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與文學之間

用戶評論 (總計9條)

•   研究做得很扎實
•   朋友說書挺不錯的，買來看看，還沒讀完呢，先寫幾句
•   書的質(zhì)感很好，作者內(nèi)容寫的也很好
•   很喜歡香港學者寫的東西，有深度，值得推敲！
•   論文集不必特別出本書吧。內(nèi)容枯燥。
•   香港的翻譯研究一直就比較前衛(wèi) 這本書是導師推薦 尤其文化轉向學派的翻譯研究者值得一讀
•   　　王老師這本書是近些年來發(fā)表的文章結成的集子。雖然偶有重復之處，但全書值得人學習的地方還是非常多的。
  　　全書共九章，前五章多集中在晚清。中間三章討論民國，重點是魯迅和周作人。最后一章討論卞之琳。
  　　前四章我就不贅述了，句句精彩，值得細讀。第五章考察“以中化西”和“以西化中”兩種翻譯態(tài)度，特別引人注目。相比于經(jīng)典翻譯理論中的“歸化”（domestication）與“異化”(foreignization)，這里的“以中化西”和“以西化中”有著別樣的特色?！耙灾谢鳌敝饕鸬氖恰鞍矒崛诵摹钡淖饔茫?67）?；貞Ｊ厝耸康奈鞣娇茖W小說，政治小說和探險小說的抨擊，部分評論家提出西方小說有的，中國的小說古已有之。不只是小說，清末的公羊三世學說似乎也是順著這一脈絡。除了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之外，就是曾樸的《孽?；ā分幸灿羞^類似的精彩描述：
  　　這部《春秋》，是我夫子一生經(jīng)濟學問的大結果，起先夫子的學問，本來是從周的主義，所以
  　　說‘郁郁乎文哉，我從周’。直到自衛(wèi)返魯，他的學問卻大變了。他曉得周朝的制度，都是
  　　一班天子、諸侯、大夫定的，回護著自己，欺壓平民，于是一變而為‘民為貴’的主義，要
  　　自己制禮作樂起來。所以又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改制變法，顯然可見。
  　　又著了這部《春秋》，言外見得凡做了一個人，都有干涉國家政事的權柄，不能逞著一班貴
  　　族，任意胡為的，自己先做個榜樣，褒的褒，貶的貶，儼然天子刑賞的分兒。其實這刑賞的
  　　職分，原是百姓的，從來倒置慣了。夫子就拿這部《春秋》去翻了過來罷了。孟夫子說過
  　　‘《春秋》，天子之事也’。這句還是依著俗見說的。要照愚見說，簡直道：‘《春秋》，
  　　凡民之天職也?！@才是夫子做《春秋》的真命脈哩！當時做了這書，就傳給了小弟子公羊
  　　高。學說一布，那些天子諸侯的威權，頓時減了好些；小民之勢力，忽然增高了。天子諸侯
  　　哪里甘心，就紛紛議論起來，所以孟子又有‘知我罪我’的話。不過夫子雖有了這個學說，
  　　卻是紙上空談，不能實行。倒是現(xiàn)在歐洲各國，民權大張，國勢蒸蒸日上，可見夫子《春
  　　秋》的宗旨是不差的了。可惜我們中國，沒有人把我夫子的公羊學說實行出來。（第十一回）
  　　
  　　
  　　且不管后來人對這樣解經(jīng)的批判，經(jīng)過這樣一番“翻譯”，主權在民的思想嫣然是咱老祖宗壓箱底兒的物件了?！耙晕骰小币彩怯兄苊黠@的政治傾向。該書以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為例，指出梁氏非但“將全部傳統(tǒng)小說罵倒”并視其為“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源”而且指認西方小說為“載道教化”，“開啟民智”的先鋒 （153）。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借助西洋文學來沖擊中國文學”（同上）。
