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戴震與章學誠

內(nèi)容概要

　　本書則是為了解答為什么宋、明理學一變而為清代經(jīng)典考證的問題。關于中國學術思想史上這一重大轉(zhuǎn)變，20世紀初年以來史學家先后已提出種種不同的解釋。這些說法雖各有根據(jù)，但我始終覺得還有一個更關鍵性線索沒有抓住。宋明理學和清代考證學同在儒學的整體傳統(tǒng)之內(nèi)是沒有人可以否認的。既然如此，這一轉(zhuǎn)變必然另有內(nèi)在的因素，絕不是僅僅從外緣方面所能解釋得到家的。我在羅欽順(1466—1547)的《困知記》中讀到一段話，大意是說“性即理”和“心即理”的爭辯已到了各執(zhí)一詞、互不相下的境地，如果真正要解決誰是誰非，最后只有“取證于經(jīng)書”。我在這句話里看到了一隙之明：原來程、朱與陸、王之間在形而上學層面的爭論，至此已山窮水盡，不能不回向雙方都據(jù)以立說的原始經(jīng)典。我由此而想到：為什么王陽明(1472—1529)為了和朱熹爭論“格物”、“致知”的問題，最后必須訴諸《大學古本》，踏進了文本考訂的領域?現(xiàn)代學者一致強調(diào)顧炎武(1613--1682)“經(jīng)學即理學”那句名言是乾、嘉經(jīng)學家的指導原則，這自然是事實。但是我在方以智為《青原山志略》(1669年刊本)所寫的《發(fā)凡》中，也發(fā)現(xiàn)了“藏理學于經(jīng)學”一句話，和顧炎武的名言如出一口。這豈不說明：從理學轉(zhuǎn)入經(jīng)典考證是16、17世紀儒學內(nèi)部的共同要求嗎?這樣的線索越積越多，我終于決定作一次系統(tǒng)的研究；《論戴震與章學誠》便是這一研究的初步成果。這部書自1976年刊行以來，在明、清思想史的專門領域內(nèi)曾引起了不少討論，它的“內(nèi)在理路”(“innerlogic”)研究法尤為聚訟的所在。這些討論主要是在海外(包括日本和美國)的學術界進行的。為了澄清誤解，我在1996年的增訂本《自序》中作了一次較扼要的回應。我說明“內(nèi)在理路”是相應于此書的特殊性質(zhì)而采用的方法；我并不認為這是研究學術思想史的惟一途徑。不過我深信，研究學術思想史而完全撇開“內(nèi)在理路”，終將如造寶塔而缺少塔頂，未能竟其全功。或者像程顥譏諷王安石“談道”一樣，不能“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而只是在塔外“說十三級塔上相輪”而已。現(xiàn)在三聯(lián)書店將此書收入本”系列“之中，我盼望它能得到更多的新讀者的指教。

作者簡介

　　余英時1930年生，安徽潛山人。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yè)生，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康奈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現(xiàn)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1973—1975年出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2006年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頒授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中英文著作數(shù)卡種。
　　余英時作品系列
　　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
　　方以智晚節(jié)考
　　文史傳統(tǒng)與文化重建
　　現(xiàn)代危機與思想人物
　　現(xiàn)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
　　中國文化史通釋

