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歷程

用戶評論 (總計22條)

•   是非常個性化的回憶，很顯然講述者們在已告之還有其他什么樣的講述對象時，有意識的比較而言的。崔衛(wèi)平就把自己和好友徐友漁放在一起講述不一樣的童年里的不一樣的記憶，對歷史的無奈與感慨。也有個別論文形式出現(xiàn)的文章，例如李銀河，她對性文化的變遷的研究，呵呵，好像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似乎拿來是為了湊湊數(shù)目······是為了研究知識分子的課題才買來的，沒有想到可讀性這么強。我甚至想起余華很久前寫過的“自傳”，讓人興味盎然~可以說非常好看，呵呵，鼎力推薦大家購買···
•   老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我們探索之路的至寶
•   很好很負責的學者說真話的學者有民國范的學者遺憾的是李銀河的檔案跑題了；是否可以寫一篇博文來彌補不足，滿足讀者仰慕之心？
•   特別好！精神食糧！
•   很不錯的一本書，了解很多不曾關注的領域
•   所選學人還不夠典型，可惜很多預約的學者未能如期順利交稿。
•   感覺真好，就象和大師們面對面，文化大餐。。。
•   一燈不滅，薪火相傳。
•   如果跟《陳寅恪與傅斯年》那種爛書相比，這個呢，還可以一看。就是說，作者畢竟還是個文化人。但是如果真的作為一本有關陳寅恪的專著來看，則就相當一般了。我的印象是，并不是作者經(jīng)過多年以后，寫出的一本關于陳氏的專著，而是他大學、研究生等等期間，有關陳氏的論文的合集。雖然主題都是陳寅恪，但是系統(tǒng)性、連貫性，就顯得比較脆弱。當然，讀起來，也就沒有在與陳寅恪這樣大家神交時，應有的快感。具體到文章來看，瑣碎，平淡。為文老實，但有些學究氣?；蛟S學者可以看，但作為閑書來說，不推薦買。
•   長短不一，深淺不一，只有寥寥數(shù)篇可讀性較佳。
•   　　當以較快的速度讀完《精神歷程——36位中國當代學人自述》，腦海中突然跳出一個曾經(jīng)很熱門的短語：狗日的糧食！
  　　
  　　在圖書館選了沉甸甸的一捧書，路過文學類書架，看到這本書不合規(guī)矩地躺在空檔處，象是被人隨意地丟棄在那里，就隨手揀了回來。懷里的書都有些晦澀，有一本輕松的書消遣一下也好。最重要的是，標題中的一個字眼比較妥切：“學人”，而非“學者”，更非“學家”?，F(xiàn)在這世道，“××學家”遍地都是，寫過一兩本書，做過一兩次演講，接受過一兩次采訪，有那么一兩個頭銜……似乎就成了“家”，相比之下“學者”都成了謙遜語。竊以為，“家”應當是蓋棺定論的稱謂，不能用來互相吹捧或自我吹噓。如果標準再嚴格一點，配以“學者”自居者，當也寥寥無幾?！毒駳v程》一書的作者很多都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或者大學教授，稱之為“學人”極為妥當。
  　　
  　　按照編者曹保印在后記中的說法：“生活總在想像之外，歷史何嘗不是？歷史本來就是過往的生活——官方記載的，名曰正史；民間傳播的，名曰野史；湮沒于風塵之中的，姑且名曰‘亡史’吧……正史也罷，野史也好，總是過往生活的極少部分。而且，這極少的部分，也同樣需要人們的證實或者證偽……組織出版這樣一本書，意圖通過眾多知名【學者】（此處非‘學人’）的三十年精神歷程自述，來展現(xiàn)一個時代的巨大變遷……”這樣一個選題，視角是宏大的，意義是非凡的，其可讀性應該是很強的。因為歷史的碎片與個體的記憶互相印證，可以給后人帶來體驗性的感受，從而更加清晰地認識和解讀那段逝去的時光。但是不客氣地說，本書并沒有達到選題的目的，其原因正是曹先生在后記中談及的：“本書的作者們在回憶自己的精神歷程時……常常陷入難于落筆的痛苦之中……有的最終因為落筆的過于沉重，而擲筆嘆息?！?br /> 　　
  　　正如野史比正史有趣，個體記憶比群體回憶更容易打動人心。正史往往因為宏大的主題而有意忽略細節(jié)，群體的記憶則經(jīng)常因為符合化而抹煞個體的不同認知。所以我們讀回憶性文字，更喜歡了解被有意無意忽視的細節(jié)，更愿意關注被遺忘的個體的真實感受?！毒駳v程》一書中，最具沖擊力和感染力的正是填補歷史空白和記憶空白的文字，例如王學泰的《我的平反路》。王學泰因為以“牝雞司晨”映射時政，而搭上了文革中因言獲罪的末班車；隨后在撥亂反正中又趕上了平反的頭班車。王學泰以平和的心態(tài)敘述了這一過程中遇到的人和事，沒有控訴誰，沒有指斥誰，沒有丑化誰，讓人嘆息那個荒謬的時代，而理解在那種環(huán)境下不同角色的生存狀態(tài)。例如，他提及一個審判員對他說，“王學泰，我們倆人沒冤沒仇，你也沒有把我們家的孩子抱到井里去。今天我審訊你，是因為我掙這56塊錢?！边@個細節(jié)或許可以啟示后人，在那個斗爭年代，專政者也不是青面獠牙，也不是鐵板一塊，不能符號化地對待。再如沈睿的《走向女權主義》，沈睿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學生，在大學期間交了第一個男朋友，和他有了第一次性體驗。畢業(yè)前夕，突然了發(fā)現(xiàn)了他的欺騙和背叛，決定分手，卻沒有分成。畢業(yè)就結婚生子，過著受壓抑的生活，幾乎放棄了自己讀研做學問的全部夢想。后來遇到一個來華做學問的外國人，與她的交流中理解了女權主義，然后出國留學，研究女權主義……沈睿以冷靜的筆調完整地呈現(xiàn)了自己的心路歷程，這在全書中是不多見的，因而彌足珍貴。她的前半截經(jīng)歷，在八十年代的“天之驕子”中極為普遍，帶著夢想上大學，畢業(yè)后被生活所湮沒，從不甘心到慢慢接受現(xiàn)實、自甘沉淪，而沈睿能夠通過精神蛻變實現(xiàn)肉體救贖，具有較強的標本意義。但是，如果她不主動自我揭短，講述真實的自己，我們就很難從她的文字中受到觸動。
  　　
  　　當然，如果從其他學人的自述中提煉故事，也不乏精彩之筆，但是很遺憾，他們并沒有用心地講故事，而是有意無意地遮遮掩掩。比較典型的是葛劍雄的《我當人大代表的故事》，他在文中說：“文革十年期間我在任職的中學所起的作用是獨一無二的，就是反對我的人也不得不承認這所學校離不開我……文革一開始，我緊跟黨支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黨支部被奪了權，我當了一段時間的‘逍遙派’后，又成為新成立的‘校革會’下屬‘專案組’的成員，等‘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學校，我繼續(xù)留任，經(jīng)歷了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評法反儒’、‘反擊右傾翻案風’等運動。學校的重要材料——無論是工宣隊負責人的講話、黨支部的總結、紅衛(wèi)兵團的報告、學校代表的大批判文章——不是由我代筆，就是由我改定?！边@樣一個大紅人，到“四人幫”倒臺之后，又成為“與四人幫作斗爭”的典型，并成為恢復人代會之后的上海市人大代表。《精神歷程》中另一篇文章，劉仁文在《法學家為什么沒有懺悔》中這樣質疑：“為什么文革結束30年來，我們法學界始終沒有出現(xiàn)過(如巴金)這樣的懺悔、這樣的講真話的人？”把兩者聯(lián)系起來并不是說葛劍雄需要懺悔，處在歷次運動的漩渦中而長青不倒的大有人在，除非別有用心地整人、害人，隨波逐流并不是什么錯。但是，如果葛教授能以更加坦誠的心態(tài)、更加細致的筆墨告訴讀者他當時的思想狀態(tài)以及如何處理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人際關系，相信對后人認識文革那種特殊環(huán)境下的人性會相當有裨益?？上В鸾淌诎阎攸c放在了當人大代表的光輝歷程上。
  　　
  　　盡管存在遺憾，但是相比之下葛劍雄的自述還算是有可讀性的，大多數(shù)人要么在復述正史，討論宏大的主題；要么選取某一方面的工作，匯報自己的學術或社會活動成果。例如，李銀河的《中國性文化的30年變遷》，基本上算是論文綜述，沒有一點個人體驗。楊東平的《中國NGO的新天地》，汪永晨的《我與江河的故事》，蔣高明的《向權力訴說真理》等雖然體現(xiàn)了新一代學人關注自然、關懷社會的新思維、新理念，體現(xiàn)了三十年來這個社會的進步，但是過于學術性的論題，過于社會性的表達，恰恰證明了36位學人中的大多數(shù)在逃避，逃避靈魂的挖掘、人性的解剖。因為不愿說，或者不堪說，而選擇以學術的光環(huán)來掩蓋內心的失語。他們跑題了，有意識地跑題。他們無法表達自己的內心，不敢呈現(xiàn)真實的自己，只好端起架子談學術，或者顧左右而言他。這可能便是曹保印所總結的“落筆沉重”的原因。
  　　
  　　自從博客作為一種全新媒介的出現(xiàn)，網(wǎng)絡上充斥著個性文字。個性化表達已經(jīng)成為一種時尚，自由自在、漫無邊際地表述也成為可能，碼字的輕飄遠比變成鉛字的凝重來得愜意。退回若干年，端起架子故作深沉地寫作，代表著文字的份量；而現(xiàn)在，人們更重視自由表達所帶來的快感。相反，太過凝重的文字，欲說又止的表述，多半是有所懼，有所怕，有所圖，有所求。懼什么？怕什么？當然是怕失去得到的東西。圖什么？求什么？當然是求想得到的東西。人人都為稻粱謀，學人也不例外，特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高等學府的學人。狗日的糧食！
•   　　再貼一篇舊文，收錄于《精神歷程：36位中國當代學人自述》一書，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br /> 　　　　
  　　　　故園無此聲 　　
  　　　　
  　　　　長平 　　
  　　　　
  　　　　幾天前翻閱《納蘭詞箋注》，又看到這首《長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 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xiāng)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
  　　　　
  　　　　我想起了十多年前，在一間簡陋的出租房里，我捧著一本納蘭性德詞選，苦苦吟哦的情形。那時候剛離開大學校園不久，沒有工作，一位老師就經(jīng)常幫我找點事情做，由此為書商寫了好幾本書，其中包括一本納蘭性德詞新解。在這個工作中，這首《長相思》令我感慨萬千。
  　　　　
  　　　　那是九十年代初，社會上浪蕩著很多和我一樣的青年。我們既找不到工作，也不屑于到國家單位去上班。和當時整個國家一樣，我們眼前一派茫然，但內心還是懷著某種信念。所以，我讀到這首詞的時候，就假想了一段山高水深、風雪交加的征程。在這段征程中，我們意志堅定，勇往直前，同時內心又充滿了痛苦和惆悵。
  　　　　
  　　　　而如今我對這首詞感興趣的地方，更在于它最末的那一句：故園無此聲。故園者，故鄉(xiāng)也，家園也。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對這些詞語敏感起來，同時也惶惑起來。
  　　　　
  　　　　山高水深不是最可怕的，風雪交加也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乃是愈行愈遠、愈遠愈甚的“故園無此聲”。
  　　　　
  　　　　我們這一代人，甚至前后幾代人，或多或少地，都有過喪失家園或逃離家園的經(jīng)歷。對我個人來說，這個經(jīng)歷曾經(jīng)壯懷激烈地發(fā)生，隨后心安理得地度過，現(xiàn)在則開始顯現(xiàn)出惴惴不安的后果來。
  　　　　
  　　　　我沒有王小波那樣幸運，在十三歲的時候就從父親的藏書里對古希臘著了迷，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園。一直到上高中，我都堅信共產(chǎn)主義一定會實現(xiàn)。那時候最想去的地方，是馬克思的故鄉(xiāng)，德國小城特里爾。從求知欲上說，大英圖書館也很有誘惑力，因為馬克思刻苦攻讀時在那里踩出了兩道腳印。
  　　　　
  　　　　在這種教育中，傳統(tǒng)文化是被否定的東西，本土的每個人和每樣事物都處于被改造以致進步的過程中。另一方面，它又要求人們熱愛家鄉(xiāng)，熱愛祖國。道理上怎么講得通呢？這套價值體系也能自圓其說，首先它劃分了社會階級，其次它劃分了社會發(fā)展的階段，被否定的東西都可以歸結到落后的區(qū)間和時間中去。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國發(fā)生了一場文化熱。這場文化熱，雖然先前也有了好長時間的暗流，但是對我這樣的青年來說，還是有如轟然洞開的天光，令人狂喜而又暈眩。少年的凌云壯志頓時變成了上當受騙之后的憤怒和迷惘。
  　　　　
  　　　　正如一些人所說的那樣，那時所有的大學都只有一個系，那就是西哲系，所有的大學生都在讀除馬恩著作之外的各種西方哲學著作。這些如饑似渴而又不成系統(tǒng)的閱讀，使我們都變成了圖書館里的無頭蒼蠅。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中國出了問題。不僅現(xiàn)實社會出了問題，而且自古以來就有問題。甚至，不僅是人的問題，更是地理環(huán)境的問題。我在將信將疑地讀了幾本地緣文化宿命論的書以后，有一種絕望的氣息籠罩在心頭，忍不住地生出逃離的念頭。我還記得有一次在圖書館看到雜志上一篇小說，名字叫“到美國去，到美國去”，那種被別人喊破內心隱秘的激動。
  　　　　
  　　　　有一天晚上，我奮筆疾書，寫了一篇酣暢淋漓的文章，叫“我的丑陋的故鄉(xiāng)”，歷數(shù)故鄉(xiāng)山水貧瘠、文化委頓、經(jīng)濟落后的情形。然而，寫完以后，我并沒有感到痛快，而是遭到兩種情緒的突然襲擊，一種是數(shù)典忘祖的恥辱感，一種是腳下失去地基的空落感。我痛苦萬分地將稿紙撕碎了，扔到窗外。
  　　　　
  　　　　那是一個朗誦一句“中國，我的鑰匙丟了”就要流淚的年代。但是時間并沒有持續(xù)多久，我很快就擺脫了這種糾纏。從書本上，我找到了一些新的東西。
  　　　　
  　　　　我開始接受以近代契約論為基礎的公民國家概念，認為國家乃是公民授權的權力組織，從而把它從祖國這個含混的概念中剝離出來。同時，我開始理解個人主義，從個體出發(fā)尋求普世價值觀，開始認為自己是一個世界主義者。萬族為一本，天下為一家。這在中國古代叫世界大同，現(xiàn)在則叫全球化。
  　　　　
  　　　　其實這并沒有真正解決精神的故園，也就是靈魂在土地上的歸宿問題，卻可以將這個問題懸置起來。在隨后十多年的的新聞工作中，我和我的同事們忙于弄清中國急劇變化的社會現(xiàn)實，忙于思考解釋這些變化的各種理論，也忙于個人的生計。
  　　　　
  　　　　我不得不說，一個人越是深入地接觸中國社會的現(xiàn)實——鄉(xiāng)村的貧窮與愚昧，城市的無序與功利，官僚的腐敗與無能，民眾的盲目與異化，他就越是對那些淺薄地贊美家園、歌頌故鄉(xiāng)的聲音投以警惕的眼神。
  　　　　
  　　　　后來我到美國去訪學，又到歐洲去旅行。我?guī)е軓碗s的情感，去了雅典，去了羅馬，去了巴黎，還有紐約等等，這些西方文明乃至全球文明的發(fā)生現(xiàn)場，和各種膚色的人接觸。一方面，這些直觀的感受和先前的知識一起，加強了我的世界主義觀念，讓我看到未來世界大同的一種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一次又一次地發(fā)現(xiàn)，在現(xiàn)實世界中，甚至在理想的大同世界中，每一個靈魂依然需要一個它所歸依的故園。
  　　　　
  　　　　在美國，我接觸到一些華僑，他們數(shù)十年沒有回中國，甚至從來沒有到過中國，但是他們總是動情地贊美中華文化，遙想東方家園。我當然首先認為他們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我很想給他們講講昆德拉的小說《無知》中的故事。
  　　　　
  　　　　在這部小說中，兩個逃離祖國的捷克人，魂牽夢繞地想要回故鄉(xiāng)，二十年后終于如愿以償。但是，他們回去以后，發(fā)現(xiàn)時間嚴重扭曲了記憶，在故鄉(xiāng)并不能找到歸屬感。正如另外一位英國作家奈保爾回印度，去尋找血緣上的歸屬感，一年以后卻絕望而憤怒地說，我是一個沒有過去、沒有祖先的，異鄉(xiāng)人。
  　　　　
  　　　　我還沒有開口，就已經(jīng)從這些故事中理解了那些華僑。隨后，極度傷感地，我想到了自己的處境。如果說，《無知》中講述了兩個逃離故鄉(xiāng)的人終于失去歸屬感，而我，我們，難道不是，身處故鄉(xiāng)卻從來沒有找到歸屬感嗎？
  　　　　
  　　　　我開始感覺到，這么多年來，我所從事的工作，我在報紙上寫的專欄文章，都始終有一個幽靈緊跟在后面，一次又一次地呻吟：
  　　　　
  　　　　故園無此聲。
  　　　　
