能深入其中，又能抽身而出。在他看來，歷史首先意味著自我的經(jīng)驗和意識，只有從自身的認識開始，走向對他人的認識，然后分析那個使我理解他人的客觀精神。其次，只從自我出發(fā)是無法完整把握住歷史，“只有成為他者，才能理解整體”，即是說只有成為他者才能理解整個歷史，因為所有的文明都是他者。但是這正是歷史的詭計所在，成為他者是如此困難，這也是整個歷史認識的困惑和難點所在。阿隆的一生經(jīng)歷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納粹主義的興起，蘇聯(lián)共產(chǎn)主義興起，冷戰(zhàn)主義，法國的學生運動，對各種政治和歷史的態(tài)勢都有著平和而理性的認知。正是在這種對照的語境中，他才逐漸形成了一種清醒的“介入”姿態(tài)，而不是一味狂熱地擁抱革命。在他看來，歷史中存在著理性，正如存在著關于過去的知識。但是，終極的理性或知識無論是否存在，都是靠不住的，只因為我們根本無法達致那個目標，因為我們本就是歷史中人，局內人的歷史身份剝奪了我們整體視野，令我們無法做出整體而全面的判斷。正是這種立場，我們才能理解為何他對馬克思主義如此警惕，而對波普爾的《歷史主義貧困論》如此推崇。在《歷史講演錄》中，他多次提到了波普爾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聲稱可以預言未來和歷史發(fā)展的方向，仿佛歷史就如自然有鐵一般的規(guī)律可以循規(guī)蹈矩，按部就班。
  　　
  　　曾有人在阿隆生前問在他的眾多作品中最滿意的是哪一本。他的回答撇開了那些應景性質的論戰(zhàn)之作和報刊作品，最終選擇了三部作品：《歷史哲學導論》、《歷史和暴力辯證法》以及《克勞塞維茨：思考戰(zhàn)爭》。而在我看來，更應該加入那本他在去世之前完成的《雷蒙·阿隆回憶錄》和《論自由》。從這些作品中，至少我們能感覺到，阿隆對自己的清晰定位，最為渴望，不是評論家、記者、教師，而是哲學家，而他顯然為身為沒能寫出自己所期望的偉大哲學作品而感到遺憾。對阿隆而言，歷史只是一個插曲，哲學才是他的偉大抱負，所以他總覺得不如薩特，因為薩特完成了自我的寫作夙愿，而他自己深陷現(xiàn)實的深淵，被歷史的宏大圖景所迷惑，力圖在歷史的迷霧中，找尋到一種歷史意識的途徑，探索歷史的存在意義，被人長久的孤立和誤解也無所怨言。但歷史往往是公正的，至少在他去世之前已經(jīng)讓他意識到了這種公正的評價，正如美國歷史學家托尼·朱特所言：“阿隆就像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長夜將盡、曙光微露的念頭把智慧送達法國知識分子手中；但是對他的作品及其長期孤獨遲到的贊賞，卻又模糊了他對法國公共生活英雄般的贊美。阿隆不是道德家，但他的整個職業(yè)人生構成了一場以理性對抗歷史的賭博。他贏得了并被第一時間承認為一代最偉大的異議知識分子?！?br /> 　　
  　　思郁
  　　
  　　2011-5-8書
  　　
  　　歷史講演錄，【法】雷蒙·阿隆著，希爾維·梅敘爾編注，張琳敏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定價：42.00元
  　　
  　　
  　　
