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12-10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作者:莫言 頁數(shù):343 字數(shù):2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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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捍衛(wèi)長篇小說的尊嚴 ——代序言 莫言 大約是兩年前,《長篇小說選刊》創(chuàng)刊,讓我寫幾句話,推辭不過,斗膽寫道:“長度、密度和難度,是長篇小說的標志,也是這偉大文體的尊嚴?!? 所謂長度,自然是指小說的篇幅。沒有二十萬字以上的篇幅,長篇小說就缺少應有的威嚴。就像金錢豹子,雖然也勇猛,雖然也剽悍,但終因體形稍遜,難成山中之王。我當然知道許多篇幅不長的小說其力量和價值都勝過某些臃腫的長篇,我當然也知道許多篇幅不長的小說已經(jīng)成為經(jīng)典,但那種猶如長江大河般的波瀾壯闊之美,卻是那些精巧的篇什所不具備的。長篇就是要長,不長算什么長篇?要把長篇寫長,當然很不容易。我們慣常聽到的是把長篇寫短的呼吁,我卻在這里呼吁:長篇就是要往長里寫!當然,把長篇寫長,并不是事件和字數(shù)的累加,而是一種胸中的大氣象,,一種藝術的大營造。那些能夠營造精致的江南園林的建筑師,那些在假山上蓋小亭子的建筑師,當然也很了不起,但他們大概營造不來故宮和金字塔,更主持不了萬里長城那樣的浩大工程。這如同戰(zhàn)爭中,有的人,指揮一個團,可能非常出色,但給他一個軍,一個兵團,就亂了陣腳a將才就是將才,帥才就是帥才,而帥才大都不是從行伍中一步步成長起來的。當然,不能簡單地把寫長篇小說的稱作帥才,更不敢把寫短篇小說的貶為將才。比喻都是笨拙的,請原諒。 一個善寫長篇小說的作家,并不一定非要走短——中——長的道路,盡管許多作家包括我自己走的都是這樣的道路。許多偉大的長篇小說作者,一開始上手就是長篇巨著,譬如曹雪芹、羅貫中等。我認為一個作家能夠?qū)懗霾⑶夷軌驅(qū)懞瞄L篇小說,關鍵的是要具有“長篇胸懷”?!伴L篇胸懷”者,胸中有大溝壑、大山脈、大氣象之謂也。要有粗糲莽蕩之氣,要有容納百川之涵。所謂大家手筆,正是胸中之大溝壑、大山脈、大氣象的外在表現(xiàn)也。大苦悶、大悲憫、大抱負、天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大感悟——這些都是“長篇胸懷”之內(nèi)涵也。 大苦悶、大抱負、大精神、大感悟,都不必展開來說,我只想就“大悲憫”多說幾句。近幾年來,“悲憫情懷”已成時髦話語,就像前幾年“終極關懷”成為時髦話語一樣。我自然也知道悲憫是好東西,但我們需要的不是那種剛吃完紅燒乳鴿,又趕緊給一只翅膀受傷的鴿子包扎的悲憫;不是蘇聯(lián)戰(zhàn)爭片中和好萊塢大片中那種模式化的、煽情的悲憫;不是那種全社會為一只生病的熊貓獻愛心、但置無數(shù)因為無錢而在家等死的人于不顧的悲憫。悲憫不僅僅是“打你的左臉把右臉也讓你打”,悲憫也不僅僅是在苦難中保持善心和優(yōu)雅姿態(tài),悲憫不是見到血就暈過去或者是高喊著“我要暈過去了”,悲憫更不是要回避罪惡和骯臟?!妒ソ?jīng)》是悲憫的經(jīng)典,但那里邊也不乏血肉模糊的場面。佛教是大悲憫之教,但那里也有地獄和令人發(fā)指的酷刑。如果悲憫是把人類的邪惡和丑陋掩蓋起來,那這樣的悲憫和偽善是一回事。《金瓶梅》素負惡名,但有見地的批評家卻說那是一部悲憫之書。這才是中國式的悲憫,這才是建立在中國的哲學、宗教基礎上的悲憫,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哲學和西方宗教基礎上的悲憫。長篇小說是包羅萬象的龐大文體,這里邊有羊羔也有小鳥,有獅子也有鱷魚。你不能因為獅子吃了羊羔或者鱷魚吞了小鳥就說它們不悲憫。你不能因為它們捕殺獵物時展現(xiàn)了高度技巧、獲得獵物時喜氣洋洋就說它們殘忍。只有羊羔和小鳥的世界不成世界;只有好人的小說不是小說。