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六院長

前言

我在大學三年級時，修姚從吾教授的史學方法論，他在課堂上經(jīng)常介紹“民國”最高的學術(shù)殿堂——中央研究院，以及院中的著名學者，并鼓勵我們多聽名人演講。1958年4月，姚老師當選了中研院第二屆院士，這是“民國”政府遷臺后首次選舉院士，班上的同學們特別為他高興，向他慶賀。同年12月，我和同班的劉鳳翰兄，自臺大騎自行車到南港中研院的史語所看書，搜集論文資料。那時就不禁默想：將來如果有機會到中研院工作，該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后來果真如愿以償！自1964年7月進到近代史研究所，于2000年2月屆齡退休，不知不覺在這象牙塔里待了三十多年。我在近史所，初為約聘人員，補實后，由助理員按部就班的升至研究員，可以說十分幸運！因為選定以首任院長蔡元培先生以及與其相關(guān)之近代教育、學術(shù)等問題作為研究范圍，所以對中研院早期的歷史特別留意，因而被第五任院長錢思亮調(diào)兼總辦事處秘書組主任，從事案牘勞形的工作。1983年9月，錢院長不幸病逝，接任的第六任院長吳大猷又囑繼續(xù)“相助為理”，直到1988年5月方因故擺脫?；氐浇匪螅瑥堄穹ㄋL命兼理院史室業(yè)務，所庋藏者主要為第二任院長朱家驊之檔案。

內(nèi)容概要

陶英惠曾任中研院第五任院長錢思亮、第六任院長吳大猷的秘書主任。多年來，對中研院的院史尤其是歷任院長的檔案及史料有深入細致的搜集研究，《中研院六院長》以客觀的史家態(tài)度，真實記錄了從蔡元培到吳大猷等六位中研院院長的歷史檔案。

作者簡介

陶英惠，山東陵縣人，1933年生。1959年畢業(yè)于臺灣大學歷史系。1964年進入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曾任中研院秘書主任及胡和達紀念館館長。

書籍目錄

前言蔡元培檔案  家世  舊學時代  委身教育與運動革命  初次游學  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與再度游學  整頓北京大學  創(chuàng)設大學院  主持中央研究院    著述  結(jié)語　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  前言  中研院成立的背景  蔡元培籌設中研院的經(jīng)過  中研院的組織與功能  從組織的演變釋析其地位與性質(zhì)　研究取向及對學術(shù)的貢獻　各處、所領(lǐng)導人物的探討　經(jīng)費及其運用　結(jié)語朱家驊檔案　家世與青少年時期  任教北大與再度留學　中山大學時期  兼綰粵浙教育及民政　接任中央大學校長　初任教育部長　三年交通部長　主持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　浙江省政一年  翊贊中樞時期各要職　重任教育部長　中研院十八年　促進國民外交　結(jié)語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　前言　參與中研院籌備工作　繼任中研院總干事　代理院長十八年　結(jié)論胡適與蔡元培　前言　北京大學——由相識到深交　大學院——共謀改革教育行政　中央研究院——兩件政治干預學術(shù)的實例　民權(quán)保障同盟——一段被曲解的經(jīng)歷　結(jié)語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　成立經(jīng)過　　　基金來源　組織情形　著作之整理　紀念館的轉(zhuǎn)型——改隸近代史研究所　結(jié)語　附記王世杰檔案　家世　求學經(jīng)過　任教北大　初入仕途　武大校長　教育部長　抗戰(zhàn)時期之重要職務　在國民黨內(nèi)之職務　在外交方面的貢獻　與中央研究院的深厚關(guān)系　對故宮文物的維護與宣揚　重要著述　結(jié)語　參考書目王世杰日記　日記的數(shù)量及編印方式　世杰簡介及其日記之史料價值　臧否人物，一針見血　余論錢思亮檔案　家世　學歷　　任教北京大學　臺灣大學二十年　中央研究院院長與晚年　重要貢獻　著作　參考書目感念錢院長思亮先生　先從臺灣大學說起　錢校長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錢院長處理近史所風波　應邀協(xié)助院中行政工作　撰文為中研院辯白　調(diào)兼秘書主任　學術(shù)與行政的兩難　近史所聘副所長案　錢院長與高總干事  　總干事?lián)Q人：高退、韓繼　最后一次出國及病逝　協(xié)助治喪　兩則感人的小故事　選舉新院長吳大猷檔案　家世與家人　求學階段　教學與研究　對國家科學發(fā)展的貢獻　主持中研院院務十年　結(jié)語　參考書目敬悼一代學人吳大猷先生　與中研院深厚的關(guān)系 　病篤時的囑咐　大院長小故事　盡心盡力解決胡適紀念館難題　第二期五年發(fā)展計劃的波折　不懂官場文化，導致被迫卸職我追隨過的兩位中研院總干事　高化臣總干事　韓忠謨兼代總干事談中央研究院院史室資料的征集　王世杰院長　錢思亮院長　朱家驊院長　胡適院長　蔡元培院長　吳大猷院長　因緣際會集