•   　　理解阿隆，很難用學科的眼光來審視；如果給他套上學科的外衣，那么阿隆將是支離破碎的，他研究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理解阿隆應該從他的問題入手，貫穿這些著作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理解所處的時代，又不忘自己知識的局限”。理解時代，他選擇了歷史哲學作為博士論文，批評歷史必然性和實證主義；他開展對工業(yè)社會的研究，分析戰(zhàn)爭和社會的變遷，尋找理解國家之間關系的工具；不忘知識的局限，他同各種意識形態(tài)（世俗的宗教）展開辯論。在展開論述時，他很均衡，一直在對話。和韋伯，和馬克思，和克勞塞維茨，和薩特對話。在理論與實踐之中，他也保持均衡，堅持“介入式的旁觀者”（或譯成“入戲的觀眾”）。
  　　 這本講演錄，有一個三聯(lián)版本，細讀過；這個版本沒讀過，翻譯的質量無法置評。
  　　
  　　 這個講座涉及歷史哲學的基本問題，值得細讀；因為歷史哲學談論的不單是歷史是什么，他影響著我們的選擇。
  　　 PS：譯文出版的阿隆的《論自由》讀來實在難受，譯者的名聲就不說啦。建議找原版來讀。
•   　　《歷史講演錄》是被譽為二十世紀的修昔底德的雷蒙 阿隆的遺作。這部阿隆在1970年代法蘭西學院開設的兩門課程的講稿文本堪稱經(jīng)典之作。在對多種學科進行了廣泛、系統(tǒng)研究的基礎上，阿隆順暢地從哲學出發(fā)，經(jīng)由社會學、經(jīng)濟學進入歷史研究，取得了獨特而非凡的成就：他嘗試綜合英美分析哲學和德國社會學這兩大傳統(tǒng)對歷史事件進行分析，講述西方歷史哲學和馬克思的歷史觀的發(fā)展。他超越了相對主義和歷史主義，而賦予歷史研究以現(xiàn)代性：即極度注重“介入”，去克服單純的史實性，從而讓人生富于意義。歷史對人既是奴役的也是解放的工具。這樣的歷史思考，在今天看來仍然具有非常深刻的啟迪意義。
  　　
  　　杜小真
•   　　
  　　
  　　　　原載《文景》雜志2011年3月號
  　　　　　　
  　　　　雷蒙·阿隆的名字在中國的讀者中間，即使并不陌生，但也絕不會像薩特那樣如雷灌耳，更不會有?？潞偷吕镞_那樣的風云流行。這是因為阿隆的思想屬于那種逆水行舟的獨行者的識見，是那種世人皆醉我獨醒的狂歌。這樣的人，在一個“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革命國度里，必定會有反動派的嫌疑。不幸的是，近代以來的中國知識人與法國知識人如出一轍，在喜歡高唱“革命圣歌”這一點上可以說是極其相像，可謂是乃兄乃弟。正因為如此，阿隆那些猛烈批評法國知識人激進思想的文字，闡述自由政體如何脆弱和揭穿歷史必然性謊言的理論，乃至他那關于法國學生“五月風暴”運動不過是一場學生狂歡的“心理戲劇”名言，對那些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一浪高于一浪的瘋狂政治革命的人來說，仍然是一帖醒世的良藥。重新閱讀阿隆的《知識人的鴉片》，《社會學主義思潮》，以及《阿隆回憶錄》等書之后，筆者恍然發(fā)覺阿隆像是塞萬提斯筆下的那位堂吉訶德騎士，孤獨地與各種人們已經(jīng)是見怪不怪的、且風行一時的狂熱思想作斗爭。
  　　　　
  　　一、阿隆與托克維爾
  　　　　
  　　　　很多中國讀者恐怕并不知曉，托克維爾在雷蒙·阿隆之前，在法國人的心目中只不過是一個二三流的保守學者。正是通過阿隆的不懈闡釋和宣說，托克維爾對法國幾場革命的經(jīng)典分析和反思，在沉睡了整整一百二十年之后，才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成了一門顯學，逐漸流行起來。當代法國“新哲學”代表人物伯納爾-亨利·列維在他那本2006年出版的《美國的暈?！刂锌司S爾的足跡重訪美國》一書中，就聲稱他作為一個“五月風暴”的學生見證人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法國巴黎高師讀書時，托克維爾不過是一個沒有人過問的二流學者。阿隆（1905-1981）則是列維的老師一輩。他和薩特在同一年（1924年）進入巴黎高師，以后又與薩特一樣到德國朝圣，聆聽過現(xiàn)象學和存在主義哲學。阿隆的博士論文《歷史哲學導論》便帶有明顯的德國思辨哲學的韻味。1968年“五月風暴”發(fā)生時，阿隆作為一個社會學教授正好身處學生風暴的心臟——巴黎左岸的索邦大學。
