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發(fā)現(xiàn)歷史

用戶評論 (總計39條)

•   一般而言，一個學者在事業(yè)上的成功，總離不開個人的超常努力和適宜的學習、發(fā)展環(huán)境。依我所見，唯有這一代留美學人充分具備了這兩個條件，下一代想重走他們的成功之路則未必可能。這是因為，“50后”是中國歷史上特殊的一代，他們的非常經(jīng)歷、人生理想和由此訓練出的學識、經(jīng)驗、勇氣和毅力，不論前人后人，都難與比肩。
  歷史學者寫的回憶自然少不了真性情。本書中，很喜歡巫鴻寫他在哈佛受教于張光直的經(jīng)歷、李小兵寫他編纂學術文集和戰(zhàn)爭史的波折、王希研究美國憲政史經(jīng)歷的“火的洗禮”、洪朝輝競聘大學校長的“學而不優(yōu)則仕”、邵勤“從小鎮(zhèn)走向達洋”的學術之路、田憲生對建立科學歷史觀的感悟、魏楚雄對“第三種歷史”（從本歷史、他歷史到大歷史）的發(fā)現(xiàn)、徐國琦周游列國讀檔案的心得、姚平介紹的美國公立大學的系統(tǒng)、王笛對美國大學“教授治?！斌w制的研究、叢小平眼中加州大學的研究生和博士培養(yǎng)制度等等，讀來無不受益。
  從1980年代國門初啟到30年后的今天，中國已有數(shù)十萬計的青年才俊留學乃至定居海外，對此，“人才流失”的呼聲一直不絕于耳。所幸，國家政策的制定者并沒有封堵去海外留學的大門，以至于今天中國的發(fā)展越來越因此而受益。且不說“海歸”的回流，就是長居海外的學者精英，也一直用他們在異國增長的才干反哺祖國，用先進的思想幫助國人盡快融入全球化時代。
  從本書可見，大部分留美歷史學者都曾把中國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用科學的視角打量中國的歷史和今天。比如德州大學教授王笛的文章，主題就是《充當中美學術間的“二道販子”》，全篇盡是有針對性的真知灼見。如果不是短視或輕視，我們理應格外看重他們的學術貢獻。尤其在國內(nèi)大學體制日趨落伍的局面下，他們的經(jīng)驗和良策，庶幾為振興中國高等教育的不二法門。
  
•   首先該書外表美觀紙質(zhì)光滑，給人清新之感；內(nèi)容豐富，讀者的內(nèi)心總會被每一篇文章里所敘述的求學、治學、教學等人生所打動和折服，既能起到反思歷史的作用又能啟迪和鼓舞后學。美哉！
•   收到書后，先大致翻了翻，并仔細閱讀了其中兩篇?？傮w感覺是，這本書對于那些希望在國外發(fā)表歷史研究文章或者出國深造歷史學的人是有用的。
•   想出國學歷史的同志們看看啦，前人的心得體會。
•   灰常喜歡王希老師的書
•   讀完這本書,既能了解歷史研究的方法,又能體會海外學子的艱辛!
•   原來優(yōu)秀學人是這樣學習的，佩服
•   作者群獨特，相當有見地，深度的好書。
•   書不錯，很喜歡；速度快
•   很不錯，應該反思。
•   有些寫的不怎么樣
•   挺有意思。通過他們感受大師，看他們怎么選擇學術發(fā)展方向，看他們怎么窘迫艱苦。有收獲。
•   苦難留學史
•   把在海外的專業(yè)訓練、人生經(jīng)歷、科學研究結合起來，很受啟發(fā)。
•   我們所長推薦的，從頭認真的看到尾，確實是一本好書。這些史學家都是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視角和專業(yè)的態(tài)度。
•   在美國發(fā)現(xiàn)歷史，在中國看你們在美國發(fā)現(xiàn)歷史，令人神往。感謝這些作者，感謝這些歷史學者。
•   可做事實記述去讀，當然專業(yè)人員除外（因我非歷史專業(yè)讀者）。
•   　　陳勇和徐國綺老師的文章讀來很有意思。
  　　陳勇老師說歷史學的博士生就像是中世紀作坊里的學徒，拿到學位的時候只能寫一些程式化的論文。在拿到博士學位的同時，也喪失了在社會上立足的其他技能。 這話倒是非常有振聾發(fā)聵的味道。
  　　另外，讀夏亞峰的文章讓我知道原來在美國拿到副教授職稱就可以是終身教職，被稱為“終身教授”了。我原來一直以為所謂的“終身教授”就是比教授更牛逼的教授。原來我被騙了。
  　　
•   　　讀前幾篇文章，想給力薦；
  　　讀到三分之一，只能給推薦了；
  　　讀完，真的只能勉強說還行...
  　　
  　　我最先讀的是90年出版的《當代歐美史學評析》...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355682/
  　　
  　　盡管年代較早，Typo也不少...不過行文還是挺流暢的...
  　　
  　　這嘩啦啦20年過去了，咋現(xiàn)在學會里的人用起中文來還不如20年前...大部分像初中生寫的記敘文...對于Beard的評論倒是挺像6、70年代...自吹自擂、往臉上貼金的本事兒非常適合回國拉生源騙經(jīng)費...
  　　
  　　建議看到221頁《西方唱盛中國》就行了...
  　　
  　　希望《西方史學前沿研究評析》能有《當代歐美史學評析》的水平吧...
•   　　 書中的撰稿人大多在二三十年前赴美留學，經(jīng)過了這樣長的年歲，正好到了懷舊的時候。從書中的不少文章中，都能讀出隱隱的懷舊之情。不過，書中所呈現(xiàn)給讀者的遠遠不只是懷舊之情。
  　　 書中收錄的31篇文章，在內(nèi)容、文筆與境界上免不了有高下之分，但是其中的大多數(shù)都是內(nèi)涵豐富，親切可讀的。
  　　 作為一名讀者，如果對留學史和中美關系史感興趣，或許能從這本書里發(fā)現(xiàn)一些有價值的史料。當然，根據(jù)治史的一般經(jīng)驗，回憶性文字作為重建歷史的材料，未免有些局限與不可靠。不過，如果把它作為文本分析的材料，借此窺悉新一代留美學人“闖蕩”美利堅的心態(tài)與感受，那就是極難得的史料了。
  　　 對于正打算與正留美的年輕學子來說，這本書或許可以起到指南或橋梁的作用。雖然時代與環(huán)境都發(fā)生了變化，但類似的經(jīng)歷，特別是從這些精力得出的經(jīng)驗與教訓，想來在當下還是有一定借鑒與啟迪的意義。
  　　 這樣一部由歷史學者撰寫的個人史，想來能給讀者一種特別的感受。
  　　
•   　　從杭州到紹興，從學校到家里，再加上顛簸的路上見縫插針，終于我把這本前輩的反思錄看完了。
  　　 這書緣起一幫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陸陸續(xù)續(xù)出國的攻讀史學碩士博士學問的學人，而把他們串聯(lián)在一起的就是中國留美歷史學會，該學會從無到有，本書的作者們在寫作述懷時候多少都有所提及。下面談談我對這書的看法：
  　　 我借這書，因為首先是我自己的困惑，我選擇了歷史作為我研究生階段的專業(yè)，但在把歷史當專業(yè)學習的過程中充滿了對未來的擔憂和恐慌，簡單的說就是不夠蛋定，呵呵。大老遠的去浙江圖書館借來此書，也是希冀通過前人的腳印來揣測自己的未來，希望多少給自己點啟示；里面像王希老師，陳兼老師，還有單富良老師的文章多少都給我啟發(fā)。但我發(fā)現(xiàn)作為學人有時候很無奈，為了出書，或者為了呆在美國發(fā)展，有時候自己的研究方向經(jīng)常發(fā)生變化，不是我不主張變化，只是看完此書仍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之感。
  　　 好在大家都是學歷史的，里面的前輩學人基本上是秉筆直書，不管是個人的求學經(jīng)歷，還是學術圈的糾葛，以及留美做學問的心得多少都有所提及，從這一點講對歷史存典和對后輩，作用還是挺大的，所以我推薦跟我同齡人來看看。
  　　 從1981年到1991年，再到2011年，留學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中國的變化和存在的問題也今勝于昔，在美國做歷史別人可能只看到經(jīng)費的充裕和還有學術假期等優(yōu)勢，不過所付出的和所遇到困難也許也不是這一本書能夠說盡的。所以有志于學的，希望了解在美做史學的我推薦看看此書，部分的學人前輩還是發(fā)自肺腑的寫了很多真話，實話。。。哈哈
  　　
•   　　
