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考(全9卷)

出版時間:2003-12-01  出版社:海南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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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概要

魏晉之際史學家譙周撰。原書二十五卷。約當宋元之際散佚。今有清人章宗源輯本一卷。
該書是作者為考訂司馬遷《史記》所載周秦以上史事之誤而作,故名《古史考》。內(nèi)容上主要是對《史記》所記先秦人名、史事中出現(xiàn)的謬誤作了一些必要的糾正與闡釋。成書后,時人司馬彪認為譙氏的考訂也“未盡善”。于是多據(jù)《汲冢紀年》里的記錄,糾正了該書中已經(jīng)存在的多達一百二十二條“不當”的說法。但司馬氏作的考訂今亦不傳。

作者簡介

《古史考》是對二十多年反疑古思潮的全面回應。吳銳認為歷史是一門經(jīng)驗科學,不僅歷史材料里摻雜了記述者的主觀成分(未嘗不可以稱為“偽”),而且人們在解釋歷史的過程中又添加了主觀成分,可以說偽上加偽。在科學的研究中,是不可能避開“偽”的,疑古的合理性在此。有意造假的當然要辨(姑且稱之為第一層辨?zhèn)危?,不自覺的先入之見也要辨(姑且稱之為第二層辨?zhèn)危,F(xiàn)在很多人對“偽”字很反感,其實正如楊倞注解《荀子?性惡》“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所說:“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笨梢姟皞巍奔慈藶椋c“天然”相對。這是唐代人對“偽”字的正解,也可見唐代人對辨?zhèn)蔚膽B(tài)度。吳銳因而提倡“新疑古主義”。即將由他創(chuàng)刊的《中國古典學》第一卷《中國西部文明研究?清江篇》是他從“新疑古主義”立場出發(fā)研究地域文化史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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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論 (總計2條)

 
 

  •     《古史考》全九卷 定價1008元,現(xiàn)售價800元(含郵掛費)。
        
      
      
         該書為16開,1-9卷厚度基本一致,每卷平均580頁、71萬字。九卷共327.535印張,642.4萬字。吳銳等編/ 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古史考》九卷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湖北民族學院專家歷時三年編纂而成的專題論文集,海南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它匯集國內(nèi)外經(jīng)典力作,旨在展示1949年至2003年54年間中國古典學的重大進展和前沿成果,是高起點的純學術著作。《人民日報》(2003年12月23日第十一版)譽之為“一套全面反映建國以來中國古典學研究進展的集大成之作”。
         第一至四卷:批胡適甲編、批胡適乙編、批胡適丙編、批胡適丁編
         匯集1949-1980年大陸批判胡適運動史料,橫排繁體。
         第五卷:古典學批判
         以建國以來重大史學思潮為中心,如古史辨、“走出疑古”、文化保守主義等問題。橫排簡體。
         第六卷:帝系的偶像
         以古代族系及對近現(xiàn)代的影響(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民族主義)為中心。橫排簡體。
         第七卷:道統(tǒng)的偶像
         以古代道統(tǒng)、正統(tǒng)問題為中心。橫排簡體。
         第八卷:神守社稷守
         以神權、王權的分化為中心,涉及國家起源。橫排簡體。
         第九卷:民間論三代
         以夏商周三代年歷、文明起源研究為中心。橫排簡體。
      
      
      
      
      《古史考》九卷出版
      
      本報訊 一套全面反映建國以來中國古典學研究進展的集大成之作《古史考》九卷日前由海南出版社出版。該書主編湖北民族學院教授彭振坤認為,中國古典學是中國文化的載體,通過對其進行批判性的研究才談得上批判性地繼承,九卷本的《古史考》匯編了關于古典學的400余篇論文,合計600多萬字,比顧頡剛先生在上世紀20年代陸續(xù)出版的七冊《古史辨》還多出300萬字。 (《人民日報》2003年12月23日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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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史考》九卷是專題論文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湖北民族學院專家歷時三年編纂而成,匯集國內(nèi)外經(jīng)典力作,旨在展示1949年至2003年54年間中國古典學的重大進展和前沿成果,是高起點的純學術著作。
      
      第一卷:批胡適甲編
      
      匯集1949-1980年大陸批判胡適運動史料,橫排繁體。
      
      第二卷:批胡適乙編
      
      匯集1949-1980年大陸批判胡適運動史料,橫排繁體。
      
      第三卷:批胡適丙編
      
      匯集1949-1980年大陸批判胡適運動史料,橫排繁體。
      
      第四卷:批胡適丁編
      
      匯集1949-1980年大陸批判胡適運動史料,橫排繁體。
      
      第五卷:古典學批判
      
      以建國以來重大史學思潮為中心,如古史辨、“走出疑古”、文化保守主義等問題。橫排簡體。
      
      第六卷:帝系的偶像
      
      以古代族系及對近現(xiàn)代的影響(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民族主義)為中心。橫排簡體。
      