  　　　　阿隆把托克維爾當作一位分析法國革命前因后果的社會學家。阿隆在他的《社會學主要思潮》一書中講述到，即便是今天你去問一個法國大學生：“1848年的法國革命對法國民主進程起了正面的積極作用，還是起了負面的消極作用？”大多數(shù)的人都會說起了積極作用，因為學校的歷史教科書上就是這么寫的。但是托克維爾在親身經(jīng)歷了1848年法國的種種革命事件之后，則深有體會地說，“他比任何時候都相信1848年的革命是一件壞事”，從政治上看，托克維爾不相信被他稱為“私生子王朝”的路易·拿破侖專制會比路易·菲利普的君主立憲制更好。（參閱《社會學主要思想》中譯本，第224頁）。托克維爾在其《1848年法國革命回憶錄》中解釋了為什么菲利普的君主立憲制在政治自由上要強于路易·拿破侖的專制，并不無傷感地說：“我在一個重新取得自由而似乎變得繁榮強大的社會里度過了青年時代最美好的年華。我曾構想了一種井井有條而受約制的自由，它受宗教信仰，風俗和法律的節(jié)制。這種自由的魅力一直吸引著我，為了自由我傾注了我畢生的激情；我曾感到一旦失去了自由，我將永遠得不到寬慰，而現(xiàn)在我卻清楚地看到我不得不永遠放棄它了?！保═ocqueville：Recollections -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848《1848年法國革命回憶錄》，羅格斯大學出版社英譯本，1987年，第65頁）
  　　　　不僅如此，托克維爾更近一步說：“當時和現(xiàn)在我都不認為共和國政府是最適合于法國需要的政府形式?！埠蛧侵赣蛇x舉產(chǎn)生的行政分支。在一個民族的習慣，傳統(tǒng)和風尚將如此巨大的權力賦予行政分支的地方，一旦麻煩的日子來臨時，這種行政分支的不穩(wěn)定必將導致革命；即使在和平時期，這種不穩(wěn)定也將造成動蕩不安。無論如何，在我看來，共和國是一種失去平衡的政府形式；同君主立憲制相比，它所許諾的自由多，而真正實現(xiàn)的自由則少。“（同上書，第201-202頁）
  　　　　同樣，也正是基于對自由這一終極政治關懷的考慮，阿隆在上世紀50年代初“鐵幕”兩邊的論戰(zhàn)中堅決地站在了自由陣線一邊，與薩特等人向蘇聯(lián)專制政體眉來眼去的獻媚，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存在主義作家加繆與薩特的爭議，從今天來看，也是一個真正左派的一種兩難選擇：是選擇以“革命”的名義放棄與壓制自由，還是為了自由， 寧愿拋棄左派的意識形態(tài)，并譴責實行恐怖專制的“革命事業(yè)”？在《反叛的人》和《西西弗斯的神話》等著作中，加繆選擇了譴責蘇聯(lián)體制所體現(xiàn)的那種壓制自由的哲學。阿隆說道：“加繆反對的不僅僅是蘇聯(lián)制度下這個或那個方面。他還認為共產(chǎn)主義體制作為一種極權專制，是由一種哲學啟迪和合理化的。他指責說，那些革命者痛斥超越于階級斗爭之上的所有基本道德價值。他還指責他們?yōu)榱艘环N想象的絕對之善而犧牲活生生的人。這種絕對之善作為一種歷史目的是自相矛盾的，而且無論如何與存在主義是不可協(xié)調的。”