即便是羊羔,也要吃青草;即便是小鳥,也要吃昆蟲;即便是好人,也有惡念頭。站在高一點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和壞人,都是可憐的人。小悲憫只同情好人,大悲憫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惡人。 編造一個苦難故事,對于以寫作為職業(yè)的人來說,不算什么難事,但那種非在苦難中煎熬過的人才可能有的命運感,那種建立在人性無法克服的弱點基礎上的悲憫,卻不是能夠憑借才華編造出來的。描寫政治、戰(zhàn)爭、災荒、疾病、意外事件等外部原因帶給人的苦難,把諸多苦難加諸弱小善良之身,讓黃鼠狼單咬病鴨子,這是煽情催淚影視劇的老套路,但不是悲憫,更不是大悲憫。只描寫別人留給自己的傷痕,不描寫自己留給別人的傷痕,不是悲憫,甚至是無恥。只揭示別人心中的惡,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惡,不是悲憫,甚至是無恥。只有正視人類之惡,只有認識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寫了人類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病態(tài)人格導致的悲慘命運,才是真正的悲劇,才可能具有“拷問靈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憫。 關于悲憫的話題,本該就此打住,但總覺言猶未盡。請允許我引用南方某著名晚報的一個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出身的總編輯退休之后在自家報紙上寫的一篇專欄文章,也許會使我們對悲憫問題有新的認識。這篇文章的題目叫《難忘的斃敵場面》,全文如下: 中外古今的戰(zhàn)爭都是殘酷的。在激烈斗爭的戰(zhàn)場上講人道主義,全屬書生之談。特別在對敵斗爭的特殊情況下,更是如此。下面講述一個令我畢生難忘的斃敵場面,也許會使和平時期的年輕人,聽后毛骨悚然,但在當年,我卻以平常的心態(tài)對待。然而,這個記憶,仍使我畢生難忘。 1945年7月日本投降前夕,國民黨頑軍152師所屬一個大隊,瞅住這個有利時機,向“北支”駐地大鎮(zhèn)等處發(fā)動瘋狂進攻,我軍被迫后撤到駐地附近山上。后撤前,我軍將大鎮(zhèn)潛伏的頑軍偵察員(即國民黨特務)四人抓走。其中有個特務是以當?shù)蒯t(yī)生的面目出現(xiàn)的。抓走時,全部用黑布蒙住眼睛(避免他們知道我軍撤走的路線),同時綁著雙手,還用一條草繩把四個家伙“串”起來走路。由于敵情緊急,四面受敵,還要被迫背著這四個活包袱躑躅行進,萬一雙方交火,這四個“老特”便可能溜走了。北江支隊長鄔強當即示意大隊長鄭偉靈,把他們統(tǒng)統(tǒng)處決。 鄭偉靈考慮到槍斃他們,一來浪費子彈,二來會驚動附近敵人,便決定用刺刀全部把他們捅死。但這是很費力,也是極其殘酷的。但在鄭偉靈眼里看來,也不過是個“小兒科”。當部隊撤到英德東鄉(xiāng)同樂街西南面的山邊時,他先呼喝第一個蒙面的敵特俯臥地上,然后用鋤頭、刺刀把他解決了。 為了爭取最后機會套取敵特情報,我嚴厲地審問其中一個敵特,要他立即交代問題。其間,他聽到同伙中“先行者”的慘叫后,已經(jīng)全身發(fā)抖,無法言語。我光火了,狠狠地向他臉上摑了一巴掌。另一個敵特隨著也狂叫起來,亂奔亂竄摔倒地上。鄭偉靈繼續(xù)如法炮制,把另外三個敵特也照樣處死了。我雖首次看到這個血淋淋的場面,但卻毫不動容,可見在敵我雙方殘酷的廝殺中,感情的色彩也跟著改變了。 事隔數(shù)十年后,我曾問鄭偉靈,你一生殺過多少敵人?他說:百多個啦。原來,他還曾用日本軍刀殺了六個敵特,但這是后話了。 讀完這篇文章,我才感到我們過去那些描寫戰(zhàn)爭的小說和電影,是多么虛偽和虛假。這篇文章的作者,許多南方的文壇朋友都認識,他到了晚年,是一個慈祥的爺爺,是一個關心下屬的領導,口碑很好。我相信他文中提到的鄭偉靈,也不會是兇神惡煞模樣,但在戰(zhàn)爭這種特殊的環(huán)境下,他們是真正的殺人不眨眼。但我們有理由譴責他們嗎?