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何以至此

用戶評論 (總計33條)

•   愛書之人你傷不起?。。。∽蛱爝€在圍脖上贊美卓越對江浙滬地區(qū)用戶來說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第二天書基本就到了，速度之快令人嘆服！但是?。。?！更令人感慨的是竟然是盜版書！?。”緛碇皇前l(fā)現(xiàn)這本書有少部分文字油墨太重，剛才不經(jīng)意間在圖書館的新書架上發(fā)現(xiàn)了一摸一樣的《歷史...》，其紙張質(zhì)量和印刷文字的清晰度確實不一樣，最明顯的是書皮的顏色都不一樣，卓越的顯然深不少，另經(jīng)確認，兩本書均為2010年8月第一版1-10000冊。這是上海某重點大學的圖書館，誰的是正版，誰的是盜版，不言自明?。?！有木有！！有木有啊??！愛書之人傷不起?。。?！有木有?。?！收藏盜版的是SB啊?。?！有木有?。。?！“瘦肉精”傷身體，盜版書傷神經(jīng)?。。?！有木有啊??！另外，這本書本身的參考價值是非常大的，希望大家親自去書店或其他網(wǎng)店購買??！卓越，永別了，明天的兩本書，爺不收了！！！
•   雷公的書，一向很好，但是說的還是不到位，說到位的話就不讓出版了
•   關于隨筆，百度百科有此解釋：亦稱雜文，是散文的一個分支，是議論文的一個變體，兼有議論和抒情兩種特性，通常篇幅短小，形式多樣，寫作者慣常用各種修辭手法曲折傳達自己的見解和情感，語言靈動，婉而多諷，是言禁未開之社會較為流行的一種文體。我實際更為看重隨筆的知識性與思想性。當然文字的功底是一定的。有關晚清的歷史隨筆里，我覺得雷先生是寫的最為持久和涉獵的范圍更大的一位。比照中國當下社會，我們會體會到文章里許多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東西。文章的深意可能就在其中。
•   本書四個章節(jié)，竊以為，先生的第一章節(jié)尤其精到，切入點也很別致，發(fā)人警醒。讀的時候，我突然冒出個荒唐的想法，如果把14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的某些思想，糅雜在第一章節(jié)中，一并比較、升華，對讀者的震撼更大，也更有現(xiàn)實意義。第三章節(jié)和第四章節(jié)則有續(xù)貂之病，恰似蜻蜓點水般，依稀可見些許漣漪。對此，我也能理解，始皇帝焚書坑儒、滿清大興文字獄，即便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對待敏感話題，也是三緘其口學金人，噤如寒蟬的。
•   1.書的質(zhì)量還行，開本小了些2.內(nèi)容大多發(fā)人深省，燭照歷史，對照現(xiàn)實，讓人唏噓。
•   尋訪失落的歷史，對照暗淡的現(xiàn)實
•   幫室友買的，印刷不錯，內(nèi)容很好，是有表示贊！
•   質(zhì)量一般 看到一半中間開膠了 內(nèi)容比較淺顯 啟發(fā)性也有 不過專業(yè)人士就別看了 都是淺嘗輒止的 目前還沒看完 不知道后面會不會有所改觀
•   內(nèi)容不錯。。可惜卓越給我的書是盜版的，敗興！
•   怪自己沒看目錄，到手才發(fā)現(xiàn)，里面還有民國的，文革的，前蘇聯(lián)的內(nèi)容，還以為全是清末的內(nèi)容，好些內(nèi)容一點都不喜歡，感覺有敷衍湊字之嫌。
•   記錄的是歷史事件背后的心理動機、人物的性格特點，諸多背景史料令短篇更有看點，喜歡這種鉤沉的感覺，正與邪往往存乎一念之間。如果配有一些圖片、漫畫，會讓整本書添彩、更具有說服力。
•   偶然翻到這本書，閱讀后發(fā)現(xiàn)真是不錯，非常值得好好細讀，自己悟出很多道理。
•   此書的裝幀很雅致.內(nèi)容的深度尚待提高.