  　　本書的英文標題是Discovering History in America，顯然有意模仿柯文的名作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柯文意在批判美國中國研究界的西方中心史觀，強調(diào)要從中國本身出發(fā)來書寫有關中國的歷史。本書要發(fā)現(xiàn)的歷史卻并不是有關美國的歷史，而更多是有關中國的歷史，因為書中收錄的大部分學人研究著述的方向都是中國史，東亞史，中美關系史，全球冷戰(zhàn)史，現(xiàn)在還依然主攻美國史的只有王希等極少數(shù)。這也正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從事人文學科的研究，不光語言要求高，而且關心的問題更多與自己的成長經(jīng)驗，生活環(huán)境密切相關。做一個與己無關，不痛不癢的題目，是不可能長期堅持下去的。這撥人在美國研究中國史，不僅因為語言材料的便利，也因為心中的關懷寄托。畢竟，他們都是長在紅旗下，經(jīng)歷過文革，上山下鄉(xiāng)，而后再洋插隊的。很多人提到原本不打算留在美國，是二十一年前那場風波之后才做出的決定（感覺這可以做一項口述史）。
  　　
  　　好幾位學者（如王晴佳、蕭知緯）都提到不要跟著美國流行的學風走，因為大家本來關心的不一樣。蕭知緯以他自己的博士論文為例。他研究南京國民政府的電影審查制度，指出： 二十年代，初生的民族電影工業(yè)正處在起步階段。很多投機商人利用電影觀眾對電影這一新鮮事物的好奇心理，開辦皮包公司，拍出一些粗制濫造的影片，投入市場。結果，國產(chǎn)電影被弄得聲名狼藉。當時稍有品味的人都不屑于看國產(chǎn)影片（難怪魯迅常去看的都是好萊塢大片），而紛紛跑去光顧國外影片。本來中國的電影業(yè)在強大的好萊塢壓迫之下已經(jīng)處在競爭中的弱勢，行業(yè)內(nèi)部沒有秩序、缺少管理的情況更加劇了國產(chǎn)電影業(yè)的危機。所以，一些正兒八經(jīng)的電影公司聯(lián)名上書政府，要求官方設立檢查機構，以便杜絕不良影片。否則，國產(chǎn)影業(yè)將難以為繼。
  　　對于這些企業(yè)家來說，面臨的問題不是政府干預太多，而是缺少有效的官方行政管理。而國民政府在南京十年期間逐步建立起一套電影審查制度，反映的是重新樹立政府權威的努力。這里面雖然有國民黨自己的政治利益考慮，但它也反映了民間呼聲和現(xiàn)實需要。因此，作者指出了一些電影審查的積極作用。
  　　
  　　但是他的研究常常在美國引起尖銳的質(zhì)疑。一是大部分知識分子視言論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對任何來自官方的限制都抱有敵意。更重要的是，美國知識界出于對好萊塢的厭惡，一向偏愛獨立制片，往往把對美國獨立制片的好感移情到中國當時的那些皮包公司身上。不少人好打抱不平，指責蕭知緯的研究是替電影審查張目，對弱勢群體缺少同情。（325-6）
  　　
  　　短短二三十年間，網(wǎng)絡的普及，美劇的流行，中國人對美國的了解已經(jīng)遠遠超過他們留學時的水平，在加上中美之間政經(jīng)關系的變動，今天留美學生的境遇和感受與他們那撥人迥異。恰如巫鴻所說：“現(xiàn)在的留學生大概很難理解經(jīng)過‘文革’浩劫的年輕學子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那種絕處逢生的心情?！保?）。
  　　還有兩則小事，也可見出差異之大。
  　　李小兵在匹茲堡卡內(nèi)基—梅隆讀博士的時候，去餐館打工，與他一起端盤子的有章工遠、唐曉梅。前者是當時中國駐美大使、后來的外交部長章文晉的公子；后者的母親唐榮梅當時是東方歌舞團的黨委書記。他甚至和章工遠作了計劃：如果畢業(yè)后找不到工作，他們就合伙在匹茲堡開一家中國餐館。（47）如今官家子弟在海外留學者甚多，很難想象駐美大使級別官員的孩子還會去端盤子。
  　　孫綺1986年畢業(yè)于南開大學英語系，在好友的激將之下考了托福赴美國求學。她一直以為自己要去的華盛頓州立大學在美國的“首都”華盛頓特區(qū)，下了飛機，坐上學校前來接她的一位教授的車子，一路上都是一望無垠的金黃色土地，她不住納悶，到了學校才知道此華盛頓非彼華盛頓。學校所在地位于美國西北部的華盛頓州，是一座很小的大學城，那時只有三萬多人。（241） 如今糊涂的人依舊很多，但自己要去的學校在哪兒都弄不清的恐怕很少。至少可以求助google map
  　　
  　　作者里面，葉維麗博士論文研究的是二十世紀初的美國留學生(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7)。以后應當有人來研究他們這一撥人的留學經(jīng)歷，因為他們不光是在發(fā)現(xiàn)歷史，講授歷史，研究歷史，同時也是在創(chuàng)造中國留美學生的歷史。
  　　
  　　
  　　
  　　
•   　　中國學人在美國發(fā)現(xiàn)什么樣的歷史？
  　　
  　　從閉關鎖國到向西方學習，再轉(zhuǎn)向義和團心理排斥西方；或者因為求學問道的難度以及各種層面的壓力，拋棄價值訴求，完全向利益屈服。這個邏輯曾經(jīng)在中國近代史不斷重演，中國學界也是如此。
  　　
  　　從八十年代的西學熱、方法熱，到如今言必稱“中國模式”、“中國學術”，更多還是建基在一種從自卑轉(zhuǎn)向自大的心理意識上。更可悲的是，抄襲事件屢見不鮮，學術批評的公器難以建立，山頭林立、地盤割據(jù)；正常的學術批評往往被引到政治解決途徑；各個派別爭奪向國外學界解釋中國的權力；學者比的不是學問，而是能掙多少錢拿多少項目。
  　　
  　　我們需要去了解美國學術體制究竟怎么運作？而非盲目停留在一知半解之后，認為美國學術體制也有腐敗、弊端，因此不屑一顧的義和團心態(tài)。
  　　
  　　1986年，人民大學的高王凌先生作為路思學者訪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也正是在這一年，他與幾位志同道合，有心改革歷史學的年輕學者，一同開始醞釀籌建旨在學術交流的“留美歷史學會”。一年之后，“留美歷史學會”正式成立。
  　　
  　　二十余年過去，當年負笈求學的留學生經(jīng)過歲月、現(xiàn)實生活的淘洗，已有一些逐漸進入美國史學界，也從最開始的“崇洋媚外”，到逐漸思考建立自己的歷史視野和方法?！对诿绹l(fā)現(xiàn)歷史：留美歷史學人反思錄》正是這一批學者在美國治學、思考的結集。
  　　
  　　這一代人為什么要去美國學習這樣一門出路不好找，而且在美國學術界已經(jīng)遭遇巨大危機的學科？他們經(jīng)歷了什么樣的學術訓練和思考過程，又對中國當下的歷史學術狀況有怎樣的反思？
  　　
  　　7月12日，世界杯結束的第二天。在海淀一家咖啡廳里，我邀請了兩位為“留美歷史學會”做出很多工作，并且對中美兩國歷史學界有很深觀察的學者，一起聊這些值得每一位關心人文學術的讀書人關注的話題。
  　　
  　　受訪者：高王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王希（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
  　　
  　　一代留美學人學歷史的理想與現(xiàn)實
  　　
  　　茫茫黑夜漫游：《在美國發(fā)現(xiàn)歷史》里面基本講的是八十年代出國的一些學歷史的學者，這一代人到美國學歷史的理由有沒有什么共通之處？
  　　
  　　王希：我們這批人大部分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也有六十年代出生的，經(jīng)歷過文革，雖然文革開始的時候我們都很小，上山下鄉(xiāng)，所以有一些社會經(jīng)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的歷史有過親身體會。然后我們大部分都是在文革后進入大學的，個別的除外，巫鴻是在文革前的大學生，劉曉原是工農(nóng)兵大學生，其他人大部分是1977、1978和1980進入大學的。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背景。我覺得巫鴻有一句話說得特別好，他說，現(xiàn)在的留學生“很難理解經(jīng)過‘文革’浩劫的年輕學子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那種絕處逢生的感覺”，我覺得他把“絕處逢生”四個字用絕了，用得特別好。
  　　你想想，我們當時都下鄉(xiāng)，我是下鄉(xiāng)后又當兵，還有一些人是在工廠里面工作，突然一下可以考大學了。那種欣喜若狂，那種對知識的渴望，在我們這代人身上體現(xiàn)的特別明顯，令人難忘。
  　　
  　　高王凌：我插一句，有一個講中國人在美國的電視劇叫什么？
  　　
  　　王希：是《北京人在紐約》嗎？
  　　
