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守與嬗變

內容概要

　　本書試圖秉承中國古代文化傳統(tǒng)，采用文史哲結合的方式，從中國文化特色、當時政局的狀況、社會思潮的特點、士人心態(tài)的變化、審美趣昧的差異著手，力求還原歷史本來面目，將更多的歷史事實納入視野，以男性中心主義、男女平等意識、貞節(jié)觀、封建一夫多妻制、擇偶標準等因素為切入點對自《金瓶梅》至《紅樓夢》之間的明清人情小說的性愛觀進行綜合考察和研究。寫作框架大致如此：緒論對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進行界定；第一章對研究范圍內的總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思潮作一分析和梳理；第二章至第八章分別針對《金瓶梅》、“三言”“二拍”、艷情小說、才子佳人小說、李漁小說、《醒世姻緣傳》、《紅樓夢》的文本進行深入解讀，歸納其個體特異的性愛觀特點并探討其形成原因；第九章總結明清人情小說的性愛觀總體特征，探尋其中演變的軌跡、內在規(guī)律以及對其后小說的影響作用。對于小說作者確證無誤的，重點考察作者的家庭背景、社會地位、性格特點、人生歷程、交游往來、學術思想以及審美趣味等因素，以準確把握作者的個性特征；對于小說沒有作者或者尚不能確定作者的，注重對小說作者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思潮乃至風氣等方面的考察，以全面掌握當時的人文狀況，以此來探知造成小說性愛觀差異的緣由。本書主要采取比較研究的方法，對考察對象進行共時性和歷史性的審視。在縱向上，通過與明清之前及其后的小說、與考察對象之前及其后的作品對比分析，凸顯出人情小說性愛觀“變”的過程；在橫向上，對一個作家的單個作品，著重對考察對象本身的文本進行爬梳，剖析小說性愛觀的表現(xiàn)形態(tài)；對同一作家多個作品，認真進行對照、比較、歸納、整理，形成代表作家的特點；對同一歷史階段不同作家的作品，則加強對比，從中發(fā)現(xiàn)差異并分析其形成原因。同時運用文化學、社會學、主題學、敘事學、接受美學等方法，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多做實證性探討，內外兼顧，既分析小說性愛觀的表現(xiàn)形式，又注意揭示其內在的規(guī)律性。限于本人才疏學淺，無論是在文本解讀、材料整合，還是在理論闡釋、歸納總結等方面，都深感力不從心。因此舛誤難免，還俟方家驗核，不當之處，敬請斧正。

書籍目錄

緒論第一節(jié)　研究對象與范圍的確定第二節(jié)　關于情愛觀第三節(jié)　本書的思路第一章　歷史境遇與社會風氣第一節(jié)　晚明社會背景與個性思潮第二節(jié)　明清之際社會背景與實學思潮第三節(jié)　清前期社會背景與復古思潮第四節(jié)　明清士人生活方式與社會風氣第二章　正視人欲第一節(jié)　時代境況與財色觀念第二節(jié)　情愛描寫與教化本旨第三節(jié)　男性中心意識與性崇拜第四節(jié)　財色追逐與兩性關系第三章　認可物欲第一節(jié)　以情設教的“三言”一、時代特征與作者概況二、以情為教與理論困境三、以情度情與“情愛觀”第二節(jié)　士、民趣味糅合的“二拍”一、作者概況與創(chuàng)作特色二、文人情趣與市民意識三、審美趣味與道德判斷第四章　縱欲之累第一節(jié)　明末的人情小說一、源流與成因二、狂歡與懺悔三、男權意識與女性意識第二節(jié)　清初的人情小說一、泛濫與衰歇二、破圍與背離三、戒淫與誨淫第五章　知性之愛第一節(jié)　源流與成因第二節(jié)　情感與理性一、才、色、情二、情、理、欲第三節(jié)　功利需求與精神補償?shù)诹隆∮螒蛑畼返谝还?jié)　作家生涯與個性創(chuàng)作第二節(jié)　尚情與實用一、男權主義與男女同情二、寬貞與嚴妒第三節(jié)　勸懲與娛樂第七章　錯位之亂第一節(jié)　時代背景與創(chuàng)作主旨第二節(jié)　哀嘆與變奏第三節(jié)　顛覆與持守第八章　知己之戀第一節(jié)　作者概況與小說創(chuàng)作第二節(jié)　問情與色空一、賈寶玉的“情”與“不情”二、女子的“情”與“恨”三、“情”與“淫”第三節(jié)　觀照與關懷結語第一節(jié)　明清人情小說性愛觀的總體風貌第二節(jié)　禁欲和縱欲并行與貞節(jié)　觀的飄忽第三節(jié)　男權中心思想的松動與男女平等意識的增強第四節(jié)　婚戀擇偶趨向與婚姻悲喜劇參考文獻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第一章 歷史境遇與社會風氣　　第一節(jié) 晚明社會背景與個性思潮　　明代開國后近百年，社會生產力處于恢復階段。戰(zhàn)亂造成的巨創(chuàng)對社會有著深刻的影響，因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明朝統(tǒng)治者致力于恢復生產發(fā)展經濟，政治也比較清明。永樂、宣德兩朝基本承祧了洪武年間的傳統(tǒng)，尊孔崇儒，倡導理學，躬行節(jié)儉，朝告夕振，無有雍蔽，“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yè)，歲不能災”。人們剛剛從戰(zhàn)亂中恢復過來，由此帶來的是與后來的晚明迥然不同的社會秩序的整肅、道德思想的劃一和民風世俗的淳樸，頗有治平之象。其時以頌揚帝德，歌贊承平為宗旨，雍容典雅、沖融演迤風格的臺閣體在文壇大行其道。晏安則易耽怠玩，富盛則漸啟驕奢，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和社會升平，政治狀況發(fā)生了變化，社會上開始萌動著物質享受和感官刺激的欲望潛流?！　∶餍⒆诨实墼谖黄陂g尚能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準時出席經筵，不斷發(fā)布減免水旱地區(qū)賦稅的詔令，虛心聽取官員的建議和勸諫，個人生活上只守著皇后一人而無嬪妃，可謂兢兢業(yè)業(yè)的守成之君。孝宗的獨子武宗在位時則引領淫靡之風，崇尚武功，無休止地追求個人享樂而不受倫理道德的約束。其在位雖短，但其放棄皇帝應負的職責，運用皇權最大限度地伸展其個性，對士人人格心態(tài)的變化影響巨大。他的自我放縱使其盡失道德楷模作用，他的荒唐舉措既破壞了政治穩(wěn)定與社會和諧，同時也助長了風俗奢侈并動搖了倫理道德的約束力。　　正德年間，政教分裂使得權力與道德同時失去統(tǒng)一的標準與維系人心的力量，社會各種奢風侈俗開始形成，并逐漸泛濫，士人人格開始多元化，導致了陽明心學的流行。士人人格從明初的循規(guī)蹈矩、溫厚平和轉向憤激孤傲，從依附圣賢權威轉到獨立自主。有意思的是明代士人一方面著力批判武宗的極度縱欲的生活，另～方面，也有相當一部分士人熱烈追求放縱逞欲的生活方式，追求個人欲望的最大滿足。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記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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