章節(jié)摘錄

蔡元培檔案蔡元培（1868～1940），是一位在多方面有所貢獻的人物。他的一生，幾皆與教育、學術(shù)、文化事業(yè)有關(guān)。在清末民初，他曾兩度游學歐洲，埋頭學習，以擷取新知，前后長達八年之久，多半是在德、法兩國。他曾親灸歐洲文藝復興后的科學精神以及法國大革命后的思想潮流，又曾置身于歐洲空前的大戰(zhàn)之中，留有透澈的觀察；使他對德、法兩國的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精神及教育制度等，有極為深刻的認識。這對他以后主持全國教育行政、整頓北京大學，以及領(lǐng)導中央研究院，都有很大的幫助和影響。家世蔡元培，字鶴卿，號雀庼，又字仲申、民友、孑民，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今紹興縣）人，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紹興城內(nèi)。他的先世，在明朝末年由諸暨遷到山陰，從高祖開始全家都是經(jīng)商的，只有他六叔銘恩（茗珊）讀書，以廩膳生鄉(xiāng)試中式。元培在他叔父的幫助和指導下，讀了許多中國經(jīng)史典籍，如：四書、五經(jīng)、史記、漢書、文史通義和說文等。所以他雖生為商家子，但終于走到讀書的路上去，從而決定了他以后發(fā)展的方向。 人的性格泰半來自早年家庭的影響。元培的父親寶煜（又名光普，字耀山）為人長厚，慷慨好施，據(jù)說在任錢莊經(jīng)理時，因獲利甚厚而加倍發(fā)放年終獎金，為東家不滿，責令賠償，遂于光緒三年（1877）郁悒以歿。當時元培僅十一歲，兄弟孤苦無依，又沒有積蓄，幸賴母親周太夫人典質(zhì)衣飾，克勤克儉，撫養(yǎng)成人；并時時勉勵他“自立”、“不依賴”。在雙親的潛移默化下，他不僅養(yǎng)成了自奉甚儉的習慣，而且惻隱為懷，經(jīng)常周濟寒士；這種寬厚的天性，是遺傳自父親；至于不茍取、不妄言的態(tài)度，則得自母教。元培兄弟四人，長兄元紛（鍵清、鍵顧），長他兩歲，曾在上海崇實石印局任職。三弟元堅（鏡清、鏡顧），少元培兩歲，曾在紹興縣錢莊業(yè)中任職。四弟早殤。有兩姊，均未出閣，在二十歲左右病故。有一幼妹，亦早殤。在婚姻方面，元培一生凡三娶，光緒十五年（1889）三月，與元配王昭（仲明）女士結(jié)婚。二十六年（1900），王夫人病逝，翌年續(xù)娶黃世振（仲玉）女士。民國十年（1921）1月，黃夫人病逝，于1923年7月續(xù)娶周峻（養(yǎng)浩）女士。周夫人于1975年8月病逝。元培共有五子：阿根、無忌、柏齡、懷新、英多；二女：威廉、睟盎。舊學時代 　元培在少年本有才子之稱，蔣夢麟說他：“酒量如海，才氣磅礴。論到讀書，一目十行；講起作文、斗酒百篇?！弊?所以能在十七歲（1883）即補縣學生，然后博覽群書，學問大進。二十三四歲（1889、1890）鄉(xiāng)會試連捷，二十六歲（1892）成進士，獲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八歲（1894）升補編修。在考場上一帆風順；在舊學方面，也奠下了深厚的根柢。在這以前，盡管中國外有西方勢力的入侵，內(nèi)有太平軍、捻、回及苗等翻天覆地的大動亂，但元培所走的仍然是那時讀書人的老路子，十年寒窗，以求取功名。但就在他二十八歲這年，爆發(fā)了中日甲午戰(zhàn)爭。國人自夢中覺醒，一時維新圖強的呼聲高唱入云。從這時起，他的思想，便隨著有了顯著的轉(zhuǎn)變，開始涉獵譯自外國文之書報刊物，并留意世界事物，又學習日文，以間接吸取世界新知。委身教育與運動革命戊戌政變（1898）發(fā)生后，元培認為康、梁之所以失敗，是由于不先培養(yǎng)革新人才。同時，他也看清楚了滿清政府的腐敗，革命的不可避免；于是棄官歸里，興辦教育。于此，可見他從事教育工作的動機所在。他最先出任紹興中西學堂監(jiān)督，校中的功課，有我國舊學，也有粗淺的西洋學科。這是他服務于新式學堂的開始。當時教員中有新舊兩派，他與杜亞泉等提倡新思想，時與舊派辯論，舊派運動堂董出面干涉，于是憤而辭職。