  　　　　后來有一次在日本鄉(xiāng)下訪問，在唐風十足的建筑和禮儀中，傳來琉球三弦的樂聲，很突然地，我好像感應到從遙遠的時空傳來的召喚，驚起一個自己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原來我是東方人。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這件事讓我更多地思考文化上的靈魂歸屬問題。
  　　　　
  　　　　這個問題并不是那么容易解決的。沒錯，我們的確從柏拉圖那里，從羅素那里學到了知識，但是我真的很難說出口，說我的精神家園，就在雅典或者英倫。
  　　　　
  　　　　為什么不向本土，向我們真正的家園求助呢？前不久，我在廣東從化參加了一次盛大的中國儒教成立大會。我是多么羨慕那些篤信儒教救國的學者，他們的靈魂有了多么好的安頓，假如他們真的相信自己說的話。但是我在仔細地聆聽之后，的確無法認同那些漏洞百出的宣講，甚至懷疑他們自己也是在自欺欺人。
  　　　　
  　　　　難道我只能，要么放棄這個問題，斥之為矯情，要么繼續(xù)掙扎在愈行愈遠、愈遠愈甚的“故園無此聲”之中？
  　　
  　　
•   　　 拖拖拉拉三天的時間看完了這本“精神歷程”(36位中國當代著名學人自述)，收獲頗豐，尤其印象深刻的，有徐友漁的《30年中的若干記憶片段》，崔衛(wèi)平的《經(jīng)驗的年代》，鄢烈山《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陽》，傅國涌《星星的思想可以與太陽媲美》，王學泰《我的平凡路》，袁岳《一位師摯對我的人生影響》，邵建《“走近”胡適先生》，長平《故園無此聲》，沈?！蹲呦蚺畽嘀髁x》，蕭功秦《追求思想者的坦蕩之樂》，梁小民《我與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丁東《打撈民間思想》以及曹保印的后記《生活總在想象之外》。
  　　 編者著名評論家曹保印先生發(fā)愿組織出版這樣一本書，意圖通過眾多知名學者三十年的精神歷程，來展現(xiàn)一個時代的巨大變遷，經(jīng)過細心閱讀，也不難發(fā)現(xiàn)，這的確不是一本類似于“人生隨筆集”的“私人小書”，而是集中反映各位學者三十年精神歷程的“歷史大書”（曹保印語），由于總所周知的原因，作為生在改革開放時期的80后一員，對我們父輩那一代總是有一層隔膜，無法清晰理解那個時代的是是非非，這既有那段史實的嚴重“失真”（近段看了沈志華等歷史學者對那段歷史的挖掘和重新講訴，感受尤其明顯），也更有本身處于那段瘋狂歲月中人的迷茫，總說“形勢比人強”，但正如著名學者陳佳琪書中所說：“拒絕遺忘，不斷描述自己的過去，給自己的成長過程盡可能地提供一種解釋或說明，這就是我們這代人可以為自己（說不定也就是為我們這個民族）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盡可能做出的一件使所經(jīng)歷的事件“事件化”的工作，即公眾化、公共話題化的工作。它比那些大規(guī)模的舊房改造、推倒重來無疑更緊迫，也更有意義?！睆默F(xiàn)階段來看，這項工作遠遠沒有完成，僅憑巴金等老先生勢單力薄的“懺悔錄”，遠遠無法撫平這段歷史給我們整個民族造成的“傷痕”，于個人而言，記憶、語言和文字是上天賜給人類的最大財富，身外別無長物的人可以因為擁有它們而在精神上富足。當然，這筆財富也要小心守護，以免遺失或者盜竊（徐友漁語）。隨著閱讀經(jīng)驗和視野的不斷擴大，一個很深刻的體會，如果我們不能很好了解我們的過去，我們就無法真正看清我們的未來，就如對一個人，你不清楚人家的過去，你就無資格也無能力去評測人家的未來。
  　　于個人人生意義而言，更增強了一種人生的方向感。在這些學者真誠質樸的回憶中，被他們過去那種“刻苦”（照常人看來的確太苦）讀書求知的態(tài)度所強烈刺激和感染，蕭功秦先生回憶道：“從早年時期起，我就能從書本中，從知識與學理的追求中源源不斷地獲得精神歡愉的源泉，我還清楚得記得，當年在當工人的時候，哪怕只有15分鐘的停電空隙，我都會跑到附近的宿舍去讀哪怕是幾分鐘的書?！彼麄冏掷镄虚g毫無訴求知苦之意，相反，在求知求真獲得極大的樂趣有一種近乎一致的表述，盡管客觀條件是那樣的艱辛，與我們現(xiàn)在比起來簡直天上地下，當然我并不是想鼓吹“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相反，我覺得更大的學術成就取得離不開客觀物質條件。作為衣食無憂長大的一代人，自己卻流于思想上的貧乏，求知求真的樂趣對曾經(jīng)的自己來說“不可望也不想及”，當然這和從小到大僵硬考試制度的摧殘以及現(xiàn)今現(xiàn)實生活壓力有很大關系，但這實在無法稱其為只會喊“郁悶”的理由，這一點上，我覺得蕭功秦先生總結的很好，他說：“也許有一些自命為‘后現(xiàn)代’的人會認為，使命感是一種過期的多余品，也許有人會認為，熱愛知識和學理，只是清寒的學人聊以自慰的借口，然而，我卻實實在在地認為，它們兩相結合而給予一個人的坦蕩之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無論在過去，也無論在未來?！臂沉疑较壬f的更為直接和明了：“支持我從事‘公民寫作’的首要心理動因就是，心底不服氣，不承認任何人，任何勢力比我高貴，不承認誰有正當權力控制我的思想和寫作，強制我必須說什么?！毕胂胱约阂灿羞^這樣的“叛逆時刻”，但沒有獨立思考的后果就是，習慣性將所有問題歸結為難以解決的體制問題時，也將個人置于無足輕重，無能為力的地位，從而消解了自己作為一名公民需要實際參與的責任，助長了缺乏道德感的冷漠，成為“犬儒”之一，正如楊東平先生所說：“在關系中國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問題上，做出樂觀和悲觀的預測是相對次要的，我們態(tài)度并不取決于這種判斷，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做些什么，必須實際地投入和參與這一進程。因為這同時一種心靈的自我拯救，我們不可逃遁，我們責無旁貸。”
  　　 重溫著名家雜文家鄢烈山當年的“抉擇”，再也不要那種“陰郁”的心境，那種沒有穿透云翳的陽光，沒有美麗動人的夢想，想象不出值得向往的遠景的心靈灰暗，還是普希金說得好，人的心只有“憧憬著未來”，才能振作起來，堅定不移地向前走。當然，人生不只是為了美好的明天，更是為了美好的今天。
  　　
  　　
  　　
  　　
•   　　歷史的體溫
  　　
  　　在2008年我買了上百本書，其中不乏經(jīng)典之作，涵蓋古今中外。但于這批書中我最珍愛的二本卻分別是《精神歷程---36位中國當代學人自述》、《訪問歷史—三十位中國知識人的笑聲淚影》。
  　　
  　　這二本書一直放在我的案頭，時時撫摩，卻不曾讀完。因為這二本書包涵的內容太過于豐厚，每個學人或知識人都是一本大書，不管是他們的自述還是李懷宇的訪問手記，讀來都非常新鮮有趣，知識或思想都已成了他們的存世面目，遠遠超越于他們的肉身，與中國這片大地血肉相連，難以牽扯得清。
  　　
  　　今天想說的是這本《精神歷程—36位中國當代學人的自述》，單看名單，就夠迷人的：何懷宏?徐友漁?季衛(wèi)東?葛劍雄?李銀河?楊東平?崔衛(wèi)平?蔣高明?倪樂雄?祖述憲?李寶元?鄢烈山?傅國涌?王學泰?徐賁?蔡定劍?汪永晨?袁岳?程方平?周永生?劉仁文?邵建?長平?沈睿?吳祚來?毛壽龍蕭功秦?李楯?鄧正來?莽萍?黨國英?楚樹龍?梁小民?丁東?陳家琪?楊繼。
  　　
  　　大多系當代正活躍在學術界和公共言論舞臺的學人，他們的成長史或閱讀史幾乎就是當代中國的發(fā)展史，所以我說他們的自述是帶著歷史的體溫，為我們記錄了當下的歷史現(xiàn)場。按編者曹保印的后記所言，本來還有趙汀陽、周國平、汪暉、周振鶴、茅于軾、葛兆光、朱家勤、廖曉義等人的自述，因落筆的過于沉重而擲筆嘆息，沒有與讀者見面，也是殊為可惜的。
  　　
  　　這些學者的回憶將進入我們的歷史，成為我們的集體記憶的一部分，他們在歷史的大潮中，拒絕遺忘和迷失，這種積極生活的態(tài)度給我以巨大的啟示和榜樣力量。
  　　
  　　正如 何懷宏先生在序中所說：我們生活在現(xiàn)在，我們又生活在“歷史”或“傳統(tǒng)”中?！覀兯龅囊磺幸苍谘杆俚某蔀椤皻v史”?！皞鹘y(tǒng)”在塑造我們，而我們也正在塑造“歷史”……
  　　
  　　愿這36位學人帶著歷史體溫的自述陪伴著我們一起抵抗遺忘，映射時代，共同塑造我們的未來。
  　　
•   　　36位學者的“憶苦思甜”的文字，大多寫的很有味道。其中的數(shù)人現(xiàn)已不在大陸了。有幾個我還聽過講座。
  　　自述所記錄的除卻個人的成長，兼有一些所感，令人振奮。
  　　傅國涌的星星的思想可以與太陽媲美（p101），徐賁先生所言的大學里的寬容（p117）均讓我十分感嘆。
  　　在這個哀傷的時刻，秉持自由的燭火，勇敢前行。
  　　
•   　　按：在《精神歷程》一書中，我最欣賞的兩篇自述是第六篇：崔衛(wèi)平《經(jīng)驗的年代》和第十四篇：徐賁《和文學作伴》。可惜去年11月初讀此書時，網(wǎng)上還沒有此兩篇文字的電子版，無法與學友們共享之。今天去崔衛(wèi)平新浪的博客，發(fā)現(xiàn)她在3月3日就已將該篇文字貼上了，且發(fā)貼時間恰好還是15:15:15，有意思。崔衛(wèi)平和徐賁的兩篇自述恰好可以組成一個好題目：在經(jīng)驗的年代和文學作伴，可惜徐賁的這篇還沒在網(wǎng)上找到電子版。崔衛(wèi)平、徐賁、錢永祥他們三人是我欣賞喜愛的學人，且他們之間還都是好友，通道。崔衛(wèi)平在北京，徐賁在美國，錢永祥在臺北，遙相呼應。不過我們所謂的思想界、學術界對他們可是不大提及的，崔衛(wèi)平的《積極生活》，錢永祥的《縱欲與虛無之上》，徐賁的《知識分子：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動》，學界的評論，回應極少。不過錢永祥的這本書和崔衛(wèi)平的這本書又可以組成一個好題目：在縱欲與虛無之上積極生活”。里面都有一個“在”字，言辭背后是人的存在（human being）。
  　　
  　　2007年3月14日
  　　
  　　經(jīng)驗的年代——從八十年代出發(fā)
  　　
  　　作者：崔衛(wèi)平 2007-03-03 15:15:15
  　　
  　　來源：http://blog.sina.com.cn/cuiweiping
  　　
  　　藍天里有一顆會唱歌的星
  　　
  　　1978年春節(jié)前后某個星期天早晨，我同父親一起出門準備上街，走到傳達室被人叫住，“有你家一封信”。我清清楚楚看到牛皮紙信封的右下方印著“南京大學”的字樣，但一時卻想不起來這與我本人有什么聯(lián)系，記得很清楚是父親打開了信封。父親是那種十分內斂的性格，有喜歡放在心里也不說出來。他一句鼓勵的話也沒有說，但是我能體驗得到他內心的充實和滿意。我分享了父親的感受，也一句話沒有說。
  　　
  　　回到插隊的地方辦完了手續(xù)，我?guī)е恢恍∠渥颖几澳暇渥永镅b著一些換身衣服，還有一套豎排的線裝書《唐詩三百首》（上下兩冊），書中注明由“蘅塘退士手編媚古居士重訂”，這是幾年前從鄰居的孩子手中得來的。這套書一直跟隨到我現(xiàn)在。
  　　
  　　名為77級，實際上是78年二月份進校。我們中文系全班不到五十個人，九個女生，有一位是稍后擴招進來的，南大子女，她住在家里，其余我們八個則住在一個寢室里。我們早起跑步，天色未明就甩開腳步狂奔。學校的大喇叭比我們起得更早，不停地播放那幾首歌曲，印象最深的是一首“藍天里有一顆會唱歌的星”，因為當它的旋律在耳邊響起，我們恰好頭頂著深藍色的天空，那上面依稀掛著幾顆閃爍的晨星。
  　　
  　　寫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篇文章的胡福明，是我們學校哲學系的老師。我因為私心喜歡哲學，便經(jīng)常與哲學系的女生在一起。有一位不僅是我老鄉(xiāng)，而且還同我家住一個院子。我會聽她說，“胡福明從北京回來了，在哲學系做了一個報告，我們都去了”?！白x書無禁區(qū)，思想無禁區(qū)”，最早我是從這位女生的嘴里聽說的。
  　　
  　　那是一個“撥亂反正”的年代。你能感受周圍的氣氛，一切都在張開嘴巴大口呼吸，一切都在重新開始。每天聽到的消息總是令人振奮的，每個月出版的期刊都會有“爆炸性的”內容出現(xiàn)，閱讀是當時一件十分緊張熱烈的事情，伴隨著痛苦也伴隨著希望。所遇到的最大尷尬是一個留學生向我提起的，她是一位加拿大左派，她問我“你們粉碎了四人幫，但是用什么辦法來阻止新的四人幫產(chǎn)生？”這個問題令我感到十分氣悶。因為回答不上來，所以她消瘦堅定的形象至今記得很牢。
  　　后來翻譯哈維爾描述1956年對他本人的震動（當時他20歲，與我此時年齡相仿），感覺十分能夠理解他的心情。他稱之為“對于世界的最初經(jīng)驗”。那是一個人確立他與這個世界基本關系的時期，是奠定他一輩子看待世界的基本立場的時期。在一個否極泰來、百廢待興的年代度過自己的青春，培育起對于世界的基本感受和視角，那種深刻的經(jīng)驗足以影響一個人終生。哈維爾接著說，從那之后十年，人們都在這種氣氛中生活，那是“一個獲得進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對勇敢的時期”。對我本人來說，所經(jīng)歷的大致也可以這樣表述。
  　　
  　　除了閱讀經(jīng)典文學著作，當時最熱衷閱讀的是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著作。正好哲學系調進了一位教員叫做孫伯骙，他原先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工作，此人講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發(fā)展史爐火純青，每一節(jié)課都有許多靈感的火花。本科時我一節(jié)不拉地聽過他講授的“馬哲史”，還蹭過他給研究生開設的“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那是一字一句地研讀過去。這本起先被認為是費爾巴哈的著作，文體晦澀，深藏的玄機也最多。念研究生時，我干脆隔系選了孫老師的課程，第一次拿到這個老師的學分。不僅是聽課，原著是一定要讀的，而且讀得非常起勁。尤其是那些早期著作，一本接一本地讀過去，關于伊壁鳩魯?shù)摹恫┦空撐摹罚c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等。有些篇章愛不釋手，比如從1851年底開始動筆寫作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7－1858年間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導言》。比起僅僅見到馬克思的結論，去了解馬克思本人思想形成的整個過程，不知道有意思多少倍。在那個年代，馬克思是我們接受西方文化的一個主要窗口。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成果，體現(xiàn)在一篇四、五千字小文章里，這文章發(fā)表在80年代中期的《云南社會科學》雜志，標題不記得了。
  　　
  　　不要殺害那個無辜的人
  　　
  　　疏異的感覺并不是從書本上開始的，而是深藏在個人經(jīng)驗之中。一次與徐友漁先生的爭論中，我表達過某種不同的經(jīng)驗。對于友漁他們那個年齡上的人說，歷史是從某個可以理解的地方開始的，比如1966年的文化革命，在它正在開展和進行的時候，友漁與他的同伴便能夠從自己的立場去分析考察，“指點江山”，他們被賦予了某些重大使命和責任。我與友漁相差半代。正當天翻地覆的時候，還沒有從童年渾渾噩噩的狀態(tài)中清醒過來，對于周圍每天發(fā)生的事情，除了茫然還是茫然。激情與憤怒都需要力量，而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培育出任何所需要的力量。
  　　
  　　應該是1967年的某個夏日，我們幾個孩子正在家里玩撲克，聽到有人在外面喊：“xxx（我們的同學）的媽媽跳河自殺了?！狈畔率种械呐疲覀円桓C蜂跑了出去，不知道將要面對的是什么。結果當然非常尷尬：出現(xiàn)在我們眼前的，是被水泡得腫脹的碩大的尸體，半個肚皮露在外面，還有一頭散亂的頭發(fā)。我第一次感到大河上方灰色天空的存在，感到自己所站立的地面正在塌陷。我的祖母是一位不識字的小腳女性，當她的某個兒子或者媳婦在體育場開完批斗大會后被游街示眾，她就不停地上廁所，經(jīng)常是我扶著她去。這種情況發(fā)展到后來，一旦聽見鑼鼓家伙響，我的任務就來到了。我分享了祖母的悲哀與無力，也感到自己是十分無力和無奈的。不久之后祖母被遣散回老家，父母去了五七干校，姐姐下鄉(xiāng)插隊，我們（長我一歲的哥哥與我及兩個妹妹）整個兒調進歷史的縫隙之中了。我們像它的腹腔中的一截盲腸，或者不體面的“私生子”。
  　　
  　　因此，與友漁他們處于歷史的“正面”不同，我們處于歷史的“背面”；與他們自覺地處于“歷史意識”之中不同，我們不得不處于“歷史的潛意識”當中；與他們從“歷史的最強音”開始不同，我們是從歷史微弱的一聲呻吟開始的。?？圃?jīng)談到1934年，當陶爾斐斯總理被納粹刺殺時，所感到的震撼和恐懼（當時他8歲。）“我相信我這一代的男孩和女孩的童年都是由這些重大歷史事件所造就的?！覀兊膫€人生活受到了嚴重的威脅”，我們的情況也可以說是這樣。