      第七卷:道統(tǒng)的偶像
      
      以古代道統(tǒng)、正統(tǒng)問題為中心。橫排簡體。
      
      第八卷:神守社稷守
      
      以神權、王權的分化為中心,涉及國家起源。橫排簡體。
      
      第九卷:民間論三代
      
      以夏商周三代年歷、文明起源研究為中心。橫排簡體。
       
      
      《古史考》全九卷 詳細目錄
      
       
      
      
      
      
      《古史考》的特色是提倡批判性研究。列寧稱贊馬克思“凡人類思想所建樹出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討過,批判過?!薄榜R克思認為他的理論底價值全在于這個理論‘根本上就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論’?!蔽覈R克思主義史學的創(chuàng)始人郭沫若將他研究諸子百家的專著取名《十批判書》,還提倡自我批判,顯然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的批判精神。我們現(xiàn)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對中國古典學作批判性的研究、結賬式的整理,此《古史考》之所以興也。 在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的激蕩下,人們重新發(fā)現(xiàn)了清代崔述的《考信錄》。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古史辨運動的引路人,胡適主張“疑而后信,考而后信”,《古史辨》七冊可以說是“疑而后信”的結晶,成為古史辨運動的標志性出版物,而現(xiàn)在的《古史考》九卷,可以說是倡演“考而后信”。古云“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保艘唷豆攀房肌分耘d也。
      
      
      最近出版的《古史考》九卷徹底否定夏商周斷代工程、李學勤“走出疑古”。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湖北民族學院專家編輯、2003年12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古史考》九巨冊,第五至九卷釜底抽薪地反駁了李學勤“走出疑古”,首次披露了他利用政治運動批死人整活人起家的內(nèi)幕,第九卷徹底否定夏商周斷代工程,在北京反響強烈。92歲的省部級革命家何幼琦專著《西周編年史復原》第十章“假冒工程 不驗而收”更是痛斥斷代工程假冒偽劣,欺騙黨中央??梢哉f《古史考》在被捧上天的斷代工程的棺材上釘上了最先一顆釘。
      
      
      
      
      
      古典學的集大成之作 ---序《古史考》
      
      彭振坤
      
      (《中國文化報》2004年3月27日,第3版)
       
        地處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湖北民族學院以弘揚民族傳統(tǒng)文化為己任,最近奉獻給讀者的《古史考》九卷,是湖北民族學院組織的一項重大科研項目的成果,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關于中國古典學的專題論文集。目前所收論文的起止時間為1949至2003年。文章入選的標準可分三類:(一)中國上古史,以先秦兩漢(尤其是先秦)問題為中心。(二)中國上古史的影響延續(xù)至后代者,如民族、道統(tǒng)、宗教等問題。(三)對古典學不同的解釋立場和方法,如胡適思想批判、文化保守主義等。
        第一卷“批胡適甲編”、第二卷“批胡適乙編”、第三卷“批胡適丙編”、第四卷“批胡適丁編”,匯集1949至1980年大陸批判胡適運動的史料。第五卷“古典學方法”以新中國成立以來重大史學思潮為中心,如古史辨、“走出疑古”等問題。第六卷“帝系的偶像”以古代族系及對近現(xiàn)代的影響(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民族主義)為中心,“帝系”即族系。第七卷“道統(tǒng)的偶像”以古代道統(tǒng)、正統(tǒng)問題為中心,與民族問題關系密切。顧頡剛先生在《古史辨》第四冊序中提出打倒四個偶像,其中兩個是帝系、道統(tǒng),《古史考》第六、七兩卷就是按這一思想編選的。第八卷“神守社稷守”,以神權、王權為中心,涉及國家起源。第九卷“民間論三代”,以夏商周三代的起止年代、文明起源為中心。
        古史者,民族之遺產(chǎn),學術之公器,可以考,可以辨,可以走進,可以走出。東漢王充“疾虛妄”,著《論衡》。蜀漢時期,譙周著《古史考》,多為道聽途說,已佚。唐代劉知幾著《史通》,有“疑古”“惑經(jīng)”等篇,已是開宗明義。宋代懷疑主義興盛,蘇轍為改寫《史記》,著《古史》六十卷,上起伏羲三皇,下至秦始皇,殊少創(chuàng)意。清代崔述著《考信錄》,成為中國、日本懷疑主義史學的重要思想資源。中華民國時期爆發(fā)的古史辨運動,以1926至1941年出版的《古史辨》一至七冊為標志,共匯編了350篇文章,合計325萬字。古史辨學派創(chuàng)始人顧頡剛先生將它定義為“中華民國學術史上的一部分的‘史料匯編’”。他在1943年有編輯八至十八冊的計劃,沒有完成。他在1930年說,《古史辨》本是輯錄近人著作,正不須使它有系統(tǒng)。他曾設想,在《古史辨》之外,再作兩種書,一是《古史材料集》,一是《古史考》,后者是“提出若干較大問題,作為系統(tǒng)的研究”,當然是有系統(tǒng)的??上н@兩種書都沒有完成。
        時代在變化,我們現(xiàn)在編的《古史考》不可能同于前人。以民國時期的古史辨運動來說,它之所以能形成一場運動,在于它的領導者提出了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說”,這一理論其實不能簡單地用“疑古”二字概括。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考古發(fā)現(xiàn)突飛猛進,相當多的人盲目樂觀,時值90年代的保守主義、民族主義風起云涌,于是有人因勢利導地提出“走出疑古時代”的口號。由于“疑古”的背后有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作基礎,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技術操作上都不可能走出,因而也形不成“走出疑古運動”,《古史考》第五、九兩卷有多篇文章論述這個問題?,F(xiàn)在的《古史考》還提不出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可是眾人拾柴火焰高,我們現(xiàn)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席前人之成業(yè),占時代之優(yōu)勢,通過解決一個個具體問題,將來提煉出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也未必不可能。
        本書的編輯,歸功于海內(nèi)外作者的大力支持。很多作者對這項工作“表示敬意”,有的作者認為我們的工作保衛(wèi)了史學的“純潔性”,國內(nèi)老前輩甚至以“繼絕學”相勉,國外老前輩盼望我們的書“盛大刊行”。在此特別感謝文壇名宿周汝昌、王煦華、袁大川等先生對本書出版所做的貢獻。學術的涓涓細流,需要繼承,需要弘揚。幫助我們的人難以一一列舉,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目前,為把湖北民族學院建設成為中國古典學、民族學、民俗學基地,我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這次推出的《古史考》,努力成為中國古典學的集大成之作,能否達到這樣的高度,還希望學術界批評指正。
         (作者彭振坤系湖北民族學院院長,土家族,全國人大代表)
      