•   與《萬歷十五年》有同樣的感覺
•   值得一讀，不是那種用來騙錢的書。
•   歷史的新解。挺好
•   先囤積，，
•   雷頤說晚清
•   　　不知道為什么，對寫郭沫若的那一篇最為難忘。一是寫他因為拍馬匹創(chuàng)作《蔡文姬》被一些當權者當面鄙薄嘲笑，甚至之后紀錄在《陳賡傳》，對御用文人的輕視如此露骨，而郭也不過只能訕訕的陪笑吧。二是在晚年痛失兩個愛子，之后他開始用毛筆一筆一畫，工工整整地抄寫愛子郭世英地日記，一共抄了八大冊，直到去世，都置于案頭。其中，蘊含著怎樣地拳拳之愛，怎樣巨大之痛?？吹娜藢嵲谑请y過。其實有時候的確是存在宿命地。這種宿命不是隨機地，從你出生時就定下來地宿命。而是由你身處地大環(huán)境和你個人性格相互作用下地必然。其實，從共和國一建立，郭沫若的宿命就已經(jīng)定下來了。只是傷痛與恥辱的大與小之別罷了。試想郭一介文人，他又能如何？若是硬拼，最后不過是死，只不過時他殺與自殺之別。梁漱溟的“隨千萬人吾往矣的”的氣魄固然可敬，可梁也還是馴服的。再加上郭沫若本身也是一個比較會看風向的人——這是可以理解的，總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是斗士是超人去反抗，為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追求一個安寧的環(huán)境總歸沒有錯，何況他也不曾主動去害過別人。這就決定了他作為御用文人的的悲劇。人們一方面對郭的“軟骨頭”表示鄙夷，一方面又對迫使他如此作踐自己的當權者的實力表示欽佩向往。這才是最值得鄙夷的。
  　　
  　　
  　　另外一篇寫森有禮的也不錯，分析的比較細。不過我是從森有禮的被刺殺想到日本近代的暗殺風潮也太過于恐怖，從早點的佐久間象山，坂本龍馬到大久保利通，高橋是清，森有禮再到30年代的犬養(yǎng)毅等等。死了一大堆高層人物，各方代表都有。中國的吳佩孚，張作霖不必說了，李鴻章和俄皇太子也差點中招。日本人為何如此鐘情暗殺？不知道有誰做過研究，求賜教。
  　　
  　　恩，其他內(nèi)容只能說是不夠新鮮，之前都有了解，不過是溫習下罷。新意不大。
•   　　《歷史：何以至此》
  　　
  　　 我喜歡歷史，我家的書中歷史占據(jù)的位置最為顯著，可是真正讓我喜歡的歷史書卻不多。我喜歡歷史僅僅是喜歡，并沒有想要上升到研究的高度，我不是，也不想成為一個歷史專家，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喜歡歷史的讀者。所以那些歷史的資料，查閱可以，我卻沒興趣讀。那些大部頭的史書，欣賞可以，我卻很難看下去。我更喜歡的是那種跳出歷史的具體事件，從更長的時間段，用更廣闊的視野來審視歷史。如果還能夠用比較通俗的語言把這種審視表述出來就更完美了。可惜這樣的作者太少，所以哪怕占上了一樣，作為讀者就可以滿足了。
  　　
  　　 像《萬歷十五年》，像柏楊的《白話通鑒》，像《明朝那些事》，像張建偉晚清歷史報告，像《辛亥：搖晃的中國》這樣的書都讓我愛不釋手。
  　　
  　　 這本《歷史：何以至此》很見作者的功力，都是從很小很小的事情說起，考據(jù)很詳細，能看出作者是一個真心喜歡歷史，熱愛歷史，甚至癡迷歷史的人。非如此難以做到對歷史如此熟悉。作者擅長的是民國和現(xiàn)代史，這幾年民國史尤其火爆，出版的書都數(shù)不清了，而且出來很多專家級別的學者。也許是民國過去的時間還不很久，留下來的史料相對豐富，而且最近的環(huán)境也比以前寬松，所以民國史發(fā)展非常迅猛。作者尤其是對音樂史很有研究，寫了很多視角獨到的文章?？上覍σ魳吠耆皇煜?，而且那種能夠跳出細節(jié)的歷史敘事，所以盡管很羨慕作者的功力，這本書卻并不是我喜歡的那種歷史書。
  　　
  　　
•   　　本書確實不錯，不過本人較喜歡前半部分的清末民初及建國前的歷史，建國后的可以在《炎黃春秋》里讀的，也不太感興趣。不過看這本書得稍微具備一點點歷史常識，其中對張之洞與張佩綸的命運變遷著筆清晰，闡述明了，此二者的命運中可以看出，書生空談誤國與洋務派之間的差別，一者只會破口大罵，而一者專心與社會實務，其鮮明的對比有著明顯的儒生入仕后的痕跡，值得一讀~~