那個殺了一百多人的鄭偉靈,肯定是得過無數(shù)獎章的英雄,但我們能說他不“悲憫”嗎?可見,悲憫,是有條件的;悲憫,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不是書生的臆想。 一味強調(diào)長篇之長,很容易招致現(xiàn)成的反駁,魯迅、沈從文、張愛玲、汪曾祺、契訶夫、博爾赫斯,都是現(xiàn)成的例子。我當然不否認上列作家都是優(yōu)秀的或者是偉大的作家,但他們不是列夫·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托馬斯·曼、喬伊斯、普魯斯特那樣的作家,他們的作品里沒有上述這些作家的煌煌巨作里所具有的那種波瀾壯闊的浩瀚景象,這大概也是不爭的事實。 長篇越來越短,與流行有關,與印刷與包裝有關,與利益有關,與浮躁心態(tài)有關,也與那些盜版影碟有關。從苦難的生活中(這里的苦難并不僅僅是指物質(zhì)生活的貧困,而更多是一種精神的苦難)和個人性格缺陷導致的悲劇中獲得創(chuàng)作資源可以寫出大作品,而從盜版影碟中攫取創(chuàng)作資源,大概只能寫出背離中國經(jīng)驗和中國感受的也許是精致的小玩藝兒。也許會有人說,在當今這個時代,太長的小說誰人要看?其實,要看的人,再長也看;不看的人,再短也不看。長,不是影響那些優(yōu)秀讀者的根本原因。當然,好是長的前提,只有長度,就像老祖母的裹腳布一樣,當然不好;但假如是一匹繡著《清明上河圖》那樣精美圖案的錦緞,長就是好了。 長不是抻面,不是注水,不是吹氣,不是泡沫,不是通心粉,不是燈心草,不是紙老虎;長是真家伙,是仙鶴之腿,不得不長,是不長不行的長,是必須這樣長的長。萬里長城,你為什么這樣長?是背后壯闊的江山社稷要它這樣長。 長篇小說的密度,是指密集的事件,密集的人物,密集的思想。思想之潮洶涌澎湃,裹。挾著事件、人物,排山倒海而來,讓人目不暇接,不是那種用幾句話就能說清的小說。 密集的事件當然不是事件的簡單羅列,當然不是流水賬。海明威的“冰山理論”對這樣的長篇小說同樣適用。 密集的人物當然不是沙丁魚罐頭式的密集,而是依然要個個鮮活、人人不同。。一部好的長篇小說,主要人物應該能夠進入文學人物的畫廊,即便是次要人物,也應該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不是為了解決作家的敘述困難而拉來湊數(shù)的道具。 密集的思想,是指多種思想的沖突和絞殺。如果一部小說只有所謂的正確思想,只有所謂的善與高尚,或者只有簡單的、公式化的善惡對立,那這部小說的價值就值得懷疑。那些具有進步意義的小說很可能是一個思想反動的作家寫的。。那些具有哲學思維的小說,大概都不是哲學家寫的。好的長篇應該是“眾聲喧嘩”,應該是多義多解,很多情況下應該與作家的主觀意圖背道而馳。在善與惡之間,美與丑之間,愛與恨之間,應該有一個模糊地帶,而這里也許正是小說家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 也可以說,具有密度的長篇小說,應該是可以被一代代人誤讀的小說。這里的誤讀當然是針對著作家的主觀意圖而言。文學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被誤讀。一部作家的主觀意圖和讀者的讀后感覺吻合了的小說,可能是一本暢銷書,但不會是一部“偉大的小說”。 長篇小說的難度,是指藝術上的原創(chuàng)性,原創(chuàng)的總是陌生的,總是要求讀者動點腦子的,總是要比閱讀那些輕軟滑溜的小說來得痛苦和艱難。難也是指結(jié)構上的難,語言上的難,思想上的難。 長篇小說的結(jié)構,當然可以平鋪直敘,這是那些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經(jīng)典作家的習慣寫法。這也是一種頗為省事的寫法。結(jié)構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形式,它有時候就是內(nèi)容。長篇小說的結(jié)構是長篇小說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作家豐沛想象力的表現(xiàn)。