  　　高王凌：我覺得那個電影對留學生的面貌是拍的完全不對的，我不認為是那樣，完全是和它相反，（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主流都是在那兒讀書的人，和日本的留學生也不一樣，日本的去了以后就進入下層社會，進入黑社會，不知道干什么，我認識的這批人，我不算，主要是在求學的人，這是最基本的不一樣，而且他們就像剛才王希說的，有自己的生活經(jīng)歷，他打那兒出來的。
  　　
  　　茫茫黑夜漫游：為什么出國學歷史，是不是對歷史有什么特別的情懷？
  　　
  　　王希：我們的作者中有好多人原來在國內(nèi)就是學歷史的，也有像我這樣半路出家的。
  　　
  　　高王凌：半路出家的不少。
  　　
  　　王希：對，我們這批人還有一點是相同的，我們大部分人是八十年代出去的，巫鴻最早，是1980年，大部分的都是1985、1986年出去的。我覺得那個時候國內(nèi)正在開放，中國要現(xiàn)代化，還有一種理想主義，這是我們比較相通的背景。為什么選擇讀歷史？原因可能因人而異。這里可以講一個事情，記得1987年我們和高王凌教授組織召開留美歷史學會成立大會時，來的好多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學外國史的，1989年以后為了求生和其他原因，好多人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把自己的專業(yè)改成了中國史，或者是中美關系史。所以當時學外國史的很多人后來都學了中國史，最后堅持學外國史的留下來的不多。
  　　
  　　高王凌：就像你這樣。
  　　
  　　王希：很少。
  　　
  　　茫茫黑夜漫游：學外國史的原因是想知道美國、英國等發(fā)達國家是怎樣走過來的？
  　　
  　　王希：是的。當時我們學外國史的人主要是想探求其他國家現(xiàn)代化發(fā)展所走過的路子，因為當時中國有一個很激動人心的口號，就是要現(xiàn)代化，所以我們要看看其他國家的現(xiàn)代化都是怎么搞的，通過歷史去研究。其實我們這一代人還是比較傳統(tǒng)的，當時出去后選擇的專業(yè)基本上是國內(nèi)常說的文史哲、數(shù)理化，后來出去的，比如九十年代后期到現(xiàn)在出去的人，很少有人學文史哲這一塊，而是要學工商管理之類。但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看到有一些年輕留學生又開始學歷史了，而且也快要拿到學位了。
  　　
  　　茫茫黑夜漫游：您有沒有想過他們這代人學歷史的理由，跟你們這代人相比？
  　　
  　　王希：不知道，至少我沒有機會與他們聊過。但是現(xiàn)在加入留美歷史學會的人越來越多了，學會現(xiàn)有的150多會員中有許多人是新的，很年輕，這一點我們覺得很欣慰。需要補充一點，我們當時選擇學歷史還有一個歷史原因，能拿到獎學金，就去了，因為沒有錢就去不了美國?，F(xiàn)在的人一方面是繼續(xù)為學歷史而爭取獎學金，另外一些人則是愿意自己掏錢學歷史。所以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了，人們富裕了，留學生可以完全憑興趣來選擇自己的專業(yè)了。
  　　
  　　高王凌：他說的話你要聽明白了，第一步是要出國；第二步到了美國，他說我搞什么呀？社會學，歷史學。第一步是要出國，那時候無可厚非，那時候要出國太正常了，有機會不出國，在當時是不可理解的，現(xiàn)在得考試，那時候沒有這樣的。
  　　還有一點，過去偏重于理工科，所以路思基金會才專門請了一批人文、社會科學的“高級學者”到美國去。這可以說是獨具慧眼的。
  　　
  　　茫茫黑夜漫游：八十年代留美的這一代人，一直堅持做歷史的人比例應該比較小吧？
  　　
  　　王希：有百十號人吧，這是沒有改行的。。其實八十年代也是需要考試的，不過那時的機會相對比較多，至少許多學校都希望接受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但問題的關鍵是，如果你在美國要堅持做歷史，一定得有學位，只有拿到學位找到教職才能做下來。做歷史也好，其他專業(yè)也好，首先要解決的是生存問題。
  　　
  　　茫茫黑夜漫游：我想一般人去美國肯定會面臨一個很大的生存壓力，人們半路改行去學更實用的學科可能也是因生存的壓力所致。
  　　
  　　王希：是的。我認識的人中間，至少有二三十人是這樣的，但我沒有一個科學的統(tǒng)計。
  　　
  　　高王凌：我們單位出去的五、六個人里可能有三個到四個都改行了。有的沒拿到學位就改行了。
  　　
  　　王希：教職拿到之后，才能全力以赴地做自己想做的學問。在美國拿到教職是非常關鍵的，尤其是拿到終身教授之后，你就可以衣食無憂地追求學問了。
  　　
  　　高王凌：拿不到這個就不行，這是唯一的途徑，美國基本上沒有研究所這樣的機構。
  　　
  　　美國人怎么學歷史：歷史是構建價值觀的重要載體
  　　
  　　茫茫黑夜漫游：剛才聊的主要是歷史學在學院體制內(nèi)的情況，待會兒繼續(xù)具體探討。因為我們都知道美國是比較重實用輕人文的，美國的普通老百姓是不是對歷史并不關心？
  　　
  　　王希：這要看怎么說了，一般的老百姓確實對歷史學不太關心，但并不等于對歷史本身不感興趣。美國的教育從小學四年級就把歷史課作為一門必修課，美國學生都要學美國史，但一般美國人的地理知識和歷史知識的確很差，比咱們國家同等水平大眾的歷史知識要差很多。但不能將大眾的歷史知識程度和美國歷史學的發(fā)展水平兩個問題混淆起來，普通大眾的歷史知識水平可能不及中國大眾，但美國的史學研究水平和對歷史學家的嚴格訓練則是有目共睹的。
  　　即便是大學也有差異，不能一概而論，。最好的學生一般要進一流大學，這些學生進校以后，會接受很強的歷史知識的訓練，因為歷史是他們的人文知識必修課的一部分。這批人的人文知識和歷史知識會非常不錯。
  　　另外一個就是史學研究的發(fā)達程度。譬如美國史學家對中國的研究，可能會研究得比較深。一般而言，中國研究美國史的人對美國歷史了解的深度，不及美國研究中國史的人對中國歷史了解的深度，雙方在方法和理論的原創(chuàng)性方面也有不小的距離，在人數(shù)上的差距則更大。
  　　
  　　茫茫黑夜漫游：還有一個就是中國學者在美國歷史學界的位置，但是之前我還想多聊一點美國的歷史學在大眾當中的情況，因為對于中國而言，幾乎任何一個人都能跟你侃一侃唐宗宋祖、毛澤東的歷史，可能高老師都會遇到過有人跟他侃毛澤東的土改史。
  　　
  　　王希：我想，還是應該把歷史知識和歷史研究做一個必要的區(qū)別。普通美國人的歷史知識厚度也許不如中國人，但是美國的史學研究則是另外一回事，美國歷史學家的歷史著作、美國的歷史教學和歷史研究的資源則是十分豐富和發(fā)達的，只不過是普通美國人不努力，不去讀。你如果研究一下美國的中小學乃至大學的歷史教材，無論是講世界史還是中國史你會發(fā)現(xiàn)其中的信息真的是很新很快的。而我們國家講美國歷史的教材則往往不能如此及時反映美國歷史的真實情況。
  　　
  　　高王凌：或者世界的，就沒法兒比。這個美國有傳統(tǒng)。
  　　
  　　王希：我覺得，當代編寫教材的美國歷史學家比較具有世界眼光，信息也非常發(fā)達，只是學生不好好學了。
  　　
  　　茫茫黑夜漫游：我還注意到一點，在美國，大眾電視劇還有圖書很多都會以歷史為題材，而且還蠻暢銷的，像我前年看的美劇是《羅馬》，去年看的《約翰?亞當斯》，他們也有寫國家領導人的傳記。就像國內(nèi)拍《長征》。
  　　
  　　王希：這類屬于大眾史學，題材很多，關于美國革命、內(nèi)戰(zhàn)，二戰(zhàn)的題材，都拍了很多電影。
  　　
  　　茫茫黑夜漫游：這也是通過電視劇來給美國的大眾傳播他們的價值觀。
  　　
  　　王希：可以這樣說吧。
  　　
  　　茫茫黑夜漫游：我想請王老師談一談美國這種歷史電視劇，跟大陸這種歷史連續(xù)劇的差異。
  　　
  　　高王凌：這個你應該首先想到美國和中國社會最基本的不同，所以這個東西有最大的不同點，它（美國）當然也有一定意識形態(tài)的東西，但是這個東西一般是學者自己做的，或者電視人自己做的，不是政府主導的，這是最大的不同。
  　　