（Aron：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知識人的鴉片》，羅格斯大學出版社，2001年英譯本，第53-54頁）。盡管加繆和薩特都不是共產(chǎn)主義者，都是法國的左派知識人，而且都認識到東西方兩個陣營中都存在著邪惡不公之現(xiàn)象，但是加繆同時譴責東方和西方的邪惡之事，而薩特卻只譴責西方的邪惡，默認東方的邪惡，因為那是出于“革命事業(yè)”的目的。薩特指責加繆有如導致雅各賓專政垮臺的“熱月事件”的制造者。薩特在1954年7月訪問蘇聯(lián)后，竟對記者們說：“蘇聯(lián)公民批評他們的政府要比我們有效千百倍。在蘇維埃共和國，批評絕對是自由的?！辈⒄f蘇聯(lián)公民之所以沒有到國外旅游，是因為他們不愿離開他們神奇的國家。（參閱保爾·約翰孫：《知識人》，紐約1990年，第244頁）
  　　　　
  　　二、知識人的鴉片
  　　　　
  　　　　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像法國人這樣熱衷于革命，而在法國人中最陶醉于各種革命的則莫過于解惑釋疑的知識人了。在法國，知識人大多是革命的鼓惑者。自法國大革命以來，革命一直帶著神圣的威望，成了一種神話。阿隆說：“法國大革命已經(jīng)成了民族遺產(chǎn)。法國人之所以醉心于革命這一字眼，乃是因為他們沉迷于同過去的榮耀融為一體的幻想?！保ā吨R人的鴉片》英譯本，第42頁）又說：“對于在政治領域尋求消遣，信仰的對象或投機的題材的知識人來說，改革使人厭倦，而革命卻令人激動。前者庸常乏味，后者卻詩意盎然；前者是政府官員的工作，而后者是人民起來反抗剝削者的行動。革命會中止日常的秩序，并使人相信，最終一切都是可能的?！保ā吨R人的鴉片》，譯林出版社中譯本，第42頁）
  　　　　各種鼓吹革命的激進理論，成了法國知識人的世俗宗教或精神鴉片。法國知識人編織了各種左派的神話，革命的神話和無產(chǎn)階級的神話。《知識人的鴉片》一書寫于1954年，正是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zhàn)的高峰歲月。法國的大部分知識人在這一冷戰(zhàn)時期的論戰(zhàn)中，站在了斯大林主義的一邊，用紐約大學歐洲史教授托尼·朱特（Tony Judt）的話來說，“戰(zhàn)后的巴黎知識人在斯大林主義面前患上了集體近視病”。（參閱朱特：“法國知識人的法蘭西特色”，收于其Past Imperfect《不完美的過去》，加州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246頁）阿隆回憶說：“為什么革命本身就是一種善呢？”因為“革命的神話起了烏托邦思想之避難所的作用，它成了現(xiàn)實和理想之間神秘而不可預測的中介體。暴力本身也成了吸引人，迷惑人，而不是令人懼怕的事物。在歐洲的左派中，尤其是在法國的左派中，那種工人當政的‘北歐無階級社會’，從來沒有像俄國革命那樣具有高度的威望。”（《阿隆回憶錄》，紐約1990年英譯本，第222頁）。在阿隆看來，這是因為“革命的神話”已經(jīng)在法國知識人中間成了一種世俗的宗教，具有鴉片的功能。
