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

前言

　　翻譯活動對人類社會發(fā)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已是學界之共識。僅以中國近、現(xiàn)代史為例，翻譯活動直接影響到中國現(xiàn)代性的形成。近代一些思想家，如嚴復、林紓、梁啟超、魯迅等，無不以翻譯為利器，改造社會，改造國民，改造文學，改造語言?！　∪欢袊姆g研究很長一段時期大多停留在語言分析層面，在國際上相對滯后。20世紀90年代前，有關翻譯研究的論文主要探討翻譯技巧，從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等更寬闊的視野來研究翻譯的學術論文寥若晨星。曾經(jīng)一時，人們談中國譯論，必言“信、達、雅”，談論西方譯論，離不開奈達與功能對等。90年代后，大量西方的翻譯理論被譯介到中國，語言學派、功能學派、詮釋學派、結構學派、文化學派等等，這些理論大大推動了中國翻譯研究與國際接軌。新世紀初，全球化給中國翻譯研究帶來了新的發(fā)展機遇：全國的翻譯研究方向博士、碩士研究生數(shù)以千計，一批翻譯系、所或翻譯研究中心在高校成立，西方翻譯學術名著得到大量引進，翻譯研究著作得到大量出版，兩岸三地的翻譯學刊增至十種之多，有關翻譯的國際學術交流日益昌盛?！　≌窃谶@樣一個背景下，我們決定選編“翻譯與跨學科學術研究叢書”，旨在結集出版近年來海內外有關翻譯或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

內容概要

　　本書從跨學科和跨文化的角度對傳統(tǒng)的翻譯之定義作了全新的界定，首次把跨文化語符翻譯納入翻譯研究者的視野，系統(tǒng)闡述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集中討論了本雅明的翻譯理論、德里達及其解構主義的翻譯觀、后殖民主義翻譯理論與實踐，所涉及的翻譯理論家和文化理論家還包括希利斯·米勒、沃夫爾岡·伊瑟爾、愛德華·賽義德、佳亞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安德烈·勒弗菲爾、蘇珊·巴斯奈特、韋努蒂以及中國翻譯家傅雷?！　”緯趶V闊的全球化語境下論述翻譯問題以及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對于讀者了解當代西方最新的文化理論和翻譯理論有著直接的幫助。　　本書讀者對象：大學以上水平的專業(yè)研究人員、翻譯實踐者、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者、高校中文及外文學科的師生。

作者簡介

王寧，江蘇揚州人，文學博士，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F(xiàn)任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致遠講席教授。曾任美國耶魯大學福特杰出學者講座訪問教授、伊利諾斯大學杰出訪問教授、杜克大學客座研究員、華盛頓大學杰出訪問研究員、英國劍橋大學訪問研究員等，并兼任國標文學理論學會秘書長、中國中外文學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等職。主要著作有：《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闡釋》（1996）、《比較文學與當代文化批評》（2000）、《二十世紀西方文學比較研究》（2000）、《文學和精神分析學》（2002）、《超越后現(xiàn)代主義》（2002）、《全球化和文化研究》（2003）、“全球化、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2003）．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2004）、《文化翻譯與經(jīng)典闡釋》[2006）等十余種；在七十多種國內外期刊或文集中發(fā)表中英文論文400余篇。內含英文論文60余篇，其中30多篇被A&HcJ和sscl數(shù)據(jù)庫。收錄，少數(shù)論文被譯成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和韓文。

書籍目錄

導言：翻譯的文化轉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譯學轉向、　一、文化翻譯，或翻譯的文化學再建構　二、文化研究的困境與出路　三、走向一種文化研究的“翻譯學轉向”第一章　翻譯學的理論化：跨學科的視角　一、翻譯學的合法化　二、翻譯的再界定和翻譯學的建構　三、文化研究中的“翻譯學轉向”再識第二章　解構的文化轉向：本雅明和德里達　一、本雅明：解構主義翻譯的先驅者　二、德里達的介入和影響　三、巴別塔：翻譯的不可譯性　四、什么是“確當?shù)摹狈g？第三章　解構與文化批判：翻譯的歸化與異化　一、理論的翻譯與變異　二、異化與歸化的張力　三、翻譯的顯身和譯者主體意識的覺醒第四章　后殖民主義翻譯理論及實踐　一、東方主義批判和理論的旅行　二、解構式的翻譯與闡釋　三、翻譯的文化政治策略　四、模擬、混雜、第三空間與文化翻譯的策略第五章　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的干預　一、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對峙還是對話？　二、勒弗菲爾：翻譯與文學的操控　三、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等級秩序的顛覆第六章　語符翻譯與文化研究的“視覺轉向”　一、后現(xiàn)代消費文化的審美特征　二、視覺文化和當代文化中的“圖像轉折”　三、圖像的越界和解構的嘗試　四、語符翻譯與傅雷的跨文化語符翻譯　五、超越文字的翻譯和闡釋第七章　全球化時代翻譯學的未來主要參考文獻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第一章　翻譯學的理論化：跨學科的視角　　如本書“導言”所述，在當今的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界，隨著20世紀90年代出現(xiàn)的“文化轉向”，翻譯研究似乎對文學和文化研究者越來越有吸引力了。①有些人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因為畢竟翻譯學或翻譯研究這門學科已經(jīng)越來越具有自己獨立的學科地位了，所產(chǎn)生的影響也越來越廣泛了。但另一些恪守傳統(tǒng)觀念的人也許并不這么認為，他們擔心，隨著這門學科疆界的擴大，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翻譯研究的隊伍中來，這豈不造成這門學科的“身份”越來越模糊和不確定了嗎?確實，這樣的擔心是不奇怪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一般說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篩選，真正具有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的研究性著述終將保留下來，并在未來的翻譯研究史學家的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而那些沒有新見解的平庸之作則會被歷史、市場和讀者一研究者無情地淘汰。顯然，翻譯研究或翻譯學作為1976年正式崛起的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其標志是在比利時魯汶舉行的國際翻譯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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