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新儒學的精神世界

前言

　　2008年10月25日一26日，復旦大學哲學學院主辦召開了“宋代新儒學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學為中心”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海內外的專家學者共發(fā)表了二十余篇論文，都是特為此次會議撰寫，且未在國內報刊雜志上發(fā)表過。會后審議，其中一篇因與會議主題不符而未能收錄以外，其余各篇按會議發(fā)表順序，編成本書予以出版。作為主編，我的職責是盡量做到通瀆全稿、統(tǒng)一格式，并撰寫前言，介紹各篇論文主旨。　　在20世紀八十年代初的1982年，由已故陳榮捷教授組織召開的首次“國際朱子學會議”在美國夏威夷成功舉行，有力推動了朱子學研究的國際化。曾出席該會的劉述先教授和田浩教授（以下省略敬稱）在時隔26年后現身此次復旦會議，很自然，他們被安排在大會上作“主題演講”。劉述先《宋明理學的精神世界——以朱子為中心》非常切合本次會議的主題意旨，他以高屋建瓴的姿態(tài)來“結算”他近幾年有關朱子學及宋明理學的一些重要問題的“思緒”，指出朱子學在理路上雖不同于“直貫系統(tǒng)”而屬“橫攝系統(tǒng)”，亦不能相應于“以心著性”的思想架局，然其哲學實為“圣學之一分支”。從歷史上看，朱子之精神世界亦有“承先啟后的作用”，對其思想的價值和意義理應作出正面積極的評估。田浩向來對“道學”一詞有獨特的看法，認為《宋史·道學傳》的“道學”概念過于狹窄，而當今學界常用的“理學”或“新儒學”則過于寬泛。他主張采用北宋以來對“道學”的那種較為寬闊的理解，其中蘊含哲學、文化及政治等方面的意涵，這是他自1992年發(fā)表英文本《朱熹的思維世界》以來一貫堅持的觀點。然而，近來在美國有幾位宋史專家對其觀點有所質疑，認為“道學”一詞的傳統(tǒng)定義仍有合理性，田浩發(fā)表《朱熹與道學的發(fā)展轉化》便是對此的回應。他指出，自朱熹晚年始，對“道學”概念的理解已漸趨狹窄，賦予“道學”以某種排他主義的學派色彩，因此我們不能過分夸大朱熹的后續(xù)者們在將朱熹思想正統(tǒng)化過程巾，對“道學”運動所起到的“創(chuàng)造”作用；他強調，若不假思索地相信后世對朱熹道學的人為建構以及《宋史·道學傳》的褊狹定義的真實性，將不利于我們真切地了解宋代思想歷史發(fā)展的多樣性。

內容概要

　　如所周知，宋明儒學的主流是理學，緣二氏（老、佛），特別是釋氏的挑戰(zhàn)而起，上接孔孟，開創(chuàng)了一個意義深遠的精神世界。南宋朱熹（1130-1200）號稱集大成，他的哲學格局恢宏，思緒復雜，1982年在檀島召開國際朱熹會議，個別中國思想家受到這樣的殊榮可謂空前。2003年余英時兄出版大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開拓了新的視域，2006年為他贏得了人文方面的克魯吉獎（John W.Kluge Prize）。這書的出版也引發(fā)了新的一輪有關朱子的熱烈討論，一直到如今還余波蕩漾。我和英時兄的辯論分別深化了各自對宋明理學與朱熹的了解，我之寫作本文還是為了針對自己最近的思緒作一結算。

書籍目錄

前言主題演講：宋明理學的精神世界　宋明理學的精神世界——以朱子為中心　朱熹與道學的發(fā)展轉化第一場：哲學與方法　當然與必然的交融：朱熹思想的內在趨向　Recent Western Studies of Zhu Xi　關于格物致知的若干問題——以朱熹的闡釋為中心第二場：心性與工夫　從朱子的“敬論”看朱子思想形態(tài)的歸屬　朱熹談本體工夫的項目與義涵　“心是做工夫處”——關于朱子“心論”的幾個問題第三場：倫理、知識與死生　美德倫理的自我中心問題：朱熹的回答　意志、知識與道德：論朱熹倫理學中的幾個問題　氣化與死生：朱子視野中的關洛分歧第四場：道學的演變　朱熹門人從其師那里得到了什么——黃榦所“表象”的學習　南宋前期的道學運動——洛學復振與區(qū)域思想的互動　張南軒與朱子之交往及胡五峰門人內部的學術異同第五場：朝鮮理學的討論　李玄逸的四端七情論與“道心、人心”問題　關于退溪的“四端理發(fā)說”　朝鮮儒者對朱子“心”以及相關概念的理解與詮釋第六場：來自東亞的視角　楠本正繼博士的朱子學研究　十六世紀朝鮮性理學者對羅整庵“人心道心”說的回響與批判第七場：政治、實踐與史學　論周悖頤——人脈、政治、思想　應舉與修身——道學的身心治療之術　《朱子語錄格言》考論第八場：經典與文獻批評　朱子論周、邵《易》學　朱子《中庸》結構說（中）　論楊龜山對《中庸》的詮釋及朱子的批評　《中庸》怎樣變成了圣經

章節(jié)摘錄

主題演講：宋明理學的精神世界朱熹與道學的發(fā)展轉化【提要】 有兩位美國的宋史學家在其近作中，似乎對我關于道學的演進和朱熹在此演進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看法有些誤解。在這里，我打算進一步闡述并澄清自己的觀點，以做回應。在我看來，朱熹的學生們在樹立其顯赫地位以及將道學傳統(tǒng)演變得更具局限性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們不能就此忽略這樣一個事實：在道學圈子和道學傳統(tǒng)的界定上，朱熹自身也下了非同尋常的功夫來提倡自己的權威以維護自己所認定的正統(tǒng)。自12世紀80年代初，朱熹深思熟慮，不僅開始把道學傳統(tǒng)變得狹隘，而且一步一步將道學從社會政治同道群體變?yōu)橐环N僅僅以其眼中“純儒”為標準的學派。因此，為了更好地理解朱熹如此所想所為的背景和取舍，我們很有必要關注此前道學的演進過程。同時，如果我們仍舊只是簡單地接受或一味地肯定朱熹對道學重建的作用，會繼續(xù)阻礙我們深刻認識宋代的哲學和政治。當我們深入了解宋代思想和歷史發(fā)展的諸多錯綜復雜性之后，或許可以以此為鑒，反思宋以后（甚至是今天的中國）儒學本身的演化及其在社會政治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們認為，自己在寫什么和別人以為我們寫了什么，二者之間往往有一定差異。但當我看到某些人就我對道學及朱熹（1130-1200）在道學上權威地位的表述有種種錯誤解讀時，我仍然頗為困惑，并想就我的觀點作進一步的澄清。我之所以想要做這種嘗試，是因為這些誤解在兩位資深宋史學家的主要著作中都表現得很明顯，而且這是兩位同行頗有水準的著述。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自己所做的澄清能夠加強我們對道學和朱熹在道學發(fā)展過程中所扮演的歷史角色的認識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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