好的結(jié)構,能夠凸現(xiàn)故事的意義,也能夠改變故事的單一意義。好的結(jié)構,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構故事。前幾年我還說過,“結(jié)構就是政治”。如果要理解“結(jié)構就是政治”,請看我的《酒國》和《天堂蒜薹之歌》。我們之所以在那些長篇經(jīng)典作家之后,還可以寫作長篇,從某種意義上說,就在于我們還可以在長篇的結(jié)構方面展示才華。 長篇小說的語言之難,當然是指具有鮮明個性的、陌生化的語言。但這陌生化的語言,應該是一種基本馴化的語言,不是故意地用方言土語制造閱讀困難。方言土語自然是我們語言的富礦,但如果只局限在小說的對話部分使用方言土語,并希望借此實現(xiàn)人物語言的個性化,則是一個誤區(qū)。把方言土語融入敘述語言,才是對語言的真正貢獻。 長篇小說的長度、密度和難度,造成了它的莊嚴氣象。它排斥投機取巧,它笨拙,大度,泥沙俱下,沒有肉麻和精明,不需獻媚和撒嬌。 在當今這個時代,讀者多追流俗,不愿動腦子。這當然沒有什么不對。真正的長篇小說,知音難覓,但知音難覓是正常的。偉大的長篇小說,沒有必要像寵物一樣遍地打滾,也沒有必要像鬣狗一樣結(jié)群吠叫。它應該是鯨魚,在深海里,孤獨地遨游著,響亮而沉重地呼吸著,波浪翻滾地交配著,血水浩蕩地生產(chǎn)著,與成群結(jié)隊的鯊魚,保持著足夠的距離。 長篇小說不能為了迎合這個煽情的時代而犧牲自己應有的尊嚴。長篇小說不能為了適應某些讀者而縮短自己的長度、減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難度。我就是要這么長,就是要這么密,就是要這么難,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不看。哪怕只剩下一個讀者,我也要這樣寫。
內(nèi)容概要
《蛙》是莫言醞釀十余年、筆耕四載、三易其稿,潛心打造的一部觸及國人靈魂最痛處的長篇力作,初版于2009年。小說由劇作家蝌蚪寫給日本作家杉谷義人的五封書信、四部長篇敘事和一部話劇組成,在藝術上極大拓展了小說的表現(xiàn)空間。整部作品以從事婦產(chǎn)科工作五十多年的鄉(xiāng)村女醫(yī)生姑姑的人生經(jīng)歷為線索,用生動感人的細節(jié)和自我反省,展現(xiàn)了新中國六十年波瀾起伏的“生育史”,揭露了當下中國生育問題上的混亂景象,同時也深刻剖析了以敘述人蝌蚪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卑微、尷尬、糾結(jié)、矛盾的靈魂世界。本書獻給經(jīng)歷過計劃生育和在計劃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萬萬讀者。本書獲得中國最高文學獎——第八屆“茅盾文學獎”;2010年被《南方周末》評選為2009年“文化原創(chuàng)榜年度圖書虛構類致敬作品”,并入選多項年度好書排行榜。
作者簡介
山東高密人,1955年生。著有《紅高粱家族》、《酒國》、《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蛙》等長篇小說十一部,《透明的紅蘿卜》、《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說一百余部,并著有劇作、散文多部;其中許多作品已被翻譯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韓、荷蘭、瑞典、挪威、波蘭、阿拉伯、越南等多種語言,在國內(nèi)外文壇上具有廣泛影響。莫言和他的作品獲得過“聯(lián)合文學獎”(中國臺灣),“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成就獎”,法國“Laure
Bataillin(儒爾?巴泰庸)外國文學獎”,“法蘭西文化藝術騎士勛章”,意大利“NONINO(諾尼諾)國際文學獎”,日本“福岡亞洲文化大獎”,中國香港浸會大學“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紅樓夢獎”,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以及中國最高文學獎“茅盾文學獎”。
