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10-5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作者:黃大慧 編 頁數(shù):300
前言
在我們慶祝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喜慶時刻,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東亞合作論壇2008:改革開放與東亞”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這里隆重舉行。首先,我謹代表中國人民大學全體師生,對光臨本次論壇的各位嘉賓和專家學者表示熱烈的歡迎! 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30年來,中國共產黨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chuàng)新實踐,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的壯麗詩篇,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大解放,人民生活水平總體達到小康,社會事業(yè)全面進步。 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實行睦鄰、安鄰、富鄰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積極參與東亞一體化進程,與東亞各國開展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廣泛合作。中國的負責任大國態(tài)度使東亞一體化事業(yè)在經濟合作和政治對話領域蒸蒸日上,中國的經濟飛速穩(wěn)定發(fā)展尤其使東亞在經濟危機的沖擊下展現(xiàn)出了強大的抵抗力和生命力。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對東亞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繁榮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這樣的國內國際大背景下,本次論壇以“改革開放與東亞”為題可謂恰逢其時。
內容概要
在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本書作者們圍繞“中國改革開放與東亞”這一主題,對中國發(fā)展經驗與中國新外交、中國改革開放與中日關系、東亞合作中的東北亞與東南亞、金融危機與東亞地區(qū)合作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提出了了午多有價值的觀點。1978年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實行睦鄰、安鄰、富鄰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參與東亞一體化進程,與東亞各國開展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廣泛合作。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為東亞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繁榮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書籍目錄
中國改革開放與東亞(代序)第一部分 中國發(fā)展經驗與中國新外交 中國改革國際比較及其特性 中國特色改革和發(fā)展的意義——成為一種新發(fā)展范式的可能性及其 對國際秩序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對外戰(zhàn)略思想——意識形態(tài)基礎、根本綱領和當今挑戰(zhàn)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際戰(zhàn)略的發(fā)展及主要成就 中國新外交新在何處? 從“新安全觀”到“軟實力”:集體認同的形成還是分化? 新世紀中國民間外交研究:問題、理論和意義 逐漸走強的中國應形成大國思維 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歷史演變:模式與過程 四川大地震與災害救援國際合作之展望第二部分 中國改革開放與中日關系 中日關系發(fā)展三十年 中國的發(fā)展與中日關系 人民幣與日元:對手還是伙伴?——中國改革開放30年與中日關系的新課題 中日防務交流:進展及課題 中日經貿關系:從“民間促進”到“戰(zhàn)略互惠” 略論中日全面推進戰(zhàn)略互惠關系 步入全新階段的中國對日經濟外交:動因與態(tài)勢 改革開放政策是中日關系繼續(xù)發(fā)展的重要依托第三部分 東亞合作中的東北亞與東南亞 日中韓三國間合作的障礙及其克服 日美同盟與中日關系 韓中青年反中、反韓情緒的原因及解決途徑 論中國東亞地區(qū)戰(zhàn)略的展開 中國參與區(qū)域經濟合作的制度形式選擇——基于APEC和CAFTA的比較分析 建構主義視角下審視東盟的對外關系——以東盟與中國、日本、印度關系為例 小馬拉大車?——對東盟在東亞合作中地位作用的再認識 從知識社群到東亞共同體 中國改革開放與蒙中經貿關系第四部分 金融危機與東亞地區(qū)合作 金融危機與東亞地區(qū)合作 東亞金融合作:政治影響與展望 美國金融危機對中日的沖擊 金融危機背景下中日節(jié)能環(huán)保合作的現(xiàn)狀與潛力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有很大區(qū)別的。如果體系是開放的,心態(tài)是開放的,那么就有學習的可能,學習外來的經驗,從而導致創(chuàng)新;如果是單純的、關起門來改革,那么就只是技術上的改革,不可能有制度上的創(chuàng)新。第三,我們的改革不是單一主體改革,而是多主體改革。蘇聯(lián)的改革主要依賴的是中央政府的技術官僚,蘇聯(lián)中央政府牢牢掌握著國家的資源,因此,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蘇聯(lián)的改革,只有中央政府一個投資主體。反觀中國的改革就不一樣,中國的改革,至少有五個投資主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外資以及城市個體戶和廣大農民,這一點是中國改革最大的、最特別的和最有意義的一個特性。蘇聯(lián)的技術官僚是非常優(yōu)秀的,尤其是斯大林時代的技術官僚,他們可以媲美二戰(zhàn)后在日本國內崛起的技術官僚以及20世紀80年代新加坡的技術官僚。他們的歷史功績在于,在20世紀30年代,他們利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就使蘇聯(lián)完成了西方需要一百年才完成的工業(yè)化,從而為蘇聯(lián)戰(zhàn)勝法西斯德國奠定了物質基礎。老子曾經說過:“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彼勾罅謺r代優(yōu)秀技術官僚之“?!痹诤蒸敃苑蚋母飼r代就變成了“禍”。赫魯曉夫的改革完全依賴于中央技術官僚,從而導致蘇聯(lián)的改革就只有中央這個單一主體。而中國在鄧小平1978年啟動改革之時,則認為中央的干部隊伍是無法依賴的。這主要是基于以下兩點考慮:一是中央的干部隊伍專業(yè)知識不夠,無法適應開展現(xiàn)代化建設的需求;二是在鄧小平看來此時的中央干部隊伍還不可靠,是“三種人”(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鄧小平曾說過:“最危險的是‘三種人’,“說他們最危險,是因為:一、他們堅持原來的幫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顛覆性的政治主張;二、他們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時會偽裝自己,騙取信任,時機到來,又會煽風點火,制造新的動亂;三、他們轉移、散布和隱蔽在全國許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聯(lián)系還沒有完全消滅;四、他們比較年輕,也比較有文化。他們當中有些人早就揚言十年、二十年后見??傊?,他們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勢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黨中解決,就會留下禍根,成為定時炸彈?!倍敃r中國國民經濟的形勢非常嚴峻,改革迫在眉睫,必須馬上啟動。在這兩重因素影響下,要改革只能放開,中央政府放權給地方政府,讓地方政府來處理改革事宜,此其一。
后記
“東亞合作論壇叢書”由中國人民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持編寫,主要收錄由該研究中心主辦的“東亞合作論壇”與會者提交的文章。中國人民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依托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其宗旨是協(xié)調和組織學院以及學校的東亞問題研究;加強同國內外學者及相關研究饑構等的交流與合作;推進東亞地區(qū)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領域的研究。經過多年的努力奮斗,在業(yè)界同仁的關懷和支持下,目前東亞研究中心已發(fā)展成為在國內外具有一定影響的東亞問題研究機構。東亞是當今世界最具發(fā)展活力和最引人注目的地區(qū)之一。伴隨東亞地區(qū)經濟的發(fā)展,特別是在經歷東亞金融危機之后,東亞各國的區(qū)域意識增強,東亞合作進程加快。求和平、求發(fā)展、求合作已經成為東亞地區(qū)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當然,東亞在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機遇的同時,也面臨各種挑戰(zhàn)與難題。如何應對這些挑戰(zhàn)、破解這些難題,成為擺在東亞各國政府和各方有識之士面前的一項重要課題。有鑒于此,中國人民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經過認真研究,在國際關系學院領導的大力支持下,決定為國內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探討東亞和平、發(fā)展、合作問題搭建一個高層次、機制化的國際學術交流平臺——“東亞合作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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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與東亞:中國新外交·中日關系·東亞合作》:東亞合作論壇·(第3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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