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社會群體研究

前言

　　從1978—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已然走過了整整三十個年頭。思想的不斷解放、觀念的不停進步、科技的迅猛發(fā)展帶來了中國社會日新月異的變化，今日之中國與三十年前之中國幾有天壤之別。變化無時不有，變化亦無處不在。這其中自然也包括作為社會科學之一的歷史學。回首過往的三十年，中國歷史學在承繼前代之功與反思舊有之弊中不懈前進，其變化為學界有目共睹。一方面史學走出“家門”，國際化的趨勢日益顯著，中國史學已融入國際學術體系；另一方面，中國史學遵循自身發(fā)展的軌跡，不斷演化著學術轉型，尋找本土化的學術路徑。其中，一個巨大的成就令人矚目，這便是與傳統(tǒng)史學迥然不同的社會史的崛起?！　∩鐣费芯吭谥袊d起源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zhàn)，“文化大革命”之后再度復興，此已成史學界之公論。從“文化大革命”結束迄今，三十年的歷程，中國社會史完成了從邊緣到主流的發(fā)展過程，其成就不言而喻，伴隨著社會史領域一批優(yōu)秀成果的推出，一批學人迅速成長、成熟，開放的學術心態(tài)、廣闊的學術視野、良好的學科素養(yǎng)、明確的學術目標、新穎的研究視角、多維的研究方法將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不斷向縱深推進；而強烈的問題意識，則使得這個領域彌漫著濃烈的對話氛圍和創(chuàng)新意識，充滿著勃勃生機?！　∶鎸κ穼W領域的變化和社會史研究取得的成績，欣喜之余，靜心思考，其中存在的問題也日漸明晰，以下數(shù)端應是目前社會史研究中亟須解決的問題。

內容概要

　　《明清社會群體研究》收錄論文10篇，大體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一，皇帝和朝廷要員的群體研究，對于這些研究對象，學術界長期多從制度或政治史的視角展開討論，鮮有從群體的角度予以關照；其二，士人群體，從不同的視角力圖揭示士人群體的群體特性；其三，群體互動以及群體與社會發(fā)展、時局變動的關系。雖然所選群體多為中上層，但都落實在社會的層面，觀照社會整體。社會史的興起，對于傳統(tǒng)的政治史、制度史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從中心走向邊緣的傳統(tǒng)政治史和制度史研究如何重新站立?如何獲得新的立意、確立新的學術意義？吸取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和學術理念、從社會史的視角考察傳統(tǒng)政治史和制度史的內容，或者直接將政治史等與社會史打通，應該是可以嘗試和探索的有效途徑。本文集即是這一思考、探索的成果。其實，這一成果也意在補正社會史目光一味向下的偏差。

書籍目錄

序言“問題皇帝”：明代皇帝的群體特性一、明代皇帝的群體特征二、“問題皇帝”產生的原因三、“問題皇帝”產生的影響明代閣臣群體的政治作為一、“平庶政”二、“代王言”三、挽時艱四、陳規(guī)諫言官群體與明代政治格局：以言官群體與其他政治群體的互動為中心一、言官的概念二、言官群體的基本特質三、言官群體與其他政治群體的互動四、結語明代翰林群體的社會文化功能一、明代的翰林群體二、明代翰林與科舉考試三、明代翰林與宮廷教習四、儲才養(yǎng)望與典籍的修纂整理五、結語晚明松江士人與地方輿論：以《五學檄》為實例一、流動的晚明松江社會二、《五學檄》三、士人群體與地方輿論晚明江南士人社會網(wǎng)絡研究：以陳子龍為個案一、變動中晚明江南士人二、陳子龍的生平及其社會網(wǎng)絡的構建三、陳子龍的社會網(wǎng)絡分析四、江南士人社會網(wǎng)絡的作用五、結語“高士情結”與“高士圖”：觀察明代社會的另一種視角一、被禁錮的“高士情結”二、出世的“高士情結”三、被調和的“高士情結”四、入世的“高士情結”群體互動與制度缺陷：對清代“廢漕督”呼聲的深層分析一、問題緣起二、夾縫中隕落：總漕與中央、有漕各省的關系三、合作與爭利：總漕與總河、倉侍的關系四、名不副實的守門人與發(fā)言人：總漕與漕務體系其他官員的關系五、能力與素質缺陷：嘉慶初年總漕的個案分析六、小結博學鴻儒群體及其學術文化活動一、博學鴻儒群體的形成二、博學鴻儒群體三、博學鴻儒的主要文化活動清代兩湖地區(qū)的私家刻書群體研究一、清代以前兩湖地區(qū)的私家刻書及其刻書群體二、清代湖北的私家刻書群體及其成就三、清代湖南私家刻書及其刻書家群體四、清代兩湖地區(qū)私家刻書群體特征及其文化貢獻

章節(jié)摘錄

　　“問題皇帝”：明代皇帝的群體特性　　一、明代皇帝的群體特征　　明代十六帝在民間擁有許多稱謂，其中太祖被稱為“平民天子”，宣宗被譽為“太平天子”，孝宗被譽為“中興天子”，武宗被稱為“風流天子”，英宗被稱為“幼沖天子”，穆宗被稱為“令主”，熹宗被稱為“木匠皇帝”，思宗被稱為“獨夫”；此外，宣宗有“促織（蟋蟀）皇帝”的綽號，武宗則以“威武大將軍”、“太師鎮(zhèn)國公”、“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自居，自號“錦堂老人”；世宗佞道齋醮，被稱為“新天子圣人”、“真人帝君”，自號“天池釣叟”、 “堯齋”；穆宗自號“舜齋”；神宗自號“禹齋”……在這些形形色色的稱謂背后，隱含著明代皇帝的某些共性和群體特征。與前朝皇帝相比，明代十六帝具有以下四大特征：　?。ㄒ唬┱蔚湍芑?，荒政怠政現(xiàn)象突出　　明代皇帝的政治素質大多不高，治國能力較弱，多表現(xiàn)出荒淫腐化、昏聵平庸、懦弱無能。從明仁宗開始，皇帝就十分依賴他的閣臣官員，“仁宣之治”的實現(xiàn)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三楊輔政”；英宗前期的統(tǒng)治建立在王振專權的基礎上，皇帝事事聽取王振的意見；景帝的統(tǒng)治也有賴于于謙、王文等大臣的支持；即使被稱為“令主”，享有美譽的穆宗，對于軍政要務也是一問三不知，在廟堂上拱手緘默，完全依靠大臣來運作，離開他們就寸步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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