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人生三大調(diào)

內(nèi)容概要

《知識人生三大調(diào)》為“自述”部分，除了收錄學術自傳《思想的探險》，同時收錄幾篇補充性的文章。為顯示倫理思想在先生思想中的突出地位，并考慮到各卷篇幅大致平衡，本擬收入“論學”之卷的幾篇關于倫理思想的文章和演講，也作為“我的倫理思想”收錄到了這里。本卷最后，附錄了一篇概述先生學術思想的文章。

作者簡介

韋政通，1927年生，江蘇鎮(zhèn)江人。當代著名學者、思想家、公共知識分子。曾任臺北《中國論壇》編委會召集人、“世界哲學家叢書”主編等。在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現(xiàn)代轉(zhuǎn)化、現(xiàn)代倫理文化的創(chuàng)造、現(xiàn)代思想學術的建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品質(zhì)的塑造等方面，多有創(chuàng)見。著有《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化概論》、《中國哲學思想批判》、《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中國文化與現(xiàn)代生活》、《倫理思想的突破》、《知識分子的責任》、《儒家與現(xiàn)代中國》等近四十部著作。

書籍目錄

理想的火焰   　理想的火焰  我治中國思想史的經(jīng)驗  少小離家老大回學思的歷程  我的學思歷程上篇作為學者  我的學思歷程中篇批判與探索  我的學思歷程下篇社會關懷我的倫理思想  儒家倫理觀念的新檢討  自我概念與自我實現(xiàn)  自由、民主與倫理　……附錄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1963年3月24日，我在日記本上這樣寫著：“今天真正想到我要與‘道德的理想主義’者分道揚鑣了。過去幾年中，曾與朋輩多次談起這個問題，彼此都只當戲言，想不到今天竟真的走上這條路。”為什么會轉(zhuǎn)變呢？依據(jù)當時所記的有三點：第一，因我是一個個性很強的人，很早我就認識到，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獨特的，生活有獨特的意義，人生有獨特的道路，因此每一個人都應該試著走自己的路。第二，牟先生去了香港。以我與牟先生的關系，絕不是想變就容易變的，我們都是儒家傳統(tǒng)里陶養(yǎng)出來的，師恩如山，想變，除了內(nèi)心的折磨之外，還必須承受一部分社會的壓力。不過在當時，我心理上的確有一種壓迫感，所以牟先生一離開，思想上頓覺大解放。第三，由于1962年間開始的中西文化論戰(zhàn)。當李敖那篇《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文章在《文星》出現(xiàn)后，徐復觀先生曾約我們以《民主評論》和《人生》做地盤寫文章反擊。在此之前，我沒有看過《文星》，經(jīng)徐先生談起，回來就找了前幾期來看，李敖的文章帶給我相當大的沖擊和鼓舞，不但沒有參加徐先生的論戰(zhàn)，反而使我由《文星》的讀者變成《文星》的作者。在一篇《我對中西文化論戰(zhàn)的感想》里，我說這次的論戰(zhàn)，好比是這個時代向父與子二代人提出的一份試卷，經(jīng)過了二三年的時光，讓我們來考核一下試卷上的答案：年輕的一代對伺題本身雖沒有什么深入的見解，但他們追求問題的熱情是難得的，猛烈抨擊偶像的反抗精神是可貴的。老一輩呢？照我看，無異是繳了一份白卷。從老一輩在論戰(zhàn)中所表現(xiàn)的思想內(nèi)容，以及對待后輩的氣度，充分暴露了他們學問的空洞和為人的乖謬。在文章中我很感慨地說：老一輩給我們留下的，仍是我們需費力搬開的絆腳石。在問題的思考上我最初是怎樣轉(zhuǎn)變的？1964年9月4日我給學生黃天成的信里說：“我思想的轉(zhuǎn)變，開始在三年以前，以往，一直是著重向傳統(tǒng)儒家的優(yōu)點方面想。三年前的夏天，我始真感到以生命為思想主要領域的儒家，對生命本身的透視，竟是十分膚淺的。