  　　
  　　當我學習馬克思與黑格爾哲學的時候，這樣的經(jīng)驗被壓抑下去了。當然，此類經(jīng)驗很難找到恰當?shù)男问絹砑右员磉_。如果它永遠找不到形式，便可能永遠不存在。當八十年代開始，一批現(xiàn)代主義作品在中國翻譯出版時，尤其是存在主義，與許多人一道，我是屬于坐前排沙發(fā)的。克爾凱郭爾、尼采、陀斯妥也夫斯基、卡夫卡、薩特、加謬、還有一位西班牙人烏納穆諾（有一本他的小書叫做《人生的悲劇意識》），這些人的著作，所提供的不是理論和概念，而是對于世界的感受，是釋放某種生存情緒，是表達與世界的疏異關系，它們非常對我的胃口——從未有過地，它們幫助我接近自己及自己的生活體驗。所謂“荒謬”對我來說非常容易理解，因為對于周圍世界的迷茫心情，實際上片刻沒有離開過我。此前多年頭腦與感情之間分離分裂狀態(tài)，在閱讀這批著作時，得到了很大的緩解。
  　　
  　　這些人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加謬、克爾凱郭爾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加謬的《局外人》，以一種十分冷峻筆調，描繪個人極度的脆弱不安，具有一種鉆石般的品格。他的那本小書《西西福的神話》（杜小真譯）和收在《正義者》中的幾個劇本，有一種從黑暗中提取光明、從廢墟中建立永恒的非凡力量?？藸杽P郭爾將“個人”形容為“只身”的“隘口”，只有通過這個“隘口”即先成為“個人”，才能成為別的什么；如果不能成為“個人”，則將一事無成，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起點。它意味著如果是真理，哪怕堅持到只有你一個人，你的背后只有懸崖峭壁，乃至你自己就成為懸崖的一部分，也要堅持下去。相反，越是大多數(shù)人都贊同的立場，越有可能是經(jīng)不起推敲的。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是將存在主義當個人主義來理解和接受的。迄今我仍然覺得，是否經(jīng)過這樣的“隘口”，成為這樣的“個人”，是我與許多我的同齡人的分水嶺。我們那個年齡上的人，大多數(shù)過著一種魚貫般的生活。也許每個年齡上的人大都如此。
  　　
  　　比較起來，陀斯妥也夫斯基是最能夠與我們所處文化進行有效對話的。他的那本寫于19世紀60年代的論戰(zhàn)小說《罪與罰》，所討論的問題在我們的環(huán)境中，始終沒有得到認真對待。他的論戰(zhàn)對手車爾尼雪夫斯基這樣的觀點支持了不止一代“革命者”，即所謂“創(chuàng)造歷史的人是不怕弄臟自己的手的”。它將允許一些自詡為代表歷史前進方向的人們，在追求理想的同時，突然掉過頭來追求“現(xiàn)實”，拾取非?！艾F(xiàn)實的權力”；它也將鼓勵一些自以為是地騎在歷史背上的人們，將沒有理想的人們當作馬蹄下的塵土隨意蹂躪踐踏；它迎合和滿足了那種沒有根據(jù)的自我誤認或虛榮心，不僅認為自己的觀點總是比其他人高明，而且從人格上來說，也比別人高出一等，因而可以隨意凌駕于他人之上?！蹲锱c罰》中的那個老太婆，是在“理想”的名義下最早被劃掉人們之一。
  　　
  　　陀斯妥也夫斯基對我來說，是一個換血和輸氧的過程。閱讀他的著作，體驗他的思想，反觀自己的存在，結果是將我自己從“歷史”或者“時代”的最強音中徹底放逐，從那種表面上的“理想主義”、其實是“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軌道上徹底放逐。一個人一旦宣布自己是“理想主義者”，就等于取消了別人與他爭辯的資格，等于宣稱自己擁有某種不言自明的真理。
  　　
  　　1988年下半年，我寫了《重讀<罪與罰>》一文，這文章中的東西奠定了我此后思考的基本方向。在本人2000年出版的一本小書《看不見的聲音》的序言中，這樣的表達與其說是一種立場，毋寧說是一種揮之不去的心情：“把自己放到無名的人們、無名的聲音當中去，放到不幸失事與失敗的人們當中去，放到被‘歷史’的身影所掩蓋的那些生活和生命的‘縫隙’中去，使得你與真實的生活與真實的人們有一種血肉相關的聯(lián)系。在陰暗的潮濕的街道，夜晚籠罩下的城市與大地，空蕩蕩的墻角的拐彎處，從什么地方傳來一兩聲尖銳痛苦的喊叫，那不是別人，正是你自己生命根部的疼痛，是你自己生命的尷尬、無奈和失去耐心?！?br /> 　　
  　　專業(yè)與業(yè)余
  　　
  　　我把道德上先聲奪人的做法，也看作一種Kitch（自媚）。1987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我先后買過不止一本送給學生。經(jīng)常有朋友對我說，“你是從米蘭"昆德拉開始的”，盡管不是十分準確，但我并不準備反駁這樣的看法。與許多人不同，“消極自由”對我來說建立得更早，我是從“消極自由”一步步走向“積極生活”的。至80年代末，我變成一個對于政治毫不關心的人，電視上幾乎每晚出現(xiàn)的大人物的面孔，比如總理與副總理，我不能從相貌上把他們分辨出來。那種在社會大事件中感受到的興奮和滿足，我對此深表懷疑，而且感到很不習慣。
  　　
  　　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專業(yè)即文學修辭學方面。上一代人丟失專業(yè)的情況對于我們肯定是一個刺激。許多人弄了一輩子文學，畢其一生所寫的文章，在后人看來竟然與文學毫無關系，對于這種局面，正在步上批評道路的年輕一輩感到非常不滿。比起“符號功能”一說，當時更加佩服的是英美“新批評”。主張文學的問題要放在文學的框架之內；重視文本內部的各種照應關系，即使是涉及文學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也要轉化為文學內部能夠消化和吸收的形式，而不是服從任何文學之外的權威。這一套對于我們非常有吸引力。這個立場并不等同于所謂“純文學”的要求，因為它并不是要拒絕外部世界，而是強調以文學的眼光和手段來處理外部世界。
  　　
  　　強調文學的獨立性，是一個對于文學自身合法性的訴求；是在除魅的世界上，各領域自行營造其文化意義的一個現(xiàn)代性訴求，即“審美現(xiàn)代性”的訴求。這項訴求的深遠意義并不在宣布文學與外部世界脫節(jié)，而是聲明任何文學之外的力量都不可能給文學提供任何現(xiàn)成的意義，任何有關現(xiàn)實的描述都不可能直接擔保作品的文學價值。有沒有經(jīng)過這個合法性論證是非常不一樣的，需要文學本身給文學立法，站在文學的立場去思考社會政治諸問題，而不是站在社會政治的立場去要求文學。很可能經(jīng)過論證之后，仍然繼續(xù)強調文學表現(xiàn)社會現(xiàn)實的立場，但這回是出于文學的自愿，出于文學本身活力的考慮，而非一個高高在上的、不容置疑的力量的強迫。即便是政治，也并非只有政治家、社會運動家的政治。文學家也有文學家的政治，德國作家海因利希"伯爾用在作品中安放“倒鉤”來代表作家的政治策略，它們是“是思想的火藥和社會的慢性導火線”，而不是“炸彈”。
  　　
  　　作為一種專業(yè)，不管是文學還是電影，對我來說，還包含這樣的意思：它是一種有自身歷史的領域，有在長時間積累起來的豐富經(jīng)驗，有這個領域之內的人們所要面對的難題。那是一個艱難進展的過程，往往探索很多年并不見得有什么眼下的效果。但因為是面臨挑戰(zhàn)，所以令人欲罷不能，殫精竭慮，覺得中斷或者離去是十分不忍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專業(yè)是一道門檻，需要經(jīng)過長時期恰當?shù)挠柧?，才能得其門而入。當下“知識分子”這個詞包含了更多社會角色的色彩，但是我理解的知識分子首先就是這樣的專業(yè)勞動者，是在自身的領域中有所建樹、有所進展的人們。而一個人一旦在專業(yè)上形成訓練有素的眼光，他看待其他問題時也可能比較練達和成熟。因為在專業(yè)上缺少積累與耐心、在自身領域中站不住腳的人們，當他們對待社會現(xiàn)象發(fā)言時，也會搖搖晃晃、底氣不足、因缺乏自律而漏洞百出。只化很短時間（一兩年）就習得一種新語言而夸夸其談的人，是比較不能夠信任的。專業(yè)經(jīng)驗也是一種經(jīng)驗，而今天時代的寵兒仿佛是“理論”而不是“經(jīng)驗”。
  　　
  　　當我為已故青年詩人海子一首總共八行詩句的詩篇，寫出八千字的細讀評論時，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了哈維爾。因為不關心政治，我雖然知道“蘇聯(lián)解體，東歐巨變”，但是對于誰上臺、誰下臺這樣的事情始終記不住，此前沒有聽說過哈維爾的名字。我后來知道在九十年代初，有一個手抄本的《無權者的權力》中譯本在某個范圍內流傳，但是我對此一無所知。應該是93年春天的某日，我從書架上拿下一本一位加拿大朋友讀完丟下的紅色封面哈維爾著作“Open Letters”時，我不知道此公何許人也?？梢钥隙?，如果已經(jīng)有人告訴我該書作者是一位總統(tǒng)，我不會去翻開哪怕一頁。
  　　
  　　除了專業(yè)的經(jīng)驗，一個人還有他的生活經(jīng)驗，包括社會生活經(jīng)驗。謂之“經(jīng)驗”，所談及的都是一種較長時期的積累。社會生活經(jīng)驗是你在所處社會生活中，通過你的眼睛、耳朵、鼻子所感受到的那些，是與你周圍的人們共同分享的，甚至無須特別用語言來加以溝通，是你們之間的密碼和暗號。當然不是說這些經(jīng)驗具有一種天然的正當性，不需要反思和批判，但是對于“反思”這個東西也需要“再反思”，不能因為“反思”而把自己架空起來，覺得自己是民族生活中的“超級人類”，脫離了民族生活的血肉與土壤。哈維爾的那些文章不是“理論”，是深深扎根于捷克民族社會生活經(jīng)驗之中，是他所處社會中人人每天吸進與排出的污濁的空氣，是外人看不出來，里面人說不出來的那些。能夠將這種經(jīng)驗加以表達，不僅需要道德上的忠直與勇氣，而且需要一種特別的敏感與穿透能力。
  　　
  　　而當某種深刻的民族生活經(jīng)驗得到表述，將不可見的共同體驗轉化為可以說出的句子，它同樣是一種知識，而且是這樣一種獨一無二的知識：因為具有某種原生的、不規(guī)則的形態(tài)，是此前的書本上不具備的，缺少學科特點的，你甚至可以否認它是一種知識，但是恰恰是這種不完備的知識，可能成為某種專業(yè)知識的起點和取之不盡的源泉，在某些時刻，甚至引導著專業(yè)知識的方向。秦暉先生說“真問題才有真學問”，大概就是這個意思。這樣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是一位作家而不是別人，能夠提供關于自己民族生存狀況的知識，因為它同樣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文本。辨認這種知識，將它們也當做一種知識，這需要去除許多傲慢和偏見。
  　　
  　　在很長時間之內，我將翻譯與介紹哈維爾，看作是“業(yè)余的”工作。它花了我大量的時間精力，卻絲毫不增添我在專業(yè)上的深度和高度，在單位里這樣的“成果”我也拿不出去。當然我不會為此感到片刻的后悔，但是專業(yè)的要求始終在咬嚙著我的內心，令我感到十分不安。在我看來，一個缺少專業(yè)知識的人幾近于一個寄生蟲，放棄對于自己專業(yè)知識的要求，就等于放棄做一個知識分子。當然還因為我始終十分喜歡我的專業(yè)，不管是曾經(jīng)從事的文學還是后來逐步進入的電影，在專業(yè)工作中我感到心滿意足，專業(yè)領域中小小的進展都會令我十分開心。一度我給自己定出的工作規(guī)則是——半年從事專業(yè)的工作，半年從事非專業(yè)的工作。實際上差不多也是這么個節(jié)奏，“專業(yè)”與“業(yè)余”工作成果雙方各一半。某種掙扎一直沒有停止過，有時候變得十分尖銳?？梢钥隙ǖ?，如果不是遇上這個不安的年代，按照我沒有出息的天性，我會是一個非常安靜的人，我心目中難以超越的榜樣是中國社科院楊絳、黃梅先生。這二位的人品與文章都是我暗中研習的功課。在伍爾芙與波伏瓦之間，我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
  　　
  　　我與這個世界
  　　
  　　大約是1991年或者1992年，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聽了北大樂黛云先生的一個講座，關于一本沒有翻譯過來的書，主題是“溝通”，也許是一本捷克人寫的。隨后我給樂黛云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自己感到最痛苦的莫過于“精神與現(xiàn)實”之間不能溝通，從精神到現(xiàn)實之間仿佛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應該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去過缸瓦市教堂和別的教堂。有一次在教堂遇見一位胖胖的女士，她笑瞇瞇地問我“哪兒不好？”是“工作”、是“家庭”還是“身體”？聽上去口氣就像一個大夫，言下之意我是出于其中之一的原因才來尋找上帝的。從此之后，我再也沒有去過。
  　　
  　　我力圖通過自己的努力平衡與周圍現(xiàn)實的關系：鞏固自己的專業(yè)，在學科范圍之內尋求一種受保護的平靜生活；包括閱讀陀斯妥也夫斯基、伍爾芙這樣的作家，以尋找一個人自己的恰當比例，不大不小屬于他本人，但是仍然感到深為不滿。在日記中我寫道：“我日夜奔騰不息的頭腦，不知道在想什么，也不知為什么！”放在現(xiàn)在，我就能夠對這種持續(xù)的不安作出解釋了：一個人要想活得真正舒坦舒心，不僅僅是理順與他自己的關系，還應該包括理順與這個世界（the world）的關系。與這個世界的關系不順，感到無法進入這個世界，即使在私人生活中把自己照料得再好，給自己找出再好的說辭，心中仍然有一處是空洞的，不能填補的。在我們的社會中，有著很多力量將人們拒絕于這個世界之外，而人們?yōu)樽约阂舱伊讼鄳暮芏嘟杩?，將這個被拒絕的事實以動聽美好的名義接受了下來。當然，身為女性，被拒絕的理由又多了一層；身為女性，接受被拒絕現(xiàn)實的借口又多了一個。
  　　
  　　當我讀到漢娜"阿倫特這樣的句子時，認為它們首先是一個女性經(jīng)驗的表達，感到眼前一亮，：“古代人必須每天穿越橫亙在他們面前的那條鴻溝，越過狹窄的家庭領域，‘升入’政治領域?！痹凇凹彝ヮI域”中，一切都是圍繞著身體的必然性開展，圍繞著“喂養(yǎng)”展開，女性每天所處理的事務不僅瑣細，而且都在默默無聲中進行。沒有比“鴻溝”的比喻更能夠表達來自身體生存的那種沉重的壓迫，那種密不透風，那種消耗與徒勞。即使是大多數(shù)今天出門工作的婦女，她們能夠拿得出去的理由也是為了貼補家用，養(yǎng)家糊口，也就是說，需要尋找一個“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理由，才能將自己安放踏實。專注于私人事務的“私人性”，在阿倫特那里是一種“被剝奪”的體現(xiàn)，所剝奪的是人人共同關心的事務，是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與空間，是體現(xiàn)自己更高人性價值的那些內容。她所參照的是希臘城邦中只能埋頭干活但不得開口說話的奴隸。
  　　
  　　而這不僅僅是婦女的處境，而且是所有那些只能埋頭于自己私人事務的人們的處境。表面上看這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是一種“自處”與“自得”，如同自由似的，但其實包含了一種自欺欺人在內，是把別人允許你做的事情當作一面旗幟豎起來，是被別人逼近一個角落沒有辦法只好說那就是整個世界。上個世紀中葉之前，身處各民族國家的猶太人便是如此。埋頭自己的賺錢，對于周圍社會政治不聞不問，到頭來被別人送進毒氣室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某種“政治冷漠癥”甚至是現(xiàn)代社會的一個結構性問題。“無根的”、“喪失意義的個人”其實是在一個更加廣泛的范圍之內發(fā)生。封閉于自身存在的人們感到?jīng)]有人站在他一邊，沒有人能夠分享他的感情與感受；沒有人理解他，誰也不會跟他一起行動。在無法得到他人確證的情況下，一個人的思想感情因而陷入萎縮和癱瘓，陷入晦澀和虛無。在失去了與他人共同享有這個世界之后，也失去了關于自身任何有意義的感覺，因為“意義”是在與他人的分享、與他人的交流溝通中獲得的。而一個人一旦感覺自己是一個廢物，他去做什么就成為不可預期的，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說的“一切就成為可能的”。
  　　