書籍目錄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聽取蛙聲一片——代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 我母親搖搖頭,說:自古到今,生孩子都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大漢朝時,皇帝下詔,民間女子,滿十三歲必須結(jié)婚,如果不結(jié)婚,就拿女子的父兄是問。如果女人不生孩子,國家到哪里去征兵?天天宣傳美國要來打我們,天天吆喝著解放臺灣,女人都不讓生孩子了,兵丁從哪里來?沒了兵丁,誰去抵抗美國侵略?誰去解放臺灣? 嫂子,你這些陳詞濫調(diào),就別給我噦嗦了,姑姑說,毛主席總比你高明吧?毛主席說,人口非控制不可!無組織無紀律,這樣下去,我看人類是要提前毀掉的。 毛主席說,人多力量大,人多好辦事,人是活寶,有人有世界!我母親說。毛主席還說,不讓老天下雨是不對的,不讓女人養(yǎng)孩子也是不對的。 我姑姑哭笑不得地說:嫂子,你這是偽造毛主席語錄,矯傳圣旨,在過去是要砍頭的。我們也沒說不讓大家生孩子,只是讓大家少生,有計劃地生。 人一輩子生幾個孩子,都是命中注定的,我母親說。這還用得著你們計劃?我看你們是瞎子點燈——白費蠟。 姑姑們的努力,也確如母親所言,是白費財力,還落下罵名。剛開始時她們將免費的避孕套發(fā)給各村的婦女主任,讓她們分發(fā)給育齡婦女,并要求她們的丈夫戴上套子行事。但這些避孕套要么被扔進豬圈,要么被當成氣球吹起來,并涂上顏色,成了孩子們的玩具。姑姑她們也曾挨家挨戶發(fā)送女用避孕藥,但婦女們都嫌副作用太大而抗拒服用。即便當場逼著她們吞下去,但一轉(zhuǎn)身,她們就用手指或筷子探喉,將那藥片吐出來。于是,結(jié)扎男子輸精管的技術便應運而生。 那時候,村里盛傳,男扎技術是我姑姑與黃秋雅共同發(fā)明的。也有人說,黃秋雅的貢獻是理論構想,我姑姑的貢獻在臨床實踐。肖下唇煞有介事地對我們說:她們倆,都是沒結(jié)過婚的變態(tài)女人,看到別人夫妻雙雙她們心中嫉恨,所以發(fā)明了絕戶計。肖下唇說我姑姑和黃秋雅先是在小公豬身上做實驗,又在公猴子身上做實驗,最后,她們在十個死囚犯身上做實驗,實驗成功后,那十個死囚被改判為無期徒刑。當然,很快我們就知道,肖下唇是胡說八道。 那些日子里,廣播喇叭里經(jīng)常傳出姑姑的叫喊:各大隊干部請注意,各大隊干部請注意,根據(jù)公社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精神,凡是老婆生過三個孩子及超過三個孩子的男人,都要到公社衛(wèi)生院實行結(jié)扎手術。手術后,補助二十元營養(yǎng)費,休息一周,工分照記…… 聽到廣播的男人們,聚在一起發(fā)牢騷:媽的,有劁豬的,有閹牛的,有騸騾子騸馬的,哪里見過騸人的?我們也不想進皇宮當太監(jiān),騸我們干什么?當村里的計生干部對他們解釋結(jié)扎只是把——他們瞪著眼反駁道:你們現(xiàn)在說得好聽,只怕一上了床子,麻藥一打,恐怕不止是我們的蛋子,連我們的雞巴也要被她們割了去!到了那時候,我們就只能像老娘們兒一樣蹲著撒尿了。
后記
聽取蛙聲一片 題目是辛棄疾《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的一句。這是我孩提時代就知曉的一句宋詞。知曉并且牢記不忘,就因為這其中的“蛙聲一片”與我童年的記憶密切關聯(lián)。讀過我的小說的人,應該記得我曾經(jīng)多次描寫過蛙聲,但不一定知道我對青蛙的恐懼。人們有理由對毒蛇猛獸產(chǎn)生畏懼之心,但對有益于人并任人捕食的青蛙似乎沒理由害怕。但我確實怕極了青蛙。我一想到它們那鼓凸的眼睛和潮濕的皮膚便感到不寒而栗。為什么怕?我不知道。這也許就是我以《蛙》來做這部小說題目的原因之一吧。 正如小說中所寫的一樣,我確有一個姑姑,是一位從業(yè)多年的婦科醫(yī)生。我們高密東北鄉(xiāng)數(shù)千名嬰兒,都是在她的幫助下來到人間。當然。