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05-7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汪林茂 頁數(shù):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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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要
文化是對人類社會活動的高度抽象,是綜覽和理解人類社會種種現(xiàn)象的一個視角,一種方法;文化又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產生而產生的一種多元性、階段性的一種歷史現(xiàn)象,它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時代性特征。因而文化問題雖然是高度抽象的,但理解和研究文化則應當是具體的。在人類文化中,中國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又具有自己的地域的、民族的特性;和整個人類文化一樣,中國文化又是不斷向前發(fā)展的,尤其是晚清文化,是中國文化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從閉塞到走向世界的轉折時期,即:中國落后的傳統(tǒng)文化逐漸消亡,現(xiàn)代文化開始產生,民族文化在不斷揚棄舊文化、汲取西方先進文化的過程中獲得新生,并且使中國文化漸漸地融人到世界潮流中。在這一過程中,文化的世界性與民族性、人類文化的本質特性與時代性以及文化的中西古今各要素,都一一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 總之,歷史要有文化思考,文化需要歷史描述。 晚清文化是中國文化史、以至整個人類文化史的組成部分,它的轉型體現(xiàn)了人類文化發(fā)展的總規(guī)律;但晚清近代文化運動發(fā)生的空間(東方國家)、時間(19世紀中葉以后)和歷史背景(中國遭受外國侵略和控制)等都有其特殊性,因而晚清的近代文化運動具有自己的特點。
作者簡介
汪林茂,1949年生,浙江省開化縣人,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
書籍目錄
緒論 文化、文化史、晚清文化史第一章 世界的發(fā)現(xiàn)與近代文化的萌發(fā) 一、一統(tǒng)“天下”的裂變 二、走出“天下” 三、世界的發(fā)現(xiàn) 四、“經世致用”原則下的“現(xiàn)夷”活動第二章 “力”、“富”、“學”的發(fā)現(xiàn)——近代文化的初興 一、“采西學”以“自強”與“中本西末” 二、“力”的發(fā)現(xiàn)與追求 三、“富”的發(fā)現(xiàn)與倫理觀念的變遷 四、“學”的發(fā)現(xiàn)和新知識的傳播 五、社會文化的新氣象第三章 “民”、“智的發(fā)現(xiàn)——近代文化的發(fā)展” 一、“興西學”潮流下的“中西會通” 二、“民”的發(fā)現(xiàn)和“民權”的張揚 三、“智”的發(fā)現(xiàn)和近代知識體系的現(xiàn)出 四、“開民智”口號下的文化啟蒙運動 五、新文化的架構第四章 建設民族新文化 一、近代文化方向的確立和“中西會通”的深化 二、民族主義——祖國主義——國民主義 三、啟蒙的深化與意義世界的更新 四、近代政治文化凱歌行進 五、民族新學術的初建 六、文化世俗化與民族新文化體系的初建附 參考書目
章節(jié)摘錄
書摘在近代科學向中國流播過程的最初階段,承擔文化傳承歷史任務的,一方多為傳教士,一方多為有志于從事“經世”實學的“疇人”。作為傳教士來說,他們中的確有不少是熱心于向中國人傳播近代科學知識的人;但作為一個群體,他們更熱心的恐怕是傳播上帝的“福音”。而且,他們在中國所傳播的科學知識遠遠算不上高深,他們的自然科學知識水平在自己的國家中大約只能算是平庸者。而當時中國參加譯介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知識的學者,很多是已取得出色學術成就的科學家,如李善蘭在數(shù)學領域,管嗣復在醫(yī)學領域、張福僖在天文學領域等,都已取得了相當高的成就,是中國“疇人”中的優(yōu)秀者。這種優(yōu)秀者與平庸者的對接看似不平等,但在當時中國的自然科學研究水平大大低于西方的情況下,在中國的自然科學從中世紀向近代轉型的起點上,也只有這種優(yōu)秀者與平庸者的對接,才能保證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向中國流播。 