  　　針對此，這位忠直無欺的女性提出的響亮忠告是——站到亮起來的公共生活中去！與他人一起分享這個世界，獲得自身有意義的那種感覺。最喜歡阿倫特用的“worldly”這個詞，即“富有世界性”，“富有公開性”，因而勇氣便成為不可缺少的，尤其是開口說話的勇氣。當哈維爾表述他所處的七十年代捷克社會，人人只是享有買哪個牌子的電冰箱或者電視機的自由時，所采取的是同樣的視點。當波蘭人米奇尼克與他的同胞一起，強調恢復社會的自主性，恢復人與人之間的聯(lián)系與活力，通過建設社會、建設自身來推動事情的進展，所運用的也是同一思路。在我看來，阿倫特這樣一些表述，比如人的“出生”，人的“行為的自發(fā)性”，人的“行為的不可預料”性質，以及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意味著一個“新的起點”、“新的開端”、“新的行動”，所有這些，都浸透了濃郁的女性和母性色彩。阿倫特自己沒有生過孩子，可是她的這些立場非常接近一個母親對于世界的期盼和祈求。在我看來，“首創(chuàng)性”的訴求與女性孕育和創(chuàng)造生命的視野是同一的。
  　　
  　　2002年，當我寫下這些話時，我自己十分清楚其中的女性立場，只是外人看不出來——政治應當回到非政治的起源中去，回到廣大、豐富乃至無限的人類生活世界中去；說到底，是先有了人類蓬勃開展的生活世界，才有了政治這種人類活動的形式；先有了人類生活這個深廣的基礎及其需要，才產(chǎn)生了政治活動的要求和機制。人類生活世界在前，而政治在后；不是政治引導生活，而是生活引導政治。這兩者的關系不應當被顛倒過來，人們在什么樣的情況下生活，他們就在什么情況下開展他們的政治活動；人類生活擁有什么樣的性質，與此相適應，他們的政治生活就擁有什么樣的性質。說到底，政治的活動不應該凌駕于人類生活之上，更不應該與人類生活為敵，而是符合人類生活的性質、條件和要求。
  　　
  　　迄今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我還是不怎么習慣開口說話，我奔騰不息的頭腦也許與這種不得開口的經(jīng)驗有關，越是不讓我說的，越是在我內心中翻滾不已。
  　　
  　　原載《精神歷程——36位當代學人自述》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
  　　
  　　按：在徐賁先生的新浪博客上終于看到這篇《和文學作伴》貼上來了。
  　　
  　　和文學作伴
  　　
  　　2008-02-22
  　　
  　　徐賁
  　　
  　　我作為77屆本科生,先是在江蘇師院中文系當學生。文革后第一屆中文系兩個班,共一百多個學生,常是在一起上大課。除了拼音字母、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這類課程,文學課學的是《龍江頌》、郭小川的《團泊洼的秋天》這樣的作品。77屆學生特別認真,花很多時間整理課堂筆記，記的都是一些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情節(jié)或語言分析。我在中文系呆了不到一年,轉到了英文系。幾個月后成為英文系的首屆研究生。
  　　
  　　 說是首屆,其實就是兩個學生。當時的英文系專業(yè)粗粗分成文學和語法兩個專業(yè)。我算是英美文學專業(yè),我的師兄是文革前的老大學生,他的專業(yè)是語法。我的導師就帶我這么一個學生,平時不大上課,系里把我們這兩個學生和中年進修教師放在一個班里,由外籍教師上課。這時,我第一次接觸到用“新批評”分析作品,發(fā)現(xiàn)他們談論文學作品有一套現(xiàn)成的語言,如“反諷”、“張力”、“敘述角度”等等。這套分析語言用起來很好,但過一陣子就成了老一套,說來說去差不多,簡直就是洋板本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
  　　
  　　 我很懷念自己十幾、二十出頭時閱讀文學的那種陶醉和莫名喜悅的感覺,那是一種直覺閱讀的感覺, 很個人化,難以找到傳達給他人的表述?；旧现皇且环N朦朦朧朧的感動。以前我在家里,我父親教我英文和法文,讀的是恰爾斯.藍姆或蒙田這一類作家的小品。我父親并不特意介紹我讀小說或戲劇,是我自己找來讀,原文的和翻譯的都喜歡。那是一種全無目的的閱讀,我喜歡那種被文字的優(yōu)美徹底感動的感覺。甚至連斯塔爾夫人的《論德國》,我也是這樣當文學作品來讀的。文革時,就象戴思潔在《巴爾扎克和中國的小女裁縫》里面寫的那樣, 偷自閱讀有一種反叛和自我解放的意義。雖然我現(xiàn)在已記不真切喬伊斯的《都柏林人》、福樓拜的《三個故事》、拉辛的《伊芙真妮》里的故事,但卻還記得閱讀時害怕被人發(fā)現(xiàn)的犯禁感覺,當然還有感動和感慨,不只是對人性的美麗，也是對人心的狹窄。在大學的課堂上,我學會了用“學術方法”去分析和解說作品,文學也就從唯美主義的陶冶變成了學術研究的對象。
  　　
  　　 課堂把文學變成一種專門知識,剪斷了文學聯(lián)接著個人自發(fā)感覺的那根臍帶。自由的個人感覺,其實是一種個性化思想。在八十年代初,我并不懂這個道理。我當時朦朦朧朧走上了另外一條為文學尋找“思想”的道路。我對文學理論發(fā)生了興趣。八十年代初可以稱得上是文學理論的時代,張隆溪和趙毅衡是在中國開外國文學理論風氣之先的人物。我至今還記得張隆溪在《讀書》上發(fā)表的那些介紹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神話分析的文章和趙毅衡對新批評和美國意象派詩歌的評述。1985年,我在美國念研究生,修一門文學理論課,同班有一位從廣州來的中國同學,在班上發(fā)言,總是要從口袋里掏出幾頁紙看一下。我很好奇,問他是怎么回事。原來他把張隆溪在《讀書》上發(fā)表的那些文章特意裁出來,隨身攜帶,用作上課發(fā)言的錦囊妙計。可見這些文章在當時的影響非同一般。
  　　
  　　 八十年代初,學外國文學的資料十分匱缺,大概只有在社科院這樣的地方才有充分占有資料的優(yōu)勢。當時的文學理論是一個充滿突破性思想能量的領域。劉再復發(fā)表在《文學評論》上的論二元性格的文章,就是這樣成為學術界“思想解放”標志的。許多新的思想都是在文學和文學理論界發(fā)生的,新的文學作品經(jīng)常能成為一個眾人談論的議題,成為一種社會事件。八十年代后期開始,“文學”的中心地位逐漸被“文化”所取代。歷經(jīng)九十年代,文化又逐漸向社會、政治思考轉移,文學被一步步邊緣化了。我也是在這個大潮中漸漸遠離了“純文學”。
  　　
  　　 我自己在八十年代初還保留著對文學的熱情。記得1983年人藝由殷若誠主演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我在電視上看了,激動得一夜不能成眠,笠日寫了一篇文章,刊載在當時的《戲劇研究》上。不止是所謂的“嚴肅”文化,連大眾文化在八十年代也遠比現(xiàn)在更能喚起人們的熱情。記得我在復旦當博士生的時候,電視上正放映《上海灘》,研究生樓的前廳里從下午三、四點鐘就擺滿了占位子的椅凳,等晚上電視開播。去年我回國時,看到影象商店有《上海灘》的CD,買回來真想再重溫一下二十年前的感覺。
  　　
  　　 我也還記得八十年代初讀薩特的《蒼蠅》時的感覺。在神的許多“秘密”中,最重大的秘密就是不能讓人知道他自己是自由的。大神宙斯說,“一旦自由點燃了人心中的火炬,神便對人無可奈何?！贝笊裰嫠箤Χ砣鹚雇兴箍湟?“我創(chuàng)造了你,我創(chuàng)造了一切?！闭f著,舞臺上神廟墻壁打開,天空顯現(xiàn),轉動的群星閃爍。宙斯以“震天動地”的聲音接著說,“你看這日月星辰,旋轉井然有序。……你聽這群星和諧的聲音,這優(yōu)雅而雄壯的物界歌聲,在天空的各個角落里回蕩。由我主宰,……我下令,人生人,狗下狗?！?多么象“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
  　　
  　　 俄瑞斯托斯對宙斯說,“你的宇宙不能替代我的自由。你是眾神的主宰,你是巖石和星辰的主宰,你是大海波濤的主宰,但你不是人的主宰?！边@時候,舞臺上四壁合攏,宙斯“疲憊不堪,背駝腰彎”,再說話時,聲音已經(jīng)細弱如常人。人一站起來，神就頹然，疲憊不堪,背駝腰彎。我讀到這里,覺得心房膨脹,真猶如點燃了一枝火炬。我不贊同薩特的政治，但喜愛他的文學作品。我現(xiàn)在有時在英語系開“存在主義和現(xiàn)代文學”這門課,每次講到這個劇本,二十多年前的感覺就一下回到我的心頭。
  　　
  　　 我在美國讀的是英語學位,閱讀和寫作越接觸理論,就越遠離直覺的文學。有時在舊書店看到自己以前讀過的文學書,忍不住要買回來,但頂多是翻一下,很少再有時間真的沉浸在其中。畢業(yè)后我在美國大學英語系教書,大部分的課都與文學有關。在課堂里講文學或文學作品,那是一種“知識傳授”性質的工作,和私自閱讀完全不同。但是,正因為閱讀環(huán)境的變化,我對文學閱讀有了新的體驗。
  　　
  　　 以前一個人讀文學,變成了現(xiàn)在的和他人談文學;以前的“我的閱讀”,變成了現(xiàn)在的“我們的閱讀”。這個變化讓我切身體會到文學的公共性,使我學會了一種在“私自閱讀”和“學術研究閱讀”之外的第三種閱讀,那就是“公共閱讀”。在公共閱讀中,讀者不是專家,也不是“文學青年”,而是普通人。他們因分享人類的普遍價值和人性而能與任何他人一起閱讀哪怕在時代、文化、文字上與他們自己再隔閡不過的文學。
  　　
  　　 我先是在一種叫“希臘思想”討論班的人文基礎課上學會這種公共閱讀的。許多美國大學的人文課程是以人類文化傳統(tǒng)中的“重要著作”(Great Books)為核心來設置的?！爸匾鳌睂嶋H上就是一個“思想庫文本群”。在美國有專門的全國性“重要著作協(xié)會”,它負責協(xié)調“重要著作”的文選,教學的基本綱領和方式,書籍選目,教師的培訓,并根據(jù)社會實際情況對上述方面作修改和調整,等等。在大學里往往有一個具體負責“重要著作”教學的部門。這個部門在我所任教的大學稱作為“大學討論班”(Collegiate Seminar Program)。它的“管理委員會”由來自各系的十二位教授組成,它的教員也絕大多數(shù)由各系教授兼任。討論班的宗旨是向學生介紹對西方思想的形成和發(fā)展有影響的重要著作,并培養(yǎng)學生的分析、詮釋、批判思維和交際表達能力,這是閱讀任何著作都需要的基本能力,也是可以借助閱讀重要著作來獲得的能力。討論班按閱讀討論內容分成“希臘思想”、“羅馬、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紀思想”、“文藝復興:十七和十八世紀思想”和“十九、二十世紀思想”四種,每個學生必須按此順序一一修畢。每一個階段的文本都來自多種門類,包括文學、歷史、哲學、科學、社會政治著作等等。
  　　
  　　 負責討論班的教授以討論組織者和引導者的身份參加討論,例如,“希臘思想”討論班就并不是希臘學專家所授的專業(yè)課程。我發(fā)現(xiàn),老師和學生一樣,都是“非專業(yè)”的普通讀者。討論班的原則是讓學生充分參與,而不由“專家教授”對學生進行教誨或知識灌輸。討論班基于一種很普通的民主教育思想,重要的著作是重要的,但不是只有少數(shù)知識精英才能閱讀和思考的,也不是絕對正確、不容一般人討論和質疑的。教授和學生在討論班里的地位是平等的,他的責任不是向學生傳授專業(yè)知識(雖然他有時需要提供一些這方面的知識),而是把討論班變成一個現(xiàn)代公民社會理性交際的訓練場所。這是我在國內的本科和研究生班上都不曾見過的。
  　　
  　　 在討論班上,教授需要有意識地向學生介紹理性討論的一些基本方法和規(guī)范。教授會告訴學生,在自己提問和回答別人問題時應能區(qū)分三種不同的問題：關于“事實的”、“詮釋的”和“價值的”問題,其中后兩類是討論的重點。教授還會在討論過程中隨時以具體情況提醒學生充分尊重別人發(fā)言的權利,不要故意曲解別人的意思,不要人身攻擊,盡量使用禮貌得體的辯論語言,盡量邏輯而完整地陳述自己的意見,等等。教授也在學生提出具體見解的時候,要求他引述相關的文本以作佐證。教授更需要啟發(fā)學生在重要著作中發(fā)現(xiàn)許多同他們現(xiàn)實生存相關聯(lián)的意義和價值問題。從這一點來說,教授本身的思想素質和修養(yǎng)是十分重要的。
  　　
  　　 這幾年,國內有“大學改革和通識教育”的討論,許多討論者看到中國和美國對大學教育功能的定位不大一樣。有論者指出,“美國人認為大學本科教育是一個自由人最基本的教育，它幫助一個體成長為一個具有理性思辨能力和批判精神的健全人。而中國的大學教育，由于歷史和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等諸多原因，還被定位成培養(yǎng)某方面專業(yè)人才的專才教育。雙方最大的區(qū)別在于，前者之目標是為了培養(yǎng)健全的個體，使其成為一個稱職的文明社會公民；而后者之目標在于培養(yǎng)工具式的人才。”以我在美國大學教書的經(jīng)驗來看,這樣的比較大體不錯。但是，美國人自己也承認,在今天的美國也存在著職業(yè)訓練和人文教育可能發(fā)生矛盾的問題。
  　　
  　　 這種矛盾并不是不可克服或調解的。強調文學(文科其它科目也差不多)的人文教育作用是強調它的普遍教育作用,這并不排斥它的專門教育或訓練作用。對于現(xiàn)代社會中人來說,這兩個方面是自然地結合在一起的：普遍教育使人成為有德性、有責任的公民,而專業(yè)訓練則使他成為在特殊領域中為社會服務的專才。
  　　
  　　 我在上討論班課的時候發(fā)現(xiàn)，學生絕大多數(shù)都不是文學專業(yè),比起文學的專門特征,他們關心的更多的是那些沉淀在文學中的與人的存在有關的普遍價值和意義問題,例如埃斯庫羅斯的《慈悲女神》中“各方是非”和“更高倫理”的關系、索?？死账沟摹栋驳俑衲荨分械摹巴醴ā?人為法則)和“神法”(神圣法則)的沖突,人性的“悲劇性缺陷”(hormartia) 、《俄迪普斯王》中的“命運”和“自由意志”、“人間苦難”及其人性教育作用。還有同性戀女詩人薩芙的愛情詩歌，挑戰(zhàn)愛情的“極限禁忌”，兩千多年來，在許多社會中，隔阻人與人愛情的財產(chǎn)、門第、階級、黨爭、膚色、種族障礙一道道地倒下，但是，性傾向這道“極限禁忌”的障礙卻依然存在(李安電影《斷背山》的遭遇就說明了這個)。這些都是永恒的人文問題。
  　　
  　　 薩芙成為我執(zhí)教的那所天主教大學常設課的必讀作家，給了我很大的震動。天主教的正統(tǒng)教義反對同性戀，但是，天主教大學卻允許和鼓勵討論同性戀。大學要發(fā)揮公民教育的作用，最基本的條件是寬容。社會可以不寬容，但大學不可以不寬容。大學寬容了，社會才能學習寬容，慢慢變得寬容。
  　　
  　　 我還發(fā)現(xiàn), 大學教育的人文問題往往并不是顯而易見。它們總需要由思想提問者去形成、去挖掘。通識教育的一個基本作用就是引導學生去從似乎只是專門學科的問題中抽取出人文問題來。希臘討論班上除了閱讀史詩、悲劇,還要閱讀歐幾里德的《幾何要素》選篇。討論會關心的不是《幾何要素》的數(shù)學專業(yè)知識價值,而正是它的人文價值。歐幾里德幾何學是一個最典型的概念邏輯系統(tǒng),它從一個最基本的關于“點”的定義(點只有位置而不占有空間)出發(fā),演伸出線段、角、園等等,終于構成了一個結構復雜的完整世界。最完美的點只能存在于我們的想象之中,任何畫出來的、人們眼睛能看到的點,都不可能是真正的點,因為它必定不只是一個位置,而是占據(jù)了一點點空間。同樣道理,我們能看到的直線必然不是真正的直線,我們能看到的園必然不是真正的園。真正的歐氏幾何是一個只能用文字來表述、一個只有靠想象才能進入的世界。這個幾何世界和文學世界、歷史世界、倫理世界等在性質上并沒有什么兩樣。
  　　
  　　 我在討論班上體會到了人的思想不能以學科設限,實在是一個奇妙的有機整體。歐氏幾何和文學一樣,可以引發(fā)了一系列至今仍使許多領域中的思想家著迷的問題,如語言和理念的關系(是語言反映現(xiàn)實,還是語言構成現(xiàn)實),理想和現(xiàn)實的關系(典型的柏拉圖問題,“理念”和“現(xiàn)實”,哪個更真?),人的邏輯能力問題(康德把邏輯和時空感確定為人的規(guī)定性,維特根斯坦把“倫理”和“邏輯”定為世界存在的條件),“第一原則”問題(任何偉大的思想體系都可以歸到象“點”的定義那樣簡單的基本理念嗎?)等等。
  　　
  　　 討論這些問題,為學生提供了“思想”訓練機會。常常會有學生問,如果完美的“點”只能存在于我們的想象之中,如果我們能夠想象永不能見的事物(“方的園”),那么我們神奇的想象能力來自何處?他們會爭論想象是人的天性還是神的恩賜。這種爭論本身比它可能達到的任何答案都來得重要,因為無論答案是什么,人的想象,人的理性,人的意志的自由性,都會在思想的凝視下顯示出它們的光彩和神圣。人們再不能對它們熟視無睹,不加珍惜,再不能象先前一樣容忍對它們的輕慢甚至踐踏。
  　　
  　　 現(xiàn)代大學教育面臨著有學術無思想的危機。公共閱讀是糾正的方法之一。思想不是靜止的,思想并不存在于真理式的終極答案之中,思想是人就人自身,包括人的存在價值、目的和意義的不斷提問。在公共閱讀中,老師和學生一起有了向他人提問的機會和場合。問題既涉及倫理,也涉及知識本身。例如,由語言能使我們想象永不能見的東西(如“方的園”、“冰冷的火”),會引發(fā)出“詩的現(xiàn)實”(“詩的現(xiàn)實”和“經(jīng)驗現(xiàn)實”,哪個更真?“真”又是什么?)。又例如,正如任何可見的點都不如只能存在于理念中的點來得完美,是不是任何一個世間的“好人”和任何一種現(xiàn)實中的“善”,都不如只能存在于理念之中的“好”和“善”?在基督教那里,這個至高的“好”和“善”就是上帝,在人道主義那里,這個至高的“好”和“善”就是“作為最高德性的人性”。我們對善和好的根源當然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不管這個解釋是宗教的、傳統(tǒng)的,還是人本論的,我們都會感覺到它是我們討論好生活、好社會或者好政治的道德地平線。這道價值地平線其實就是一個社會的基本共同價值觀。