•   　　這個威權時代，犬儒橫行。兆山會哭鬼，秋雨去含淚。文人的媚骨畢現(xiàn)。自古識字憂患始，本當以氣節(jié)立言行事，大多卻成了柔弱無骨，匍匐于地的可憐蟲。可是，還是有那么一些知識分子，在盡力守護傳統(tǒng)，維護此道的尊嚴?！　　　? 近讀雷頤的《歷史何以至此》，處處發(fā)現(xiàn)一個知識分子的良苦用心。雖無振臂高呼，卻借著滄海歷史的一角，如照妖鏡般，照出現(xiàn)實的荒誕和混亂?，F(xiàn)實重復著歷史，結局已然。書中尾篇《何以至此》，文末單句成行，戛然而止：何以至此？　　　　 這是作者的天問。而全書，就是這個天問的答案?！　　　? 中國近現(xiàn)代史，自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始，至1949年定鼎終。前后才一百年，迄今也只一百多年，卻是中國歷史上最錯綜復雜的一段歷史。內(nèi)外交困，戰(zhàn)亂頻仍，各路英雄風云際會，各種運動風起云涌。要厘清這段歷史，著實不易。我們接受的近現(xiàn)代史教育，近代史是“喪權辱國”的代名詞，現(xiàn)代史則是抗戰(zhàn)史、黨同伐異史。愚民教育使我們對歷史，除了歷史的“虛無”外，譬如現(xiàn)在被人傳為笑談的“蛋炒飯死”，更多的是片段，精心編撰摘取的片段。沒有細節(jié)，沒有理性和情感兼具的人，有的只是事件，只是“英雄和草莽”、“愛國賊和賣國賊”。我喜歡關注歷史細節(jié)的書，以前有吳方的《斜陽系纜》，現(xiàn)在是這一本?！　　　? 你知道促成中國第一批官派留學生的容閎，容純甫，可誰又知，孫中山起事前擬推舉容閎為大總統(tǒng)，因后者婉拒，才作罷；你知道賣國李鴻章、張之洞，可誰又知，當慈禧以一己之私斷然對外宣戰(zhàn)時，他們卻以敏銳深邃的全局觀，運用極其高超的政治手腕，“違抗上命”促成“東南互保”，雖然最后八國聯(lián)軍攻入北京，火燒萬園之園圓明園，但卻保護了南方的大片富庶之地，使生靈和新興現(xiàn)代工業(yè)不糟兵燹涂炭。只讀官之正史，只受國之教愚，這些你怎么會知道？　　　　 蔡元培也是書中濃墨重彩的一個人物。其中開篇即語：蔡之大名，非“北大校長”，而是“校長北大”。對比現(xiàn)實北大，此話恰切的讓人嘆息?！八枷胱杂?，兼容并包”，“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教授治?！保敖逃颂煜鹿鳌?，蔡校長的語錄至今仍可奉為圭臬?？煞叛郛斀裰袊髮W，未曾有踐行者。信息發(fā)達的當下，有幾人知道今天的北大校長是誰？北大百年，早已只是中國一所北方的大學而已。　　　　 書中還有當代史中一些荒誕不經(jīng)的事，現(xiàn)在的我們讀來非常隔膜，只覺好笑，卻不能體會那個特定環(huán)境下的高壓與辛酸。書中所舉一例，即是姜昆的名段《照相》，誰都想當然的認為這是藝術的夸張，有誰知，它真真切切、原原本本的在這塊神奇的土地上上演過。　　　　 位卑遑論憂國。營營者，唯小民俗事而已。掩卷嘆息，作此文。
•   　　在近年看過的歷史相關的讀物中，這是我最喜歡的書。
  　　
  　　散裝的歷史隨筆，要構筑一個完整的框架原是不能。然而若深入市井，細數(shù)柴米油鹽、民生制度；或者所述的歷史事件原是耳熟能詳，惟其細節(jié)雖鮮為人知卻絕非次要；又或者構筑起彼地的危迫情勢，使彼時名流皆不能獨善其身之因更易感同身受——則歷史于讀者不再遙遠，只如身在其中。
  　　
  　　更何況，未必只是歷史而已。
  　　
  　　“作者簡介”中曾說，作者復雜的經(jīng)歷，使他成為“把歷史作為現(xiàn)實參考的著名學者”。我原以為這不過是拙劣的“讀者體”的“古為今用”，看過才知不然。有評論者說，此書較之史學更近時評，我深有同感。只不過，與閱讀一般時評不同的是，若你發(fā)現(xiàn)某些時事與百年前甚至數(shù)十年前的歷史其實并無二致，是否又是另一種不同的感受？
  　　
  　　且看一些書中的摘錄。
  　　
  　　“（胡適寫道）列位辦學堂，盡不必問教育部規(guī)程是什么，須先問這塊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們這里最需要的是農(nóng)家常識，桑蠶常識，商業(yè)知識，衛(wèi)生常識，列位卻把修身教科書去教他們做圣賢！又把二十塊錢的風琴去教他們學音樂！又請一位六十塊錢一年的教習教他們英文！列位且自己想想看，這樣的教育，造得出怎樣的人才？所以我奉勸列位辦學堂，切莫注重課程的完備，須要注意課程的實用，盡不必去巴結學員，且去巴結那些小老百姓。視學員說這個學堂好，是沒有用的。須要小老百姓都肯把他們的自己送來上學，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 《新文化與新教育》
  　　
  　　“袁世凱正式發(fā)布‘尊孔祀孔令’。深通權謀知道的袁非常明白，傳統(tǒng)的‘禮治’有利于實現(xiàn)自己的獨裁專斷，而現(xiàn)代的‘法治’則是獨裁的障礙，所以在正式就任大總統(tǒng)的《宣言》中明確提出，治國要‘道德為體而法律為用’，以禮義為主，法律為輔?！薄丁翱捉贪菘鬃?，孔子要上吊”》
  　　
  　　“（在‘官督商辦’背景下，政/府的政策搖擺不定。官辦則不斷虧損，然改商辦后一旦好轉，則官又圖謀強行收回。）在清末“國有”與“民營”的斗爭中，國家、政/府的權利強如壓卵之石，商民只能設法謀官才能維持自己的權利。而商一旦成了官，往往會如盛宣懷那樣，反過來又以政/府的力量為自己謀利。這樣，官、商的界限便永難劃清，腐敗也日甚一日?！?《清末“國有”與民營的激斗》
  　　