  　　王希：中國的歷史題材電視劇我看的很少，只記得幾年前看過《走向共和》。如果從用歷史題材來拍電視劇的方面來看，中國人就顯得有歷史感，中國歷史上的帝王將相的故事數(shù)不勝數(shù)。你看現(xiàn)在的關于《包青天》的電視劇，有好幾個版本同時在放映。在談歷史題材的作品時，我覺得要注意區(qū)分大眾史學和專業(yè)史學。我覺得有一個東西美國人做得很成功，也做得很好，將大眾史學和專業(yè)史學結合起來了，也有很好的國民價值觀教育作品，這就是歷史紀錄片（historical documentaries）.相對中國而言，美國的歷史很短，400多年的歷史，還要算上殖民地時期，怎樣把來自不同傳統(tǒng)、種族、膚色、宗教信仰和原國籍的人凝聚在一起，使他們從精神和心靈上都認同美國呢？只有通過歷史教育，建立一個共同認可的政治價值觀，歷史是構建這個價值觀的重要媒體。
  　　
  　　茫茫黑夜漫游：對，沒錯。
  　　
  　　王希：就美國的歷史紀錄片來說，制片人本身受過很好的人文知識的訓練，在選材的時候注意吸收當代歷史研究的成果，他們關注歷史學界在研究什么，主流思想是什么，就是我們講的“政治正確”，如多元文化主義與核心價值觀的構建，少數(shù)民族在美國歷史上的貢獻，歷史學界對美國領袖們的研究和正反面的評價等，他們在敘述時又是采用一種中立的方式，把收集到的正反面的材料編成一個故事，利用歷史圖片與文字等原始材料，采用拍攝的技術中的搖擺、推進、拉長等，再配上音樂，用這種方式來做，栩栩如生。這種節(jié)目一般的老百姓都可以接受，受過高中甚至大學教育的的人都會喜歡看。
  　　我舉個例子，有個歷史紀錄片，是關于美國內(nèi)戰(zhàn)的歷史的，制片人叫肯?伯恩斯，他的學位很簡單，就是大學畢業(yè)，但作為制片人，非常有頭腦。他做了一個八集的電視片，講內(nèi)戰(zhàn)的起因、過程和結果，把為什么美國會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發(fā)生這場血腥內(nèi)戰(zhàn)的故事用電視片表現(xiàn)出來，這不是故事片，而是歷史敘事片。他用有名的電影演員的聲音來做敘述故事或為歷史人物配音。比如黑人領袖道格拉斯的配音是著名黑人演員摩根?弗里曼做的，所以片子很生動，一方面用原始材料，另一方面用歷史學界的當下的研究成果，并歷史學家做顧問和出鏡評論人，這就把專業(yè)研究的學術性和和大眾需求的故事性結合起來了。但即便是這樣的片子，也引起了很多專業(yè)歷史學家的批評。這個片子在美國大學很受歡迎，因為它能引起學生的共鳴，而學生看完了這個片子以后，不管是白人學生還是黑人學生，都會記住和理解這段美國歷史，會很欣賞這段歷史，會對這個國家充滿了愛，會覺得美利堅民族真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這就達到了制片人的目的。
  　　就是。這就是做思想工作，就是借歷史來灌輸意識形態(tài)。
  　　
  　　茫茫黑夜漫游：收視率還挺高的？
  　　
  　　王希：收視率非常高。
  　　
  　　在中國做歷史紀錄片的可能性？美國人歷史短，可他們在不斷反思
  　　
  　　茫茫黑夜漫游：但中國有沒有可能找一些學者來討論內(nèi)戰(zhàn)？
  　　
  　　王希：做這樣的歷史記錄片，需要有很厚重的歷史研究作為前提。早在20世紀初，美國人就內(nèi)戰(zhàn)拍過電影，但里面的觀點是一面倒，曲解歷史之處很多，后來隨著歷史研究的深入，再加上美國社會本身的大環(huán)境的變化，才有了今天的版本。如果拍中國內(nèi)戰(zhàn)的電視片，可能也需要有一個時間和學術的積累，需要各種派別觀點的歷史故事相互碰撞和修正，才能出現(xiàn)一個相對客觀的解讀。
  　　
  　　茫茫黑夜漫游：對，左派、右派都參與講。
  　　
  　　高王凌：現(xiàn)在還不到時候。要做就得真正好好做，做了還讓它能播出來。
  　　
  　　茫茫黑夜漫游：得講故事。
  　　王希：還配音樂。
  　　
  　　高王凌：歷史第一個要講故事。
  　　
  　　王希：對，首先要講故事。
  　　
  　　高王凌：一定要從故事的角度讓人有感性的認識，然后人們往前走，得出一個“理”來，所以我們搞歷史學的第一步就是這個，我們一定要講故事，哪怕是口述性的，找一批老頭子、老太太，或者是歷史學家去做口述，剛才講的美國內(nèi)戰(zhàn)史，那當然沒有當事人了，不可能，乾隆年間的事兒了。所以我們找一些老教授去講，那就是美國的建國史。我們要好好策劃的話也不是不可以，但就是難一點。
  　　
  　　王希：其實中國的歷史題材是相當豐富的，即便是近現(xiàn)代史，都有很多歷史的“金礦”，因為意識形態(tài)、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原因，很多東西暫時還不能發(fā)掘出來，這是很可惜的。研究歷史的意義絕不限制在講述一個好的故事，而是所有人通過這些故事來反思民族的歷史，反思我們民族的良心和良知。美國人的歷史不長，但他們對自己的反思特別多，不斷地在討論自己的歷史，而且同一段歷史，隔一代人就會提出不同的問題，這樣的話，等于歷史就有了它的社會功用，就成了一個精神寶藏，人們從中汲取了營養(yǎng)，一個民族的凝聚力、認同感都通過歷史的研究和認知所獲得。關鍵是你怎么去做。
  　　我覺得，美國電視紀錄片制作人做歷史題材的片子，研究做得特別細，特別好，他不是遵循某一道“圣旨”來做，按某人的旨意來做，而是說讓材料來說話，選擇、組織和表現(xiàn)材料的功夫?qū)嶋H上可以看出電視制片人的思想深度和價值取向。
  　　
  　　高王凌：大眾要知道這樣一些故事，有各種道理可以說，當然大眾可能是多種多樣的，但是這些人是有這個需求，所以根據(jù)這個角度看你怎么做，比如王希的研究，他研究美國的，在奴隸制下，那些黑人每天你不給他半斤肉他就不干活了，就這些東西，你要是講出來，我在課上也說過，這些東西你覺得是小故事，這些東西可有意思了，說不定能說明很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們還是有很廣闊的題材，就是要把這些最基本的東西給人重新打一個基礎。
  　　
  　　茫茫黑夜漫游：對。以我在網(wǎng)絡媒體的工作經(jīng)驗，討論歷史、討論政治很難，很多網(wǎng)友認為美國就是自由民主，美國的做法就是正確的、是民主的，很明顯的一個感覺就是特別“親美”，右派比較多，右派的憤青，我們叫“右憤”。
  　　
  　　王希：還有“左憤”？
  　　
  　　茫茫黑夜漫游：有?！白髴崱北容^親毛澤東思想，認為美國是帝國主義，是明一套暗一套來算計中國的。實際上我去年想邀請王老師來做美國史系列專題，也是想糾正一下對美國的誤解——左右對美國的認識可能都有偏差。
  　　
  　　王希：其實我也特別愿意做這樣的事。我們對美國和美國歷史的認識往往都受到情緒的影響。
  　　
  　　高王凌：沒有一個萬能的制度?，F(xiàn)在很多人的認識都停留在中學水平，無論是對外國還是對中國傳統(tǒng)。
  　　
  　　剛到美國學歷史的心態(tài)，在中國沒東西可學了
  　　
  　　茫茫黑夜漫游：回到留美歷史學者的話題，當時高老師1986年開始籌建歷史學會的時候，本身歷史學在美國是一個相對悲觀的狀態(tài)，我看這里面余茂春教授寫了一篇文章，就寫他當時去美國參加美國歷史學會的百年年會。發(fā)現(xiàn)興沖沖要去學的歷史學，實際上在美國的發(fā)展是一個很悲觀的狀態(tài)，我想了解一下當時中國學者的想法。
  　　
  　　高王凌：到底我們這批人出國去是一個什么目的，有沒有目的？然后在歷史上客觀的說，最后將成為一個什么目的？這個話都不好回答，但是我們當時是一心向上，一心求學的，這個勁特別足，我們也不管他美國學術界的情況怎么樣，我們有很多人自我想法多一點，有的是慢慢探求自我的想法，像王希做的就很不容易，美國史是沒有問題的史——就是人家所有的問題都已經(jīng)解決了，差不多可以這么說吧。
  　　
  　　王希：該做的經(jīng)典問題都被做遍了。
  　　
  　　高王凌：不像我們中國史這樣的，但是我們當時都在不斷的摸索，都在自我成長的過程里。我們和美國史學界當年面臨的那一步也離得遠，我們有的人是繼續(xù)追尋它對中國史的一個挑戰(zhàn)，像巫鴻很可能就帶有很強烈的一些意識；有的人重新建立，重新建立也不是開玩笑的。所以我們當時不受美國的這個影響，但是國內(nèi)當時也有史學危機的批評。
  　　咱們的史學最大的問題就是剛才我們談到的，王希也說過，你也談到了，就是它和當下社會的關系，怎么建立起和當代社會的關聯(lián)，對當下的關切？這個問題無論你搞多古代的，像巫鴻搞考古，但實際上有一個當下的關懷問題。這個在任何時候都不是簡單的東西。
  　　