光緒二十七年（1901），在上海擔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鼓勵學生自由閱讀，并于批改課業(yè)的評語中，提倡民權(quán)之說。當元培任中西學堂監(jiān)督時，夫人王氏因產(chǎn)后失調(diào)病故，作媒的人很多，他提出續(xù)弦的條件是：不纏足、識字、男子不娶妾、男死可再嫁、夫婦不合可離婚。他所提出這些驚世駭俗的條件，乃是基于尊重女權(quán)。緣中國向來男尊女卑的成見，有從夫從子之禮，男子不禁再娶，而寡婦以再嫁為恥。他認為男女的不平等，是由于男女對社會所盡的義務不同：要想使其平等，首先應該使他們在社會上所盡的義務相等。也就是社會上各種職業(yè)，男女應同時參加。要達到這一點，非從教育著手不可，所以他時刻朝這一方面努力。當在南洋公學任教時，就已傾向于民權(quán)、女權(quán)的提倡，又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冬，在上海與蔣智由、黃宗仰、陳范、林白水等發(fā)起愛國女校，由蔣智由管理；后來蔣去日本，由元培管理。 光緒二十八年（1902）3月，與葉瀚、鍾觀光等組織中國教育會。名為編訂教科書，以改良教育，實為東南各省重要革命機關(guān)之一，元培被推為首任會長。10月，南洋公學發(fā)生風潮，助退學生組織愛國學社，聘吳敬恒、章炳麟為教員，師生公言革命無忌。又與《蘇報》訂約，每日由學社教員撰論說一篇，《蘇報》遂成為學社的機關(guān)報。 光緒二十九年（1903）正月，又與吳敬恒等發(fā)起張園演說會，發(fā)表排滿革命言論。由于言論日趨激烈，革命的旗幟越來越鮮明，到了5月初，清政府乃有查拿新黨的風說，元培也在黑名單之列。而教育會與學社內(nèi)部，又為了主屬問題發(fā)生爭執(zhí)，他對于此次內(nèi)訌，甚為氣憤，乃于5月20日赴青島學習德語，作留學德國的準備。至閏五月初五日，遂發(fā)生了有名的“蘇報案”，上海的革命運動，受一嚴重打擊。7月，元培自青島回上海，創(chuàng)辦《俄事警聞》日報，以喚起國民對俄國占領(lǐng)東北的注意，不直接談革命，常譯述俄國虛無黨歷史間接鼓吹。光緒三十年（1904）正月，將《俄事警聞》改為《警鐘日報》。是年秋，與龔寶銓、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光復會，蔡元培被推為會長，秘密結(jié)納各地會黨，預備進行暗殺與暴動。光緒三十一年（1905）7月，孫中山先生在東京成立同盟會；9月，元培由何海樵介紹加入，并被推為上海分會會長。從戊戌政變到同盟會成立這段時間，元培毅然放棄了十年寒窗、夢寐以求的翰林頭銜，以及很好的出路，回到紹興和上海，借著教育工作來宣傳革命，凡是與革命有關(guān)的組織，他無不參加活動，或為主要發(fā)起人，或擔負重要責任，然后與國民革命匯合。這些國內(nèi)革命伏流，不僅直接間接促進了同盟會的組織，也為辛亥革命建立了一個不拔的根基。清末，知識分子參加革命行列的很多，但其中具有傳統(tǒng)功名者，所占比例甚小；而以翰林高官獻身革命者尤少，元培是其中之一。他之所以參加革命，實導源于其愛國心與自由思想；而環(huán)境對他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他生長在浙東，凡明清之際如黃梨洲、張蒼水、全謝山諸大儒的民族思想，他都潛接而默識之。嚴復譯天演論的時候，常說“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話，“物競”、“爭存”，更成為當時的口頭禪。梁啟超的高唱“破壞”，譚嗣同的“沖決網(wǎng)羅”，以及俞正燮“認識人權(quán)”、“認識時代”等見解，在在都深印在他的腦海里。同時他又吸收了19世紀民主自由的新思想，醞釀激蕩，自不會再為忠君的舊觀念所束縛。但他對革命的主張是中庸的。例如在主持《蘇報》期間，他雖然從事推翻滿清政權(quán)的工作，可是對鄒容《革命軍》一書中殺盡胡人的見解，卻不甚贊同。他是站在民權(quán)的立場上反滿，所反對的只是滿人的世襲爵位及不營實業(yè)而坐食的專權(quán)。