  　　　　歷史的悖論在于，在一個擁有相對強大的左派勢力的國度，各個左派勢力之間卻恰恰缺少現(xiàn)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所說的重疊的政治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各種貌似激進的派別之間連對政治自由都沒有共識，以致在大革命到達了紙面上的社會平等之后，又過了一百年，歷經(jīng)轟轟烈烈的多次流血革命，才于1880年第三共和國實現(xiàn)了政治自由，而且仍然遠沒有英美的民主憲政具有長期的穩(wěn)定性。從法國大革命到1880年的第三共和國，真正主張人身保護、陪審制度、出版自由、權力制衡和憲法至上的自由主義黨派，一直僅僅是代表微弱的少數(shù)。這也是為什么像托克維爾和阿隆這樣的有識之士在法國一直處于極少數(shù)派地位的原因。雖然“左派”在法國具有相對高的威望，但在阿隆看來，那種統(tǒng)一的“左派”形象卻是一些知識人回顧過去時構想的一種歷史神話，代表了對過去革命業(yè)績的懷舊。法國的各種五花八門的“左派”，歷來就是四分五裂、各執(zhí)一端的偏激黨團。如在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就有代表黑社會勢力，主張暴力的布朗基主義者；代表小業(yè)主懷舊空想的普魯東主義者，鼓吹均財富的社會主義者，以及像雨果這樣的浪漫主義者。他們都是國民議會的代表，但卻很少為了一些共同的持久目標而走在一起。二戰(zhàn)之后，法國共產(chǎn)黨取得了相當大的勢力，然而漸漸地這一勢力卻被社會黨人、人民陣線和民主聯(lián)盟等其他黨派所侵蝕了。
  　　　　法國知識人具有其鮮明的民族特色。自從德雷弗斯事件之后，法國知識人總是以國家的道德仲裁人自居，起了一種“世俗的布道者”的作用。更為甚者，他們還喜歡超越狹隘的民族界限和地方性問題，而聲稱代表全人類的普世價值或理想。誠如晚年的弗朗索瓦·莫里亞克說：“令我驚訝的是，作家的職業(yè)竟給予了他們代表全人類說話的權利，仿佛他們就是人類的化身?！蓖瑫r，法國知識人偏向于喜歡抽象的和概括性的思維，而不是具體的和經(jīng)驗性的事實；喜歡類比，而不是邏輯的推理。因而像經(jīng)濟學這樣的學科在戰(zhàn)前的法國冷落得無人問津。（參見朱特：《不完美的過去》， 第251-252頁）。在朱特看來，正是這種偏向于抽象化、概括化和神化的天才，使得那些溫文爾雅的人倡導暴力，中庸的人走向極端，天賦的思想家忽視簡單的邏輯規(guī)則；而“畢其功于一役”的愿望則必然走向鼓吹恐怖專政。（同上書，第253-255頁）
  　　　　法國人這種熱衷于革命的傾向又緣于法蘭西民族性格中多少是浪漫的成分。托克維爾在《舊體制和法國大革命》的結尾處帶著明顯的憂郁感傷筆觸寫到，法蘭西民族性格中充滿了種種矛盾：“他們喜歡走極端，極大地受到情緒的導向，而不是固定原則的指導，常常是比人們期望他們的要做得好得多，或是壞得多。法國人的體質特征幾千年都沒有改變，以致他們的肖像人們一看就可以認出是法國人；可是他們的情調卻如此變化多端，他們的趣味如此千變萬化，以致幾年前他們所做的事都會使本民族的人感到十分震驚，就像使外國人吃驚一樣。法蘭西人原本都是最循規(guī)蹈矩的人，可是他們一旦被迫走出自己的家園，他們可以漫游到世界的盡頭，從事各種最無所顧忌的冒險……法蘭西人無拘無束，性情奔放，卻總是情愿忍受殘酷的專制統(tǒng)治，而不愿服從一個由其公民組成的自由而秩序井然的政府，無論這些公民多么值得他們的敬重。法蘭西人好高鶩遠，他們喜歡令人眼花繚亂的功績和宏大的壯舉，而不是扎扎實實的成就。他更鐘情于英雄主義，而不是普通平淡的美德；更傾心于天才，而不是有良好感覺的人；更傾向于設想出各種雄偉恢宏的規(guī)劃，而不是堅持實現(xiàn)扎實的事業(yè)。”（Stuart Gilbert英譯本， 紐約，1955年，第210-211頁）
  　　　　
  　　三、與薩特的交往
  　　　　