  　　王希：我很同意高老師剛才說的判斷，余茂春教授主要是指美國史，美國史領域里面在八十年代出現(xiàn)了很多新領域，對傳統(tǒng)史學做了挑戰(zhàn)，種族史、婦女史、社會性別等等，打破了傳統(tǒng)史學的那種大一統(tǒng)的格局，新一代史學家在美國史領域內(nèi)成長起來，出現(xiàn)了一種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碎化”的情況，傳統(tǒng)的神話和大框架被打破，這時候許多歷史學界覺得慌張，有些不知所措。我覺得，這正好也是美國史學換代的時候，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些激進學人，在八十年代開始成為挑大梁的學術力量。
  　　而我們這批剛去美國的學生，當時抱的信念是要去學習，有一種沖勁，還抱有一個希望。我們當時還是處在進入的狀態(tài)，不太能夠看清楚美國史學界當時所面臨的問題和困境，因為我們不在其中，我們并不需要與教授爭奪資源，而現(xiàn)在我們這批人，已經(jīng)進入到這個體制內(nèi)部了，有些人已經(jīng)可以跟美國人平起平坐來爭論了，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更深層次的爭論。所以這里有一個階段和認知差別的問題。
  　　當時國內(nèi)史學的發(fā)展還處在從文革中恢復過來的階段。譬如，我們作者中的邵勤教授和陳兼教授，他們兩人出國前就小有名氣了，一個是研究中國古代史、一個是研究二戰(zhàn)史，都已經(jīng)獲了獎或發(fā)表了有影響的文章，但他們兩人當時在出國前共同的感覺是在國內(nèi)已經(jīng)沒有人可以教他們新的史學方法了。所以他們到美國去尋求新的研究方法。
  　　去了之后他們要重新學習西方的那一套，也就是說，當西方人在批評自己的方法的時候，這些方法對中國留學生來說也許還是嶄新的?，F(xiàn)在就不再是這樣了，大家開始探索新的具有超越性的思路了。
  　　
  　　高王凌：我來解釋一下，當時我們的心理，就跟我跟《讀書》雜志這一、兩年接觸，我批評他們，那個時候《讀書》為什么辦得好？因為那個時候大家有一種渴望，“崇洋媚外”，你這么幾十年過去了，什么事不知道了？你還來那一套，什么外國人怎么著的，中國人早膩了，中國人都知道了。而且中國人現(xiàn)在“自大狂”得厲害，我們什么都行，那時候真的是可以用崇洋媚外幾個字，真覺得我就是來學的。我到美國一開始的時候也是這個心理，我要知道你這兒所有的研究?，F(xiàn)在30年過去了，你不寫點自個兒的東西，那怎么行呢？時代都變了。
  　　
  　　美國的歷史訓練是全方位的，中國考據(jù)派“光拉車不看路”，理論派販賣“洋片兒湯”
  　　
  　　茫茫黑夜漫游：兩位老師剛才都講了一個史學方法論的問題，弊端我們待會兒再講，先講它的好處，就是去美國學歷史的話，請王老師以自己為例，談談當時對自己影響、觸動最深的方法論。當時新社會史、新文化史在美國很流行，我還記得《在美國發(fā)現(xiàn)歷史》有一篇文章講，羅榮渠教授用在中國最時髦的“現(xiàn)代化論”去美國大學做一個講演，但基本上沒什么反響，因為那個在美國已經(jīng)過時了。
  　　
  　　高王凌：那當然了，他做的時候就已經(jīng)快過時了。
  　　
  　　王希：我的情況可能有些不太一樣，我跟書中很多作者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我在國內(nèi)是學外語的，不是學歷史的，所以我的史學訓練基本上是在美國的學術體制中進行的，國內(nèi)史學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觀是我在后來反過頭來讀中國的史學著作才逐漸體會和感覺到的。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nèi)，我都覺得跟國內(nèi)出來的歷史學家講話的時候都沒有底氣，因為我的確沒有受過他們這樣的訓練，有些心有余悸。像高老師是比較寬容我的，我們在哥大的時候，與他聊過中國史，從他那兒學了很多東西。
  　　
  　　高王凌：你太謙虛了。
  　　
  　　王希：真的。我在美國上的第一堂課是美國早期史。美國通史我很熟，去之前就已經(jīng)讀完了，但美國教授講的角度與國內(nèi)很不一樣，她一開始就講種族、族裔和社會性別，用這種方法來分析早期史的不同群體之間的關系。在當時這種提出問題的方法讓我感覺到很新奇。這就是新社會史，研究的不是精英和帝王將相之類，而是移民、勞工、婦女之類的普通人，還會研究監(jiān)獄的犯人和碼頭工人等，真正的普通人的歷史。我覺得這與我們傳統(tǒng)學的歷史很不一樣。1984年我在美國讀的第一本書是Warren Susman的Culture as History。這本書當時被看成是一部經(jīng)典，講什么叫文化史，怎么做文化史的研究。這個對我來說完全是嶄新的。在美國做歷史與我們在國內(nèi)做歷史的概念和方式很不同。在國內(nèi)，你往往只需要學會敘事，把材料編輯在一起敘事，就可以寫歷史了。但美國人做歷史的角度非常不一樣，切入點也不同，組織材料的方法不一樣。他的目的不是簡單地追求講一個故事，他更多的是既要講一個故事，還要把故事里面的含義帶出來，它更注重解釋和解讀。詮釋歷史的意義實際上是一個思想者的工作。所以，我覺得在美國做一個歷史學家，實際上是學習做一個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必須要有很好的文字功夫，要有思想，要有組織材料、搜集材料、解釋材料的能力。歷史學家的訓練是全方位的，我對這個感觸特別深。
  　　當然，美國史學界使用的方法非常多，有時候會使人產(chǎn)生眼花繚亂的感覺，讓你無所適從，有的題目看上去似乎也沒有什么意思。但你仔細地看。我曾經(jīng)做過一篇研究丹佛的華人群體內(nèi)部結構的學期論文，是為一堂社會史的研討課寫的。19世紀后期在丹佛的華人苦力有1000多人，丹佛市檔案館保留了他們的人口統(tǒng)計資料，每個人年齡多大，從哪里來的，叫什么名字，結婚沒結婚，住在哪條街，都有記載。獲得這些資料后，你要去把他們當時居住的環(huán)境復原，把當時他們與舊金山的華工的通道和關系重新理順，一下子就能看到當年這些華工們是如何從廣東到了舊金山，然后經(jīng)過長途跋涉，到了丹佛居住下來。你可以看到他們進入美國時遭受的磨難以及他們怎樣應對的，在這樣一個白人世界，他們是怎樣生存的，怎樣保持自己中國文化的傳統(tǒng)的，你會發(fā)現(xiàn)這樣的研究其實是很打動人的。
  　　你會欣賞他們在在逆境中的那種創(chuàng)造力。這些人過去在美國歷史書上都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作為歷史學者，你通過這樣的研究獲得了什么？表面上你不過是敘述了這些事實，但是你獲得的是更多的精神上的東西，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責任感。你只有通過做這些項目，才能意識到歷史學家的責任感，覺得應該把這些人的歷史講述出來。
  　　
  　　高王凌：沒錯，就是有這個責任感，要讓這個社會知道這些事。
  　　
  　　茫茫黑夜漫游：開始認為這個題目、這個方法沒什么意思。但是在做的過程當中，獲得了很多東西。高老師呢？
  　　
  　　高王凌：史學方法的問題，我不認為我們美國同行重視這個問題。
  　　
  　　茫茫黑夜漫游：中國的同行重視嗎？
  　　
  　　高王凌：中國同行也未必重視，中國人現(xiàn)在我認為是考據(jù)學派當家。就是做一些填補空白什么的研究為主，思想性的東西比較缺乏。
  　　
  　　王希：我想問一下，國內(nèi)注不注重歷史解釋？
  　　
  　　高王凌：不重視。有一派講方法論的就管考據(jù)派叫“光拉車不看路”的，這個批評太尖銳了點，但是也不無道理——你并不是只要做一個沒有思想的東西，所以他們強調(diào)思想，但是他們的東西好多都是外國來的，我管他們叫“洋片兒湯”，你從“洋片兒湯”到“洋片兒湯”就沒意思了，到最后你得自個兒創(chuàng)造一個東西嘛。像你講的故事，最后要有一個理兒，這個理兒是什么？你不是從別人那兒來的，可能受到一些啟發(fā)，或者是一直受美國教育，但是你不能說我總跟在美國的后頭。美國的東西其實是從哪兒來的？歐洲的，法國和德國，美國好多就是“二道販子”，咱們這邊跟著聞風而動，這也不好。
  　　
  　　王希：我很贊成高老師講的這個觀點。
  　　