  　　“太平天國的理想，起碼在前期，不能說不真誠，但實踐的結果與自己的理想恰恰相反。按照一種人工設計的社會模式來建構社會是危險的，設計得越細，危險性越大——《天朝田畝制度》明文規(guī)定每戶只能養(yǎng)五只母雞、兩頭母豬（太平天國的理想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主有所運用’）。在人類歷史上，如此大規(guī)模的烏托邦實驗確實罕見，或許，這便是太平天國更深遠的意義所在?！?《失敗的烏托邦：“天國”悲劇》
  　　
  　　“革命、動蕩并非‘激進’制造出來，而是統(tǒng)治者拒絕制度改革，種種社會矛盾越積越多、越來越尖銳之后的總爆發(fā)?！?《列寧為何討厭瑞士》
  　　
  　　“（當國家失去了改革的機會，革命一旦爆發(fā)，則）在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中，破壞性最強的最激進者往往最易為人接受，最易取得勝利，而理性和平者更富建設性的綱領意見總是被早已激憤萬分、狂熱暴躁的‘革命群眾’拒絕、拋棄。” 《既得利益集團與路易十六的斷頭臺》
  　　
  　　“作品已無所謂真正偉大與否。適時即偉大?！?《生命的浪費：沈從文的內(nèi)心獨白》
  　　
  　　看到這些，是否有歷史尚未遠去，往事仿佛相識的感覺？
  　　
  　　梁文道曾說，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時評才會超越時效性，成為常識，有結集出版的意義，那就是——評論所抨擊指斥的事件，至今還在不斷地發(fā)生。而我想，也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歷史隨筆才會超越歷史，成為時評，那就是——那些在歷史上導致了無數(shù)悲劇的情景，仍未結束。
  　　
•   　　雷頤先生的這本書，以小見大，讀起來讓人感到很通暢，同時也讓人感覺到一些思考，值得在換一種情境下一讀。
•   　?。▽В┙袊拇笞兙?，由暴力的沖撞開始。表面上，是國家的實力抗衡。但其實，更是個人不斷成長、發(fā)育，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而非專制獨裁政體下被“牧養(yǎng)”的“老百姓”，此種內(nèi)在的需求，注定要求相匹配的經(jīng)濟和政治制度。因此，個體與國家的關系，才能成為百年中國，最核心的一個議題。那么，知識分子群體，面對此議題，是如何思考如何行動的？
  　　日前，《晨報周刊》對話歷史學家雷頤，探詢歷史和現(xiàn)實何以至此的因緣。
  　　
  　?。ㄖ鳎├最U：知識分子是如何消滅自己的
  　　
  　　文|袁復生 圖|楊抒懷
  　　
  　　前幾個月。本刊做了兩期關于“常識和偽常識”的專題。
  　　向讀者和專家們，分別征詢各自眼中的常識。綜合大家所見，最重要的共識就是，在現(xiàn)代社會，我們最需要的第一條常識，就是國家、政府和個人之間的關系。
  　　我們的個人權利，和國家主義之間，究竟應該遵循如何的規(guī)則？
  　　這個問題，其實一直糾纏于中國現(xiàn)代化的始終。1932-1933年間，胡適、丁文江、蔣廷黻就曾因這個問題，發(fā)生過十分激烈的辯論。
  　　雷頤在其新書《歷史：何以至此》中，也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這個問題，他以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重要人物，日本現(xiàn)代教育的開創(chuàng)者森有禮，從一個自由主義者轉向國家主義者，但最后卻被強調(diào)“日本國情”的國粹派青年刺殺的悲劇為例，告訴我們，國家主義是一種激素、毒藥，也是個魔咒。在國家主義、軍國主義為靈魂的日本教育武裝下的幾代人，50年間，最后將國家推向了毀滅的邊緣。一開始強大，后來成為一個失敗的國家。
  　　輝煌的明治維新，為什么最后誕生出了一個破碎的失敗國家？
  　　這難道不是森有禮，和其他知識分子，都應該反復探詢的問題嗎？
  　　
  　　【森有禮悲劇】
  　　（）將軍國主義的靈魂注入日本近代教育的他，卻被“國粹派”刺殺了
  　　
  　　1875年底。
  　　大清帝國的第一重臣李鴻章，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接見了日本駐華公使森有禮。
  　　在當時的天朝，李鴻章可以說是最有見識的人了。
  　　“但森有禮，比李更有見識?！睂戇^《李鴻章與晚晴四十年》的雷頤說。
  　　其時，日本的明治維新，剛進行了7年。
  　　其時，李鴻章52歲，森有禮28歲。
  　　在雷頤的新書《歷史：何以至此》中，關于森有禮的這一篇，《從“自由主義”到“國家主義”——森有禮的悲劇》，頗含深意。