  　　　　阿隆出生于一個猶太人的批發(fā)商家庭。阿隆和薩特在1924年同時考入巴黎高等師范。阿隆，薩特，還有一位尼贊，三人一起進了哲學系，成了在校期間最要好的“小伙伴”。薩特是一個能唱歌，演戲，寫詩，彈琴，并大談哲學的多才多藝的能人高手。阿隆則是薩特談哲學的最佳伙伴。當時的薩特對政治不感興趣，而阿隆卻是一個左派。阿隆于1926年加入了學生社會黨，甚至還參加了幾次社會黨的游行活動。薩特一有哲學心得，便先找阿隆交談。阿隆對薩特“下筆之快捷，聯(lián)想之豐富，思維之敏銳”感到驚奇?！皟扇寺L的散步是他們密切交流的機會。薩特思如泉涌，一個接一個的想法讓阿隆招架不住。薩特不是著書，便是寫哲學小品，他幻想與黑格爾，斯賓諾莎，司湯達等偉人齊肩”。（參閱[法]杜費等《巴黎高師史》，人民大學出版社，第51頁）。但是1928年畢業(yè)時參加哲學教師資格會考，阿隆得了第一名，薩特卻名落孫山；不過第二年薩特再考后也名列榜首。據(jù)阿隆回憶錄說，自從波伏娃進入薩特的生活之后，薩特便逐漸與阿隆疏遠了。但是那已是1928年以后的事了。
  　　　　薩特屬于那種超級的天才。阿隆在其《回憶錄》中仍然贊美薩特思如泉涌，筆如劍飛，三個星期可以寫出三百五十頁的手稿，一年常常讀三百多部書！不單如此，他那豐富的想象，以及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也令阿隆眼花繚亂。阿隆還羨慕薩特的自信。在一次圣日爾曼大街上的散步中，薩特告訴他有朝一日他會成為一位黑格爾一樣的人物。（《阿隆回憶錄》，第22-23頁）然而不久阿隆又說：“薩特的激情和道德感常常是顛倒的，從而限制了他的識見的角度?！保ㄍ?，第67頁）。阿隆與薩特的關系在1930年代就遠不如學生時代了。到二戰(zhàn)之后和1950年代，阿隆明確地站在自由一邊， 與加繆一起反駁薩特對蘇聯(lián)恐怖政策的辯護。但是兩人關系的徹底決裂則要到1968年的“五月風暴”時期。
  　　　　阿隆稱“五月風暴” 是學生的一場革命的狂歡，是顯示理性之瘋狂的心理戲劇表演。阿隆寫道：“學生從這種日常的枯燥常規(guī)中脫身出來的消遣，這種扮演出來的，而不是執(zhí)行下來的準革命，制造出了一種同情，乃至熱潮。街頭的戰(zhàn)斗變成了騷亂，示威者和警察之間的沖突總是警察被控以暴力，而那些街頭觀賞者對警察的不幸則幸災樂禍，感到其樂無窮；一批批歡欣鼓舞的年青人每天夜晚都加入示威，溫暖了成年人的心靈——只要他們的汽車沒有受到損害。五花八門的人群擠滿了大學里的講演廳和樓道，大多數(shù)人都是無意識地復制了偉大祖先們的姿勢和聲明，逗樂并吸引了那些好奇之士。 在大學，乃至中學里，那些教師都陷入了激動萬分的爭吵，有些人跟從或引導憤怒的學生，另些人則筑起堤壩阻擋滾滾而來的蠱惑之論，烏托邦主義或白日夢想的洪浪，那些鼓吹更因生活在偉大歷史時期的幻想而愈益膨脹?！保ā痘貞涗洝罚?21-322頁）。5月30日，戴高樂總統(tǒng)向全體法國公民發(fā)表了一篇情感真摯的電視講話，贏得了大多數(shù)人的贊揚和支持。次日，共產(chǎn)黨在國會中的首領巴蘭格宣布接受國會重新選舉，標志著“五月風暴”落下了和平的帷幕。6月1日，阿隆即在盧森堡電臺上講話，首次用“心理戲劇”一語來刻畫“五月風暴”：盡管街上時有戰(zhàn)斗，但街頭的整個氣氛是歡快的，人們仿佛是天天在歡度節(jié)日。
  　　　　堅決站在學生一邊的薩特看了阿隆的評論后，于6月18日在《新觀察》雜志上發(fā)表了《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獄》一文，對阿隆和戴高樂總統(tǒng)都作了最無情的攻擊。薩特說，戴高樂號召成立“市民行動委員會”，號召鄰居市民群體出來抵制知識人激勵學生，猶如是號召暴眾出來謀殺?！艾F(xiàn)在法國已經(jīng)有機會看到了一個赤裸裸的戴高樂，也正是好時機讓學生看到一個裸露的阿隆”。并說阿隆在索邦大學的講課，都是重復他在戰(zhàn)前做研究生時的那些老生常談；阿隆作為教授應該受到學生的評判。而且薩特一不做，二不休，還真的向索邦大學當局交涉，要求取消阿隆的教授資格。阿隆在《回憶錄》中說，這是薩特對他所作的情緒化的人身攻擊，把薩特降低到了一個粗俗之人的檔次；從而不予回擊，而讓世人和他們兩人的朋友來評判。（《回憶錄》，第329頁）此后直到1979年，在世人重新檢討了紅色高棉的慘劇之后，兩人才再次握手言好，但那已是他們的垂暮之年了。
