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與社會

內容概要

　　《學術與社會》解析對“學術社會”的建構，表明讀書人力圖通過重建知識的莊嚴，重新確立了讀書人在現(xiàn)代社會的位置。全書共分三編。第一編為“傳統(tǒng)的發(fā)明”，主要檢討傳統(tǒng)文化在近代的遭遇；第二編為“思想界的解析”，主要匯集了一組討論“思想界”的文章；第三編則集中關注“學術社會的建構”。

作者簡介

章清
1964年10月生于四川。1989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歷史系，獲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文化史專業(yè)碩士學位，留校任教。1998年于復旦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F(xiàn)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外現(xiàn)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研究員。著有《“胡適派學人群”與現(xiàn)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古籍出版社)、《胡適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等書，涉及中國思想史、學術史的論文有30余篇，主要有《近代中國留學生發(fā)言位置轉換的學術意義兼論近代中國學術樣式的轉型》(《歷史研究》1996年第4期)、《傳統(tǒng)：由“知識資源”到“學術資源”——簡析20世紀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失落及其成因》(《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4期)、《“學術社會”的建構與知識分子的“權勢網絡”——群體及其角色與身份》(《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省界、業(yè)界與階級：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興起及其難局》(《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等。

書籍目錄

總序
自序
引論
省界、業(yè)界與階級：近代中國亞文化圈世界的形成——略論近代中國政治共同體形成的困局
一、國家·社會·個人
二、“省界”意識成為聚集的基礎
三、“業(yè)界”所表征的“亞文化圈”
四、“中等社會”及其階級意識的萌芽
五、“五四”的參照意義
六、結語
第一編  傳統(tǒng)的發(fā)明
傳統(tǒng)：由“知識資源”到“學術資源”——簡析20世紀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失落及其成因
一、“經典”的意義及其在晚清的境遇
二、《新青年》對“經典”的征引
三、“知識資源”與“學術資源”
四、“經典”的失落與反傳統(tǒng)
近代中國留學生發(fā)言位置轉換的學術意義——兼析近代中國知識樣式的轉型
一、留學生在本土的文化養(yǎng)成
二、邊緣人知識分子的認同危機
三、進入本土文化的不同渠道
四、知識樣式轉型的歷史脈絡
“策問”中的“歷史”——晚清中國“歷史記憶”延續(xù)的一個側面
一、科舉改革與“策問”：對新知之接引
二、“策問”、“經世文編”及其他
三、“策問”中之“中史”
四、“策問”中之“西史”
五、余論：晚清中國之另一種“歷史記憶”
第二編  思想界的解析
晚清“思想界”的形成與知識分子的“公共空問”
一、“思想界”的表述
二、“思想界”的要素
三、讀書人表達方式的轉變
余論：隱然已在的“思想界”及其他
民初“思想界”解析——報刊媒介與讀書人的生活形態(tài)
一、報刊所呈現(xiàn)的“思想版圖”
二、讀書人晉升的階梯
三、大學·刊物·社會
四、政治·思想·學術
余論：“思想界”的另一面
“五四”思想界：中心與邊緣——《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的閱讀個案
一、《新青年》作為“中心”的確立
二、“閱讀”報刊：成長的階梯
三、閱讀《新青年》：金毓黻的故事
四、來自學生的“聲音”
余論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與中國社會的重組——對《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時期”思想分化的追蹤
一、審視思想界分裂的“后見之明”
二、《新青年》的“分裂”，抑或陳獨秀的“出走”
三、政治歧見：一個目標，兩條道路
四、“我們”與“他們”：思想界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
五、階級意識的提升與中國社會的重組
第三編  “學術社會”的建構
“學術社會”的建構與知識分子的“權勢網絡”——《獨立評論》群體及其角色與身份
一、一群讀書人與他們的多重身份
二、“我們應該努力做學閥”
三、推動學術事業(yè)的展開
四、對公眾事務的介入
五、“出山要比在山清”
六、“身份認同”與“權勢網絡”
七、“權勢網絡”與知識分子角色的依附性
1930年代：“國難”與現(xiàn)代中國學術的成長
一、“國家政權建設”與教育學術
二、“國難”與《獨立評論》的創(chuàng)刊
三、如何使學術教育成為建國的力量
四、學科規(guī)劃之例證：心理學及其他
五、知識階層的動向
六、小結