他認為只要滿人能自覺，放棄了他的特權(quán)，漢人沒有殺盡滿人的必要。這種態(tài)度，顯然是政治的革命，而非狹隘的種族革命。他的學制炸彈，預備暗殺、暴動，以及組織光復會，加入同盟會，一連串的革命行動，都應該從這個方向去看。初次游學光緒三十三年（1907）5月，元培赴德留學，在柏林一年，然后遷居萊比錫，進大學聽講，所聽的課程有哲學、文學、文明史及人類學等，尤注重實驗心理學及美學。心無旁騖，專心研究，以充實自己。而國內(nèi)的革命運動，這時正日趨蓬勃。武昌起義后，元培即到柏林與留德學界共同宣傳與募款；不久接陳其美電報，乃取道西伯利亞東歸，于1911年10月11日到上海，結(jié)束了初次留學生活。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與再度游學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元培被任命為教育總長；臨時政府北遷后，仍蟬聯(lián)教育總長。這時，中國政體，已由專制改為民國，除舊布新，一切草創(chuàng)；而各方對新教育的精神、制度與內(nèi)容，頗多意見。元培既身負教育重任，于教育方針，不能不有所表示。他認為當時教育、界所提倡的軍國民主義及實利主義，固為救時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堅。欲養(yǎng)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種哲學上的世界觀與人生觀。而涵養(yǎng)此等觀念，不可不注重美育。因?qū)⑶寮緦W部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五項宗旨加以修正，改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項。他又在所召開的臨時教育會議上闡明民國教育方針的重要意義，權(quán)利與義務的正當關(guān)系，并提出各項重要議案在會中討論。元培在教育總長任內(nèi)，曾對全國教育進行一些重要改革，如頒布教育宗旨，修正教育制度、大學特別注重文理兩科、將經(jīng)科并入文科、小學實行男女同校、廢除讀經(jīng)、取消舊時獎勵辦法、特設社會教育司以普及教育等，都是奠基礎(chǔ)、開風氣的工作。在政治上，元培則努力促進國家統(tǒng)一。當時，光復會與同盟會，因一、二首領(lǐng)政見稍殊，致使兩會之沖突漸趨激烈。元培因與兩會都有關(guān)系，不愿見其自相殘殺，自回國后，頗盡調(diào)停之力。民國元年（1912）2月18日，元培又奉派為歡迎袁世凱南下就總統(tǒng)職專使，袁氏借口兵變，托辭不行。為求和平統(tǒng)一，元培反復籌商，接洽一切，卒使南京臨時政府平安北遷，而免掉一場戰(zhàn)禍。6月，內(nèi)閣總理唐紹儀為王芝祥督直問題，因袁世凱漠視國務院副署權(quán)力，憤而辭職。元培亦堅請連帶辭職，于7月14日獲準。在當時辭職閣員的辭呈中，有的說才德不濟，有的說親老待養(yǎng)，仍是中國舊場以政治病為退場的作風。惟有元培的辭呈，直指政見不合，難有建樹，表現(xiàn)出政治家的風范。這種以連帶責任為理由而辭職的態(tài)度，足以說明他是具有政治頭腦而認識內(nèi)閣制真諦的一人。袁世凱曾當面慰留說：“我代四萬萬人堅留總長?！痹嗔⒓创鹨裕骸霸嘁鄬τ谒娜f萬人之代表而辭職?！彪m備受挽留，義無反顧。合則留，不合則去。這種有所不為的政治家風度，實開民國之先河。1912年9月，元培偕眷再度赴德，仍到萊比錫，在大學聽講，并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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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六院長》由文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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