  　　
  　　 1995年,國內知識界正在進行“人文精神”的討論,我把教大學討論班的體會和一些別的想法,寫成一篇《從人文精神到人文教育》的文章,寄給在上海的一位朋友。他是文學評論家,又是人文精神討論的主導人物之一。他給我回了一封信,談了不少感想,最后說,要是中國也能這樣就好了。不覺又過了十年。人文精神已經(jīng)沒有人談了。眼下許多人在討論“通識教育”(“博雅教育”或“通才教育”)`和如何辦成中國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學。我希望，在這些討論中，大學的寬容和大學教育與道德公共社會的關系能成為受到關注的問題。
  　　
  　　 人文的文學其實就是道德公共社會的文學。就文學與公共生活和公共政治的關系,給我啟發(fā)最大的是阿倫特和哈維爾。他們兩人都談不上是文學理論家,但他們的文學觀卻讓我感覺到,文學沒有邊界,領悟文學不只是一種私自閱讀的境界,也不只是一種學術修養(yǎng),而且更是一種公共關懷。就文學研究而言,“學術”和“思想”的區(qū)別其實也就在尋求文學的理論意義和尋求文學的公共意義之間。
  　　
  　　 阿倫特引用的丹麥女作家凱倫.布里森（Karen Blixen, 筆名Isak Dinesen) 的話說,“你如果能把苦難放進一個故事中,敘述出來,你就可以承受任何苦難?！卑愄匕盐膶W敘事(也就是她所說的“說故事”)看作是一種坦然面對人生現(xiàn)實和理解政治自由的根本形式?！罢f故事”是一種外部設界,它限制了人行動的自由, 因為故事必須，也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中才能發(fā)生。故事也是一種內在的發(fā)生過程,人的行為一定會有不理想,不能預期的后果,就在人用故事把這些后果說出來的時候,他也就變得能坦然面對這些后果。說故事因此是一個學習坦然面對現(xiàn)實的過程。
  　　
  　　 阿倫特用“說故事” 來喻說的“坦然面對”,它不是指被動的接受或妥協(xié),而是指以理解來接受事物的真實性。公共生活中的謊言和接受謊言都是因為不能面對事物的真實存在。不僅如此，“說故事” 還和政治自由有相同之處。政治自由是指接受人際關系的相互限制，讓不同的人有“妥協(xié)”的機會。妥協(xié)也就是相互了解,相互取得一致和和諧,相互成為亞里斯多德所說的那種意見不合,但卻能相互尊重的朋友。政治自由不是人與人關系的相互敵視,不是我有政治自由,你就不能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是坦然面對人與人多元存在的方式。人只有通過政治自由,才能接受人多元存在的真實性。所以有人稱贊阿倫特，說她在政治理論中用“說故事”恰到好處地“將(歷史)事件的內在真實透明地展現(xiàn)”在人們面前。歷史事件總是充滿了不確定性的偶然性,再沒有什么能比文學敘事更清楚地顯示這一點了。這正是文學，尤其是悲劇對于一切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的喻說作用。
  　　
  　　 哈維爾是戲劇家，在對公共事務的思考中，他總是把政治引向對道德和精神問題的思考,總是堅持人的博大責任,這些都帶有與實用政治截然有別的人文道德氣質。神圣的人性、人的存在秩序、普遍的價值和目的、自由和正義,這樣的經(jīng)典人文關懷議題在現(xiàn)代強權和暴力政治中已經(jīng)絕跡。但它們還能在文學、藝術、戲劇中得到表現(xiàn)和探求。經(jīng)典悲劇尤其是一個保存這種人文關懷的思想寶庫,一個可以不斷讓后代追溯和記憶的探索前例。
  　　
  　　 對哈維爾來說，戲劇是一種既獨立思想又共同參與的公共生活儀式。上劇院和人們一般理解的“看戲”是有差距的。上劇院并不是單純地去一個普通的娛樂場所,上劇場就如同是去教堂,人們上劇場不是因為無聊,需要消遣,而是因為人的精神會疲憊,需要定期的凈化振奮。因此,人們在上劇院和上教堂時會有儀式化的穿著和行為。這種文化經(jīng)驗在中國是很缺乏的。除了幾個演了又演的老戲劇,戲劇在中國文化生活中缺席,折射著公共生活的貧弱，這是一個很值得我們深思的現(xiàn)象。
  　　
  　　 和阿倫特一樣，哈維爾主張人生責任的悲劇妥協(xié), 也就是“生活在真實中”。他特別重視十九和二十世紀中歐“悲劇作家”,包括卡夫卡、哈謝克和羅伯特.穆西爾(Robert Musil)。這些作家了解自己歷史的特殊重負,他們的作品創(chuàng)造性地融合悲、喜劇的因素。哈維爾說,“在我們中歐,最認真的往往和最滑稽的混合在一起,”認真和滑稽之間的對立幫助觀眾“超越自我,輕松自我,”它“有不多不少的嚴肅性,恰夠起破壞的作用?！边@些中歐作家的作品在反諷和黑色幽默中寄寓博大的存在關懷,對自命不凡的救世宏論和得過且過的隨波逐流都是一帖解毒散和清涼劑。
  　　
  　　 九十年代以后,我只是偶然才寫與文學或文學理論直接有關的文章。隨著知識越來越分門別類,不專門化的寫作越來越?jīng)]有專業(yè)合理性。我的許多寫作已經(jīng)不再能納入“文學專業(yè)”的范圍。我也因此索性以一種“業(yè)余”的心態(tài)來對待文學和文學閱讀,仿佛又找回了十幾、二十歲出頭時那種純粹因喜愛而讀文學的心情。
  　　
  　　 與意識形態(tài)禁錮相比, 刻板程式的學院化“專業(yè)研究”一樣可以窒息人的思想。薩伊德說,“一心只當業(yè)余者的人,未必象別人以為的那么無所收獲,”反倒是因為真的喜歡, 可以長而久之，樂此不疲。在有“文學研究”建制之前,所有的作家和所有的讀者，難道不都是業(yè)余的嗎?藝術、哲學、音樂等等不也都是如此嗎?哲學家羅蒂說,最好把哲學家看成是些kibtzers(多管閑事的人),他們自愿充當業(yè)余的文化旁觀者和批評者。小提琴大師梅紐因說,“我真的但愿自己是個業(yè)余的提琴手。業(yè)余愛好者才是真正熱愛做某件事情的人。我經(jīng)常覺得那些搞專業(yè)的人其實很憎恨他們的專業(yè)。我真想能看到象以前在維也納那樣,每個人都因為喜愛而演奏音樂?！蔽蚁?文學的生命大概也是在那些真正喜愛它的業(yè)余讀者那里吧。
  　　
•   　　 36位正活躍在學術界和公共言論舞臺的學者的自述，這些學者大多是出生于50年代，77、78、79三屆考上大學或者研究生，有機會的還出洋讀個學位或者進修之類，現(xiàn)在不僅在專業(yè)上有所成就，還不時在報紙上發(fā)表評論的意見領袖。
  　　
•   《精神歷程：36位中國當代學人自述》何懷宏 徐友漁李銀河葛劍雄等著 曹保印編 當代中國出版社 06年10月一版一次 36元
  10月18日邂逅于北大野草書店 七五折 才讀完徐賁和崔衛(wèi)平先生的兩篇自述，喜歡。單單這兩篇就讓我覺得不需此購了。^_^ 在搜狐讀書頻道找到該書的節(jié)選，但沒找到該書的目錄，書錄之，共享之。不知道搜狐讀書頻道會不會連載完這本書？
  序 何懷宏
  01 徐友漁 30年中的若干記憶片段
  02 季衛(wèi)東 選擇的自由與煩惱
  03 葛劍雄 我當上海市人大代表的故事
  04 李銀河 中國性文化的30年變遷
  05 楊東平 中國NGO的新天地
  06 崔衛(wèi)平 經(jīng)驗的年代
  07 蔣高明 向權力訴說真理
  08 倪樂雄 田野上飄來苦澀的風
  09 祖述憲 我怎樣走上“動物解放”之路
  10 李寶元 一個農(nóng)村孩子的進城路
  11 鄢烈山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陽
  12 傅國涌 星星的思想可以與太陽媲美
  13 王學泰 我的平反路
  14 徐 賁 和文學作伴
  15 蔡定劍 是種子總要發(fā)芽
  16 汪永晨 我與江河的故事
  17 袁 岳 一位師摯對我的人生影響
  18 程方平 我這樣認識教育
  19 周永生 思想、人生與社會
  20 劉仁文 法學家為什么沒有懺悔
  21 邵 建 “走近”胡適先生
  22 長 平 故園無此聲
  23 沈 走向女權主義
  24 吳祚來 我們總是被一些聲音掌握
  25 毛壽龍 從考試中走來，從考試中走出
  26 蕭功秦 追求思想者的坦蕩之樂
  27 李 盾 我與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28 鄧正來 “學在民間”運動
  29 莽 萍 同情心成長的過程
  30 黨國英 追求理性，且痛且行
  31 楚樹龍 從“保守主義”到“自由主義”
  32 梁小民 我與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
  33 丁 東 打撈民間思想
  34 陳家琪 不只是為了記住過去
  35 楊 繼 留學的迷思
  36 何懷宏 心靈的九個瞬間
  后記 曹保印
•   二十三
  沈睿 走向女權主義
  沈睿，學者、詩人，美國俄勒岡大學婦女研究證書、比較文學博士。現(xiàn)在美國海軍學院任教，《新京報》、《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
  1976年7月27日，唐山大地震的前日，盛夏酷熱。我和七八個同學打好行李，搭車到了順義縣城。在縣城，我們背上行李，向30多公里外的一個山村行軍。
  我們是高中最后一年級的學生。這是我們中學時代最后一個暑假。半年后我們就要畢業(yè)了。畢業(yè)后的方向似乎只有一個：下鄉(xiāng)插隊。我向幾個同學提議暑期去山區(qū)做社會調查，調查山區(qū)農(nóng)民生活。我的提議居然被幾個同學響應了。也許我們都覺得所謂的社會調查，就好像是下鄉(xiāng)旅行。我們都為集體活動興奮不已。所以放暑假兩三個星期后，我們就出發(fā)了。
  如今回憶起來，事情好像那么簡單。事實也的確那么簡單。我們還在文革之中，雖然已近尾聲，可是我們并不知道我們是在革命的尾巴里。我們沒有預見到毛澤東和他的時代都很快就會過去。我們成長在文化革命時代。文革開始的時候我們上小學一年級。時代造就了我們。一個沒有老師參與的社會調查就由幾個學生自己決定了。我們其中的一個同學的父親是當時順義縣委書記。幾個電話后，目的地就找好了。
  那天晴空萬里，熱不堪言。我們自愿不再坐公共汽車，走著到山區(qū)去。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愿意這種自找苦吃的大行軍。 七月驕陽。我是堅持走著去的人之一。我認為這是對我們意志的鍛煉。那天，我正好是第一天來月經(jīng)，小腹揪扭著痛，腰酸腿軟，難受得直想趴下?？墒?，“時代不同了，男同志能辦到的事，女同志也能辦到?！痹谶@種信念的鼓舞下，我咬著牙，精神昂揚地走在前面。
  我成長在相信男女都一樣的時代。報紙上，廣播里，課本上我們學習的都是男女平等的理論。具體怎樣男女平等，在那個時代看來，平等就是一樣，就是女性也可以做通常是男性做的工作，就是女性具有通常認為是男性的性格，就是女性也穿男性的服裝。男女一樣， 就是我們理解的男女平等。
  在這種時代成長，我天然地相信男女平等。在任何事情上，我都沒有認為自己比男孩子差。而事實上，我?guī)缀醣任艺J識的任何男孩子都強。那天的行軍，就是我自強的證明。我不但可以跟男孩子一樣行軍，還可以比他們更吃苦，更有毅力和頑強。
  那晚我們留宿在燕山腳下的一個鄉(xiāng)村。我們的目的地第二天才能到。第二天的黎明就是震驚世界的大地震。在地動山搖的剎那，我以為是山上的水庫決堤了。我感到從地下滾滾涌來的像洪流奔涌的波動。在黎明的微光中，我被地動山搖搖醒，不知道發(fā)生了什么。一切都發(fā)生得太快，太短暫，來不及想。等意識到是地震時，地震已經(jīng)停止了。住在不同的老鄉(xiāng)家的同學們大聲地彼此呼喚，跑來聚集在一起。哪里地震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
  那還是電視時代之前。我們這七八個同學里還沒有一家有電視。何況在一個無名的小山村里，沒有電視，沒有廣播。我們對外界一無所知。我們卻沒有猶豫， 堅持繼續(xù)向小山村行進。我們都年輕，我們都被革命的理想主義激情燃燒著。
  又走了整整一天，傍晚到達目的地的時候，膠皮的月經(jīng)帶已經(jīng)把我的大腿內側都磨破了，疼痛難忍。但我沒有吭一聲。我為自己自豪，覺得自己比堅強本身還堅強。
  今天回憶起來，我覺得這件事很有象征意義。那就是我們那一代人成長的縮影。相信男女都一樣。就是女孩子也有一個強烈的、堅強的自我：像一個想像中的出色的男孩子一樣。
  在這種意識形態(tài)里長大的我，1978年3月上了大學，成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學生。大學期間，我交了第一個男朋友，和他有了第一次性經(jīng)驗。就在畢業(yè)前夕，我突然發(fā)現(xiàn)了他的欺騙和背叛。在震驚與恐懼之中，我決定和他分手，卻沒有分手成。他的父母來到學校懇請我原諒他。我哭著給父母寫信，不知該怎樣做好。我的父母來信也說應該原諒他，因為一個男孩子花心并非不正常。他的父母說，浪子回頭金不換。我還不到二十三歲，不知道該怎么辦。我從來都是一個好女孩。我同時為自己不再是處女感到恐懼。我原諒了他。
  這個痛苦的經(jīng)歷讓我開始懷疑 “男女平等”這個信條。那個時候，1981到1982年之交，一代人都突然接受了薩特的存在主義，都在大談理想的幻滅。與我生活和經(jīng)歷相關的幻滅卻是極為具體的：男女不一樣。一個女孩子結婚前要是處女，而一個男孩子卻沒有多大關系。我站在恐懼與羞辱中不知所措。大學畢業(yè)5個月，就結婚了。一年后，孩子就出生了。從此我的生活如同千萬個中國城市女性一樣，不但要天天上班，還要帶孩子，做家務。我不知道還有別的生活方式。我身邊的每個女性都是這樣生活的。
  但是，這種生活讓我喘不過氣來。有什么東西一直壓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身上，那就是我實實在在感受到的生活的重負。那是一個女人的生活的重負。在辦公室里我要同其他男性一樣，沒有人因為我是女人而原諒我工作失職。在家里我要帶孩子，做家務。丈夫并非不幫忙?？墒撬皇菐兔Φ?，主責天然是我的。每天從孩子一睜眼，到孩子睡覺，我忙得根本沒有功夫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天早上，我騎車先送孩子到幼兒園，然后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看我，我不知所以然。直到有一個人大聲地沖我喊，“你臉上怎么了？”我停下車，摸摸自己的臉，看到手套上全是面霜，才明白我忙得把擦臉油放在臉上但是沒顧得抹在臉上。
  我很想繼續(xù)上學，去讀研究生?？墒俏覜]有時間復習功課。我的善良的婆母對我說，“你干嗎要讀書呢？你能讀出什么來呢？你有丈夫兒子，你丈夫讀書不就很好了嗎？”婆母為自己的兒子自豪，因為丈夫很會讀書。大學畢業(yè)的時候，由于那件背叛之事在當時的社會學校環(huán)境中被認為是道德問題，他被留校、留團察看，后來回湖北的一個師專工作。我們結婚三年后，他來北京在《詩刊》借調上班。他是詩人，讀書是他的天職。我是女人，雖然我也一樣大學畢業(yè)，但是，我的“天職”是作妻子和母親。為了給他時間和空間看書寫作，多少個周日的下午，我?guī)е⒆尤ゾ吧焦珗@里的兒童游戲場。我甚至不能和女伴一起玩。如果我的女伴來了，他就會嘟嘟囔囔，抱怨我們談話沒有水平，浪費時間。我后來干脆不邀任何女伴來玩，省事。如果我要出去和女伴玩，他就會在我出去前抱怨不停。一次我和女詩人童蔚約好下午見面。他整個上午就不高興，在我出門前跟我大吵一架，結果我就沒去成。那個時候，也沒有手機，我無法通知童蔚，害得童蔚在王府井大街白等我一場。
  那個時代，報紙上也時時刻刻在宣傳男人為四化做貢獻，女人為男人的成功做貢獻，當好賢內助。記得有個電影叫《鄉(xiāng)戀》什么的，其中的女主人公在電影中只說一句話。她對她的丈夫說，“我隨你?！眻蠹堃黄瑲g呼，認為這是中國婦女的楷模。
  我還想上學