      
      民族主義與愛國
      
      作者:王艾宇
      
      著名考古學家李學勤先生等亮相中央電視臺,就“夏商周斷代工程”(下稱“斷代工程”)接受了記者采訪。他們的談話對普及社會歷史知識很有意義,使我深受教益。被采訪者中有位女學者,在發(fā)言中介紹了西方媒體對“斷代工程”的反應,以肯定和贊揚者為多,同時也有質(zhì)疑和貶低的意見。有一種意見指責我們“搞民族主義”,這種指責當然不對,是缺少公允的偏見,應當反對。對此,女學者即席作了批駁,完全必要。但是女學者的有些說法我認為可以商榷。
      女學者說,西方也有媒體指責我們搞民族主義。搞沙文主義不對,但搞點民族主義有什么錯?美國也搞民族主義,我們?yōu)槭裁淳筒荒苡忻褡逯髁x?“我可以肯定地說,民族主義是個褒義詞?!边@里記述的是女學者談話的大意,但引號中的話我可以肯定是她的原話。對民族主義的這種籠統(tǒng)肯定,恐怕與其作為理論概念的內(nèi)涵不相符合。據(jù)潘小娟、張辰龍主編的《政治學新詞典》,民族主義是隨著近代工業(yè)產(chǎn)生,在西方出現(xiàn)的一個理論體系,后經(jīng)學者們不斷闡述,其內(nèi)容已很龐雜,但總的精神是強調(diào)民族本位,有排它性,主張“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這就可見它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民族主義的進步意義,只表現(xiàn)在一個民族處于被壓迫地位的時候,因為民族主義能產(chǎn)生強大凝聚力,可用以抵制和反抗壓迫。但如果不是在這樣的特定環(huán)境下,張揚民族主義就會是消極的,其所助長的就可能是大民族主義的擴張性與地方民族主義的狹隘性,不利于創(chuàng)造和平環(huán)境。列寧將民族主義分為“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與“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就包含著這樣的認識。西方某些媒體指責“斷代工程”是“搞民族主義”,這頂飛來的帽子不符合實際,我們理所當然地敬謝不敏,將其奉還,不必作任何意義的詮釋。此外,對主持人提的另一個問題:“為什么要搞這項工程?”女學者回答說:“是為了愛國?!边@答復很簡潔,卻有失偏頗,或者說不大中肯。用過去的說法,只講了“務虛”的一面,沒講“務實”的一面??茖W工作是最實在的,結合我國國情,“務虛”當然有重要意義,但一個科研項目的提出,恐怕還有具體“務實”的目標,而不單單取決于一種政治熱情。況且科學研究總是為了追求真知、真理。我是門外人,對此項“工程”的動因應該說沒有發(fā)言權,只是以常識揣度,感覺它的發(fā)軔,總體還應當說是為了搞清“夏商周”的真實歷史年代,實現(xiàn)一個科學使命。
      民國初年,著名學者臧勵和等人,定夏(自禹)紀元始自前2074年;解放后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定夏紀元始自前2140年;此次公布的“夏商周紀年表”定夏紀元始自前2070年。三相比較,“工程”將夏紀元之始,較臧氏計年推后了4年,較翦氏計年推后了77年,總的說比“古人”計年都減少了,而不是增加了。這些科學家沒有為了爭“歷史悠久,文明輝煌”的虛榮而借“斷代工程”把中國歷史拉長,這說明他們是非常具有務實求真之科學精神的。女學者說“他們都是當今中國一群最純粹的科學家”,這話我信,包括女學者在內(nèi),他們都是我深為尊敬的人。(《中國青年報》 2002年6月17日)
      
      
  •   斷代史,某些人該斷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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