  　　高王凌：在我來說，我的美國同行，比如曾小萍這些人，王希的老師，他就不認為理論是這些東西，什么是理論呢？比如中國人口多到底是好還是不好？你得說出點道道來，你得有解釋，這就叫理論。比如說張五常寫過《佃農(nóng)理論》這就叫理論，不是那些“洋片兒湯”才是理論，他們在回答的時候要做出個結論，他不能說這個故事完了就是這個故事，咱們就事論事，美國學者可不干這個事兒。美國學者也是要做一個解釋的，為什么清代有這樣的成就，清代經(jīng)濟到底怎么樣，他要追根這個東西的，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認為，在他們那里頭，那種理論是根本不值錢的，就是李零的話，“理論是敲門磚”，沒用的東西，敲完門就沒用了。我最近碰到香港大學的一位講座教授，他說我最討厭做理論，他是英國畢業(yè)的，現(xiàn)在是他們那兒有名的人。而且那些人也不重視方法，方法就是你愛用什么用什么，跟這兒喜歡用這個，就用這個，在那兒合用那個就用那個，不以方法領先。但是我覺得人家還是以問題意識領先。
  　　
  　　王希：我很同意這個觀點。
  　　
  　　高王凌：以問題領先。
  　　
  　　王希：我覺得我們講方法論的時候，好像對方法論有一個誤解，我看國內(nèi)的博士、碩士論文，前面都是有一個什么選題、意義，然后方法論。我記得看過一篇博士論文，其中提到要要用三種方法，包括歷史學的方法和國際關系學的方法等。實際上對方法論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
  　　在美國的史學著作里面，你很少看到某某歷史學家可以說我的著作用到什么方法。一般不會這樣說的。我覺得高老師說得非常好，最要緊的是提出問題，然后圍繞問題來準備和組織材料。所謂方法是通過對材料的選擇和組織來表現(xiàn)。
  　　
  　　高王凌：要根據(jù)情況，不是一概而論的，這個情況用這個，那個情況用那個，這個不可以一概而論的。
  　　
  　　王希：重要的還是要立體地呈現(xiàn)歷史，注重把故事講全了，講好了，講真了，講透了。
  　　
  　　高王凌：對。我的法國同行他們主辦一個年鑒學派的雜志，他看了中國人的稿子，就是第一部分，他咔碴就撕去了，看也不看，然后從第二章開始看，法國人就這么干。說戴個大帽子干什么？
  　　
  　　在學術規(guī)范和問題意識之間，如何找到一個有意義的問題？
  　　
  　　茫茫黑夜漫游：兩位剛剛都提到一個歷史的問題意識，我不知道自己問的這個問題對不對。一方面要在美國學界立足，得找到讓學界認可的題目，尤其像王希老師做美國史的，好多問題都已經(jīng)被做光了，你必須得找一個很特別的角度去發(fā)現(xiàn)一個問題，但是可能這個問題并不是王老師關心的，但是又沒有辦法，因為你要立足，必須要找這樣一個問題出來。另外一個就是兩位老師自己對歷史的問題意識，自己覺得有意義，但是可能這問題不在學界要討論的范圍之內(nèi)，這兩者是不是會有一些矛盾？比如美國的主流學界會做少數(shù)族裔，會做婦女史、社會史、文化史，但是可能這個東西，對中國問題來說，并不重要，沒有太大的意義。
  　　
  　　王希：你提的這個正好是我遇到的問題。我在《在美國發(fā)現(xiàn)歷史》書中的文章里寫的基本上是我讀研究生經(jīng)歷的片斷。寫這篇文章主要是給國內(nèi)的年青學生一個直觀的描繪，讓他們知道，如果到美國去學美國史，將要經(jīng)歷什么。我把自己走過的路線圖畫出來。里面確實也談到了寫作博士論文時遇到的選題問題。
  　　問題意識當然受很多方面的因素的影響，個人背景、老師的影響、在哪個學校受的訓練、閱讀對你的影響、還有你關注的事物、個人興趣等，都會影響問題意識的形成。我當時對“民主”這個問題感興趣，與當時（89年）的大環(huán)境有關，而民主是個老題目，你如果只是單純從體制史和意識形態(tài)的角度去做，導師會提醒你說“這個題目很陳舊了”。你去找工作的時候，別人也會說，這個題目早已研究透了，滾瓜爛熟了，你有什么新意嗎？現(xiàn)在的史學研究已經(jīng)走到一個新的階段，你為什么不做？這樣，你可能找不到工作，美國學界是非?，F(xiàn)實的。所以你必須要想辦法提出新的研究問題，開創(chuàng)新的研究思路。我當時選了第十五條憲法修正案與共和黨的政治，因為它涉及了黑人的選舉權問題，這是個憲政史上的問題，又涉及政治史，當然也與種族問題有極為密切的關系，是一個同時與美國政治制度和核心價值觀的構建相關的問題。所以你必須花功夫來想想這個題目，要兼顧具有經(jīng)典意義的問題和具有現(xiàn)實關懷的問題，找到兩者之間的連結點，將兩者統(tǒng)一起來，提出新的思想，這就叫構建問題意識。
  　　我觀察到，國內(nèi)很多研究生認為寫論文最重要的是寫的過程，其實不然，最重要的應該是沒寫之前的思考。如果思考得好，透徹，寫起來是非常容易的。
  　　除了問題意識之外，還需要盡可能地讓你的寫作具有跨學科的影響力，不僅要使歷史學家對你的寫作感興趣，還要讓政治學家、社會學家、法律學家也感興趣。我記得當時跟導師有一個談話，討論應該選什么題目。他就說做一個案例研究，如果做得很一般，影響力將是有限的，最多也就是填充他人理論框架下的一個小小的空白；如果你能夠?qū)懸黄撐模懻撘粋€重要的問題，又與其他學科相關，你的影響力就要超出歷史學領域。
  　　
  　　高王凌：其實這個東西無法下手，學不來的，這個東西是在你內(nèi)心里，跟你曾經(jīng)的經(jīng)歷關系特別大，你沒有那樣的經(jīng)歷，比如我根本沒有插過隊，沒有在農(nóng)村待過的話，你怎么寫農(nóng)民的這個東西？這些東西都“刺激”你，我原來想退休了以后再寫這段，后來怎么提前了就不說了，早晚這件事是過不去的，早晚你要弄這個東西，這個東西不由人，你無意識也沒關系，你特別意識也不一定就怎么樣，它總要蹦出來的。
  　　
  　　中國學界追求學問還是追求致富？參加國內(nèi)的學術會議，有犯罪的感覺
  　　
  　　茫茫黑夜漫游：學術共同體和學術批評在美國的情況怎么樣？在中國，拿人文社會科學來說，一般各個學科都老死不相往來，即便同一門學科，各山頭的學者好像也是不聞不問。
  　　
  　　王希：美國大學的歷史系一般會有一些定期的學術研討會，同系的教授出版了新著，大家會為他舉行一個學術研討會，請他把他的新作用20分鐘的時間講一遍，大家提提問題，哪怕不是做他這個專業(yè)的人也來聽一聽，向他表示祝賀，表示對同事的研究的關心。
  　　
  　　高王凌：對，你是一個團伙嘛。你就要清楚他的學術研究。國內(nèi)的情況是即便一個大學一個系，互相誰也不知道在研究什么。
  　　
  　　王希：這是一個有形的學術共同體，另外還有一種無形的學術共同體，是通過學術批評的方式建立的。打個比方說，高王凌教授出一本書，本領域的學者們會來做評論，寫書評，這是學者們必做而且也樂意做的一件事。一本學術專著出版之后，出版社請作者列出10個左右的學術期刊或?qū)Ρ緯信d趣也比較有信譽的報紙雜志，出版社免費把書寄送給這些刊物，由他們?nèi)パ垖＜襾韺憰u。期刊怎么找人呢？高老師的書是講十八世紀中國土地制度的書，這本書送到了《亞洲學研究》期刊，該期刊會有從自己的學者檔案庫中找出相關領域中出過類似專著的學者的名字，然后把書寄給他，請他寫書評。被邀請寫書評的人如果事先評審過這部書稿，或與作者本人十分熟識，應該提出回避，改為推薦他人。這樣，10個期刊可能發(fā)表10篇不同的書評，也就有了比較客觀的、多元途徑產(chǎn)生的學術評論。
  　　書評的寫作也有很多的講究。一般來說，書評要包括幾個方面的內(nèi)容：第一是要看著作本身的學術性，題目和研究有沒有意義；第二要看材料使用得對不對，是否恰當和充分；第四是要看故事講得如何，方法上是否有新意等；第四，可能也是最要緊的，是看著作在這個問題研究的學術史上的地位，這就是巫鴻教授講的，歷史著作不光對歷史知識要有所貢獻，對學術史也要有貢獻。標點符號和印刷錯誤這類技術性錯誤一般都不在書評之列，這些被看成是出版社的責任。寫書評也不能夾帶個人偏見和成見，你可以不同意作者的觀點，但你不能利用這個機會來長篇大論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喧賓奪主。你只能說他哪一點講得不對，為什么等，而且要做到言之有據(jù)，不能來虛的。
  　　為什么要這樣做？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為了使讀者對這本書給予足夠的注意力。作者可以對書評提出異議，可以反駁書評者的評論，期刊還要給書評者回應反駁的機會，并將雙方的意見全部登出來。所以這是一種健康的交流。
  　　
  　　高王凌：那個批評性很強，不像我們一寫都是“抬轎子”。
  　　
  　　學術訓練就是一個皈依的過程，沒信仰做不了學術
  　　
  　　茫茫黑夜漫游：比如我寫一本歷史方面的學術書，寄給10位專家，那些專家憑什么要為這個書寫評論呢？
  　　