  可是，我還想上學。1987年冬天，我沒有讓單位知道，偷偷地報考了北師大的研究生?？荚囀沁^完春節(jié)后的二月份?？伤埩怂娜襾肀本┻^春節(jié)。理由是我們剛剛有了一間房子，他的父母還從來沒來過北京。我請求他說，“能不能明年再請你的家人來，今年我要復習功課?！彼麤]把我要考試的事情當回事。他的父母弟弟妹妹四口與我們三口人住在一間20平方米的房間里過年。我哪里有可能看書？更糟糕的是我又懷孕了。我擔心如果告訴單位，單位會因為我破壞了計劃生育指標而生氣，所以我一個人騎車去宣武醫(yī)院做了人流產(chǎn)，又一個人騎車回家，一天之后就上班了，沒有向單位請假。丈夫沒有送我，也沒有接我。對他來說，看書比送我接我去做人流要重要得多。我研究生沒有考上。他得意地說，“我就知道你考不上?！?br /> 我們那時住在北京琉璃廠旁邊的一幢古老的房子里。我們的隔壁鄰居是一對工人夫婦。妻子是一個善良熱心的人。我們剛搬來的時候她給我很多指點。搬來不久，聽到他們吵架。聽到妻子在樓道里尖叫著亂跑。我聽著聽著，忍不住了，出去拉架?？吹狡拮友鳚M面，血滴答著，濺在她的鞋襪上。那個丈夫跳著腳地又打又罵，罵自己的老婆是“二婚頭?！痹瓉硭麄兌际堑诙谓Y婚。我忍不住抗議，“你不是也是第二次結婚，憑哪條罵她？”他卻自得地說，“男人結多少次婚都沒有關系，女人讓人破了身，還有誰愿意要？我要她就不錯了?！?br /> 現(xiàn)實生活和我所相信的男女平等的理想相差如此之遠。我不知該怎樣解釋這一切。我只恨自己生為女人。我常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刻做一點自己想做的事情：讀書和寫作。我寫的東西常常被丈夫譏笑。一次我寫了一個短篇小說。他看了后，嘲笑我說，“寫得比卡夫卡差遠了。”平凡的生活把人的夢想都磨滅了。暴力居然出現(xiàn)在我的生活中，讓我深深恥辱。一次丈夫把我珍藏的毛澤東的像章，不經(jīng)我同意就送給一個外國留學生，我不高興，從那個留學生的中國女朋友家出來，我抱怨此事。他在大街上再次大打出手，我的鬢角至今還有一個傷疤。這種暴力，居然成為我生活的經(jīng)常的一部分。
  1992年的春天，英國漢學家艾華來北京做研究，住在民族飯店。我對艾華和她的工作一無所知，只知道她是一個漢學家。那時丈夫已去了英國，就介紹艾華來找我。
  艾華來了，她說她是做社會學研究的。我的家那時在西單大街路北的白廟胡同，離民族飯店很近，所以艾華天天都過來，我們就整日地聊來談去的。慢慢地我看到艾華在做的事情。比如她喜歡收集報亭里的各種雜志，特別是那些俗里俗氣的帶女性封面的雜志。我不明白她在做什么，問，“這些難道也是你做研究的材料嗎？”艾華點頭，解釋說她正在寫一本書，關于中國的性別構建，特別是解放后的性別構建過程。我聽了，不知道艾華在說些什么，只是點頭，表示尊重。我那時以為研究是很神圣的，不明白那些通俗雜志有什么可值得研究的。
  艾華跟我談得更多的是生活本身，比如孩子、家庭和男人等等。艾華比我年長幾歲，沒有結婚，和一個男朋友住在一起，那時已經(jīng)有了一個孩子，正努力創(chuàng)造第二個孩子。這是我第一次與一個西方的女學者天天泡在一起。我觀察她，對她的生活和工作都很好奇。
  我對她沒結婚并不覺得有什么新鮮的，因為那時我已經(jīng)從報紙雜志上得知，西方的很多女性都是不結婚的。我的幾個美國來的英文老師也都沒有結婚，所以我誤以為西方人不結婚是正常的。所以跟艾華談及婚姻的時候，我就說到這個。艾華大笑， 糾正我說，“不是的，西方的主流社會女性也是以結婚為主的。大多數(shù)女性還是選擇結婚的?！蔽衣犃撕笥X得很奇怪，“真的嗎？那你為什么不結婚呢？”艾華聽了我的問題，變得嚴肅起來，說，“任何男女在一起都會構成一個權力關系。任何一種權力關系都不會是真正平等的。我追求真正的平等，所以選擇不結婚?！?br /> 我聽了，愣在那里了，“權力關系？男女在一起一定會有權力關系嗎？”我不明白?！爱斎弧Ｆ鋵嵢魏稳嗽谝黄鸲加幸欢ǖ臋嗔﹃P系，比如家長和孩子，丈夫和妻子等等，都構成權力關系。權力結構，power structure, 幾乎無處不在?！?br /> 艾華的幾句話震動了我。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夫妻或男女的關系，從來沒有從這個角度來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艾華走后，那晚，我一個人久久地沉浸在艾華的話引起的震動之中，我覺得艾華說得那么對，可我怎么從來就沒想過呢？我那時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在文藝理論譯叢編輯部里作編輯，也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可是從來還沒有人能用一句話把我一生感覺到的東西，男女之間的關系和權力的不平等，說得這么清楚。
  艾華第二天來了。我們繼續(xù)聊天，我窮追不舍，不停地問各種各樣的問題。“你的想法是哪里來的？”艾華談到女權主義運動和思潮，還說到?？?。對女權主義我略有所知。1989年，湖南文藝出版社翻譯出版了瑪麗·伊格爾頓編選的《女權主義文學理論》，北京大學也于1992年出版了一本由張京媛編選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這兩本書我都有，也讀了，可是沒有讀懂。前者翻譯的是一些短篇的文章，是直接從英文的一個選集翻譯過來的，文章雖短，我看了，很多都不明白。后者是張京媛自己編選的理論文章，有的翻譯得很出色，也容易懂，比如埃萊娜·西蘇的文章《美杜莎的笑聲》，我讀過很多遍，明白她號召女性拿起筆來寫作，可是，她的詩意的語言，破碎的句子，還是讓我如墜漫天大霧之中，不明白她到底要做什么。她把女性的身體說成是黑色的大陸等等，也讓我覺得神秘而不可解說。因為我已經(jīng)從好幾位中國女詩人的作品中看到黑色的大陸之類的比喻女性身體的東西。而我覺得如果女性的身體和精神是黑色的大陸，這種自我強調的與男性不同反而進一步把女性神秘化。我對神秘化女性，不太以為然。
  1992年前，中國大概只出版過這樣兩本女性主義的書。我讀過，卻沒有讀懂。我那時遇到不明白的理論，就想自己大概天生不是學理論的腦袋。我以為自己是一個女人，大概感情豐富，理性不足。那時，丈夫多次對我說，“你是哲學的天敵，永遠也不會理解理論?！蔽蚁嘈潘?，我天生就不是理論的材料。我看不懂理論。
  我對艾華說自己對女權主義理論感到害怕，因為我讀不懂。再說，女權主義有什么用呢？中國女性不是已經(jīng)很有權了嗎，難道還需要更多的權嗎？艾華對我說的，并沒有表示不贊成。她只是問我讀過什么。我期期艾艾地談到這兩本書，并把他們從書柜拿出來給艾華看。艾華看了看，說，“你應該多讀一些，僅僅憑這兩本書，還是不夠理解女權主義，我會給你寄一些書，希望能對你有用。”
  幾年后當我讀過一些女權主義理論書后，我才意識艾華當時的平靜是多么可貴。而我當時是多么的無知。無知者無畏。因為無知，我就敢說女權主義理論在中國無用。艾華說的女權主義那么清楚易懂，就是我的生活和感覺?？墒牵诮佑|女權主義之前，我一直以為理論是抽象的，與生活現(xiàn)實沒有關系的。好像任何與生活有關的東西都不會高貴地成為理論。而艾華的話，她所闡釋的理論，像一副眼鏡，用這副眼鏡，我突然看清了現(xiàn)實，看清了我自己的生活。這副眼鏡，艾華只是給我看了一眼，我想知道更多，更多；我想獲得這副眼鏡，我渴望學習這種理論。
  1993年春，艾華又來了，說她的書已經(jīng)基本寫好了，再來核實資料。我還是不太清楚艾華到底寫了什么書。1997年艾華的書《中國的婦女與性：1949年以來關于女性性行為和社會性別的統(tǒng)治話語》出來后，我那時已經(jīng)在美國，一個下午就把她的書讀完了，我才知道她來中國到底是做什么來的！原來是這樣的一本書！《二十一世紀》雜志于2005年2月號專門刊登了書評介紹這本書。而我那個下午讀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把書放下，一個人抿嘴微笑，意識到自己走了多么長的一條路才到達艾華的書。
  1994年的秋天，我把十一歲的兒子留在國內，一個人向美國飛去，去留學。第一個學期我選的課全是與女權主義有關的：“女權主義理論與發(fā)展史”，“女權主義文學批評閱讀?！眿D女研究系的主任問，“你為什么要學女權主義？”“我回答說，“因為我是一個好女人，好妻子，好母親，好女兒，好姐妹。我想理解為什么我成為這樣的女人。我想理解女人。”
  就是從貝蒂·弗里丹的《無法命名的問題》一文讀起，我進入了一個我從來沒有進入的領域：理論。我后來在1997年給朋友林木的一首詩歌中這樣寫到自己來美之后對理論的發(fā)現(xiàn):
  我的書架上——來美三年我有了三個書架——排滿了
  不整整齊齊的書：女權主義理論，文學理論，電影理論，理論——
  我泡在理論中。生平頭一次覺得理論比很多小說好看，
  有時也比詩歌耐讀。在中國的時候，有一次開玩笑，丈夫說我是
  “哲學的天敵?！币驗?，女人沒有理論的腦子。沈睿的頭腦不是
  理論的頭腦。我有點惱怒，又覺得他也許說的對。
  沒有一個人對我說過我可以讀懂理論書，從小到大，到我三十六歲。
  ……
  我開始讀女權主義。我知道女權主義在談什么。
  她們在談論我的生活，我經(jīng)歷的一切，我感知的一切，
  我的身體，我的疼痛，我的歷史，我的命運。
  我知道我不是一個人經(jīng)歷了這一切。
  我是和所有的女人一起，
  我是和我的母親，婆母，姐妹，古往今來，
  我們是不如男人的人。
  如果男人是人，我們女人只是半個人，或與“小人”等同，
  如我們的思想奠基人孔子所說。
  女人的腦袋比男人小，個子比男人矮，力氣不如男人大，
  為此，女人要服從比自己大的，高的，力氣壯的。
  要三從四德，從父從夫從子，即使他們全是笨蛋。
  女人有月經(jīng)，女人臟，女人是禍水，是狐仙。
  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注意這里的語義錯誤：
  常識：人類的一半是女人。
  概念就這樣被偷換了。男人自以為是整個人類。
  （我記得同名小說被熱烈地歡呼過。作者得意洋洋，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說：“女人是男人欲望的對象，有什么不好？
  女權主義要女人不當男人欲望的對象，可怖！”
  這讓人哭笑不得的論斷。）
  語言就這樣安置了我們的位置：不得越位。
  我們接受了。我的母親樂于這個位置，她為我父親作了一輩子的飯。
  我的婆母樂于這個位置，她為公公洗了一輩子的衣服。
  她們教育我也如此。我和她們一樣，生孩子，洗衣做飯，盡力作好女人。
  作好女人很難。真的。因為要犧牲，忘我，付出，愛他人而不愛自己。
  男人為我們花錢，為我們買漂亮的衣服，買化妝品，
  讓他們喜愛，讓他們白天和夜晚都情欲奔發(fā)。
  女人的情欲很可恥。我母親從未與我談過性。
  我第一次來月經(jīng)的時候，嚇得不敢起床，
  我以為只要躺在床上，血就不會流出。
  女人的性高潮，這讓男人害怕和渴求的神秘收縮，
  使身大力壯的男人發(fā)瘋，使瘦弱的男人發(fā)狠。
  女人的情欲只有男人才能滿足，
  女人在自己的情欲之外。
  我們用謊言喂養(yǎng)自己：
  女人不能太聰明，也不能太能干，
  一個家庭的穩(wěn)定靠一個不怎么聰明和能干的女人。
  偉大的男人需要弱智的女人襯托和崇拜，
  當一個偉大的男人遇到一個能干和聰敏的女人，
  他就渺小起來。這個邏輯我不大明白。
  我愛男人。我相信他們是報紙頭版上的照片，
  他們主宰我們國家的命運。
  他們在召集重要的會議，討論權力的再分配。
  他們決定詩歌的前途。他們決定詩歌該怎樣寫。
  我愛我的男人，愛他的身體，愛和他做愛，
  愛在他的臂彎里睡去，枕著他的汗水和鼾聲。
  我為遠行的丈夫整理行裝，等著遠行的他歸來。
  我是一個好女人。
  ……
  我就這樣開始學習女權主義。
  我發(fā)現(xiàn)我和男人一樣能讀理論書。我信仰男女平等。
  這就是女權主義的定義。我成了女權主義者。
  如果你相信這個原則，你也是女權主義者。就這么簡單。
  女權主義不是魔怪。如果你相信女人也是人，
  你就是女權主義者。女權，女人作人的權利。
  如果你嘲笑它，蔑視它，你就是在幫助剝奪你的姐妹母親作人的權利。
  女權，不是用一種壓迫代替一種。而是，在男女不平等的歷史和現(xiàn)實中，
  為男女平等的未來開路，如果作為人，我們向往更好的未來，
  女權的實現(xiàn)還只是藍圖。
  你說我不該“為女權而女權”。
  為什么？為女權而女權有什么壞處？
  難道應該為男權而女權？
  千年的歷史已為男權安排了女權的位置，
  在兩千年的最后幾年，聰敏的女人還要假裝低著頭，以襯托男人的高大？
  “造反有理！”我曾是個紅小兵，我相信對既存的規(guī)則的挑戰(zhàn)，
  這才是藝術的哲學。一個真正的詩人必須對既存的詩歌挑戰(zhàn)。
  “媽媽，偉大的畫家畫出和別人不一樣的畫?！?br /> 我的兒子決心當一個畫家。
  我決心當一個有女權的女人。我不是第一個。
  我甚至對愛過的人懷有深深的親密親情。但是，
  我就要四十歲了。我不再接受“像男人的男人?！?br /> 我愛的人，應該是一個完整的人，
  如果他愛我，他應該跟我站得同樣的高，
  如果他愛我，他應該懂得，我愛自由，愛思想，愛戴閃光的耳環(huán)和叮當?shù)氖骤C，
  不為他人，僅僅為我自己的快樂。
  把這首近十年前寫的詩摘抄在這里，因為這首詩歌描繪了我走向女權主義的過程。也表達了我對女權主義的基本理解。
  在我看來，女權主義的根本原則是人權，是女性的基本人權。在中國，女性的很多基本人權還沒有實現(xiàn)。僅僅是性別的不同，很多女孩子生下來就被家里拋棄；就沒有機會求學；就沒有權利決定自己的身體，性的特權主要還掌握在男性手里；在工作提升，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方面，女性還是次要的一性。甚至國家工作人員，女性的工作權利由于國家的硬性規(guī)定也比男性少五年。雖然在中國，由于特殊的政治歷史環(huán)境，英文的feminism被翻譯成了“女性主義”，強調女性的性別立場。但是我堅持使用女權主義，因為我認為feminism是爭取女人作為人的基本權利和權力的一種思想。
  而女權主義這個詞讓很多人很反感。那時與我還在一起的丈夫，從來不屑讀任何女權主義的書，就常常鄙夷地說，“你們女權主義者，就是喜歡開訴苦大會，訴說自己的種種受壓迫”。他時時刻刻都表示很看不起女權主義，因為女權主義太個人經(jīng)驗化，直接聯(lián)系到個人的生活，不像其他的主義，都抽象，都難讀，都形而上學。在他看來，女權主義是如此具體和每一個人的生活相連，就失去了作為一個主義的“高貴”。
  我不懂他的邏輯。對很多人來說，理論好像得是抽象的，與現(xiàn)實無關的，似乎是一種超人的特權。我暗想，如果一種社會理論脫離個人經(jīng)驗，脫離現(xiàn)實（現(xiàn)實是通過我們個人經(jīng)驗存在的），那種理論，到底對人類有什么意義呢？我以為社會理論只有對經(jīng)驗，特別是個體經(jīng)驗說話才有意義，才有關，才在理。如果工人階級對階級壓迫和剝削沒有切身體會，馬克思主義對他們就是身外之物，毫無意義。如果結構和解構主義不幫助我們認識隱含的社會力量和結構，我們干嗎要了解結構和解構的操作方式？社會理論的意義是解釋現(xiàn)實，洞察實踐，而現(xiàn)實和實踐都是通過個體存在的。女權主義理論的真正意義就是：因為這種理論談的是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是個體的存在在性別造成的壓迫和不平等的制度中的位置，是女人生活的經(jīng)驗和在經(jīng)驗表象下的社會機制、結構、意識形態(tài)的綜合作用。女權主義從個人經(jīng)驗出發(fā)，達到對社會、歷史、意識形態(tài)等等本質的認識。從個人經(jīng)驗，個體存在出發(fā)，是女權主義的分析策略。正如女權主義響亮地宣稱：“個人的就是政治的”。
  1998年，我在國內，幾個所謂詩人名流正在吃飯，就順便把我邀過去了。席間酒水杯盞之間，某位心懷莫名其妙的目的人突然說：“沈?，F(xiàn)在是女權主義者了！”本來是熱熱鬧鬧的吃喝玩樂突然安靜下來，席間有三四位女士，看得出來她們與這些名流都有特殊關系，也都以有距離的目光看著我，好像我突然成了階級異己。那位據(jù)說是中國的葉塞寧的詩人突然站起來，大聲宣告：“女權，什么女權！女人永遠不可能有權，因為她們永遠得在下面?！彼艿靡?，似乎說出了真理。這種赤裸裸的性暗示，在酒醉微醺之后，也許不是過于粗俗，但是何其太雅！我覺得悲哀，悲哀的是某些中國知識男性對女性理解的淺度，對他們自己理解的淺度，甚至對人類美好的性生活的理解的淺度！我忍不住說出了我一生最為公開的對性的觀念。我平淡地說：“女人只能在下面嗎？那你的性生活也太單調無聊了。”中國的葉塞寧或許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樣的話，激動地拍桌子大叫：“難道女人可以在上面嗎？難道可以嗎？”我說：“你沒聽說過臺灣婦女的口號嗎？‘不要性騷擾，要性高潮。’”我左右環(huán)看，那席間的女性都很鄙夷地看著我。臺灣女性的立場是女性的性主動權。女性不僅僅是男性的欲望對象，女性是自己身體的主人。可是面對這些無法說通的人，我離開了，覺得實在說不下去了。
  正是這些經(jīng)驗使我進一步走向女權主義。我決定不僅要研究女權主義，還要拿一個婦女研究的學位。2001年，我獲得了俄勒岡大學婦女研究學研究證書學位。這是一個類似副碩士學位的學位，是俄勒岡大學婦女研究系頒發(fā)的最高學位。
  2001年6月16號，我特地回到俄勒岡大學，參加婦女研究系的畢業(yè)典禮。在美國我得到了碩士、博士學位，但是我都沒有參加畢業(yè)典禮?？墒牵姨氐厝チ藡D女研究這個學位的典禮。因為對我來說，這個典禮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那天婦女研究系共有20多位本科生，6位研究生取得學位。典禮上，系主任請每個人談一談你為什么選擇婦女研究為專業(yè)。我坐在人群中，心潮起伏。我想到自己作為女兒、妻子、母親的40多年的生活，想到中國的女詩人伊蕾，那位以寫《獨身女人的臥室》而聞名的伊蕾。
