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外關系史治要

內(nèi)容概要

《近代中外關系史治要》由王立誠編著。
改革開放后，尤其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的近代中外關系史研究逐漸突破早先的侵略與反侵略模式，更為理性地看待外來事物，也更注重對中國文明自身的反省。在“現(xiàn)代化”與“全球化”兩大交織的宏觀理論架構下，人們在堅持“民族本位”的同時，努力克服其中的自卑與虛驕，更為高屋建瓴地考察中國在世界文明發(fā)展史中的地位，也更客觀、審慎地分析近代中外關系史的各種觀念、制度和事件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關系，促進各種社會科學理論在歷史研究中的運用。《近代中外關系史治要》可以被視為這些年來這種歷史評價體系與研究方法變遷的實際寫照。

作者簡介

王立誠，男，1953年6月生于上海，籍貫浙江海鹽。復旦大學國際關系專業(yè)法學博士，英國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圣安東尼學院（St.,Antony's College）博士后，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曾出版專著《中國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肅人民出版1991年）、《美國文化滲透與近代中國教育：滬江大學的歷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編?！豆誀c等使西記六種》（三聯(lián)書店1998年）；譯著《滬江大學》（珠海出版社2005年）等。

書籍目錄

前言
外交篇
 鴉片戰(zhàn)爭前夕的禁煙決策評析
 英國與近代中外貿(mào)易“法治”的建立
 蒲安臣使團與中國近代使節(jié)制度的發(fā)端
 外交家的誕生：顧鈞與近代中國外交官文化的變遷
 “一·二八”事變與英國對中日沖突的立場轉變
外僑篇
 上海近代外僑史綱
 19世紀上海的西人幫會
觀念篇
 洪秀全的天命論與太平天國的政權建構
 中西學的整合：孫中山辛亥革命前思想辨析
 19世紀中國人歷史觀念的新舊過渡
教育篇
 中國近代工商業(yè)社會形成中的美國在華教會高等教育
 滬江大學與香港浸會大學——20世紀浸會華人高等教育事業(yè)的歷史變遷
 20世紀歐美人在中韓兩國辦高等教育的比較研究
 建國初期上海高等院校系調整研究

章節(jié)摘錄

　　洋務派有志遺使出洋，主要是基于對其實用價值的認識。總署大臣在辦外交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遣使出洋至少有兩點益處：一是了解各國的政俗人情，以減少制定外交政策時的盲目性，即“探其利弊，以期稍識端倪，借資籌計”；二是在外交上化被動為主動，通過開辟與各國政府直接交涉的途徑，“遇有該使倔強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便可“向其本國一加詰責，默為轉移”。　　因此，他們把遣使出洋作為辦好外交所必須進行的一項改革。1866年，他們作為遣使的試探，曾派總稅務司署的文案斌椿率領同文館學生出洋游歷。然而，在正式遣使的問題上，他們卻遇到整個社會的阻力。雖然在1866年令各省督撫籌議赫德、威妥瑪“二論”的上諭中寫道：“至所論外交各情，如中國遣使分駐各國，亦系應辦之事。”表明清廷對于遣使之舉已基本首肯，但是，當時的許多官員，對此仍充滿疑慮。他們有的認為這會“以柱石重臣棄之絕域，令得挾以為質”；有的甚至擔心，“我如派官前往，彼必如論略所云，東西各國代國大臣前來住京，每得入朝秉政之說，而與我使臣以秉政之虛名，即藉口要挾，以求秉中國之大政”。這些擔憂盡管均屬臆測，但卻顯示了當時的社會心理，表明在風氣未開的當時，遣使之舉是不受人贊賞的?！　≈杏⑿藜s將臨，對于清政府固然是一大危機，但同時也是它統(tǒng)一內(nèi)部意見的一次機會，使它的一些改革措施在貫徹時遇到較少的阻力。遣使出洋就是其中之一?？偫硌瞄T早在9、10月間就與赫德在商討出使的問題，它致各省督撫關于修約的《條說》，則把遣使列入其中，認為它“亦關緊要，未可視為緩圖”?！　〔贿^，盡管總理衙門已表示了決心，但實際操辦起來，卻仍頗費躊躇。從表面上看，“使才難覓”是個問題，“若不得其人，貿(mào)然前往，或致狎而見侮，轉足貽羞域外，誤我事機”。然而更重要的是，中西間的文化隔閡，使得“中外交際，不無為難之處”。總署大臣也殘留著天朝至尊的意識。那時，外國公使覲見清帝的禮儀問題一直遷延未決，遣使各國若按西方禮儀行事，難免影響國內(nèi)在這問題上的談判地位，使維持至尊之體的最后一道屏障不攻自破。因此，當他們找到蒲安臣為使時，似乎發(fā)現(xiàn)了回避這一矛盾的出路。這樣做，一方面能使他們收遣使出洋的實益，另一方面又可避免中外禮儀方面的糾葛。正是這種如意算盤，使他們認為，“用中國人為使，誠不免為難，用外國人為使，則概不為難?！庇纱丝梢姡谌蚊寻渤紴槭箞F首腦的問題上，清政府其實是想維持它那些殘存的至尊國體，而不是想以此取媚外國。如果說清政府此舉是把它的命運交給一個外國人操縱，那就未免低估了這個有兩百余　　年統(tǒng)治經(jīng)驗的封建專制王朝。它在派蒲安臣出使的同時，還派了兩個中國官員一同出使。總署章京方溶師是出使章程的起草人。他在給文祥的信中指出：“溶師章程中恰專重中朝兩使?！奔赐怀鰞蓚€中國官員的地位，防止蒲安臣大權獨攬。這表現(xiàn)在規(guī)定志剛、孫家谷二使與蒲安臣地位平等，“皆一體平行”；二者分別頒給關防，“于印用關防須由志、孫兩使主持，不使他人干預，亦防其漸也?！薄　　?/pre>




編輯推薦
晚清以降，隨著西方列強打開中國的大門，中國經(jīng)歷了史無前例的“變局”。在諸如薛福成、鄭觀應等當時人的眼中，中國已從早先獨立演進的“啟蒙”、“封建”、“郡縣”之天下，一變而為、“中外聯(lián)屬之天下”。西洋文明沖擊、滲透中國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的一切領域，造成各個領域的重大變革。近代中外關系史可以說滲透于整個中國近代史，而本人總結自己從事近代中外關系史研究的經(jīng)驗時，也發(fā)現(xiàn)自己過去20多年中所曾涉入的研究范圍頗為寬泛。因此，如今編輯《近代中外關系史治要》這部近代中外關系史研究的個人集時，王立誠將這些論文分類歸為外交、外僑、觀念和教育四篇，以便較集中地體現(xiàn)這些論文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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