  　　中間的三篇文章和當時的文藝大眾化（廣義的）關系密切。第一篇討論的是白話文以及文言文在翻譯中的地位。王宏志老師明確指出，當時譯文的地位以及受歡迎程度并不是由作品的內(nèi)容，而是由作品的語言決定的。這也就是為什么林紓用文言文翻譯外國作品會比當時用白話文翻譯出來的作品更為流行和更受支持的原因。后面兩篇討論到魯迅先生的“硬譯”理論。書中對“硬譯”理論這樣描述“‘硬譯’就是魯迅在無法處理語氣或句式的難題下而繼續(xù)以‘逐字譯’的方法去翻譯后出來的結果”（286）。這一理論有著深刻的現(xiàn)實關懷。魯迅認為，中國的語言是有一些缺點的。
  　　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是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訣，是在避去熟字，刪掉虛字，就是好文章，
  　　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 （魯迅《關于翻譯的通信》，摘自王書頁289）。
  　　正是為了改正這些缺點，改良中國語言，魯迅才要采取硬譯的方式，意圖為中國語言輸入新的內(nèi)容和表達方式 （290）。但這樣的做法，在瞿秋白以及梁實秋看來，卻是與文藝的大眾化背道而馳的。因為這種硬譯，并沒有太多地顧忌它的讀者的閱讀水平和閱讀習慣，以至于不容易為讀者理解 （梁實秋《論魯迅先生的“硬譯”》，瞿秋白 《論翻譯—給魯迅的信》，林語堂《今文八弊》，散見王書第七第八章）。一方面是要這個處于困境的國民群體補充新的也必然是不熟悉的血液，另一方面又要用舊的、熟悉的語言來承載。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這個矛盾在魯迅先生死后不久就被解決了。在抗戰(zhàn)形勢更加嚴竣，動員群眾的要求更加迫切的背景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文藝要為工農(nóng)兵服務成為政治和文藝方針迫使文學作品向通俗和積極向上的路線靠攏（汪暉《地方形式、方言土語與抗日戰(zhàn)爭時期“民族形式”的論爭》，也可參考蔡翔《革命/敘述》）。這一矛盾以一方的被消滅而不復存在。直到鄧小平上臺，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管理趨于松動，這一矛盾才再次出現(xiàn)。其中的一個例子就是書中最后一掌對卞之琳的翻譯政治的討論。從投身馬克思主義理論到反思馬克思主義理論，卞之琳在《畢竟是文章誤我，我誤文章》一文中對自己的翻譯事業(yè)的回顧給讀者提供了一個反思翻譯與當代政治之間關系的極佳案例。
  　　
•   “硬譯”包含對于“文”的豐富性的堅持，也許參見胡志德這篇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3684/c12
  “大眾”的再造有著復雜的政治背景（來聽我們系的job talk吧，有牛人要講這個問題哦），此外白話未必就是適于大眾平民的，汪暉他們早就指出，白話文的“新”更突出地表現(xiàn)在受了科學話語和思維方式的洗禮。而嚴復、林紓的古文（比文言文還舊）未必沒有輸入新鮮血液的。個人認為舊形式/新內(nèi)容這樣框架來理解翻譯語言，不適于解釋嚴復、林紓、魯迅的復雜性?；蛘哒f是否能在語言問題上把形式、內(nèi)容分開，是一個問題。
•   本書確是很具啟發(fā)性，點出了不少問題。
  　　　　
  早期從事西學漢譯的前輩們（林紓、嚴復等）的確比后進者（魯迅一代）態(tài)度從容，且“以中化西”或“以西化中”的說法或做法，也確實比下一代習用的極端話語（如“全盤西化”、“硬譯”、“廢除漢字”之類）來得圓融。
  　　　　
  既然能“以中化西”，那么兩邊都不得罪，豈非“雙贏”？但其內(nèi)在邏輯中卻隱含著一種危機，即文化間的交流似乎只為了相互確認自身的正確，且先驗地預設了一個殊途同歸的結局。這無疑違背了現(xiàn)代學術的理性規(guī)范。
  　　　　
  于是更能正視問題、或者說制造問題的激進一代應運興起，并促發(fā)了文學乃至政治的激進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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