也有為數(shù)不少的嬰兒,在未見天日之前,夭折在她的手下。小說中的姑姑,與生活中的姑姑,自然有巨大的差別。真實的姑姑,只是觸發(fā)我創(chuàng)作靈感的一個原型。她如今生活在鄉(xiāng)下,子孫滿堂,過著平安寧靜的生活。 二〇〇二年夏天我動筆寫這部小說,當時的題目叫《蝌蚪丸》。這題目的靈感得之于一九五八年的報紙上的一條新聞:男女行房前生吞十四只蝌蚪便可避孕。稍有常識的人都會從這條新聞中讀出荒謬,但在當時,此法竟大為盛行。這情形與幾十年后風靡大江南北的“打雞血”、“喝紅茶菌”十分相似。我沿著這條思路寫了足有十五萬字.但忽覺這寫法無意中又在重復荒誕夸張之舊套路,況且,所用的結(jié)構方法(以一個劇作者在劇場中觀看舞臺上正在演出自己所寫話劇時的諸多回憶聯(lián)想為經(jīng)緯)也有過分刻意之嫌,因此,便將此稿放下,開始構思并創(chuàng)作《生死疲勞》。直到二〇〇七年,又重起爐灶寫這部書,結(jié)構改為書信體,并易題為《蛙》。當然,我是不滿足于平鋪直敘地講述一個故事的,因此。小說的第五部分就成了一部可與正文部分相互補充的帶有某些靈幻色彩的話劇,希望讀者能從這兩種文體的轉(zhuǎn)換中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大陸的計劃生育,實行三十年來,的確減緩了人口增長的速度,但在執(zhí)行這“基本國策”的過程中,確也發(fā)生了許多觸目驚心的事件。中國的問題非常復雜,中國的計劃生育問題尤其復雜,它涉及到了政治、經(jīng)濟、人倫、道德等諸多方面。盡管不敢說搞明白了中國的計劃生育問題就等于搞明白了中國.但如果不搞明白中國的計劃生育問題,那就休要妄言自己明白了中國。 近年來,關于獨生子女政策是否繼續(xù)執(zhí)行的問題,已有相當激烈的爭論。爭鳴文章的作者有很多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發(fā)表這些爭鳴文章的,也都是主流媒體?;ヂ?lián)網(wǎng)上有關這問題的討論更是鋪天蓋地。由此可見,對計劃生育政策的反思和研究,已經(jīng)成為一個萬眾關注的熱點問題。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隨著集體經(jīng)濟向私有經(jīng)濟的轉(zhuǎn)化,隨著數(shù)億農(nóng)民獲得了流動和就業(yè)的自由,獨生子女政策在很多地方已經(jīng)難以落實。農(nóng)民們可以流動著生,偷著生,而富人和貪官們也以甘愿被罰款和“包二奶”等方式,公然地、隨意地超計劃生育,滿足他們傳宗接代或繼承億萬家產(chǎn)的愿望。大概只有那些工資微薄的小公務員,依然在遵守著“獨生子女”政策,他們一是不敢拿飯碗冒險,二是負擔不起在攀比中日益高升的教育費用,即便讓他們生二胎也不敢生。 我的《蛙》,通過描述姑姑的一生,既展示了幾十年來的鄉(xiāng)村生育史,又毫不避諱地揭露了當下中國生育問題上的混亂景象。直面社會敏感問題是我寫作以來的一貫堅持,因為文學的精魂還是要關注入的問題,關注入的痛苦,人的命運。而敏感問題,總是能最集中地表現(xiàn)出入的本性,總是更能讓人物豐富立體。 在良心的指引下,選擇能激發(fā)創(chuàng)作靈感的素材;在我的小說美學的指導下,決定小說的形式;在一種強烈的自我剖析的意識引導下,在揭示人物內(nèi)心的同時也將自己的內(nèi)心袒露給讀者。這是我在寫《蛙》時遵循的并將在今后的創(chuàng)作中繼續(xù)堅持的三項基本原則。 寫完這部書后,有八個大字沉重地壓著我的心頭,那就是:他人有罪,我亦有罪。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于北京平安里
編輯推薦
《蛙》是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的小說藝術嘗試,生動展示六十年波瀾壯闊“生育史”,深度呈現(xiàn)中國人對生命的敬重、悲憫和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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