在近代科學向中國流播的最初階段,所傳播的“格致之理”的內容比較粗淺,但門類頗為齊全。如: 數(shù)學方面,1858年李善蘭與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合譯的《幾何原本》后9卷刊行,它使得這部被稱為“人類理性之杰構”的世界名著有了完整的譯本。而且它使中國人從中得到了嚴謹?shù)倪壿嬐评矸椒ǖ慕虒?;第二年,李、偉合譯的《代數(shù)學》和《代微積拾級》刊行,第一次向中國人介紹了全新的西方近代代數(shù)和微積分學知識,而且李善蘭在書中創(chuàng)譯的一整套代數(shù)和微積分的名詞、術語、符號,其中如代數(shù)、微積分、函數(shù)、常數(shù)、變數(shù)、已知數(shù)、未知數(shù)、無窮、極限、拋物線、雙曲線等幾百個數(shù)學名詞一直被沿用至今。為中國近代數(shù)學的起步和發(fā)展起了奠基作用,也向中國人提供了新的思維方式和認識客觀世界的科學方法。 物理學方面,有1858年王韜與偉烈亞力合譯并出版的《重學淺說》,次年李善蘭與艾約瑟合譯并出版的《重學》,1853年張福僖與艾約瑟合譯的《光論》出版。其中《光論》是第一次系統(tǒng)而詳細地介紹了近代幾何光學的內容;《重學淺說》和《重學》,則向中國人系統(tǒng)介紹了西方的經典力學理論體系。其中《重學》的影響尤其大,它第一次向中國人介紹了著名的“奈端動理”三例(即牛頓運動定律)。這些著作引導中國人更真切地了解物質的基本結構和物質運動的一般規(guī)律,使中國人對物質世界有了新的認識。 天文學方面,有王韜與偉烈亞力合譯,1858年刊行的《西國天學源流》,介紹了西方天文學發(fā)展史;李善蘭與偉烈亞力合譯、1859年刊行的《談天》尤為著名,它通過介紹哥白尼的日心說、開普勒的行星運動三定律、牛頓萬有引力定律等西方近代天文學知識,向中國人傳播了新宇宙觀。 植物學方面,影響最大的是李善蘭與韋廉臣、艾約瑟合譯的《植物學》,1858年刊行。本書首次向中國人系統(tǒng)介紹了近代植物學知識,確定了許多學科專用名詞,從而為中國近代植物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而且,它所展現(xiàn)的植物世界,開闊了中國人觀察和探索客觀世界的視野。 醫(yī)學方面,影響最大的是廣東南海人陳修堂、英國醫(yī)生合信合作編譯的《全體新論》,1851年在廣州刊印。本書以圖文并茂的形式,向中國人介紹了人體解剖學知識和西方近代生理學理論,不僅有助于西醫(yī)在中國建立,也有助于中國人科學地認識人類自身,擺脫蒙昧與迷信。 據(jù)統(tǒng)計,從1843年一1860年間,在上海、香港、廣州、寧波、廈門、福州6個城市出版的,由中國學者與外國傳教士合作、或完全由傳教士編譯的自然科學書籍約有105種。從整個中國近代文化史看,這是先進中國人從西方引進的第一批近代文化的種子,數(shù)十年或百余年后的文化參天大樹和豐碩果實,正是從這里開始的;從文化的知識層次說,中國人從這些書中首次得到較系統(tǒng)的近代科學知識的啟蒙,并且從這里得以看到較真實的大自宇宙天體、小至生物細胞的整個客觀世界;從文化的觀念層次說,諸如《幾何原本》等書中所體現(xiàn)的新的思維方式和科學方法,《光論》、《重學》、《談天》、《植物學》等書對客觀世界各種大大小小的物質基本構造和運動規(guī)律的揭示和描述,對傳統(tǒng)的以“天”、“神”、“理”、“心”為最高主宰的觀念是根本上的撼動。所以,鴉片戰(zhàn)爭后文化運動的最重要成果是,中國人開始走出蒙昧,看到了中與西,即文化的落后與先進的差距之所在,看到了一個真實的客觀世界。P.86-89
編輯推薦
本書是一部關于晚清社會與文化史研究的學術著作。作者對晚清社會近代文化發(fā)展、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以及在晚清產生特別影響的思想家等課題,從新的視角進行深入和獨到的研究,不僅擴大了晚清史研究的范圍,也深化了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內容,對于清史和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大有裨益。本書選題新穎,資料豐富,立意深刻,行文流暢,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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