  我跟伊蕾并不熟悉。我們只見過幾面，連朋友都算不上。1990年的冬春，伊蕾不速來訪。我當時并不知道她的人人皆知的故事。由于丈夫還沒到家，伊蕾和我有了單獨相處的一兩個小時。伊蕾對我講了她那時的丈夫——某作家——因與什么少女有關而犯罪的事。伊蕾一邊說，一邊哭。我問她為什么不離婚。伊蕾說，她不想離婚?！笆嵌嗝措y找到一個男人！”我聽了后，默然。這就是我們這些男女平等思想中長大的女性的命運嗎？伊蕾嘆氣，“沈睿，我三歲的時候就老了?！?伊蕾就這樣離開了中國。
  1995年夏天，我回國去看孩子。伊蕾也正從俄國回來，正好來我家。當時的什么小報說她正在做生意。我問及她的生活，她說那些謠傳都是胡說八道。她的確在努力賺錢，一個獨身女人要養(yǎng)活自己啊。她開著玩笑。她問及我在美國做什么。我說我在學女權主義。不過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學下去，因為沒有獎學金，可能就學不了了。伊蕾一把握住我的手說：“你一定要學下去！我賺錢給你去學習，沈睿你記住，你不是給你一個人學的。你是為我們所有人去學的?！币晾俚氖滞蝗痪o緊地抓著我的手，她抓得那么緊，我感到她的手的壓力和她的語氣的急迫。
  2001年夏天的那個下午，我站在了俄勒岡大學婦女研究系典禮上，接過了我證書，講述了伊蕾的故事。自那次一別，我就再沒有和伊蕾聯(lián)系過。那刻，我站在那里，呼喚伊蕾。我說：“伊蕾！我得到證書了！伊蕾，你聽到了嗎，我拿到證書了！我是為我們學的！”
  回顧上30年中國女性的精神歷程，我想，是有一大批知識女性從不同角度走向了女權主義。我們幾乎都是從個人出發(fā)的，個人的經(jīng)驗構成了我們精神歷程的基礎。我們從小被教育相信男女平等，相信我們與男性一樣。我在唐山地震前一天的行軍就是一代女性這個信念的象征。然而，生活現(xiàn)實，特別是日常的生活現(xiàn)實挑戰(zhàn)了我們的信念。我們一個一個地從自己的經(jīng)驗出發(fā)成為了女權主義者。
  在中國，女權主義者活動領域目前主要是學院、新聞出版和文藝工作者。特別是在學院，如果在圖書館查一下近些年出版的書的目錄，博士和碩士論文的目錄，我們會發(fā)現(xiàn)女權主義者在女性知識分子中的擴大每年都是以倍數(shù)增長的。北京國家圖書館目前（2006年2月）在女性主義條目下共有191本書，只有7本是1994年我離開中國之前存在的，其中三本是碩士或博士論文，從沒有正式發(fā)表過。僅2004年一年，44個條目包括書和論文出版出現(xiàn)。由此可見女權主義思想在學院和出版界的發(fā)展狀態(tài)。
  每個寫了以女權主義為條目的書的作者都由自己的道路走向女權主義，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歷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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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能收集全書，才十來篇左右，不急，慢慢來。還是建議買書來閱讀。
•   沈睿答王家新
  　
  沈　睿
  　
  　
  　　中國女人，中國詩人，外國女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靈魂自畫像──對王家新的《回答》這首詩的誤讀
  　　當代中國詩歌研究中細讀似乎是一個被忽略的方面。就我手中的幾本書來看：《１９９８：現(xiàn)代漢詩年鑒》，《１９９８：中國新詩年鑒》，《語言：形式的命名》，《從最小的可能性開始》，在這幾本勘稱權威的詩歌年集的批評欄目里，詩歌評論幾乎都是全景性描述。大部分全景都是以十年為單位，題目中帶有“９０年代”詩歌如何的題目就有好幾個。還有對８０年代詩歌的總結，或某個流派研究的等的論述。于堅為《中國新詩年鑒》寫的序言更是回顧了８０和９０年代上下二十年的詩歌。全景性描述需要很大的功力，是我非能勝任的。對某個詩人全景性的研究，也不是一篇文章可以容納下的，特別是這些詩人都還年輕或壯年，沒有到蓋棺定論的時候。我覺得寫全景研究更有一種荒謬性。說不定，我總結說某某已經(jīng)寫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詩歌了，結果第二天，這位偉大的詩人在古希臘繆斯的指引下又寫了一首更偉大的詩歌，那我不是要說偉偉大，或偉大偉大了嗎，聽起來好像結巴。我不要當結巴的批評家，就只好就某一個詩人的一首詩歌談起。
  　　林木君要我寫評論，并說別怕得罪人，自告奮勇我可以從他解剖起，就是罵他，他也不生氣。林木君與我結識，悠忽十五年，我甚至還記得他剛來北京時住在我家里的樣子。后來過從，幾乎天天相隨，是我一生一世的朋友。林木君多年來稱我為姐，信件署名多是姐姐地稱我弟弟地稱己，我每每讀到他對我稱謂，眼前就一片霧水。我的回信，從未署名姐過，因為不敢承擔姐姐的責任和親密。只是從今年開始，林木君對我以名稱之，我驚喜之后，也略有悲哀。雖說我喜歡，也選擇他對我直呼其名，因為這更符合我本人的交友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則，但是，姐姐是多么甜美的字眼呀。從最親的朋友解剖起，或者說評論起，要相信朋友的承受力。因為，評論，批評不是拍馬屁，不是只唱贊歌，甚至不是理解作者的意圖，既使作者的意圖十分偉大，難解，深奧?！白髡咚懒?！”羅蘭～巴特早就宣布了一個當代文學批評的原則。巴特的意思十分明顯，作品一旦發(fā)表，在公共領域流通，讀者如何解釋，就由不得作者了。作者對作品沒有控制力。對作品而言，作者死了。此時此刻，就看評論家的功夫了。評論家是否有真知灼見，不是看他／她對作者的意圖理解有多深刻。評論家不是跟屁蟲。評論家只把作品當成材料，論證自己的見解，闡釋作品的各種話語的力量和交織，從而達到對作品的更深層把握，對藝術構成的深層分析。批評家必須是獨立思考者。最好的評論是作者看了評論后激動，氣憤，委屈或興奮地說，“我可沒這么想！我可沒想到這點！這可不是我要說的！”好極了！我沒想說你說過東西呀，我說的就是你沒想過的！你想過的，我不敢妄猜。你說過的，我重復半天，不是浪費我和別人的時間嗎？魯迅說浪費別人時間就是謀財害命，我可不想謀別人的財害別人的命。
  　　林木君認為，眼下的詩歌寫作跟“我們所處的時代格格不入?！薄拔覀儗懙臇|西幾乎跟我們所處的時代幾乎格格不入，我們說出的根本不是時代的癥候。目前的中國，已經(jīng)遠非十年前的中國了。太復雜了，不再是簡單的政治問題，政治經(jīng)濟文化生活，什么都攪和在一起，一片欣欣向榮，越來越難以分辨。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人是什么樣的人，物是什么樣的物？需要細細地觀察與琢磨？而如今，我們的詩人還沉靜在自己的個人天地，對眼前的景象已經(jīng)失去了分辨或表述的能力，已不能準確地說出，他眼前世界是個什么樣的世界，或對中國的現(xiàn)狀熟視無睹。而那些睹著的，寫出來的卻又是那般的無力，沒有搭上界。”
  　　林木君還認為，“一個只專注于所謂的技術，而忘了他的時代的人，終歸要被時代和甚至是時間給忘了。文學藝術隸屬于社會，人所發(fā)明的一切都隸屬于社會，而我們的作品不能和社會取得聯(lián)系，沒有留下一個詩人在他的時代對其時代的思考又有什么用呢？”林木自謙說他的想法不太成熟，希望我能從我的角度說點什么。他建議我，“我覺得你可以寫分析文章，從你自己的認識角度出發(fā)，無須怕得罪人。得罪了又如何？那只是你的個人看法，難道只允許他寫，就不允許別人說話不成？一味地說好，又有什么趣味。我目前又不值得你寫，要不然你就拿我開刀。”
  　　林木君的想法，讓我想了很久。我甚至沒有給他寫信回應他的思考。一方面，我覺得他想得相當成熟。他比我更了解中國詩歌的狀況。近年來我真的沒讀多少詩歌，對詩歌發(fā)展狀況，特別是詩歌和現(xiàn)實的關系如何，沒細想過，不敢妄說。林木對中國詩歌與現(xiàn)實失去了聯(lián)系感到不滿，而我，對什么是“現(xiàn)實，”都不知如何定義，因此對詩歌和現(xiàn)實的關系，就不知該怎樣反應林木的批評。比如，現(xiàn)實是不是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現(xiàn)實是不是我們每天的感覺和感情？如果沒有感情和感覺我們還有沒有現(xiàn)實？抑或，現(xiàn)實是我們的社會？時代？現(xiàn)實是中國人買汽車的夢想和實現(xiàn)？現(xiàn)實是不是一種個人想象？因為就是對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現(xiàn)實。還有，難道寫抗非典詩歌，就是反映現(xiàn)實？難道寫一個夢想中的女人，就不是反映現(xiàn)實？我想來想去，想得糊涂起來。最后想，還是讀詩歌吧，看看詩人到底寫了什么？到底詩歌和現(xiàn)實是怎樣的關系？到底今日詩人在怎樣談論現(xiàn)實和詩歌，和他們生活的關系？到底詩歌中的文本是怎樣構建現(xiàn)實的？到底文本中呈現(xiàn)出的想象中的詩人和現(xiàn)實的關系是怎樣的？林木君在信中還提出了詩歌和傳統(tǒng)的關系，詩歌和技藝關系等等命題。我準備一一地讀詩歌時，發(fā)現(xiàn)答案，回答林木。
  　　寫這個文章，我先聲明，我不是專門研究詩歌的，我只是一個詩歌讀者，寫的也只是讀后感。我對中國當代詩歌沒有總體把握，因此如果我的讀后感很狹隘，往往一篇文章只談一首詩，很有以偏概全之嫌疑，這是由于我本人的讀書和功力不夠的原因。如果詩人不同意我的評論，認為我誤解了他／她。我在前面已經(jīng)聲明過了，評論只是在說明我的觀點，不是闡釋作者的意圖。誤讀也是一種讀法。我常常想，其實讀書都是誤讀，因為我們不是書或詩歌作者本人。只有書的作者或詩人本人才能正確地讀自己的書，別的人，就是作者的情人，滿懷愛戀，恐怕也是誤讀的。如果作者認為我誤讀了，生氣就請寫文章罵我吧，我先說道歉，請息怒，我本來就不相信我能正確地讀別人的東西。我因為讀了，想說我自己的想法，讀錯了，對不起，別生氣。
  　　拿林木開刀吧。從最親密的好朋友的作品評論起，相信朋友的承受力。正在找詩歌，把上面提到的幾本書加上幾個朋友給我的他們的作品集從書架上拿下來，準備細讀的時候，突然想，我特別熟悉一首詩，詩歌的作者是王家新，比林木和我的關系還親密。更何況，詩歌描繪的人物之一，就是我本人，難道這不是天時地利人和地完美無缺嗎？從自己開刀，從自己過去最親密如今也是好朋友的人開刀，相信王家新的承受力，相信朋友們對我的寫作的職業(yè)態(tài)度的信任，也就是說，相信我寫這篇讀后感不是會如某些人猜想地瀉個人之私憤，報一箭之私仇，也不是要借批評著名王家新之機顯自己個人之名，更不是要把王家新打翻，批評的目的不是對著作者搞大批判，個人恩怨式在我看來簡直是不入流。我之所以先寫這首詩，因為我對此詩十分熟悉，而且據(jù)說，因為王家新是中國九十年代知識分子靈魂的代言人。我就直指靈魂和精神，看看我們這個時代精神和現(xiàn)實在詩歌中是怎樣表現(xiàn)和把握的。而且，按理說，讀這首詩歌，最該生氣，最激動的人是應是沈睿，因此沈睿最有權對此詩發(fā)言。因為，我將運用我的權力。同時聲明，我的下面的讀后感，寫好后，也給王家新看了。王家新的反應，正如我所在前面描繪的，是堅決否認他在寫這首的時候，那么想過。我就笑了，自作聰明地、會心地笑了。此時，發(fā)表這篇文章，王家新，看在多年相知的份上，別生氣吧。最后再補充一句。我的閱讀不是客觀的，是主觀的，因為我不相信有客觀的閱讀這回事，對所有聲稱他們是客觀閱讀的人，都懷疑那個人腦子的IQ偏底，因為當一個人聲稱他是客觀的同時，他就是主觀的。所以我老老實實地承認，我的閱讀是主觀閱讀。還有，看了這篇文章以后，有那位朋友不怕挨刀，想讓我看他們的詩歌，寫讀后感，就寄來吧。除了這首詩之外，我將來寫的讀后感，都是在征得作者同意后才寫。雖然寫出來作者可能跟我跺腳?？墒牵已秸已秸遗笥?，找到好朋友不容易，敬個禮，握握手，我們還是好朋友啊。
  　　王家新１９９８年發(fā)表于《莽原》雜志第三期的長詩的《回答》是一首相當個人化的詩歌。詩歌描述的是詩人在離婚后的復雜的感情，對過去的回顧和未來的展望，繼而思考了生活，命運和時代的關系。這首詩雖然是一首寫個人生活感情的詩歌，其意義卻不僅僅在此。個人生活的巨大變動在這首詩歌中只是一個契機，詩歌真正揭示的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在時代和個人生活都發(fā)生巨變的時課，感到的困惑，困窘，困苦，描繪的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在時代變化，價值觀念轉變的洪流中自我想象，自我定位，自我安慰。這首詩被現(xiàn)代漢詩年鑒編委會推薦的年度作品之一，可見其意義。
  　　據(jù)王家新說，這首詩的發(fā)表，是非常被動的。詩于１９９８年初寫好后，并不準備發(fā)表。結果被一個編輯看到了，堅持發(fā)表不可。結果，就在那個雜志上發(fā)表了，影響也不大。王家新是想安慰我，他的善意，體貼，我誠心地領了。我還是感激那位堅持的編輯，因為，編輯的眼光還是深刻──我也作過多年編輯，知道看見好稿子的興奮，這首幾乎會被鎖在抽屜里的詩歌就這么出現(xiàn)了。
  　　這首詩歌的題目是《回答》，特別是標題下還引了一行我的詩，似乎這首詩歌是對我的詩歌的回復。以《回答》為題目，給讀者創(chuàng)造了一個印象，就是那些描述沈睿的夢想的詩行可能是沈睿自己說的。我聲明不是的。以《回答》為題的根本涵義，我在２００１年發(fā)表我給林木的詩歌的時候，分析過了。此地我重復我的觀點，給沒讀過的讀者，提供一個上下文語境。我是這樣寫的：
  　　“一九九八年秋冬我回到北京，朋友們見到我時都提及王家新寫了一首名為《回答》的詩，是談論我們的離婚的，并已經(jīng)在《莽原》上發(fā)表了。他們好奇地問我到底給王家新寫了什么詩，他才回答我。我大為驚訝，因為，我從來沒有收到過，甚至聽到過《回答》這首詩。再則，我的原詩并不是給他的，他似乎不該回答我，頂多他算是替林木回答我。這也許是為什么王家新從來沒有把這首詩直接給我吧，你總不能無緣無故地“回答”一番吧。我在北京見到王家新的時候，問及這詩，并希望他給我一份。他說，“詩在雜志上，你自己去找吧?！蔽易匀粵]找，全然因為我是一個負氣的人。我說“你的詩既然是寫給我，為什么你不直接給我呢？”我賭氣不找，因為我覺得他用《回答》作標題是故作虛懸，用修辭的方式把自己的位置合理化和正義化。其實，我的確在一九九八年三月給他寫了一首長詩，具體地談了我對感情的考慮，題目是《金錢與愛情：戲寫席勒──給家新》，那時我并不知道他的名義上給我的詩已發(fā)表了。我不知別人在我的位置會不會像我一樣負氣。我自然還是好奇的，后來評論家Ｄ說“沈睿你在詩中的形象是一個物質主義者?！蔽覀兌即笮ζ饋?。我更好奇了，還是沒去找。后來在詩人ＺＨ處我讀到王家新的《回答》那首詩，心中平靜如水，同時也覺得他的詩很有份量。我覺得他寫了一首很有意思的詩──他的文本反映了在這個令人困惑的時代，一個詩人是怎樣想象自己和這個世界的，怎樣理解世紀末的婚姻與愛情，甚至怎樣理解文化，種族，性別的錯綜復雜的關系。我這樣理解他的《回答》──他并非是回答我，而是對整個世界的回答。人生滄桑，在人生巨變的時刻，我們每個人都試圖評判自己的位置，解釋自己的行為，為自己尋找存在的理由，或者說，讓自己過得去，他如此，我亦如此。我理解他的位置?！?br /> 　　首先說明，因為這首詩是給我的，自然而然我就讀了很多遍。后來我讀的時候，就一邊讀一邊微笑了?？瓷蝾Ｔ谠娭惺沁@么物質主義，就覺得有點自戀地喜歡沈睿──因為我討厭不喜歡物質的人。我喜歡一個人喜歡吃喝玩樂。我常常怕不喜歡吃喝玩樂的人，好像他們不是活生生的人。愛買衣服，愛物質的沈睿是個活生生的女人，我忍不住對詩歌中的那個沈睿微笑。念《回答》這首詩，有時又笑不起來，因為他寫的東西太嚴肅了，嚴肅到我不得不嚴肅地對待。王家新對我說，詩歌評論家程光煒認為這是九十年代最好的詩歌之一。我同意程光煒的意見。我想論證，我們這個時代，還沒有幾首詩寫得如《回答》一樣如此代表我們時代的精神，我們時代知識分子的靈魂。雖然有很多詩人都以為他們早就寫出了傳世之作，他們實在是不能跟王家新的這首詩相比。在我讀的有限的詩歌中，經(jīng)過我所受到的學院訓練，我讀這首詩的時候，想，王家新，你還可以啊，你這半輩子還真寫了幾首出色的詩！如果想了解中國九十年代社會轉變對個人的影響，了解九十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這首詩是首屈一指！