  　　“因為研究李鴻章，所以看到森有禮的資料，就很感興趣。其實不僅有森有禮，當時日本還有很多的知識分子，他們都從明治維新初期的‘自由主義’，學習歐美的民主、自由，轉向了對于天皇權威的加強，對于國家權威的維護。”“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學的普魯斯王朝的君主立憲，明治的君主立憲，君主的權力比普魯斯又加強了?！?br /> 　　在1875年之前，森有禮先是在英國和美國游學。1871年，24歲的森有禮，就出任了日本首任駐美公使。
  　　在駐美公使的任上，森有禮做了一件影響極其深遠的事情：向美國的大學校長、教授、政府官員、文化界人士，廣泛征集關于教育的意見，請大家暢談教育的原則、理念和對日本創(chuàng)建現(xiàn)代教育體系的建議。
  　　這本由森有禮的咨詢信，和包括耶魯大學校長華爾賽（Theodore P . Wooleey ,1801-1889）、哈佛大學校長歐理德（Charles W . Eliot ,1834-1926）、政治家鮑德威（時任美國教育部長，George S . Boutwell , 1818-1905）和加非德（Jams Abram Garfield , 1831-1881）、著名物理學家恩利約瑟（Jeseph Henry , 1797-1878）、數(shù)學和天文學家滿勒（David Murray , 1830-1908）、傳教士潘林溪（Octuavius Perinchief , 1829-1877）等13位美國學界和政界人士的回信組成的《Education in Japan》，1873年在美國出版。
  　　“這本書的主要觀點是強調(diào)教育的重要性，介紹、闡述了歐美近代平等主義教育觀念?！?br /> 　　1873年，森有禮回到日本，擔任外務大丞。他也發(fā)起了“日本第一個合法研究、傳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學術社團——明六社?！彼救?，也被稱為是日本的“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明六社，也翻譯出版了20多部介紹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法治思想的西方書籍。
  　　不過，“還政于民”的民主自由運動，即便是敢于主動變革的明治天皇，也是如此不適應，深受刺激。
  　　于是。1875年，發(fā)布“讒謗律”、《報紙條例》；1876年，發(fā)布“演說取締令”；1879年，發(fā)布《集會條例》。森有禮的“明六社”，也在1875年被迫自動解散。
  　　“迫于壓力”，森有禮轉向了國家主義。
  　　1881年，在日本的憲法審議上，森有禮質(zhì)疑伊藤博文提出的“天皇經(jīng)帝國議會的承認行使立法權”，覺得“承認”不妥。他說：“倘若賦予議會如此最高權力，則將使日本傳統(tǒng)國體發(fā) 生大變化，形成所謂君民同治之勢?！庇性u論說：“曾是啟蒙思想家的森有禮反對大變革，否定‘君民同治’，拒絕‘帝國議會的權力’?！?br /> 　　1885年，森有禮擔任文部大臣。他在建立日本的近代教育體系的同時，也把軍國主義和國家主義，變成了教育的靈魂。披上的，是西方教育的皮。
  　　國家主義是一種激素。
  　　明治政府，就是在這樣的激素之下，很快強大起來了。日本的國力強盛，在1894年的甲午戰(zhàn)爭、1904年的日俄戰(zhàn)爭中，得到了驗證。與其說這是“維新”的勝利，不如說是國家主義的“明治”的勝利。
  　　這些勝利，正是伊藤博文和森有禮們所期待的。
  　　但是，森有禮卻看不到了——1889年2月11日，正準備參加明治憲法慶典的森有禮，被一名叫的日本青年暗殺在官邸。
  　　這名年輕暗殺的他的原因，說起來也讓人扼腕——刺客西野文太郎是個“國粹派”，因“輕信社會上關于森有禮參拜伊勢神宮時有不敬的行為”，于是用刀劈殺之。也有說法，因為森有禮鼓勵日本人學英語，所以被“國粹派”視為“賣民賊”。
  　　實際上，森有禮是成功地“確立神道教的國教地位”、將“傳統(tǒng)儒學、普魯士的國家主義與日本的神道教融為一體，成為近代天皇制的思想基礎”的主將。（據(jù)說，森有禮也是薩摩藩示現(xiàn)流高手，就是那種傳說中的迎風一刀斬。）
  　　
  　　【錢端升與胡適】
  　?。ǎ?930年代，希望中國走專制、獨裁道路的知識分子的文章，要比選擇人權和自由、民主模式的文章，要多得多
  　　“森有禮悲劇”，遠遠不是孤例。
  　　在1988年就開始研究胡適的雷頤說，“胡適那種爭取個人的自由，就是為你的國家爭自由的思想，在當年的中國，真正認同的人也很少。胡適是名氣大，但真正在思想上的追隨者，很少很少。尤其是抗戰(zhàn)的時候，只有他和張奚若等極少數(shù)的知識分子，能夠堅持一貫的思想，要自由，要平等。