書籍目錄

增訂本自序　
自　序　
內(nèi)　篇
　一、引言
　二、章實齋與戴東原的初晤
　三、儒家智識主義的興起——從清初到戴東原
　四、章實齋的史學觀點之建立
　五、章實齋的“六經(jīng)皆史”說與“朱、陸異同”論
　　(一)“六經(jīng)皆史”說發(fā)微
　　(二)“朱、陸異同”論的心理背景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涵義
　六、戴東原與清代考證學風
　　(一)“博雅”與“成家”
　　(二)“狐貍”與“刺猬”
　　(三)有志聞道
　　(四)義理的偏愛
　　(五)考證的壓力
　　(六)緊張心情下的談論
　　(七)論學三階段
　　(八)最后的歸宿
　七、后論
　八、補論：章學誠文史校讎考論
外篇
　一、戴震的《經(jīng)考》與早期學術路向——兼論戴震與江永的關系
　　(一)《經(jīng)考》與《經(jīng)考附錄》
　　(二)戴東原之早期學術路向
　　(三)戴東原與江慎修
　二、戴東原與伊藤仁齋
　三、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中西歷史哲學的一點比較
　　引言
　　(一)中國史學中的人文傳統(tǒng)
　　(二)史學中言與事之合一
　　(三)筆削之義與一家之言
　　(四)結語
　四、章實齋與童二樹——一條史料的辯證
　五、從宋明儒學的發(fā)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tǒng)
　　(一)引言
　　(二)宋明理學中智識主義與反智識主義的對立
　　(三)經(jīng)典考證的興起與儒學的轉(zhuǎn)向
　六、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
　　(一)為什么要重新解釋清代思想史?
　　(二)宋代儒學及其內(nèi)在問題
　　(三)從“德性之知”到“聞見之知”
　　(四)“經(jīng)世致用”與顏李學派
　　(五)清代儒學的新動向——“道問學”的興起
　　(六)經(jīng)學考證及其思想背景
　　(七)戴東原和章實齋
　　(八)結語

章節(jié)摘錄

　　內(nèi)篇　　一、引言　　戴震（1724-1777）和章學誠（1738-1801）是清代中葉學術思想史上的兩個高峰，這在今天已經(jīng)成為定論了。①近50年來，東原和實齋一直都受到中外學者的密切注意，研究文獻真足以汗牛充棟。但是我們必須記住，把東原和實齋相提并論是近代的評價。在他們兩人的生前，實齋之晦和東原之顯恰是一個鮮明的對比。問題并不止于聲光的顯晦。如果我們有機會征詢他們兩人的共同朋友如朱筠、錢大聽、邵晉涵等人的意見，我相信他們之中沒有人會說實齋在學術地位上可以望東原的項背，更不用說并駕齊驅(qū)了。那么戴、章二公自己的看法又如何?我們確切地知道東原從來沒有把實齋放在眼里，他的文字中也全無實齋的痕跡。所以實齋說：“戴氏生平未嘗許可于仆?！雹谙喾吹?，實齋對東原則十分傾服，盡管批評之處也不少?！墩率线z書》中公開討論到東原的文字即不下數(shù)十篇，未指名而實際也是針對東原而發(fā)者，更多至無法統(tǒng)計。我們細心讀實齋的著述，便可知實齋確引東原為同道，而且認為只有他自己才能和東原在學術上分庭抗禮。這樣說來，我們近代的評價正是接受了實齋自己的論斷，而與其他乾、嘉學人的看法截然異趣?！　『我晕覀兊挠^點近于實齋而遠于一般乾、嘉的考證學家呢?我想，問題的關鍵是在于評價學術成就所采用的標準。近代治學術思想史的人主要是以義理為評判學術成就的標準。在這個標準之下，實齋的《文史通義》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而近人之推崇東原也同樣是由于他的義理，并非由于他的考證。其實東原雖未能平心欣賞實齋的文史見解，他自己論學也是以義理為最后的依歸的。在這一點上，東原和實齋反而是同志，而不是論敵了。另一方面，一般乾、嘉學人則嚴格地持考證為衡量學術的準繩。從考證的觀點出發(fā)，當時的人甚至無法了解實齋的學業(yè)究竟是何門路；①而東原之所以為時流所共仰，也是因為他在六書、九數(shù)、名物、制度各方面的研究業(yè)績。至于《原善》和《孟子字義疏證》諸作，則正是他們所鄙棄不屑道的。這樣看來，近代的論斷頗與乾、嘉的流行觀點處于尖銳對立的地位，但卻恰恰合乎東原、實齋兩人的自我評價。這里可以看出，東原、實齋與當時考證學風之間的確存在著一道很深的鴻溝。面對著這種學風，實齋的不合時宜固不必說；而東原之僅以考證為世所尊，在他自己的內(nèi)心中也是畢生一大憾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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