  　　王家新在這首詩歌中到底寫了些什么？在這首詩里，王家新寫了很多東西，很多很多。主要、而且簡單化地說，王家新勾畫了我們這代某些知識分子的靈魂，給這個看不見的靈魂畫了一副自畫像。這一代知識分子，據(jù)說他們正在構建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他們正在創(chuàng)造這個時代文本本身。用這首詩里的語言說，這個知識分子是“我的同時代的人。”這個同代的人沒有姓名，以“我”為稱。相若相離的構成復雜關系的是另外兩個有名有姓的人，兩個女人。一個是沈睿，中國女人，一個是弗蘭達，意大利女人。這三個人的關系是多么有趣啊。不是三角戀愛，如通俗小說一樣。不是三角背叛，如偉大的文學作品一樣。他們構成的是在這個日益國際化的世界里，以男女關系為隱喻的某些中國知識分子對自我的想象，對自我位置的定位。我的讀后感將從這首詩歌的三個人物形象出發(fā)，探討九十年代我們面臨和經(jīng)歷的時代變化怎樣深深地影響了每一個人，探討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在社會，個人生活都巨變的時代，怎樣理解自我，怎樣對自我想象。我的批評立場來源于我的女權主義文學批評訓練。用我的訓練的術語談，這篇讀后感通過考察這首詩的性別政治，探討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在九十年代社會巨變的時刻，對自己的定位，對自我的想象。我談的是一個知識分子，不是整個知識分子，雖然我也相信整體是由個體組成的?；蛟S個體的靈魂也讓我們瞥見了整體靈魂的一部分吧。
  　　讓我先說說兩個女人的形象吧。說女人總是比說男人有意思一點。先說沈睿吧。在這首詩歌里，關于沈睿，有這樣一些詩行描述她（你）：
  　　　　　　　　　你讀了那么多女權主義
  　　　　　　　　　理論，如同你赴美后添置的衣服──
  　　　　　　　　　你從衣櫥了取出一件，試試，扔在地板上
  　　　　　　　　　又去取另外一件。
  　　　　　　　　　你開著你的尼桑車，駛向你學習和執(zhí)教的
  　　　　　　　　　美麗校園，或者準備著又一個烤肉聚會
  　　　　　　　　　在仿中產(chǎn)階級的后花園里，
  　　　　　　　　　間或來信“過得怎樣？”回答當然是“很好。”
  　　　　　　　　　你準備著你的金色的未來：綠卡，博士論文
  　　　　　　　　　一輛夢想中的更高檔的紅色跑車。
  　　　　　　　　　你也不再是那個走向金水橋頭，舉起右手
  　　　　　　　　　向著偉大領袖的遺像悲壯宣誓的小丫頭了，
  　　　　　　　　　現(xiàn)在你出入高等學府，說著一口流利的英文，
  　　　　　　　　　有著我欣賞的瀟灑和知識分子氣，……
  　　　　　　　　　再來看看弗蘭達：
  　　　　　　　　　深秋的夜，我剛剛從弗蘭達那里
  　　　　　　　　　回來，這個美麗的，一直在凝視你的
  　　　　　　　　　有著一頭金色的卷發(fā)的意大利建筑藝術家，
  　　　　　　　　　在給我作了濃濃的咖啡后，
  　　　　　　　　　坐下來，唱起了關于她家鄉(xiāng)的歌……。
  　　　　　　　　　那不勒斯遠去了。弗蘭達
  　　　　　　　　　在期待著，她是如此美麗，不是漂亮
  　　　　　　　　　而是美，同樣，不是聰明，而是intelligent,
  　　　　　　　　　我們用笨拙的英語交談著，竟能
  　　　　　　　　　深深地理解。她先是用拉丁文背誦了維吉爾，
  　　　　　　　　　而后又談到《神曲》──因為我
  　　　　　　　　　提到了但丁。弗蘭達在期待著，我懂。
  　　　　　　　　　我以把她寫入了詩中，接著我還會
  　　　　　　　　　為她寫詩──為了她那再次向我凝視的目光，……
  　　不厭其煩地把這些詩行列上，是為了考察詩歌中的“我”看這兩個女人的視角。在詩行中出現(xiàn)的沈睿，從“我”的角度看，可謂物質和庸俗。到美國以后，一是沈睿添置了很多衣服，她試這些衣服的時候，很有一種驕橫的庸俗：“試試，扔到地板上，再試一件?！倍沁^著假老外一樣的“仿中產(chǎn)階級的生活?！遍_著（二手）尼桑車。開烤肉聚會，還夢想紅色的跑車，綠卡和博士論文──金色的未來。王家新寫這些行詩歌的時候，好像他從來沒到過國外一樣或他真的對國外一無所知。好像他不知道美國的一個博士論文通常要艱苦地寫好幾年，不是那么輕而易舉。他似乎也不知道，博士論文不保證金色的未來，就是一個教授在美國的生活也不過是中產(chǎn)而已，生活談不上金色銀色，文科新教授的生活，可能連銅色都談不上。綠卡更什么都保證不了。不過正因為王家新對國外佯裝無知，詩歌中的沈睿就更有深意了，因為這是一個創(chuàng)造，一個中國男人眼中的追求知識和獨立權利的女人的形象。對這個中國男人來說，沈睿追求知識（女權主義），就如同女人喜歡衣服一樣，意義非但不深刻，而且俗不可耐。女權主義對在詩歌中好像一個物品，和衣物的意義差不多。即使這個女人的“知識分子氣”也只有在“我欣賞”后才有意義，不然，她本身不具備自足意義。沈睿在詩歌中從來沒正眼看過“我”一眼，她總是一往無前的，開著車，夢著更好的車。沈睿讀的女權主義理論書，就是扔的衣服，滿地都是，沒什么意義。沈睿和“我”的離婚的理由，詩中說：“我不會給一個女人帶去她想要的一切?！薄拔腋鼘Σ黄鸷⒆雍臀易约骸！甭犅牐@個“我，”明知自己不能給“一個女人”帶去“她想要的一切，”但是他不是覺得“對不起”這個女人，他覺得反而是自戀自艾地對不起他自己？邏輯何在？
  　　讓我們反過來看看美麗的弗蘭達吧。詩中一次用“美麗”來描述弗蘭達還不算，還用了一次，兩次用美麗這個詞來描述弗蘭達，弗蘭達不消說，一定是美麗得無比了。弗蘭達的美麗，在這首詩中是因為五個原因，一個是她的“金色的卷發(fā)，”也就是她的異域色彩，二是弗蘭達的“女性氣”或者不如說是妻子氣，因為，“她給我作了濃濃的咖啡”，完全是女性的職責，女性的位置。跟沈睿比較，弗蘭達更“女人味?！比锹斆?，雖然詩歌中沒有寫弗蘭達是如何表現(xiàn)聰明的，除了說弗蘭達的英文不太好以外，也沒描述她是何等聰明，但是，注意，詩歌中出現(xiàn)了一個英文字眼intelligent，顯然詩人已經(jīng)找不出偉大漢語的詞匯來描述這個異國女郎了，只能用英文了，雖然英文也不是弗蘭達的母語。這個英文詞的意思就是聰明智慧，中文有相應的詞表達。但是詩人沒有詞了。只能用英文了。四是弗蘭達“為我唱歌，”如同一位當年的歌姬，除了從煮茶變成了煮咖啡外，本質沒有變，是侍姬的角色，而且，一聽“我”說但丁，她就談起《神曲》，我是多么有知識啊，她應和得多么恰如其分！五是她對我的無言的凝視（欲望？），無言的愛（性愛？），她居然凝視了再凝視，一往情深！而且什么也沒得到，因為我還是在夜深回自己的房間去了，留下弗蘭達深深地遺憾吧！
  　　在這樣的對比中，中國女人沈睿是男性化了：開車和夢想跑車，教書（參與公眾領域）；意大利的弗蘭達才是真正的女人，又煮咖啡，又凝視我們的詩人（很像中國文人的理想：紅袖添香的女人）。從空間上看，沈睿在外面開車跑在路上，弗蘭達是在房間里。沈睿根本不看詩人一眼，弗蘭達是長長的凝視。沈睿沒給詩人唱過歌，沈睿只想自己怎樣漂亮，把衣服換來換去的，也不問問別人的意見，弗蘭達不表達自己的愿望，她有愿望，但不會對詩人提出任何要求，她唱關于家鄉(xiāng)的歌給我，以此表達對“家鄉(xiāng)（歸宿）的”向往？在這樣的對比中，詩歌說，“勇敢的女人正在誕生，她就出現(xiàn)在這首詩里，她講了一個（中國）女人的故事?！弊x完這首詩，讀者很難感到一個勇敢的女人誕生了，倒是感到那個叫沈睿的女人真不知好歹，離開了那么偉大深刻的靈魂，哪里談得上什么勇敢？特別是還把中國兩個字用括號括起來，不知深意如何？難道這樣的女人只有中國才有嗎？外國沒有嗎？外國，特別是當代西方，當然沒有，在王家新的詩歌創(chuàng)造中。
  　　這就是我們的同時代的某些男人對中國女人和外國女人的想象，理解，和表現(xiàn)。這就是這首詩歌的“性政治”──性別的權力關系。在這樣的權力關系里，首先是重新書寫了中國和西方的權力關系，把這個關系調了一個個。中國的男性抒情主人，在中國女人凝望前方，一往無前地開車往前走，離開自己之后，有西方女人來前赴后繼凝望自己，在西方女人的目光中獲得了自我的肯定。這是一個創(chuàng)新，雖然創(chuàng)新得和《北京人在紐約》里的男主人公嫖白人妓女時，一邊把錢往白女人身上揍，一邊壓在她身上，聲嘶力竭地要她說“我愛你”這種拙劣的自我滿足差不了多少。澳大利亞的漢學家白杰明用“操白種女人就是愛國”來概括這種心態(tài)，可謂一語中的。王家新沒有這么直露，那個西方的intelligent弗蘭達也只是欲說還休地凝望他而已。其次，王家新在詩歌中把抒情主人公“女性”化了。由于歷史傳統(tǒng)，女人據(jù)說生來是被看的，是被看的對象，在被看的同時，被剝奪了看的權力。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杰出的丁玲就向此挑戰(zhàn)，寫一個看男人的壞女孩，那個莎菲女士看南洋人凌吉士的目光，簡直是剝光了凌的衣服：“那紅紅的嘴唇！”丁玲故意用寫女人的櫻唇的語言來寫一個男人，把女人的目光奪了回來。如今這個二十末世紀末的中國男人干脆自己直接當被看的對象了。一個在美國的中國學者在她的書中論述說中國男性有“把自己女性化的情結，”此話看來不虛。
  　　現(xiàn)在我再來談談這個深思的和寫作的男主人公吧。詩歌的背景很有深意?！拔摇睂戇@首詩歌的時候，是在德國的一個城堡里，一個中世紀的古堡。如果說有古堡幽靈的話，詩人本人似乎就成了這個幽靈。詩人在遠離中國，遠離中國歷史，也遠離當代中外沸騰的生活的古堡里。他如同古往今來的偉大的沉思者一樣，在一個適于沉思的地方，思考他的生活，他的生活的目的，意義。如果他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他無法作這種深刻的思考。也不能設想他在別的背景里。只有在一個歷史凝固的地點，這個地點好像是世外桃源，又好像是中世紀，他對當代急劇變動的男女權利關系的不解，困惑，對一個中國女人的離家背井，不渴望歸宿這種舉動的震動，困惑，對中國和世界的關系的困惑，對一個人的主體性的位置的困惑才顯得格外深刻，明顯。才能在想象中遇到一個從意大利來的傳統(tǒng)女人，才能寫出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的對立，寫出某些中國男性知識分子對傳統(tǒng)的不自覺的選擇和近親，對不符合自己利益的現(xiàn)代性，比如女性的權利，本能的潛意識的抗拒和抵觸。
  　　在這首詩歌里，“我”從多重角度揭示了“我”的靈魂的深刻，偉大和不同凡響。自我的想象和形象都是為了揭示我的思考和靈魂的深度。詩歌首先表達了對自己詩歌寫作的信心。比如：
  　　　　　　　　　她（沈睿）就在這種敘述中誕生，她來自和你
  　　　　　　　　　一起共同生活的過去。
  　　　　　　　　　我已把她（弗蘭達）寫入詩中，接著，我還會
  　　　　　　　　　為她寫詩──為了她那再次向我凝視的目光。
  　　寫作這個行為，在這里成為造物主上帝，成為兩個女人──沈睿和弗蘭達可能存在的根本前提。似乎沒有詩人的寫作，這兩個女人都不能獨立存在，這種對詩歌寫作的信心，不是我們這個時代詩人的信心嗎？我們這個時代歌頌自己寫作的人還少嗎？歌頌寫作本身的人還少嗎？好像寫作詩歌真比生孩子還偉大呢。這種對寫作的信仰，比宗教還虔誠，是不是與中國傳統(tǒng)的對文學的崇拜有關？
  　　其次，“我”不停地談論時代和自己的關系，貌似非常深刻：
  　　　　　　　　　我自己的全部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又能否讓我自己和我的同時代人，
  　　　　　　　　　──從我寫作中走過，并脫下面具，為了
  　　　　　　　　　向一種黑暗的命運致禮？
  　　　　　　　　　結果呢？
  　　　　　　　　　我?guī)缀醪辉訇P心
  　　　　　　　　　自己是誰，而只想說，這就是我們的時代
  　　　　　　　　　……
  　　　　　　　　　什么叫忠實，什么叫不忠實，對于這一代人已經(jīng)沒有意義，
  　　　　　　　　　幾千年的封閉造成了我們現(xiàn)在的自由，
  　　　　　　　　　也從來沒有一雙眼睛在注視著我們，
  　　　　　　　　　而早年貧窮的傷害，不僅在加速著
  　　　　　　　　　一種地獄的貪婪，也使你我的自尊變了形。
  　　觸目驚心嗎？非常真實地描繪了詩人自己的靈魂，簡直是直白了，沒有比這個更真實了，更真了?？墒恰拔摇辈贿@樣看，我貌似說自己的時候，都在談論別人，而自己是：
  　　　　　　　　　一個白癡，仍踉蹌于
  　　　　　　　　　陀斯妥耶夫思基筆下那混合著狂笑的風雪中。
  　　這個時候，“我”成了英雄，孤獨的英雄。成了陀斯妥耶夫筆下善良，理想主義，忠貞愛情的白癡。這種轉換雖然沒有必然聯(lián)系性，可是，我“心如鐵石，坐而不動?！蔽胰绱藞远ǎ疾恢缊远ǖ氖鞘裁礀|西。“而這些，對你講又有什么意義，你已不屑去聽?！倍嗝幢瘔寻?，孤獨的思考者，有靈魂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說什么的詩人！跟一個說英文都結結巴巴的意大利女人，不用說話都理解深深，如今用自己的母語說話，“我”覺得誰也無法理解我的深刻，偉大，精神歷程和思考，別人都不屑去聽。
  　　然而，通篇的思考卻沒有深度也沒有力度。思考的結果是為自己被傷害的驕傲而哭泣。通篇的結構混亂和感情的混亂表達了靈魂本身──如果有靈魂的話──的困惑，受傷害，哭泣，叫喊，同時，又極力維護“一份中國人的面子?！痹谕跫倚率炀毜恼Z言和抒情方式的掩蓋下，一個卑微的靈魂變成了莫名的光榮的靈魂，一個人對變化的世界的不理解和變成了世界對“我”的不理解，一個對兩個世界的女人都沒有理解的男人，想象自己是何等的可愛，值得一個金發(fā)碧眼的女人的一次次矚目，好像是說，中國女人離開我了，我還有外國女人的注視，默默的等待，“我懂。”然而，反諷在其中的是，面對那個俗不可耐的中國女人，卻使“我”靈魂崩裂了，“活，為什么活，愛，為什么愛，……讓我感激的是我的失敗，在我的無可挽回的失敗中，我在朝向一種更高的不可動搖的肯定?！备叩侥睦锶ツ兀坎豢蓜訐u的什么呢？又肯定什么呢？詩人似乎不清楚，他不知道他要到什么高地去，高這個字本身就高了。他只知道不可動搖。換句話說，中國知識分子在時代變化，個人經(jīng)驗的變化中到底要堅持什么？不知道，反正堅持就是勝利。在堅持中，他成了一個英雄，一個肯定的英雄，一個覺得自己英雄就英雄的英雄。關鍵的是，他英雄了什么？詩歌除了空空洞洞地重復這些空洞的靈魂的回聲外，既沒提出真正的問題，也沒回答任何問題。這就是這首詩歌的成功所在──這個時代還有靈魂嗎？如果靈魂變成了極度自戀，如果面對人生的困難，黑暗，靈魂除了自我正確一番，別人的人都是錯誤的，這是拷問自己的靈魂還是假裝有靈魂？靈魂何在？
  　　在這個沒有靈魂的時代，這些知識分子卻偏要說自己的靈魂沉重。在一個人人都找大米找得汗流夾背的熱鬧忙亂的時代，在很多人都做夢買汽車而夢中忍不住呼喚汽車的日子里，這些知識分子偏說大米沒意思，別人找大米都沒意義，只有自戀才有意義，只有自己才有靈魂。在中國女人跑到學校里學習女權是怎么回事的時代，外國女人回到中世紀廚房主動為中國男人煮咖啡去了。在自己被時代的變動困惑了，傷害了的時候，某些知識分子只好說是時代不理解我的偉大，我痛苦，懷才不遇呀，懷才不遇，聽起來怎么那么耳熟？
  　　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王家新寫了一首出色的詩，還沒有別的詩歌把某些中國所謂的知識分子在這個道德淪喪，價值崩潰的時代的左右為難表現(xiàn)得這么好。還沒有人能像王家新這樣，把這個沒有靈魂的時代通過所謂的靈魂的獨白表達了出來。這首百感交集、百感混亂的詩歌，這首我們這個時代所謂知識分子的靈魂自白！這首可以和屈原的《天問》相妣美的詩歌！如果屈原對天空發(fā)問，對命運疑惑重重，渴望知道自己的位置──甚至是宇宙中的位置的話，王家新在這個混亂的時代寫了一首表達混亂的詩歌，他的西化的語言，中文中夾雜英文的實驗，凝重的修辭，自我的憐憫，自我的愛戀，自我的凝視，自我的英雄，自我的拔高，自我的哀歌，都是這個時代的某些知識分子在東西方交流之刻左右不知如何是好的畫像。是的，男權的時代正在完結，那是一個真正偉大的男權時代，我們的文明就是在男權時代產(chǎn)生的，一個時代的完結不是呼喇喇地大廈傾，而是通過個人的生活，我們的日常體現(xiàn)的。面對這種在個人生活中體現(xiàn)的時代的完結，我們人人都不安，我們人人都焦慮，我們人人都對舊的和新的百感交集。這不僅是王家新一個人，在這個意義上，王家新代表了我們的時代。更有意思的是，在這首詩歌里，王家新創(chuàng)造了一個西方的女人的目光，崇拜的，欲望的，不言的目光──一個除了為抒情主人公唱歌而沒有聲音的女性，和中國的傳統(tǒng)歌姬精神相連的女性，成了二十世紀中國男性詩人的想象的貝亞特麗斯，這世界真是倒著走呢。
  　　這篇讀后感寫得夠長了。到此打住。在結尾的時候，我再重申一下自己的閱讀立場。通過對這首詩的性別政治分析，我考察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的社會發(fā)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的時代，對自我的想象和位置設定。奇怪的是，在我們這個人權成為政治的主要的議題時代，有些知識分子連想也不愿想女性主體性存在的可能性，也無法理解女性主體日益獨立的意義，只好用陳詞濫調來歸納和想象中外女人，用英雄化想象自己，用沒有靈魂偽裝靈魂，把空洞的靈魂當成偉大的靈魂。這首詩就是例子。
  　　　　　　　　　　　　　　　　　　　（２００３／７／５于新天堂島莊園）
•   好奇這本《精神的歷程》最終抵達了多少人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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