  　　當時的其他人，一看日本人快打來了，就完全倒向了國家主義了。像丁文江、蔣廷黻這樣的知識分子，1920年代夢想‘好人政府’，到后來九一八事件了，福建那邊的十九路軍又反蔣了，他們覺得，現(xiàn)在的問題是國家存在不存在的問題，不是哪種國家的問題。有政府，我們就要支持它。他們提出了‘新專制主義’。”
  　　丁文江說，“我少年時曾在民主政治最發(fā)達的國家讀過書的。一年以前我又曾跑到德意志蘇俄曾參觀過的。我離開蘇俄的時候，在火車里我曾文我自己：‘假如我能夠自由選擇，我還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蘇俄的知識階級？’我毫不遲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問道：‘我還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蘇俄的地質(zhì)技師？’我也毫不遲疑的答道：‘蘇俄的地質(zhì)技師！’”
  　　這也正是丁、蔣等人的邏輯，因為覺得“在今日的中國，新式的獨裁如果能夠發(fā)生，也許我們還可以保存我們的獨立。要不然只好自殺或是做日本帝國的順民了?！?br /> 　　1932年，蔣廷黻被邀請參加“國難會議”，發(fā)表《參加擴大會議回憶》說：國難時期都應該提倡政治改造以免分散國人對外的力量，認為應該“擁護中央”，因為“中國要有好政府必須自有一個政府始”。“我們的問題不是任何主義和任何制度等問題。我們的問題是飯碗的問題、安寧問題。這些問題是政治的ABC字母沒學會的時候，不用說語法，更不用談修辭學”。
  　　就連哈佛大學博士、中國政治學的奠基人之一錢端升，都覺得民主國家已經(jīng)衰落了，現(xiàn)在要走獨裁的、專制的道路，只有這樣，才能迅速發(fā)展。錢端升說，要“在一二十年內(nèi)沿海各省務須使有高度的工業(yè)化，而內(nèi)地各省的農(nóng)業(yè)則能與沿海的工業(yè)相依輔”，“中國急需于最短時期內(nèi)成一具有相當實力的國家”，就需要“一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睘榱诉@個目標，甚至可以選擇極權主義的國家，即“國家之權是無限制的，國家不受法律之拘束，法律僅是國家行使職務時的一種工具。”
  　　只有胡適等少數(shù)的知識分子，在堅持“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br /> 　　因為，民主政治，并沒有那么高難度。他說：“我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于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jīng)驗的民族。向來崇拜議會式民主政治的人，說那是人類政治天才的最高發(fā)明；向來攻擊議會政治的人，又說那是私有資本制度的附屬品：這都是不合歷史事實的評判。民主政治的好處在于不甚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余地；在于集思廣益，使許多阿斗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對付；在于給多數(shù)平庸的人有個參加政治的機會，可以訓練他們愛護自己的權利?？偠灾?，民主政治是常識的政治，而開明專制是特別英杰的政治。”
  　　這一場1930年代的討論，集中發(fā)表在《申報月刊》、《東方雜志》等報刊上。2010年1月，山西學者智效民，將其收集在《民主還是獨裁——70年前一場關于現(xiàn)代化的論爭》一書中。縱觀全書，在1930年代，希望中國走專制、獨裁道路的知識分子的文章，要比選擇人權和自由、民主模式的文章，要多得多。
  　　可是，即便是胡適這種人物。到了晚年，他的國家主義的影子，還是不免流露出來，促使他在“吳國楨投書罵蔣”事件中，說錯了話，成為其晚年的一個敗筆。
  　　1953年，被逼去美國的前臺灣省主席吳國楨，1954年在《look》雜志撰文批評兩蔣《在臺灣你們的錢被用來建立一個“警察國家”》。吳說，“在臺灣每年的預算中，美國人提供了三十至四十億美元，用來創(chuàng)造一個極權‘國家’”。“臺灣和美國的納稅人都在為青年團、秘密警察、國民黨和其他權威機構買單，他們當然不知道這一點?！?br /> 　　為了維護蔣，胡適不僅指責吳“沒道德感”，還寫了《臺灣是多么自由》。
  　　“巡視今日的臺灣，可以發(fā)現(xiàn)八九百萬中國人在那里正受到最好的管理。這種管理是中國任何地方多少代以來都沒有的管理——最自由、最有效，當然也是最誠實的。
  　　“沒有新聞檢查，沒有進出入檢查……各國記者出入自由，駐臺的美聯(lián)社、合眾社、路透社、法新社記者們，隨時可以發(fā)回報道。