  　　　　朱特曾在《責任的重負》一書中指出，阿隆與他的同代人之間的區(qū)別就在于，阿隆不僅充分認識到了，而且是著魔似的關注于現(xiàn)代自由政體的脆弱性，來自于無政府主義和專制的威脅。從魏瑪共和國失落前的危機，法國戰(zhàn)后的“解放”時期的混亂，一直到1968年的“五月風暴”，阿隆的時評文章始終關注的是“現(xiàn)代社會秩序內在的脆弱性”。針對“五月風暴”，阿隆曾說，一旦學生的狂歡節(jié)變成了無政府狀態(tài)，它就會比任何形式的秩序都更難以忍受。把學生的狂歡比作以往的革命是人們的一種誤解?！膀屩鹨晃挥善者x權選出的總統(tǒng)，同驅逐一個國王完全不是一碼事”。 并說：“任何大學也必需有一種圍繞著尊重事實和尊重非強制的紀律的自發(fā)共識。破壞這種社會單元，而不知用何種其他單元代替它，或者是僅僅為了破壞社會本身而這樣做，都是一種審美上的虛無主義?；蛘呶銓幷f，它是一種野蠻人的激情爆發(fā)，而沒有意識到他們自身的野蠻作風?！保▍㈤咼udt：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責任的重負》，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49頁和第151頁）雖然阿隆在1945年曾經(jīng)短期出任過戴高樂的新聞部長馬爾羅的辦公室主任，但此后他對戴高樂政府也持一定的批判態(tài)度，而絕不是一個戴高樂主義者。
  　　　　恰恰是自以為堅持社會正義和普世的進步理念，使得薩特成了一個美國學者馬克·里拉（Mark Lilla）所說的那種無所顧忌的知識人。薩特自認為自己代表的是正義的力量和歷史的必然性，因而偶爾向反動勢力使用暴力，或者是剝奪某些人的自由，也是正當?shù)?。薩特與阿隆的區(qū)別，正在于薩特對自己鼓吹的思想沒有一種道德責任感，因為他把自己看成了一個正義社會的道德仲裁人。 而阿隆則認為，一個知識人的責任在于評判各種政治體制下的相對非正義時維持一種適當?shù)牡赖仑熑胃?，做一個帶著卑微公民角色的獨立觀察者。里拉說道：“20世紀的各種意識形態(tài)不僅訴諸于某些知識人的虛榮心和野心，而且還狡詰地訴諸于思想本身都會激發(fā)起的正義感和對專制政體的憎恨；但是這種正義感和憎恨如果沒有得到內在的控制，就可能真正的使我們著魔。在那些著魔者看來，祈求于適度和懷疑就顯得怯懦和軟弱，這就是為什么像阿隆這樣罕見的歐洲知識人祈求于適度與懷疑，卻招來了憤憤不平的攻擊，認為他背叛了知識人的天職。”（The Reckless Mind，紐約，2001年，第215和第204頁）
  　　　　然而在另一個反面，阿隆則指責當時的總理蓬皮杜在5月11日向學生讓步，以致造成了5月13日后學生，工人大游行和大造反。實際上，蓬皮杜的讓步制止了警察的暴力，為以后輿論的轉向鋪平了道路。同時阿隆在當時也沒有充分意識到“五月風暴”的長期民主化效應：之后法國學生，工人，婦女和少數(shù)族裔的權益得到了相當大的改善。就以婦女來說，墮胎在1968年之前的法國是不合法的，懲治墮胎的最高刑罰是死刑；1968年之后婦女才有了支配自己身體的權利。不過“五月風暴”之所以能最后得到和平的結局，憑良心說，則主要應歸于阿隆和薩特都反對的法國共產(chǎn)黨，法共沒有像當年愷撒那樣跨過盧比康河，在法治之外走上武裝斗爭的道路，說明20世紀的法國左派確實已經(jīng)不同于19世紀的法國激進黨派，掌握了現(xiàn)代自由社會中的政治游戲規(guī)則。