同時對基督教的原罪，和佛教的無明，始稍有深入的認識，而儒家對人性負面的解悟，只止于氣質(zhì)之性是不足的。我就從這一問題開始思考，問題越纏越深越廣，漸漸對儒家的其他缺陷，亦有深切的體認。這一發(fā)展，使我對儒家從無條件的接受態(tài)度，轉(zhuǎn)向批判的態(tài)度，這在我的生命史上，是一大躍進，也是十分值得慶幸的事?！@一躍以后，使我的視野較前遼闊，使我的心靈較前開放，在道德的高峰上，我又同時發(fā)現(xiàn)了與此高峰銜接的群山，自然也就漸漸觸摸到群山之間的分際與限制。就在這限制的思考上，我的確發(fā)現(xiàn)了儒家在后來發(fā)展中的許多缺陷。這些缺陷概括地說，如消極性道德、家天下的政治、匱乏的經(jīng)濟、載道的文學。而最根本的一點，則在道統(tǒng)偶像的建立。”信中的一些理念，很快我就發(fā)展出一系列的長文，其中《兩個人和兩條路：為“傳統(tǒng)”與“西化”之爭提供一頁歷史教訓》、《我看中國未來文化的一些構想》、《泛道德主義影響下的傳統(tǒng)文化》、《儒家道德思想的根本缺陷》、《民主與中國文化》、《科學與中國文化》于1965年元月起陸續(xù)發(fā)表于《文星》。這些文章使我結(jié)束了三年孤寂但很奮發(fā)的生活又回到臺北，并結(jié)識了一批新的朋友。那時候臺灣形形色色的保守勢力比今天大得多，我的文章除了遭到文字上的攻擊和誣蔑之外，還因反傳統(tǒng)的罪名為我?guī)黹L期的挫折與厄運。在《儒家道德思想的根本缺陷》一文中，我從基督教、佛教、存在主義的比較觀點，對儒家“生命體會膚淺”這一論題，提出論證加以分析，主要是就儒家對人生的種種罪惡和陰暗面始終未能有較深刻的剖析這一點發(fā)揮。那時殷海光先生正在寫《中國文化展望》最后的部分，我的文章引起他很大興趣，該書“道德的重建”一章中，對我有如下的評論：“就我迄今所知，對于儒宗的批評超過吳又陵(虞)及陳獨秀這些民初人物的是韋政通。韋政通圍繞著儒宗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作了初步的解析，我們可以約略知道儒宗的泛道德主義對于文學發(fā)展的桎梏，對于政治的惡劣影響，對于經(jīng)濟的空疏思想之形成，以及儒家道德思想的種種根本缺陷。在他所作的分析中，最深入而且與今天的我們關系最密切的，要算他所說的儒家‘對生命體會膚淺’。”殷先生透過王曉波(當時在讀大二)與我聯(lián)絡，這一年5月20日在他溫州街的寓所我們見了面，往后四年的交往情形，已寫在《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一文中。這一段友誼，相當有助于我度過思想的困境?！秱鹘y(tǒng)的透視》是我思想轉(zhuǎn)變后出版的第一本書(1965)，書中文字大都由日記中抄出，只是個人心靈的自由獨自，并沒有什么嚴謹思考，但殷先生仍讀得津津有味。一個深秋的午后，他坐計程車到我景美的家中，就書中的一些問題談了一個下午。在《閉鎖的道德》一篇里我說：“社會與國家方面的問題，不是道德能夠直接解決的。對應著這一串問題，需要道德領域以外的知識與技術，這些知識與技術根本上亦不服從道德的真理。因此，道德要對社會國家的問題上有貢獻，首在尊重自身以外的真理標準和承認多元文化的雅量?！币笙壬苄蕾p這段文字，于是同我大談文化的特征與文化的層次等問題。他去世后，我送給他的幾本書又回到我手上，除在書上用紅筆劃線之外，也有一些簡單評語，例如在《孔子思想與自由民主》一文我說：“新儒家所謂‘中國之民主精神’，這完全是出于爭勝斗富的心理。民主有一定的定義，一定的標準，在一定的意義和標準下，中國何來民主精神？”“沒有就是沒有，這對儒家傳統(tǒng)的價值，絲毫無損，一定樣樣都與孔子拉上關系，這不是混淆了問題嗎？”評語是：“駁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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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人生三大調(diào)》：韋政通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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