  　　“在自由中國擁有的另外一些自由，如遷徙自由、擇業(yè)自由、進入臺灣不再容易……但一旦合法居住臺灣，并擁有警察局發(fā)給的居住證，他可以坐火車、公共汽車、飛機，或開小車、騎三輪，或到處轉悠，自由如同在佛蒙德（Vermont）、堪薩斯（Kansas）或俄勒岡（Oregon）。而且，他可以干任何工作，只要他能找到，或者坐在一塊巖石上，遠眺大海，或者在輕柔的意大利樂曲聲中邊背誦詩歌，邊品嘗美酒?！?br /> 　　難怪殷海光說，晚年的胡適，只能打40分。
  　　胡適晚年的保守，其實只是輕微的國家主義的傾向。而國家主義的極端，便是錢端升先生介紹的極權主義國家。
  　　與獨裁不同的是，極權主義國家是“Totalitarian State”，錢端升根據(jù)德國、意大利、土耳其和蘇聯(lián)的情形總結說是“國家權力無限，而這無限的權力則由一黨專享。黨之內(nèi)則又大多有一權力無限的領袖?！?br /> 　　
  　　
  　　【貝多芬與喇叭褲】
  　?。ǎ┤嗣裼袥]有選擇聽貝多芬的權利？
  　　
  　　國家干預一切，在中國文革時到達了頂峰。
  　　9月27日晚，在熬吧舉行的《晚清以來的大變局終結了嗎？》沙龍上。雷頤首先發(fā)問：“人民有沒有選擇聽貝多芬的權利？”
  　　在他的新書《歷史：何以至此》中，他用了5篇文章，談文革期間的音樂和社會生活的變遷，以及背后的政治斗爭。
  　　1977年3月26日，貝多芬逝世150周年的紀念日。這天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破天荒地播出了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這首曲子，使正在當兵的雷頤，“觸電一樣，幾乎要從飯?zhí)玫牡首由蠌椘饋??！?br /> 　　多年以后，成為歷史學家的雷頤，重新看到此次播放貝多芬的材料時，也一樣覺得十分驚訝——這次播出貝多芬，竟然要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來討論，連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都說這個我定不了。
  　　而促使貝多芬解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央交響樂團的李德倫，在送給政治局會議的材料中，特別強調(diào)了，貝多芬也是革命導師列寧最喜歡的音樂。
  　　貝多芬解放之后。
  　　即便是離政治最遠的音樂，也一樣殘留著政治的影響。比如在文革中，曾被帶過 “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帽子的呂驥，1979年還是覺得抒情歌曲“還是戴一頂革命的帽子為好”，覺得流行歌曲和新潮音樂是兩個應該警惕和批判的“沖擊波”。
  　　崔健的《一無所有》出來時，還是遭遇到了極其猛烈的批評，批評的理由，無非是覺得對國家不利，毒害青年。
  　　然而，這種“每一個毛孔都要被管制”的體制，究竟能催生出什么偉大的奇跡呢？1974年，雷頤在福州參軍，1978年，他離開福州時，發(fā)現(xiàn)當時的農(nóng)村，和四年前，簡直一摸一樣。而1982年，他再去到農(nóng)村，一切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拔覀冞@一代人的覺醒，是從親身看到的歷史變化開始的。計劃經(jīng)濟，只能集中力量做極少的幾件大事，而對整個人民的生活改善，是無能為力的。”
  　　計劃經(jīng)濟，也就是當年錢端升說的統(tǒng)制經(jīng)濟，就是國家主義的完善經(jīng)濟形態(tài)。這個經(jīng)濟下的蘇聯(lián)，他極其羨慕的蘇聯(lián)，后來崩潰了。
  　　而他自己呢？
  　　解放后的錢端升，曾任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首任院長，但他的處境，卻大大不妙。
  　　1951年，錢端升發(fā)表了《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1957年，他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檢討，錢端升幾乎再無文字留世。1989年底，一位政法大學的退休“司機”還當眾興奮地對當年的青年教師許章潤說：“羅典榮？錢端升？哼，他媽的，那時我們想罵就罵！想打就打！”
  　　
  　　圖說
  　　
  　　2010年9月26日，雷頤在晨報大講堂的現(xiàn)場。他說他們這一代人的覺醒，很多是從自身的經(jīng)驗獲得的，計劃、極權社會下，對個人權利極大扭曲的促使了他們對個體和國家關系的反思。
  　　