章節(jié)摘錄

　　前已述及，創(chuàng)辦《時務報》使梁啟超名重一時，部分即在于其“語言筆札之妙”。對此梁本人后來也有所論述：“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竟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蔽捏w問題在當時確是見仁見智，章太炎對此就提出尖銳批評：“文辭之壞，以林紓、梁啟超為罪魁。（嚴復、康有為尚無罪。）厭聞小學，則拼音簡字諸家為禍始（王照、勞乃宣皆是。）”在章看來，“人學作文，上則高文典冊，下則書札文牘而已。”高文典冊固非人人所有事，書札文牘則未有不用者。“然林紓之文，梁啟超報章之格，但可用于小說報章，不能用之書札文牘，此人人所稔知也。今學子習作文辭，豈專為作小說、撰報章，而舍書札文牘之恒用邪！”這里也道出了報章雜志流行后所引發(fā)的問題，但不管怎樣，辦報者如確立面向公眾的理念，便不能不考慮表達方式當如何配合。　　這方面，嚴復與梁啟超的爭辯，值得作為典型的事例進行分析。日本學者小野川秀美曾以達爾文與赫胥黎來比喻嚴復與梁啟超，認為推動“啟蒙”更有力的是梁啟超。所謂更有力，很大程度便是由兩人寫作方式的區(qū)別所造成的。1897年梁啟超在《與嚴幼陵先生書》中談到了這個問題。那時，梁剛走上辦報之路，其為文遭到嚴復的批評，于是梁作了如下的解釋：“啟超于學，本未嘗有所顓心肆力，但憑耳食，稍有積累，性喜論議，信口輒談，每或操觚，已多窒閡。當《時務報》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猶矜持而筆不欲妄下。數(shù)月以后，譽者漸多，而漸忘其本來。又日困于賓客，每為一文，則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脫，已付鈔胥，非直無悉心審定之時，并且無再三經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責，亦幾不免。又常自恕，以為此不過報章信口之談，并非著述，雖復有失，靡關本原。”這段文字之所以值得征引，便在于梁啟超對于在報刊“匆迫草率”發(fā)表的文字，也不無遺憾，然而，考慮到此“不過報章信口之談，并非著述，雖復有失，靡關本原”，于是又不免“自恕”。而在回應嚴復對其《古議院考》的批評時，梁又明確指出報刊之文不過是“為中等人說法”：“《古議院考》乃數(shù)年前讀史時偶有札記，游戲之作，彼時歸粵，倚裝匆匆，不能作文，故以此塞責。實則啟超生平最惡人引中國古事以證西政，謂彼之所長，皆我所有。此實吾國虛驕之結習，初不欲蹈之，然在報中為中等人說法，又往往自不免。”　　……

編輯推薦

章清編著的《學術與社會：近代中國“社會重心”的轉移與讀者書人新的角色》圍繞著“學術與社會”展開，關注的重點則是“近代中國‘社會重心’的轉移與讀書人新的角色”。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涉及現(xiàn)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史實重建”的論文，主要基于“自由”與“自由主義”進行“概念史”分析，二是立足“西學東漸”揭示中國現(xiàn)代學科的形成，關注近代知識的轉型。    第一編為“傳統(tǒng)的發(fā)明”，主要檢討傳統(tǒng)文化在近代的遭遇，既試圖對傳統(tǒng)加以恰當?shù)膮^(qū)分，也從不同側面說明傳統(tǒng)作為“記憶延續(xù)”的基本資源，如何被“發(fā)明”。    第二編命名為“思想界的解析”，主要匯集了一組討論“思想界”的文章。    第三編則集中關注“學術社會的建構”。所謂“學術社會”來自近代中國讀書人的自詡，顯示的是走出科舉時代的讀書人對新的角色與身份的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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