  　　　　
  　　四、結語
  　　　　
  　　　　阿隆完全不相信各種馬克思主義理論所鼓吹的所謂“歷史的必然性”。在阿隆看來，任何歷史研究學者都不可能知道人類的行動，制度和法律的意義；歷史并不是荒誕的，但活著的人并不能把握它的終極意義。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歷史的狡詐”（照黑格爾的說法，個體的男女滿腔熱情地追求著自身私人的利益， 到頭來不過是實現(xiàn)一種更高的歷史目的的工具）。然而歷史整體論的危險在于，在“歷史的狡詐”失敗的地方，人卻出來扮演“替天行道”的角色了。（參閱《責任的重負》，第147-148頁）這就是繼承了啟蒙傳統(tǒng)，打著“理性”旗幟的現(xiàn)代知識人的傲慢了。在某種意義上，阿隆繼承了英語世界中的經(jīng)典自由主義的傳統(tǒng)，即由哈耶克，波普爾和伯林所代表的反極權主義的傳統(tǒng)。在經(jīng)典自由主義的視野下，自由作為一種法治社會中個人的權利，在超越于個人的國家權力面前必定是脆弱的，因為包括自由社會在內的任何社會都存在著游離于政治共識之外的權力意志；這種權力意志不僅必需受到法治憲政上的制衡，而且要有各種民間團體的監(jiān)督，不然即使在一個地道的自由社會中，自由也會受到威脅。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哈耶克等自由思想家在英語世界都是引導思想潮流并風靡一時的人物，而同樣追隨經(jīng)典自由傳統(tǒng)的阿隆在革命思想風起云涌的法國卻像是一位過時的與風車作戰(zhàn)的堂吉訶德騎士。
  　　
  　　
  　　
  　　
•   　　這部著作非常值得介紹到中國來，這不僅因為《講演錄》本身的理論價值，也因為它的深邃內容一定大大有助于當今國人回顧歷史、反思現(xiàn)在，從而更加有效地對待和處理種種歷史和現(xiàn)實提出的問題。
  　　 為啥短評論不行呢 為啥短評論不行呢 為啥短評論不行呢 為啥短評論不行呢 為啥短評論不行呢
•   無意中發(fā)現(xiàn)你的博客，循著軌跡來到這里，喜歡你的閱讀體驗
•   思郁出品，每天必看
•   三聯(lián)那個版本的譯文顯然是出自外行之手，許多名詞都不地道。
  但愿這個新版能好些
•   早就已經(jīng)“介紹到中國來”了，見這里：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62569/

相關圖書

• 世有桃花
• 中國記憶（第二卷）
• 城堡 變形記
• 黑暗的心·吉姆爺
• 霹靂貝貝
• 忍者ルネッサンス!
• 你一定愛讀的極簡歐洲史
• 石神井橋
• アンダーカレント 湖に沈んだ鉄路
• ゆい14歳 秘密
• 聖劍鍛造師 02
• チェイス 國稅査察官
• 犯罪小説家
• 密行 最後の伴天連シドッテイ
• なりひらの戀
• 亂神
• 読み違え源氏物語
• 柚子の花咲く
• きりきり舞い
• 天山雄鷹: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生平
• 第三死罪
• 2009／柯慶明：生活與書寫
• 神圣的詠嘆-但丁導讀
• 小廚師美食系列四——家常簡餐
• 信息資源建設的實踐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