  　　《歷史：何以至此——從小事件看清末以來的大變局》書影。在這本書中，除了森有禮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人物——容閎。他幾乎參與了晚清以來的變革的全過程，而且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沒有人身依附于一些利益集團，相對保持著獨立性，為了實現(xiàn)自己對國家的理想。雷頤說，這個人物，特別值得知識分子注意。
  　　
  　　《民主還是獨裁——70年前一場關于現(xiàn)代化的論爭》書影。這本書收集了1930年代初，中國知識分子對于國家模式選擇的論爭，最后這場論爭，還是因為抗戰(zhàn)打斷了。
  　　
•   恩，很有道理的樣子
•   恩 我還以為有人來夸下我 原來是熟托
•   丁文江說，“我少年時曾在民主政治最發(fā)達的國家讀過書的。一年以前我又曾跑到德意志蘇俄曾參觀過的。我離開蘇俄的時候，在火車里我曾文我自己：‘假如我能夠自由選擇，我還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蘇俄的知識階級？’我毫不遲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問道：‘我還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蘇俄的地質(zhì)技師？’我也毫不遲疑的答道：‘蘇俄的地質(zhì)技師！’”
  ——只有經(jīng)歷過隨時可能“亡國滅種”的人，才會有這種深深的恐懼。而雷頤現(xiàn)今的所謂坐而論道，也不過是以今日之和平環(huán)境所將養(yǎng)出來的從容，去隨意揣度昔年人們所謂的“不理性”罷了。
•   @ 洛水無花
  后來之人對歷史的感悟，除了以史實為基礎外，也需要適當?shù)膫€人思考和揣摩，冰冷的記錄文字，是不能窺見歷史事件中千絲萬縷的變化的
•   “適當?shù)膫€人思考和揣摩”確實需要，但若是罔顧客觀環(huán)境而去強加評判，那便是在是荒唐了。
•   事實上，國家主義的導向給中國帶來了什么呢？
  3600萬人因為饑荒死亡。
  內(nèi)戰(zhàn)死的人，待統(tǒng)計。
  文革死的人，待統(tǒng)計。
  這個人數(shù)，比抗戰(zhàn)少嗎？
•   近現(xiàn)代歷史的敘事軌跡，變化尤其明顯。過去，幾大運動、幾大高潮的模式，用以建立歷史的進步規(guī)律以及迄今而止的結果的必然性?，F(xiàn)在，反道而行地，歷史被打個顛倒，為建構“一蟹不如一蟹”的結論服務。按照這種預為建構的結論，清朝其實可以完成中國的立憲制度，不幸而有辛亥革命，北洋本可完成中國的民主，不幸而有南方政權，國民政府本可實現(xiàn)國家的強盛，而不幸又有國共戰(zhàn)爭，終于使得國家至今蹭蹬。
  　　歷史其實不容假設，而這個“劣幣趨逐良幣”的歷史解釋模式，完全就是一條假設的路線。
•   近幾年來，一種尤為津津樂道的歷史敘事，乃是塑造民國時代的佳話。知識分子的風范、工商人物的境遇、官僚階層的容忍，以及豐富的社會圖景，編織了令人懷舊感慨的民國風情。然而，這樣的敘事里面，沒有勞工的生活，底層農(nóng)民的苦難，以及小市民的哀愁。這樣的敘事，以占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的識字者中尤為精英的群體，來代替一個時代的總體畫像，以雪泥鴻爪、吉光片羽的佳話代替歷史的完整性認知?？鋸埖男腋?，獨家的講述，如同三十年前夸張的工農(nóng)獨家訴苦。
  　　在這種精英的懷想中，春秋戰(zhàn)國時代因“人才總有用武之地”而備受推崇，竹林七賢的風雅故事也足堪稱道，而俑貴履賤、人命枕藉、千里荒蕪、萬里無煙、人口動輒減少一半、皇家儀仗也湊不出四匹馬等慘烈情景是被忽略的。
  　　在這種精英的懷想中，軍閥相伐的北洋是美好的，人心喪失乃至于高級官僚都紛紛倒戈成為“內(nèi)線”的政權也是美好的，倒戈只是因為對手太能“利誘”。只要假裝不看底層生活，不看普通人的艱難，就可以裝作歷史的大勢不是由多數(shù)人的生存狀態(tài)決定，而是由精英分子的生活狀態(tài)刻寫。
  　　這是一個苦難接著苦難的民族，近代以來的歷史有著連續(xù)不斷的困頓。現(xiàn)狀的不如意，足以讓人去反向解讀歷史，并以演變的結果來怪罪當時的歷史沒有“長后眼睛”，沒有前瞻的洞察力，看不到未來將要出現(xiàn)的問題。然而，即便生活在結果之中，流行的敘事也并不高明到哪里去，它作為主流敘事的鏡像而存在，采取了一種顛倒了立場，這是完全的“對稱性轉換”，并不代表認識的獨立，而恰好不過是被決定了的姿態(tài)性反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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