  　　王希：你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我們在美國做很多學術工作，都是沒有報酬的。如果出版社請你審稿，這說明你一定的學術地位，你是專家，人家才請你來審稿，而為期刊或出版社審稿一般都是沒有一分錢的報酬的，甚至書出來后都不會寄給你一本。你可以在個人履歷中寫“我為某某大學出版社審過稿”，這就是你的很好的資歷。為期刊寫書評，期刊會將被評的書送給你。如果你不寫，就得把書寄還回去。
  　　我回來后，遇到一些事，有一些說不清的感覺。譬如，你去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或去做一個與學術相關的活動，做完之后，馬上有一個同學或者年輕老師過來給你送一個小黃皮信封，里面裝的是現(xiàn)金。我第一次拿這個小黃皮信封的時候，心里直打鼓，很不習慣，有一種犯罪的感覺，好像自己在貪污，在犯罪似的。后來我才理解到，這是國內(nèi)的一種做法，是對參與者付出的勞動的一種承認和補償（車馬費之類）。
  　　在美國開學術會，沒有什么人給你送什么小黃皮信封，如果是請你去講課，會事先講清楚，有沒有報酬，如有，給你一張支票，是要扣稅的。絕大部分的學術活動都是沒有報酬的。教授的工資足夠你過一個體面的中產(chǎn)階級生活，你不會因為有500或1000塊錢而去開一個會或做一個演講，需要去的活動，沒有錢甚至自己貼錢你也會去的。為什么？因為你追求的是學問，而不是錢。
  　　
  　　茫茫黑夜漫游：對。
  　　
  　　高王凌：在美國，這個是他學術生涯的重要部分，不像我們這兒，這兒你寫一篇學術書評，學界、單位還不認為你這個算什么東西呢！你去報成果，這個沒用，不是什么東西，還得罪人。
  　　
  　　茫茫黑夜漫游：我剛剛聽王老師這樣講，其實這背后涉及到一整套學術體制、社會體制。
  　　
  　　王希：對。當然，在美國大學，有些人拿到終身教職以后，也不干活了，歇了，這種人大有人在。但繼續(xù)做學問的比例要遠遠大于前者。我一直在想，這種情況可能跟學術訓練也有關系。研究生的訓練就是從學生到學者的轉(zhuǎn)換過程，如果你是真心想做學問的話，你就必須經(jīng)過一個“皈依”的過程，必須接受和建立一種信仰。做學問的人一定要有這種信仰，而且一定要真信，不然你可能就會不認真，一次不認真可能就會導致第二次的不認真。
  　　
  　　高王凌：這也不是說一天兩天的事兒，你知道在美國求學是多么痛苦的事兒。在這個過程里面，你是付出了心血的，塑造成為這樣的人，像咱們這樣隨便偷一篇文章就交作業(yè)了，我就經(jīng)常不要學生交作業(yè)，這在美國是不可以的，它是在這個過程里把他塑造成這樣的人，有位在美國的教授，也是我的朋友，那些人都變成了“工作狂”一樣的，就是把這個看成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他的生活第一目標變成了歷史研究。
  　　
  　　王希：對，就是說他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觀念。我認為，這就是一個皈依過程的結果。這個特別重要，需要一批這樣的人，美國的私立和公立大學加起來大概4000多所，你如果到歷史系去看，你會發(fā)現(xiàn)所有的歷史學家在很多地方非常相似，對學術規(guī)范的遵守、對學術史的重視，還有對他人學問的尊重等，他們的提問方式，寫文章的方式等，都非常的相似。這些都是在長期的學術訓練中形成的。
  　　無論你是從哈佛拿的學位，還是從其他大學拿的學位，這個訓練過程基本上是一樣的，所以美國教授的水平比較整齊，這樣的訓練保證了質(zhì)量的統(tǒng)一性。我覺得這是美國大學比較成功的地方。而我們國家在清華、北大、人大這樣的中央級大學受的訓練，可能跟省一級大學受的訓練差距太大。
  　　
  　　高王凌：太大，我開過玩笑，說如果我當教育部長就把北京之外的社會學系都關閉的，他經(jīng)常給你胡來。當然，這是開玩笑的話了。
  　　
  　　從黃仁宇、唐德剛的遭遇看美國史學界的弊端
  　　
  　　茫茫黑夜漫游：剛才說了這么多美國學術體制的好處，也得談談弊端，比方學術體制過于追求新奇和支離破碎的分析，缺乏對于中國問題研究的真正熱情。兩位可以拿黃仁宇、唐德剛這樣在國內(nèi)影響較大，但在美國處于邊緣的學者談談這方面的問題，怎么看黃仁宇在紐約州立大學被解聘的事件…
  　　
  　　王希：我們原來不知道，后來才知道的。黃仁宇先生因為他的著作出版，在美國有一些影響，但是不管怎么樣，美國的中國史研究相對美國史來講仍然是一個小領域。
  　　
  　　高王凌：美國人認為，搞美國史的才是第一流的。搞中國史的那已經(jīng)是二流、三流的了。過去人家主要搞的什么？在咱們之前是蘇聯(lián)吧？更重要，更聚集人才，那當然了。搞中國史研究最有名的還是何炳棣，當過院士。
  　　
  　　王希：因為他的研究超出了本身的領域，這個特別重要，就是你的研究一定要超出本身的領域。
  　　
  　　高王凌：黃仁宇也是生不逢時，先要搞“綜合”在美國就不合適，這是美國的問題之一，也是優(yōu)點之一，就是要先做“分析”，黃仁宇說要先做綜合，再說了，他惹的那些人都是些大腕兒，都是哈佛的巨頭，計量經(jīng)濟學界的誰誰誰。其實黃仁宇說得對，人的命運就不一樣嘛，他去美國時年紀就很大了。
  　　
  　　茫茫黑夜漫游：年紀比較大，40多歲。
  　　
  　　高王凌：他比余英時還大8歲的，余英時給他當過論文指導教授，當老師，但是我覺得黃仁宇還是很有成就的，他比唐德剛成就大，不是一個級別的。
  　　
  　　王希：對。
  　　
  　　高王凌：唐德剛也有很多不錯的地方，但是他們還是不一樣的。
  　　
  　　王希：所以你要講美國學術體制的弊端，可能這就是一個弊端。任何一個地方都有，它有僵化的現(xiàn)象。
  　　
  　　高王凌：我說我是令狐沖，怎么怎么樣，我現(xiàn)在想，我算令狐沖又有什么呀？人家黃仁宇等于被開除了，而且他是沒有退休金的。我那時候跟他說，我說在中國替你出書吧，他說這個事兒不行啊，一定要跟臺灣出版社商量好了才能做大陸版權。他的稿費都是靠臺灣給他的，了不得。太太還生著病，我見過，你看黃仁宇死了不到半年他太太就去世了。比他小好多歲呢。這是人的個人經(jīng)歷，黃仁宇就是得益于他的經(jīng)歷，每件事都寫到他的書里了。
  　　
  　　茫茫黑夜漫游：像唐德剛教授在哥倫比亞大學算不算是比較明星的歷史老師？
  　　
  　　王希：據(jù)我所知，唐先生在哥大沒有做過教授，他曾在哥大的東亞圖書館任職。唐先生在哥大歷史系是學美國史的，我跟他認識，進哥大后，他曾跟我說“你是我之后從大陸來的第一個博士研究生”。他大概是1947年進的哥大，1959年博士畢業(yè)，論文寫的是鴉片戰(zhàn)爭前的中美關系。
  　　他在哥大讀書和工作期間，參與了胡適口述回憶錄的工作。他因為國學底子很好，畢業(yè)后就到了哥大的東亞圖書館，這是是北美最好的東亞圖書館之一。
  　　
  　　高王凌：我認為差不多就是最好的，我很喜歡。
  　　
  　　王希：它有非常精美的藏書，而且有很多中國的典籍。唐先生59年拿到文憑之后沒有在哥大任教，因為那個時候華人還是有相當?shù)钠缫?。他后來是在紐約市立大學的市立學院教書，做教授。他可能在哥大開過課，但我的印象他不是歷史系的正式教授。
  　　他在哥大東亞圖書館干了很久，升到了圖書館的副主任或副館長，但沒有做到正館長，雖然他是完全有資格的，但卻無法升任正館長。這就涉及到當時美國一流大學的體制問題，對有色人種還是有歧視的。后來他到了紐約市立大學的市立學院，在那里開辟了亞裔美國研究，做了正教授，還做了亞裔美國人研究系的主任，在那個位置上退休。唐先生那個時候在國內(nèi)名聲很大，我們?nèi)ニ麑W校開會，他叫來外賣，還親自給我們端飯，我們當時都是學生，都很感動。他人特別好，一點都沒有架子。
  　　
  　　高王凌：那個時候他在哥大作的是口述史，哥大的口述史是開山之作，唐德剛做了幾件漂亮的事兒，他就是在這方面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學術史上。但美國人心目中，這個也沒有特別高的地位。比如說你做一個口述回憶錄，署著你的名，但是你的地位不高，跟你自己寫一篇，比方王希兄寫一篇博士論文不可同日而語，美國是這樣的。
  　　
  　　王希：對，所以我覺得他特別可惜，如果是在現(xiàn)代，也就是跨國史研究興起的時代，他的學問會大放異彩的。
  　　
  　　高王凌：那也是生不逢時。
  　　
  　　王希：他們那一代人都是生不逢時，余英時、何炳棣是例外。
  　　
  　　高王凌：何炳棣是老一輩的了，底子特別厚。
  　　
  　　中國人能否發(fā)展出我們自己看美國史的方法？兩邊都不認你，你還得有志氣
  　　
  　　高王凌：過去我們對美國很推崇，現(xiàn)在我們看到最近10幾年美國發(fā)表了中國的好的研究很少很少，很多東西也不值得那么推崇，但是過了那么多年，我們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美國有一個好的制度，這個要承認。
  　　
  　　王希：對，剛才高老師講了一個觀點，實際上我們這批人，或者我們這代人，現(xiàn)在已經(jīng)開始比較清醒了，學了美國人的東西，也看到了世界，現(xiàn)在也開始反思，你如何走出一條既不是傳統(tǒng)中國的，也不是完全模仿西方的路子，在這兩者之間如何闖出一條新的路子。我現(xiàn)在也在想這個問題，這也是我為什么現(xiàn)在想要回來試一試的初衷。我也在想，我們能不能發(fā)展出一種自己的研究美國史的方法。我要回到中國的環(huán)境中來設身處地地觀察和思考，因為如果老呆在美國的話，思想和行為很難擺脫周圍環(huán)境的影響，就像我們在中國一樣，完全受中國環(huán)境的包圍。所以在兩邊不斷的旅行、不斷的思考，其實是非常有用的。但這樣做會帶來一種困惑，兩邊都不認。
  　　
  　　高王凌：哎，要能夠忍住這個。
  　　
  　　王希：要忍住這個，特別不容易，特別難，但是你需要有志氣，有韌性。
  　　
  　　茫茫黑夜漫游：這得再熬到終身教授以后才能這樣吧？
  　　
  　　王希：看情況吧。做學問應該有一個成熟的過程。拿到終身教授后，你可能有較多的自由，可以想得廣一點，可以試不同的思路，可以創(chuàng)新?，F(xiàn)在對我們來講，最擔心的就是我們的根底不牢、功底不夠。
  　　
  　　茫茫黑夜漫游：您的這個功底是指中學還是西學？
  　　
  　　王希：中學、西學都指，我覺得真正要做一個有創(chuàng)意性的學者，一定要有很好的基礎，而且真的就像唐德剛說的那樣，一定要做一個“通吃”派，中西都得懂。而且還要有理論的武裝，我覺得這個特別重要。現(xiàn)在國內(nèi)的教育體制很難培養(yǎng)出通吃派的學生，但如果完全按照美國的這套體制，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也很機械。怎么樣想辦法把兩邊的優(yōu)點綜合起來，很重要。在中國接受訓練，如果碰到好的老師就會不錯，因為他可能對你很交心，教給你很多東西。美國的訓練比較專業(yè)，但老師花在你身上的時間可能非常有限，對個人能力的要求非常高。
  　　
  　　高王凌：對，那是肯定的。
  　　
  　　茫茫黑夜漫游：最后問一個問題，為什么86年高老師到美國去做訪問學者，籌劃這個“留美歷史學會”。是要組織一群華人的留美學者，然后發(fā)出留美學人自己的聲音嗎？
  　　
  　　高王凌：我們最主要的目的和今天的想象很不一樣，我們當初有很大的心理愿望，就是不愿意再見到一個閉關鎖國的局面，我們成立這個，最根本的就是希望保持一種內(nèi)外思想學術交流。辦這個歷史學會，沒有政治性，我們講得很清楚，我們是非政治性的組織、非營利性的。我們第一天開會我就得罪人，有位學者就要講國內(nèi)怎么不自由，受壓制。我就沒讓他發(fā)言。你講這個干什么？你到了美國，我說你不要講這個，你講到了美國怎么自由，能干什么，你在這兒搞政治，我們不高興。
  　　我們很深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溝通。現(xiàn)在看來，這是不是“多慮”呢，這還得歷史來回答。
  　　
  　　原載《時代周報》第108期
•   　　得知此書要出版還是與王希老師在北京吃飯的那次，后來在廈門開美國史年會，又打聽了這本書的進展，對這本書的內(nèi)容一直抱有濃厚的興趣。因此，書在卓越上剛出來不久就急忙預定，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通讀完畢，后來還趁閑重讀了某些篇章，因此對書中的部分內(nèi)容印象也是較深刻的。當然，王希和姚平的序言已經(jīng)把本書的旨趣和內(nèi)容概括的相當詳細，也無需再贅了。
  　　必須承認，對本書的閱讀是一種相當個人化的體驗，當然并不是把這類書看成是后輩學人進階的成功指南。我感興趣的仍然是個人歷史當中的諸多細節(jié)，這就在多位作者的話語里面體現(xiàn)出不同的側面。有的學者坦誠并且真誠，個人生活的諸多面與學術圈子中的諸多事委婉到來；有的學者視讀取博士為血與火的考驗，懷揣著近乎宗教虔誠式的心態(tài)來對待寫作；而有的學者談起了職業(yè)轉(zhuǎn)型和回報祖國，自嘲學術二道販子，以及從高等教育管理者看問題的思索。好在這些學者最終都是學歷史的，因此回憶的縱深感也足夠，發(fā)現(xiàn)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視域也足夠?qū)?，盡管不乏有些文章屬自吹自擂范式的，絕大多數(shù)當屬悅讀。
  　　遙遠的過去是否就是異鄉(xiāng)？書中提及的這句話久久纏繞于我的心間。 馬悅然曾經(jīng)告訴劉冰雁，你們并不孤獨，因為你們的語言就是你們的故鄉(xiāng)。那么對于那些漂泊在海外的歷史學者，他們的故鄉(xiāng)又在哪里呢？或許懷有歷史感的讀者會在字里行間內(nèi)找尋到某種心靈的共鳴，并與作者一起回味曾經(jīng)的崢嶸歲月。正像一位該書作者給筆者的電郵里面所說的，一旦分享了對于過往的回憶，人們就不會害怕歲月的流逝。誠然。
  　　
  　　
•   我就看熊存瑞先生那篇，讀來很感動，也見過熊先生與他聊過天。人很溫和，看起來比較滄桑。
•   茫茫黑夜漫游是不是雷天？
•   是,我懶得替換名字了.只知道歷史學家茶座和時代周報都刊登了,不過似乎都是節(jié)選
•   余英時說：“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國。”
•   余是老派學人，80年代出去的人當中主要是學習社會科學的，就連學歷史的也不忘帶著“拯救歷史”的使命而出去，這是那一代學人的通病
  你倒是可以關注一下金觀濤和張仲民關于觀念史研究這本書的爭論哦
•   我現(xiàn)在也有“‘拯救歷史’的使命”這個“通病”哦。?；蛘哒f，我的執(zhí)念不僅是”歷史“，而是中國的”human inquiries“，而在中國語境里，最需要先下手的是“史”，這個手下下去，最終還要把“哲”和“文”拽進來，因為這三個知識實踐的背後因為“經(jīng)”這個東西的纏繞，難以突破。這個執(zhí)念算是去不掉了。。。。
•   前幾天看了一下這本書，有一個問題向請教一下，為什么這里面的人回來的很少？他們?nèi)绻貋砟軒硎裁茨兀?/li>
•   其實現(xiàn)在回來的人很多了，但很多人研究的是中國史，他們回來，并不見得有優(yōu)勢，加上離國很久，他們回來也并不一定適應國情了。
•   但很多人研究的是中國史，他們回來，并不見得有優(yōu)勢，
  -----------------------------------
  用大白話說：國內(nèi)不需要他們。
•   瞧你說的，需要當然是需要的，就是待遇沒有以前那么風光了，史學界的長江學者，有幾個是研究中國史的呀
•   他們在國外的確比在國內(nèi)更有用。
•   這本書讀完了。個人覺得，有幾位留美歷史學人，如王笛、陳兼等人，確實是值得學習的好榜樣，但有幾位，給人感覺，他們好像在美國混飯吃——此處并非貶義，他們能留在美國，這就已經(jīng)說明他們有過人之處（當然也得考慮時代因素）。話說回來，這書好貴。
•   　2010-10-04 21:27:20 Cooltree
  　　瞧你說的，需要當然是需要的，就是待遇沒有以前那么風光了，史學界的長江學者，有幾個是研究中國史的呀
  ----------------------------
  慚愧，只知曉桑兵一人。
•   2010-09-27 09:13:47 Cooltree
  　　余是老派學人，80年代出去的人當中主要是學習社會科學的，就連學歷史的也不忘帶著“拯救歷史”的使命而出去，這是那一代學人的通病
  　　你倒是可以關注一下金觀濤和張仲民關于觀念史研究這本書的爭論哦
  --------------------------------------------------
  不知這位樓友是否還能看到，求教金觀濤和張仲民關于觀念史那本書的爭論在哪里可以見到？謝謝！
•   你可以搜一下，在上海東方早報的東早書評上有，然后是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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